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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項飆:在驅逐之外,北京「浙江村」正規化的糾結和代價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

項飆:在驅逐之外,北京「浙江村」正規化的糾結和代價
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曾達近十萬。

【編者按】: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一棟廉價公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殞命。事件引發該區政府展開為期40日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動,大規模驅逐外來人口。不過,這並不是北京第一次清理外地人口的行動,在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之前,北京政府已經以不同的形式試圖規管外地人口,除了大清理之外,還會將部分非正規經濟「正規化」,北京「浙江村」就是典例。

北京「浙江村」,是來自浙江的服裝經營戶在1980年代形成的典型非正規經濟,曾在1995年被政府大清理,後來政府雖然無法趕走所有浙江外來人口,但成功將「浙江村」正規化、有序化。研究了浙江村二十年的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在此文中指出,在這貌似「現代化」的過程中,強勢者透過區隔社會群體搾取利益、攫取價值,同時瓦解了社會的自我保護和抵制能力。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另一面。

本文全文原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7年2月號,原標題為《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端傳媒》獲作者項飆教授與《二十一世紀》授權編修,分上篇下篇轉載,此文為上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項飆教授此次新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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