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真正衝擊資方的不是一例一休，而是勞權意識高漲

台灣《勞動基準法》（《勞基法》）一例一休爭議從去年修法一路延燒至今，越演越烈。表面上，民進黨政府重演台灣政黨輪替之後都會發生的在野開支票、執政就跳票的戲碼，而勞工及工商團體因循過去的動員手法，在行政、立法部門進行拉鋸戰。但拉長時間來看，一例一休爭議，背後是台灣基層面對長期都在拖磨的產業轉型、社會不公等問題焦躁不安已久，勞資雙方的動員及角力模式已經有了質變，只是把戰場放在《勞基法》修正上。

先從資方來看，不論過去國民黨時代的全民健康保險（全民健保）或是陳水扁剛上台時的「八四工時」（即雙週工作84小時），都是執政黨設定政策方向，工商團體表達同意或不滿之處，立法通過後即無對法案有強烈意見，至多是個別資方鑽法令漏洞或是遊說行政部門從函釋下手，使得原法案精神扭曲並有利於資方。

資方絕無僅有大規模集體施壓

本來去年底民進黨以取消七天國定假日以換取資方同意支持一例一休，也是循着類似的路徑，最後在勞工團體強烈指責民進黨跳票下，強度關山通過一例一休。沒想到法案通過後不久，資方隨即反悔，這裏面絕非僅有黨政高層宣稱需要好好照顧的中小企業。的確，台灣的經濟結構快速邁入由大型企業集團壟斷、寡佔的發展。從百大集團企業的年度獲利佔全體企業獲利的比重來檢視，過去十年間，大概從23%增加到27%。至於利潤的絕對數字，則是成長了五到六成（從1兆增加到1.6兆）。簡言之，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的大型集團企業，無論在市場上的影響力，或是獲利比重都越來越高（其中金融資本的擴張更為顯著），進而嚴重擠壓到中小企業的經營與獲利空間。然而，這次資方的反彈，是工商團體不論東西南北、無論規模大小、無分產業別，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在社會各個層面、透過各種管道向各政黨，尤其是民進黨施壓，以一例一休讓公司的管理失去彈性為由，劍指要求放寬《勞基法》對於工時、加班、休假的規定。

要知道，台灣雖然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民主化，但由於過去皆由日殖或國民黨威權由上而下的統治，資方一直透過與政府官員的裙帶關係影響政策。資方這種自主大規模的集結，除了在證所稅課徵及1989年的遠化罷工時，特定產業有略有雛形的集結模式外，一例一休這樣的規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台灣資產階級之所以採取大動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給一例一休規定的加班費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勞基法》本身有可能會因為勞動權益的高漲而真正執行。

從未完全執行的《勞基法》

作為劃下台灣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勞基法》，在1984年訂立以來，始終沒有被真正完全的執行。《勞基法》從一開始就有兩個先天不足之處：第一，它訂定的主要動力，完全是由上而下，主要是美國為解決與台灣龐大的貿易逆差，要求台灣訂定勞動保障法令，以瓦解台灣廉價商品的競爭優勢；第二，國民黨政府以經濟發展為綱，對勞政體系的建立，從來都不注重，在行政部門中一直也是位階極低。《勞基法》的執行單位從來就是沒權、沒錢、沒人力，最顯著的例子是至今勞動檢查制度仍是沒牙的老虎。

所以說，除了國營企業及少數民營大企業，台灣的《勞基法》很多時候比家裏有拜有保庇的神明廳還不如。許多中小企業的勞動現場，才會一直保留着具有彈性優勢，但其實另一方面也是家父長威權式的勞動管理模式。

日前行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受媒體專訪的說法便是台灣勞政、企業不思進取的顯例。何佩珊表示要給台灣經濟命脈的中小企業生存空間，但其實台灣已經給這些從不遵守《勞基法》的企業長達33年的緩衝期。現在再拿出來講的彈性、因為親朋鄰里關係讓勞資和諧、彼此尊重的說法，才真的是不接地氣的鄉野奇譚、都市傳說。除了《勞基法》訂定前的農村鄰里關係早就崩解；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能外移的企業早就外移，不能外移的也用引進大量外勞、辭退本地勞工來加劇本外勞衝突；整個大環境已經難以實現過去黑手變頭家（註一）的期望，現在是連創業都變成連鎖加盟大企業下的加盟主奴工；多少次經濟危機下來，這些說要共體時艱所以減薪、放無薪假、停發年終獎金的資方，年底卻開着嶄新的雙B轎車炫富。

在質變與轉型十字路口的勞資關係

所謂一例一休對資方的衝擊並不是法令本身訂得多嚴，也並非勞工團體的動員，而是30多年來勞動條件持續惡化、勞權意識高漲下，台灣的基層從過去私下不滿、只能被貼草莓勞工的標籤，進化到公開諷刺資方「慣老闆」。幾次過去必然招致社會敵視的臥軌、堵路、罷工等激烈抗爭，都能獲得社會將心比心的同情，並開始要求政府強化勞檢，促使政府編列預算自2015年開始新進用300多名勞檢員，檢舉企業違法勞動法令此起彼落。

認為反對一例一休的都是少數勞工團體，選擇相信資方的說法，即一例一休讓資方失去彈性、勞方領取不到加班費而讓勞資雙方不滿，是民進黨最大的誤判。這是從台灣民主化後政黨、民間團體與基層的互動累積而成的政治判斷慣性。

從戰後1949年到1987年，台灣經歷戒嚴及白色恐怖，加上經濟高度發展，民眾對未來仍有憧憬及希望。當年政治緊縮的年代，處於少數的勞工運動要打開空間，除了進行「順法鬥爭」，即要求國民黨政府確實執行由上而下訂定的《勞基法》等勞動、社福法令，就是作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這樣的戰略，的確能與作為在野黨的民進黨合作，通過一些權利的爭取及擴大勞動法令的適用。不過，最重要的深耕基層指標，也就是工會組織率始終難以突破，使得最後獲得選票具有公職身份的政治人物才擁有政治實力。這造成民進黨在野時就一直與工運團體有心結及潛在衝突，執政後看勞工團體是少數派，便立即倒向資方。

但現在台灣經歷薪水20年不漲，醫師、工程師、護理師等專業工作都面臨高工時、低工資等奴工化的威脅，過勞死頻傳，既得利益者各種吃香喝辣、講幹話的案例層出不窮，縱使勞工團體的低工會組織率，難以在勞動現場推動大規模地面戰，但台灣基層的躁動已經和世界各國類似。就算是民選出來的政府，只要有和既得利益結合的趨勢，就是要被打倒的建制派。這就是為何當執政高層認為勞方仍會輕易地對資方描繪的勞資和諧、彈性化能領到加班費，或者可以積假後補休出國度假的說法買單，而硬推修法時，卻在勞工平常累積的不滿及在網路散播的空戰中遭致強烈反彈的主因。

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而台灣社會日益鮮明的勞資矛盾，以及逐漸瀰漫、擴散的集體不公義感，勢必都將進一步助長星火蔓延之勢。

就算政府及資方持續透過強大的政策宣導及勞動現場的指揮管理權裹脅，強硬通過修法，都不會建立起社會共識，反而會讓引發一例一休爭議的真正原因──勞資對抗持續在社會不公及勞動條件惡化下擴大──持續累積能量。

若此，那麼台灣勞資關係，或許，恐怕已經站在根本上質變與轉型的十字路口上了。

（卞中佩，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註一：「黑手變頭家」指工廠工人在學習到技術後，自行購買機器設備開設自己的公司，成為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