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在台北举行,台湾民众虽然不是万众一心迎接庆典,但这难得举办的大型运动赛事,仍让许多人期待,至少开幕典礼一票难求,吸引不少观众目光。
不料,“反年改团体”的闹场抗议,让开幕变了调,选手无法进场,令人错愕,网友大骂国耻,甚至主张闭幕时应出动军队维持秩序。
站在观礼台上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脸色铁青,致词的语调透露出愤怒与不悦。隔天,他召开记者会发表四点声明,痛骂这些陈抗团体搞破坏,是“王八蛋”,并表示从现在开始,面对违法脱序的陈抗行为,台北市会严格执法,采取强硬态度,绝不宽贷。
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也表示,相关团体蓄意滋扰国际活动,威胁国人、选手安全,除已严重违法,更伤害台湾国家形象,要求相关单位调查,严惩暴徒。而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说,“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破坏这场赛事,那就太小看台湾了”,并要大家“团结,团结,再团结!”
反年改团体把自己推到窘境
在国际大型赛事场外破坏国家“团结”的行动并不罕见,1988年汉城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2014年巴西世足赛与以及两年后的里约奥运都有骚动,甚至在2009台北听障奥运会揭幕时,也有独派团体闯进小巨蛋会场,大喊“马英九下台”!
这些破坏团结的行动引起了全球关注,有些却因此解决了该国陈腐已久的问题,甚至改变了制度。不过,反年改团体的勇武行动却没有得到太多同情,反而让许多人傻眼与愤怒,不仅被认为破坏了台湾的国际形象、难得的盛典,也让暂时得以抛开蓝绿、统独,好不容易凝聚起来一致对外的国族情感,转向指责这些为己私利,破坏社会团结的贪婪罪人。
有趣的是,即使民众几乎炮口一致地厌弃反年改团体的抗议行动,却仍存在诸多的差异。有些人压根儿就觉得这些人贪得无厌,是既得利益者,得了便宜还卖乖;也有人认为可以表达诉求,但时间、地点、方法都不对;还有人原本支持反年改的主张,却在行动之后决定与他们保持距离;有人则本来保持中立,但冲撞行动发生后反而反感;有些人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是在抗议,而是恐怖分子;也有人指出,这群“泛蓝”群众背后一定有中国操纵。
民主社会本来就有不同意见,即使是同样反对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理由与评价,民主,就是歧异而纷杂。
回到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反年改团体在世大运开幕上将行动升级,并不让人意外。谁都知道,社会运动会采取激进的冲撞策略,是要提高社会声量,换取更多谈判筹码,并且试图说服民众或与社会沟通。不过,这次的行动却得到相反效果,不但至今无人愿意出面承担责任,除了看到发泄与闹场,社会大众仍无法清楚知道他们的诉求与主张。这群被认为从未考量世代正义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将自己推到边缘的窘境,也一再失去公共讨论的机会,更别说要说服社会了。
社运的目的与根本
“出来混的,终是要还”,搞社会运动当然也不例外,采取什么样的对抗行动,就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与道德后果,不论目的有多高尚,手段有多粗暴,都可以自行论述、自己考量,但也要自行承担,被抓、被关、被唾弃、被赞扬、成英雄,甚至取得政治取权力都是可能的结果,但如何能说服社会,才是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目的与根本。
其实,“反年改”的行动再怎么惹人厌,其诉求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亦不该被全然忽略。民进党政府将公教人员的薪资、退休金与社会年金制度混杂处理是否合宜?是否就是公平正义?是要达到“均富”?还是陷入“均贫”?是否有向财团征税的配套?还只是拿少数人开刀?或者,政府的年改政策是否违反信赖保护原则?让青年对政府失去信任,担心公务工作没有保障?当然,“反年改”团体也可以采取更积极的策略,走入社会,连结不同弱势群体,提出自己的年金版本,提高人民整体的年金保障。
然而,这些都不是传统“军公教”惯有的思维与擅长的策略,他们反而像个被拿走糖果的孩子,一味的哭闹,四处破坏,自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让自己更惹人厌,还巩固了民进党年金改革政策的正当性。
社会需要搅动,但未必是那种为反而反,为己利益的翻搅,而是透过不断的争议、辨证、反思,让社会反省既有的权力机制,发现社会被忽略的意见与问题,而“社会运动”就是重要的搅动器。
事实上,国家能不能进步的关键之一,在于社会运动是否发达,以及大众如何回应社会中的异议声音与行动。不论社会运动提出来的主张是不是合宜或者成熟,或者正确,至少都可能揭露了和谐社会潜藏的问题,以及社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不容否认,社会运动类型千百种,有保守、有基进;有奸巧、有愚蠢;有正义,也有邪气。每个人参加社运的理由也大不相同,可怜的、盲从的、想红的、正义的、热血的、想换取利益的、想谋取权力的、想获得平反、想维护公义,各样的人都有。但,如果我们只考虑立场是否相同、手段是否合宜去评价社会运动,而不进一步理解、论辩其诉求及成因,恐怕会容易忽略了社会运动对社会的重要价值,以及其带来的改变。毕竟,社会行动有其历史及制度因素,并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在愤怒、究责“反年改”的行动之外,我们也该趁着这个机会思考“乱象”背后的制度问题。
警惕团结之名底下的威权心态
不过,除了不能忽略任何行动的社会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年改闹场后的官方反应,并要留意政府是否借由团结、和谐之名,限缩抗议行动的空间,甚至威权再临。
台湾好不容易举办了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吸引国际目光,准备扬眉吐气之际,却遭到无情破坏,不但民众生气,政府震怒也很正常。但政府该作的就是做好维安,依法、依度,保护选手及民众的安全,以及保障人民抗议的权力,但若高举团结而排除异己,甚至强调会态度强硬,严格执法,反而让人不安。
行政机关本来就该依法行政,该挡就挡、该抓就抓,只要不违反法律及比例原则,根本毋须强调,多说,反而显露了执政者焦躁,甚至是保守的威权心态。
但,就算是政府无此心意,我们仍必须警觉,国际赛事是国族情绪高涨的时刻,也往往是政治人物以团结之名,凝聚国人情感,甚至排除异己的时候。不只如此,“团结”也是保守政体惯用的口号,例如,过去的国民党便经常以团结、和谐凝聚社会共识,右派的新党也以“新秩序”召唤群众,更别说中国或香港政府经常高举的团结与和谐大旗。这种隐藏在华人内心世界的反动价值,总是关键时刻隐隐作用,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其对民主政治及多元声音的可能伤害。
柯文哲曾经试图在陈抗现场设置“采访区”限制记者行动,而民进党对集会游行法的修法也比在野时保守许多,执政之后,“进步”力量一再显现保守趋向,徜若因为此次冲击争议让保守势力趁势抬头,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十分不利。
社会上本来就不会有一致的声音,而这也是民主社会的可贵之处。暴力或许不对,但不能忽略它是一种对抗权势或发表意见的手段,追求团结、和谐或许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凝聚,但也不能轻视社会的异议,或者“愚蠢”的声音,就如同港剧《天与地》里佘诗曼所说的,“和谐不是一百个人说同一番话,和谐是一百个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话之余,而又相互尊重。”
政府面对异己、面对暴力,甚至面对荒谬,除了高喊团结,限制骚乱,应该还有更多可能。
(管中祥,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意見,就算互相尊重,也絕不會和諧。
//不容否認,社會運動類型千百種,有保守、有基進;有奸巧、有愚蠢;有正義,也有邪氣。每個人參加社運的理由也大不相同,可憐的、盲從的、想紅的、正義的、熱血的、想換取利益的、想謀取權力的、想獲得平反、想維護公義,各樣的人都有。但,如果我們只考慮立場是否相同、手段是否合宜去評價社會運動,而不進一步理解、論辯其訴求及成因,恐怕會容易忽略了社會運動對社會的重要價值,以及其帶來的改變。畢竟,社會行動有其歷史及制度因素,並與國家政策息息相關,在憤怒、究責「反年改」的行動之外,我們也該趁着這個機會思考「亂象」背後的制度問題。//
寫得好!
同意:“和谐不是一百个人说同一番话,和谐是一百个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话之余,而又相互尊重。”
雖然作者提了很多確實應該注意與思考的問題,但對於最核心的問題-反年改抗爭的訴求缺乏「合理性」-卻有避重就輕的嫌疑。尤其文中挾帶丟出的問題:「年改是否違反政府信賴保護原則」,關於這點,相關的法律見解應該已經足以解釋,信賴保護原則不是這麼用的。
社會運動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它輔助了自由媒體的光說不練,讓執政者切切實實聽到了來自底層的聲音,但是社會運動需要有目標,這個目標必須是“合理的,可數的,朗朗上口的,能達到的“這樣才能得到其餘民眾的支持,推動社會運動的人也要敢於站出來,不要遮遮掩掩帶個口罩,自己都覺得害怕就會讓其他人以為這些運動是否正當,最後,目標一定不要太高,蠶食永遠比鯨吞來的有效,不過,人性都喜歡鯨吞,這樣才能出風頭。看看這次反年改,沒有一個是做到的,不被唾棄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