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真正冲击资方的不是一例一休，而是劳权意识高涨

台湾《劳动基准法》（《劳基法》）一例一休争议从去年修法一路延烧至今，越演越烈。表面上，民进党政府重演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都会发生的在野开支票、执政就跳票的戏码，而劳工及工商团体因循过去的动员手法，在行政、立法部门进行拉锯战。但拉长时间来看，一例一休争议，背后是台湾基层面对长期都在拖磨的产业转型、社会不公等问题焦躁不安已久，劳资双方的动员及角力模式已经有了质变，只是把战场放在《劳基法》修正上。

先从资方来看，不论过去国民党时代的全民健康保险（全民健保）或是陈水扁刚上台时的“八四工时”（即双周工作84小时），都是执政党设定政策方向，工商团体表达同意或不满之处，立法通过后即无对法案有强烈意见，至多是个别资方钻法令漏洞或是游说行政部门从函释下手，使得原法案精神扭曲并有利于资方。

资方绝无仅有大规模集体施压

本来去年底民进党以取消七天国定假日以换取资方同意支持一例一休，也是循着类似的路径，最后在劳工团体强烈指责民进党跳票下，强度关山通过一例一休。没想到法案通过后不久，资方随即反悔，这里面绝非仅有党政高层宣称需要好好照顾的中小企业。的确，台湾的经济结构快速迈入由大型企业集团垄断、寡占的发展。从百大集团企业的年度获利占全体企业获利的比重来检视，过去十年间，大概从23%增加到27%。至于利润的绝对数字，则是成长了五到六成（从1兆增加到1.6兆）。简言之，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大型集团企业，无论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或是获利比重都越来越高（其中金融资本的扩张更为显著），进而严重挤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与获利空间。然而，这次资方的反弹，是工商团体不论东西南北、无论规模大小、无分产业别，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在社会各个层面、透过各种管道向各政党，尤其是民进党施压，以一例一休让公司的管理失去弹性为由，剑指要求放宽《劳基法》对于工时、加班、休假的规定。

要知道，台湾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民主化，但由于过去皆由日殖或国民党威权由上而下的统治，资方一直透过与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影响政策。资方这种自主大规模的集结，除了在证所税课征及1989年的远化罢工时，特定产业有略有雏形的集结模式外，一例一休这样的规模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台湾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大动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给一例一休规定的加班费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劳基法》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劳动权益的高涨而真正执行。

从未完全执行的《劳基法》

作为划下台湾劳动条件最低标准的《劳基法》，在1984年订立以来，始终没有被真正完全的执行。《劳基法》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先天不足之处：第一，它订定的主要动力，完全是由上而下，主要是美国为解决与台湾庞大的贸易逆差，要求台湾订定劳动保障法令，以瓦解台湾廉价商品的竞争优势；第二，国民党政府以经济发展为纲，对劳政体系的建立，从来都不注重，在行政部门中一直也是位阶极低。《劳基法》的执行单位从来就是没权、没钱、没人力，最显著的例子是至今劳动检查制度仍是没牙的老虎。

所以说，除了国营企业及少数民营大企业，台湾的《劳基法》很多时候比家里有拜有保庇的神明厅还不如。许多中小企业的劳动现场，才会一直保留着具有弹性优势，但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家父长威权式的劳动管理模式。

日前行政院副秘书长何佩珊受媒体专访的说法便是台湾劳政、企业不思进取的显例。何佩珊表示要给台湾经济命脉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但其实台湾已经给这些从不遵守《劳基法》的企业长达33年的缓冲期。现在再拿出来讲的弹性、因为亲朋邻里关系让劳资和谐、彼此尊重的说法，才真的是不接地气的乡野奇谭、都市传说。除了《劳基法》订定前的农村邻里关系早就崩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能外移的企业早就外移，不能外移的也用引进大量外劳、辞退本地劳工来加剧本外劳冲突；整个大环境已经难以实现过去黑手变头家（注一）的期望，现在是连创业都变成连锁加盟大企业下的加盟主奴工；多少次经济危机下来，这些说要共体时艰所以减薪、放无薪假、停发年终奖金的资方，年底却开着崭新的双B轿车炫富。

在质变与转型十字路口的劳资关系

所谓一例一休对资方的冲击并不是法令本身订得多严，也并非劳工团体的动员，而是30多年来劳动条件持续恶化、劳权意识高涨下，台湾的基层从过去私下不满、只能被贴草莓劳工的标签，进化到公开讽刺资方“惯老板”。几次过去必然招致社会敌视的卧轨、堵路、罢工等激烈抗争，都能获得社会将心比心的同情，并开始要求政府强化劳检，促使政府编列预算自2015年开始新进用300多名劳检员，检举企业违法劳动法令此起彼落。

认为反对一例一休的都是少数劳工团体，选择相信资方的说法，即一例一休让资方失去弹性、劳方领取不到加班费而让劳资双方不满，是民进党最大的误判。这是从台湾民主化后政党、民间团体与基层的互动累积而成的政治判断惯性。

从战后1949年到1987年，台湾经历戒严及白色恐怖，加上经济高度发展，民众对未来仍有憧憬及希望。当年政治紧缩的年代，处于少数的劳工运动要打开空间，除了进行“顺法斗争”，即要求国民党政府确实执行由上而下订定的《劳基法》等劳动、社福法令，就是作为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这样的战略，的确能与作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合作，通过一些权利的争取及扩大劳动法令的适用。不过，最重要的深耕基层指标，也就是工会组织率始终难以突破，使得最后获得选票具有公职身份的政治人物才拥有政治实力。这造成民进党在野时就一直与工运团体有心结及潜在冲突，执政后看劳工团体是少数派，便立即倒向资方。

但现在台湾经历薪水20年不涨，医师、工程师、护理师等专业工作都面临高工时、低工资等奴工化的威胁，过劳死频传，既得利益者各种吃香喝辣、讲干话的案例层出不穷，纵使劳工团体的低工会组织率，难以在劳动现场推动大规模地面战，但台湾基层的躁动已经和世界各国类似。就算是民选出来的政府，只要有和既得利益结合的趋势，就是要被打倒的建制派。这就是为何当执政高层认为劳方仍会轻易地对资方描绘的劳资和谐、弹性化能领到加班费，或者可以积假后补休出国度假的说法买单，而硬推修法时，却在劳工平常累积的不满及在网路散播的空战中遭致强烈反弹的主因。

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而台湾社会日益鲜明的劳资矛盾，以及逐渐弥漫、扩散的集体不公义感，势必都将进一步助长星火蔓延之势。

就算政府及资方持续透过强大的政策宣导及劳动现场的指挥管理权裹胁，强硬通过修法，都不会建立起社会共识，反而会让引发一例一休争议的真正原因──劳资对抗持续在社会不公及劳动条件恶化下扩大──持续累积能量。

若此，那么台湾劳资关系，或许，恐怕已经站在根本上质变与转型的十字路口上了。

（卞中佩，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系博士候选；陈柏谦，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

注一：“黑手变头家”指工厂工人在学习到技术后，自行购买机器设备开设自己的公司，成为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