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崔卫平：民主铁人──悼念晓波

如同一个最脆弱的人那样睡去了，

这晚大地上暴雨如注，

那是他朝向人间不舍的眼泪。

“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我”

刘晓波2009年底没能够在法庭上公开念出的《最后陈述》，其中“我没有敌人”的表述，如他自己所说，最早出现在1989年广场四君子“六二绝食宣言”中。很多人都将那份遥远的历史宣言忘记了，但是刘晓波自己记得清楚。那份宣言中公布“我们的基本口号”，第一条便是：“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隔整整20年，刘晓波再次面临同样的绝境，同样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再次抓紧时机说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 。”

今天有人嘲笑刘晓波的这个说法，只说明他们没有处在那样一种绝境当中——大兵压境，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互相之间能够看得见眼睛和鼻子，听得见对方的呼吸，而他的劣势明摆着，从力量上讲他根本不是对手。交出生命，还是重新将它抓牢？于瞬间将被决定。在这种命悬一线的状态下，他需要找到一个坚实的土地——他要说，你们脚下的土地，也是我能够站立的；你们头顶上的天空，也是我能够享受的。

“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我”，这是卡夫卡在《审判》中小声而固执传达出来的。处于无助状态的囚犯，被控有罪却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历经折磨而看不出赦免的希望，人们煞有介事地在他身边忙碌，跑来跑去，机器根据难以解释的命令高速运转，越来越多目击者出现，迷雾重重当中事情仿佛在迈向一个清晰的结论，而这一切与他本人无关。说到底，他不能理解眼前正在进行的这一切，他拒绝这场游戏、拒绝在游戏中他被指定的角色，他要说这一切全是荒谬，这场审判本身是滑稽的。

运用最后仅有的机会，晓波陈词：“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或许晓波也想大声说出——“我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敌人”，他有理由这样说，他历数全身找不到罪行所在，他也不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这时候，请允许他以自己可能的方式来反击。比起“我不是敌人”的自我辩解，“我没有敌人”不是更加有力？反过来，难道一定要让他说，“对了，我正是你们说的那个敌人”，一定要让他接受那种莫须有的罪名吗？

晓波酷爱卡夫卡，他提到阅读捷克作家《布拉格精神》时，竟一时舍不得阅读关于卡夫卡的那篇《刀剑在逼近》，说生怕读完它，这本书也就读完了。他的妻子刘霞与他分享了同样的爱好。在一封感谢哈维尔的信中，刘霞写道：“晓波和我在家里经常会对我们的荒诞生活说‘完全卡夫卡’”。为什么是卡夫卡？卡夫卡精神是什么？是只身一人面对世界，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个人的守护。在坚守的个人眼里，世界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个人应该不依据外部世界的指令，不依据外部世界看上去的变动而去响应、去配合，甚至不依据外部世界本身的性质（其实它总是在人们的理解当中），而是依据自己的内部指令而采取行动，依据自己生命中的信仰。越是个人的，便越是自由的。

由此，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其界桩来自于他自身。他不愿意或不允许放进他自己生命中的，他也不愿意放进世界当中。假如他生命中本来不具有暴力意向，他便没有必要根据别人的行为而给自己添加这一项；假如他的生命崇尚自由自主，他便没有必要因为他人的罪行而沉浸在仇恨当中，仇恨的人仍然是受对方支配的；假如这个人体验过人生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他便深知一定要让美好、开放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根，而不是任何一种偏狭固执的东西。他的生命朝向爱和光明，而不是恨和黑暗，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是他自身愿意承担的，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自己写成。其他人可以选择与晓波同行，也可以与他平行前进，但没有必要认为那肯定是他的一个错误，一个污点，有待改正或超越。二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他是毅行者。中国缺少晓波这样的毅行者，这也是使得他能够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我与晓波实际接触很晚，是在1999年他结束劳教出来之后。有些聚会不记得了，朋友发来照片才想起。印象比较深的是几次郊游，有一次不知怎么走到了北郊秦城监狱附近，他与小刘荻一起兴致勃勃地寻找自己监所的方位，还拍照留念。还有一次为了什么事，徐友渔、郝建与我一起“捉拿”他去了刘军宁的村里，当面问询他本人的看法，最后友渔做出结论，晓波私下的看法与我们差不多，这才放他过关。零八宪章签名是最后一次见面，2008年11月初，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一个餐馆，友渔、梁文道几个朋友在场。他突然问我：“官方为什么一定要‘保八’？”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它指的是当时官方一定要将 GDP 维持在八个增长点。我记得晓波最后一个表情，便是这个困惑而执著的镜头。

他有两次认真地对我说，“卫平，80年代文学界就剩咱们俩”，他大致是说，从80年代文学界一路走过来，许多熟悉的面孔都离去了。这也是他被判刑11年时，我要打电话替他找回那些老朋友的原因。2010年警察问我：“怎么认识刘晓波？”我回答，“我们同一个专业”。我们都是中文系77级的，他在吉林大学，我在南京大学，在本科读书期间，我们始终伴随着浓厚的历史反省的社会氛围。抛弃此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回到人性和宽容，是那个时期的社会共识，晓波在《六二绝食宣言》和《最终陈述》都特别提到过。研究生时期我们读的是同样专业——“文艺学”。1988年担任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导师的蒋培坤老师，1982年春天曾经与我乘同一条船从重庆到南京，我们刚一同参加完一个文艺理论会议。

晓波比我大半岁，文革时同属小学生，父母不在家，学校停课，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前面的历史负担比较轻。十多岁时，他也曾作为子女随父母下放。其余还有一点可笑的相似，因为家中排行相同，我们的小名相同。他无比可笑在于89年之后他父亲去秦城监狱看望他，还是一口一个“小三”，而我自上大学之后父母便不再那样叫我。最终我们都患了癌症，那是一种接受试探比接受死亡更加要命的疾病，当然他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从感性的个人到民主铁人

晓波80年代那篇著名的“肇事”文章，有一个在今天看来费解的标题《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什么是感性？什么是个人？这是他的起点，也是理解他的起点。
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我曾请一帮好朋友去娄烨家看他的《颐和园》，内容与六四有关，娄烨因该片受罚五年不许拍片。没想到看完电影后娄烨成了炮轰的对象，大家对于娄烨的影片很不理解，提出的质疑包括为什么把一场举世瞩目的民主运动，仅仅描述成一场年轻人的青春狂欢？为什么没有描写开枪？如果不是直接描写大屠杀，那么这部电影不如不拍！结尾处主人公余红明明见到了旧日情人，为什么却又要离他远去？

接下来轮到娄烨傻眼了，他诚恳地回应道，我始终在阅读各位老师的书，谢谢你们的著作陪伴我成长，但是没有想到等我把老师们的想法消化之后拍成电影，老师们却不认识了（大意）。他求救般的看着我，希望我能够给一个说法。我对于两边都有理解，试图解释道：“个人”、“个人主义”这些东西，对在场的老师们来说，更多也许是书本上的理念，作为社会进步或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提出来的。但对于娄烨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来说，个人则是血肉，是以身试法，是单身滚地雷、是不断拷问和抵达个人的极限，甚至是不惜以粉碎自身为代价，挑战世俗，来寻找真实的自我和建立个人的界限。这部影片便是关于这样一种感性的个人，以可见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印证了那个单数的个人。放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要允许这样的个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经历六四。

刘晓波首先便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个人，这对他的学者朋友来说是不太熟悉的。这里涉及到8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某种精神氛围。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也不能够吸引年轻的人们，人们愿意朝向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反的方向走去。恰逢此时西方现代派文艺在中国传播，尼采、萨特、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卡夫卡、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等成了青年人新的标准配备，尤其在艺术圈、诗歌圈中出现了那样一种“实验性个人”。他／她们愤世嫉俗，挑战常规，一定要显示自己是不受约束的。传说中晓波的那些“狂放不羁”的举动，口出狂言，睥睨天下，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通过一种甚至是夸张的行为，他要表现独一无二的自我，与他人拉开距离。

最近我们一位共同的老朋友、诗人简宁写短文说，他1986年10月第一次见晓波，是他在一个小型会议含泪背诵《透明的红萝卜》片段。晓波狂批当时从文学理论到创作的所有知名人士，但实际上有一个人他喜欢，那就是莫言。莫言这部早期小说的确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刺目感性。简宁回忆，晓波作为“黑马”杀出的那个会议，散会之后他继续不依不饶。吃饭时东道主依照惯例按长幼尊卑让大家入座，晓波当场发飙，嚎啕大哭退席，说“这样一个会议，吃饭还要遵从等级制”，他的举动立即迷住了在场的年轻人。有人跟着他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去另外的朋友家吃饺子，饭桌上他又跟年轻诗人吹嘘起自己如何吸大麻。当时我身处先锋诗歌圈内，见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比较多，能理解但不喜欢。

所幸这匹“害马”没有闯到我们家来，倒是刘霞大约在1987年来过，她那时刚刚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先锋小说。目前旅德的诗人廖亦武先生那会儿是我家的常客，凭他那套“行头”，我们楼开电梯的阿姨毋须询问就直接摁了我家的楼层。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氛围，让情感和想像力获得肉身的存在，属于克尔凯郭尔学说中的审美阶段——为感觉、冲动和情感所支配，沉溺于感性的享乐生活。在关于六四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晓波写到对于前妻的愧疚，认为自己曾经放荡不羁的生活给她带来巨大的伤害，应该就是指这段时间。在他那篇惹风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里，他无限制地推崇无意识直觉，他把自己的行为也弄得像是没有经过大脑无意识发生的。所谓“无意识”在社会运动中有一个相应的词汇，叫做“自发性”，他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自发性。

感性个人的召唤，帮助晓波建立起一种生命的完整性和饱满性。不仅是生命感受和艺术感受的丰满深厚，而且是一个人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个人的身体和思想的一致，他的言词和行为的合一。如果他的思想抵达一个地方，那么他的身体也要去往这个地方。他不能忍受身体与头脑的分离，不能光是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在晓波的个人气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智性的活动令他感到真正的快乐，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举动背后始终有“理念”的参与，而他比一个知识分子真正多出来的，就是他的这种行动能力。你不是想要自由吗？那么就自由地行动吧。你不是想要尊严吗？那么就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得像一个尊严的人那样。不少人提到前后有“两个刘晓波”，我倒是觉得若不是前面一个“感性个人的刘晓波”，断断不会出现后来“行动的刘晓波”。作为一个行动者，他的起点是在80年代更早时候就已经奠定了，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运，是他这个人贯穿始终的东西。

天安门绝食时，他们打出的标语为“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第四条便是针对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行动方面的软骨症。2001年晓波撰文《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结尾处大声疾呼：“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

哈维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故事与极权主义》，指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里，因为千篇一律的高压，人们动弹不得，只有忍受气喘病的慢性折磨，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故事。反倒是在监狱里，发现许多生龙活虎的人。哈维尔本人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一生便是如此。回顾刘晓波的一生，不是“坎坷”这样的传统词汇能够概括的，他与哈维尔一样也是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故事。或许在一般中国人眼里，晓波所经历的更像“事故”，是一连串的失事，一连串的翻船，一连串的亮起红灯。极权主义严丝合缝的链条，在他这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掉链子了”。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没有比他的奇特人生更加能够揭示极权主义本质和我们自身的处境——冲突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之一，是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一系列能够讲述出来的“事迹”。

应该说，作为一个学者或思想者，晓波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话题设置能力，但是他始终以血肉之躯，去印证他所抱定的真理；以看得见的行动，践行他心中的理念。这使得他不断冲击这个政权的底线，以自己的行为来拓展社会空间和公民行动的边界。1989年他很清楚自己出头是为了“在广场上宣传我的政治主张，使之深入人心、扩大影响”，1991年1月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受审，后因带领学生和平撤离广场免予刑事处分。1995年他起草和发起两次重要签名《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及《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数月。1996年因与人发表关于台湾、西藏问题意见《双十宣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劳动教养三年。2008年因发表零八宪章，被法庭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11年重刑。在中国这种残酷的监狱条件下，一个人坐一次牢便已十分不易，他这些年反复进进出出，应该赢得一个“民主铁人”的荣誉。

在以行动印证理想方面，刘晓波的名字完全能够与哈维尔、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相匹配。

被爱驯服

人们经常谈到晓波的率性而为，他是一个很“真”的人吗？如果是，那么应该说至少有两种“真人”，一种是朴实的真，不需要做出什么努力他就是真实的，他也不懂得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另一种是求真，求真的过程仍然是雕琢的过程，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觉改进而接近真实，或者在同时出现的种种杂念中寻找出那个最真实的加以彰显。晓波属于后者。他不断地求真，然而这个求取的过程，很可能也是失真的过程：当一个人要显示自己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偏离了真实。当他作出种种夸张的举动，沉浸于一种戏剧性表演时，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失真的，然而他努力把这种失真弄得像是真的一样。这就产生一个虚空，他要进一步去寻找那个刚刚丢失的真实。

这么说，也想表明晓波拥有强烈的反思精神，他会给自己照镜子，他心里有一面小鼓不停地提醒和矫正自己，把那些走形的、走样的改回来。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晓波有不少弱点，但是我知道他具有一种美好的品质：晓波有严格的反省精神，他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并且愿意为此而不断努力。”这个人因此而具有一种生长性和开放性，也拥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在我看来，倒是有“外”与“内”的两个刘晓波，一个刘晓波在前面舞台上，聚光灯下不免要涂一些油彩，行为看上去有一点滑稽；同时还有一个后台的刘晓波，密切注视前台的那一个，审视他、嘲笑他、给他喝倒彩和施加压力。

晓波写于1993年的这本六四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挑剔乃至苛刻的立场描绘了六四广场上的一些负面行为，同时也以更加残酷犀利的笔调剖析了他本人，引起许多争议，最近我才读了它。其中具体的细节应该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包括对于这场运动本身的认识也许片面（实际上他99年出来之后做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不管怎么说，该书拥有一种巨大的心理上的真实，令人震撼，为中文世界所少见。它应该是晓波匆忙混乱的一生中最为沉静、内敛、深刻、紧凑的文字，不应该因为其表面上的缺陷而被埋没。

这本小书贯穿着这样一种自责：他还活着，而有人死去；他作为“六四名人”而活着，而普通人死去。“那个只身张开双臂拦坦克的小伙子呢？你们的血是否白流了？你们的勇敢、良知和献身精神是否在被戏弄？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养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名。”在普通人的生命面前，他低下了桀骜不驯的头。六四开枪的确让我们这些人意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击穿别人身体的子弹，同样能够击穿我们的脑袋。

在高墙里写《悔过书》，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在高压之下说话不算数，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作为解脱，晓波却为此痛彻于心。他设想了种种可能与不可能，来来回回审视自己。假如悔过没有发生呢？而即使是坚持不悔过，那么其原因也不是“为了良心尊重真实、保护良知、坚持正义，而是为了我的公共形象、社会名誉和长远的功利。”

然而，这个所谓“公共形象”本身，实际上并不完全属于他本人，而是官方帮助下弄出来的，与官方制造的幻觉和谎言有关。当他们执意寻找不存在的敌人，同时也制造了“英雄”，因此，这个英雄实际上是掺假的：“如果共产党稍稍聪明点，当代中国就不会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共产党的愚蠢、不宽容和说谎虚构了、捏造了许多英雄，这些虚假的英雄是共产党谎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公众。滑稽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被共产党的谎言所迷惑的结果。” 我始终关心苏联东欧持异见者对于自身的了解，从未见过这么深刻的见解——在揭穿官方谎言的同时，也揭露了英雄的空洞，自身的空洞，他把自己从戏剧性舞台上英雄的位置上彻底拉了下来。

使得他性情发生令人瞩目的根本改变，是他的爱人刘霞。刘霞是一奇女子，写诗、摄影、绘画、嗜书，吃很少的食物，瘦得能飘起来，却蕴含巨大精神能量。实际上他俩于1996年春节就结婚了，双方父母见了面，但那时候晓波没有户口没法领结婚证。这年下半年晓波开始劳教，为了合法地探视，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补办了结婚证，在劳教所共同吃了一顿午饭，算再次举行婚礼。刘霞每月去一趟，都背上大包沉重的书籍。这三年晓波再一次沉浸于大量阅读，哈耶克、哈贝马斯、海德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德沃金、朋霍费尔、圣．奥古斯丁等，也再一次从事精美语言的运用——他在狱中写给刘霞几十首诗，是他语言能力的再度升华，于其中他的情感和人格得到再度淬炼。早些年他过着一种诗人般狂放不羁的生活，然而真正运用语言成为诗人，却是在身体被囚禁之日，他写得比许多诗人还要好。许多年之后，当他的那些快速时评被人们忘记，应该是他的诗句被人们记起的时刻。

其中有两首诗提到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这本小说在他俩的关系中有着重要位置，晓波写到新婚当晚他给刘霞朗读过。在很大程度上，晓波和刘霞正像是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希刺克里夫和凯瑟琳，属于荒野的一模一样两个灵魂，激情而粗砺。“我便是希刺克里夫”，凯瑟琳在绝望中呼号道，“他比我更像我自己”。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不仅是互相依偎，而且是互相砥砺，互相剥去伪装，一步步逼近更深的真实，最后得到的真实应该如同死亡一样不可更改。劳教一年之后，晓波仍然写出这样激情有力的句子：“荒野上裸露的激情／不需要花环的装饰／夜晚的宁静足以抒情／那么狂暴的风／使破碎的影子相互嘶咬／/艾米莉教会了我们——／没有灰烬的语言／便无从与死亡交谈”。

刘霞是一位极其认真的创作者，惜墨如金，她有一次对我说，她花费了一年时间仅仅“写了四句诗”，何等执著的精神！她很少出门，晓波在外面的聚会她一般不参加，她有自己丰富的天地。如果说现代艺术家分两种，一种是放纵者，一种是苦行者，刘霞属于后者。卡夫卡般的气质深入了她的骨髓，仅仅是她捍卫个人，保持个人的真实，就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晓波被时代的巨浪抛起，转眼又沉到浪谷的深处，而刘霞始终保持不动声色，对于喧闹有一种本能的抵制。

能够读到刘霞最早写给晓波的诗，时间标在1989年6月2日，即四君子宣布绝食的那一天“我没有来得及与你说上一句话／你成了新闻人物……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烟／望着天”。在一首叫做《错位》的诗中，她写道：“在毫无防备脆弱时刻／一出没有彩排的戏上演了……任何戏装和脂粉／难以将我伪装／曲终人散我／和我并肩站在台上／一个泪流满面／一个放声大笑”。她甚至写了一首叫做《空椅子》的诗歌，一语成谶，像一个女先知：“空椅子空椅子／如此之多的空椅子／在世界各处／梵高画中的空椅子格外诱人”（8/1989）

她不需要求得外界的认同，远离喧哗与骚动，个性上应该比晓波更真实、更彻底，像是晓波的另一个自我、他自我的最里层，晓波因而对她表示了最大的敬意：“你总是出现在／如此高绝的时刻／让我仰视且晕旋／双脚无力攀登／目光充满畏惧”。这首写作日期为“1996.12.28”，即晓波在劳教所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在这批诗中他多次表示只愿意与她在一起，哪怕暂时对这个世界关上大门：“抛开虚拟的殉难／我渴望躺在你的脚下／这是除了与死亡纠缠的／唯一义务／也是心如明镜时／持久的幸福。” （《渴望逃离——给妻》，12/8/1999）。“外面的世界很光亮很绚烂／光亮得让我恐惧绚／烂得使我厌倦／我的目光只衷情于／你的黑暗——／单纯而不可分割”（《我是你的终身囚徒》，1/1/1997）。刘霞是他生命中有关真实的定海神针。

他俩的这种关系，让我想起《小王子》的故事里说的“驯服”，被爱驯服。狐狸对小王子提到了驯服。小王子问：“什么叫驯服呢？”狐狸回答，驯服就是“建立联系”。不仅是通过出生，而且是通过爱的驯服，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驯服”就是生命的一种开放性，通过这种开放和对话，两个人从根部将生命紧紧结合在一起，就是晓波说的：“是谁甘愿揹负起我的罪恶／是被我感动的女人吗／是你呀！我凭泥土认出是你……你是被我塑造／也塑造我的女人。”（2/1997）

中国有句古话“一物降一物”，有朋友表示对晓波被刘霞“降伏”，感到惊讶和不理解。晓波有福了，这位试图驯化统治者、驯化权力的人，首先得到一位女性的驯化，将他本人身上凶猛刺耳的东西制服。一个人难免对于自己有着许多恨意和敌意，爱拔除了它们。

亲爱的，该起身了

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怀疑从西西弗斯的石头开始

信仰从你丢掉家门的钥匙开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给你，只交给你一人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时刻降临

──《以你的炸裂……——给霞》1997、1、2

民主政治是化敌为友

“我没有敌人”，是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提供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在极权条件下，政治是难的。政治的出现，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暴力的结束。政治是在强制性暴力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在以暴力维持社会（“维稳”）的地方，不存在政治空间。

人与人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用零八宪章的话来说，在中国这仅仅写在字面上。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言词，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人们之间的互相商谈，是通过对话、协商，让种种分歧得到呈现和整合。这个国家遍地因言获罪，看上去不存在政治的途径和前景。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么也不存在法治和追求法治的、平等的和追求平等的，以及民主的和追求民主的前景。然而这样看问题，依然是“大一统”的思维。

实际上，很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出现了某些缝隙，存在某个可能的临时空间，仿佛昙花一现。它能存活多长时间，是否有生长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辨识和呵护。当然，这个临时空间也不会是从天而降，也是多方面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昭示另外一些可能性，是发生转变的酵母，它所带来的意义也不止于一时一地，而是可以灌注到其他场合和行为中去。当然，这些空间本身也是不一样的，不同人们的努力令事情有着不同的面貌和形状，每个不同的起点都是值得尊重的。

有说八九之后晓波的思想从激进转为温和，表面上看起来仿佛如此。但我要指出，这里应该存在一个误会。89年前的晓波，主要是从事文化批评，追求审美解放，那是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人说话一人负责；然而如果是涉入政治，那么境况则大不相同。可以说，晓波自从涉入政治，即使在1989年，他就是温和的。所谓温和，并不意味着认同官方立场，站在官方一边，而是指自身所采取的途径是温和务实的。在1989年的某个时刻，便存在这样一个临时的、也是温和的政治空间，晓波一脚踏了进去，成了他日后政治活动的一个原点。

与晓波一起在广场绝食的周舵先生回忆，1989年5月13日这一天，是他邀请刘晓波参加统战部的一个会议。实际上这天统战部有两个会议，先是在上午，由统战部副部长陶斯亮主持，一会儿部长阎明复从另一个会场也过来了。会议主题是期望到场的周舵、郑也夫、章立凡等人能够劝说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让出天安门广场，免得党内改革派被动和遭遇整肃。下午周舵他们出去分头找人，周舵找到了晓波，希望晓波能找到吾尔开希来统战部参加座谈，晓波本人也接受了邀请。晚上7点半统战部第二次开会，各路学生代表也都前往，甚至还有官方共青团学生代表，阎明复本人主持会议。这是一个政治性质的会议，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政治空间，这样的时刻非常之少。

一边是阎明复等开明官方，一边是绝食学生，晓波、邓正来等一干年轻大学教师所扮演的，便不是单纯抗议的角色，用周舵的话来说，他们是作为“中间人”，试图让两边产生对话、沟通和理解。与此前那个愤世嫉俗、与社会势不两立的诗人相比，晓波的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加进了其他内涵。

晓波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是周舵喊他来开会并有发言。他的发言首先批评了官方“四．二六”社论的错误，眼下政府必须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接下来，他呼吁学生们必须学会“妥协、让步、宽容”。他提到了学生中存在的“敌人意识”：“……敌人意识和死要面子会破坏已经出现的相互理解的气氛。学生如果不妥协、不让步，就会逐渐失去党内和政府内的开明派的支持和同情。学生运动不应该卷入党内派系之争，但必须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来自党内的支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他讲完之后，阎明复笑他“不要讲得太透明，点到为止”。

14日凌晨两点多钟，晓波跳上一辆平板车广场上发表演讲，呼吁学生在戈尔巴乔夫抵达时要理性，也批评有学生打断官方代表讲话：“这不是民主，而是仇恨”。听众中有人高喊“懦夫，滚下去！”“黑马怎么变成绵羊了。”当时晓波得到的这个批评，与后来他们组织广场和平撤离时，有人骂他们是“懦夫”、“胆小鬼”、“学贼”是一致的。今天因为“没有敌人”而骂晓波的人，与当年这些人们，属于同一个“神圣家族”。

晓波感到委屈，难道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听学生的嘘声、喝倒彩？然而，即使挨骂，他也没有觉得有“回归”的需要。他清楚地自己是什么和要什么。接下来5月15日，他拒绝了由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弄出的一个知识界签名（拒绝修改签名文本的邀请），原因是在他看来，这份东西仍然运用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解放以来”、“劳动人民”、“人民万岁”），表明这些人与旧体制仍有着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联系。而晓波已经完成了独立个人的洗礼，他是自由身。这种自由表现为——虽然身在体制，其思想和立场可以超出体制；并且既然是自由的，便可以超出任何一方。实际上不排除，有人即使身在体制之外，其思想却是体制式的。周舵对柴玲在六四凌晨早些时候广场大喇叭里喊：“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送去了嘲讽，他后来写道：“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

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敌人”的表述，是晓波与周舵共同提出的。晓波称《六二绝食宣言》“基本内容是我和周舵共同商量的”，侯德健也做了补充。他说了是由他本人执笔，但是并没有对其中观点作出细分。周舵在回忆中提到绝食由晓波提出，而他答应晓波绝食的邀请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进步人人有责’”。周舵也说了“我拟了一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这与晓波所说的并不冲突。周舵私心里还存有他若去绝食，可以防止晓波作出其他疯狂的事情。晓波当时的妻子听说周舵也去绝食，顿时松了一口气，觉得万一有事也只有周舵说得动他。可以说，一旦步入政治空间，人与人之间也同样存在互相驯服的关系，即建立深刻的、既自我承担又互相承担的联系，当年的晓波与周舵便是这样。

有件事情也可以澄清一下。一些西方媒体和作者都把晓波写成了最后在广场上与戒严部队谈判者，其实不是，前往谈判的是侯德健与周舵两个人，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录（晓波、周舵和侯德健）都是这么写的。周舵说，是他提议撤离广场和去找戒严部队谈判的，最后他们四人一致作出决定，包括派谁前往，都是集体同意了的。晓波后来动情地写下目睹两位谈判者前往时自己的心情：“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留下的晓波继续紧张地处理有可能流落在广场上的武器，亲自在纪念碑栏杆上砸烂一把半自动步枪，震得他虎口和双臂发麻。此前他与周舵、侯德健一起，已经成功劝说几名市民放弃从被阻拦的坦克上弄来的一挺重机枪。很难想像如果这些枪支一旦开火，会遭致多么强烈的打击，多少学生和市民会更多地丧生。实际上为什么这些枪支会流到民间，也是一个谜，以后的历史学家或可以解释。

提到这些细节不是为了弱化晓波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意义，相反，正是为了突出他可贵的政治品质。若是坐牢可以一个去，若是牺牲也是一个一个的，但是政治不是一个人弄出来的，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命运、共呼吸，是需要搭建平台，尽可能把平台做大，释放更多人的意见，符合更多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刻，则是他们能够把四双手搭在一起，做成人桥，让更多的生命安全通过。一旦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和行动，他们每一个人就都贡献了同样的力量，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晓波的自我克制显得特别宝贵。实际上他最初反对撤离和谈判，但是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话来说，最终是因为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政治行动中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比个人的天马行空更重要。

政治不是个人写作，原创的归属权没有那么重要。谁认同了某个道理，他就拥有了这个道理，然后以自身为起点去实践。谁拥有实践，谁才拥有政治。当年波兰在团结工会之前成立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便是这个策略，谁认同 KOR 的理念，谁就是 KOR 的人，可以就地自主地发展 KOR，以 KOR 的名义工作。能够从原有的有限平台上，通过自己的加入，新接出一块来，将这个平台做大，这个人的工作就有了政治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签名无疑是一件政治行为，是邀请更多的人到同一个平台上共同发声，拓展话语平台也是拓展政治平台。晓波95年、96年再三进去，都是做文本、弄签名。有人攻击他无非是“上书”，对体制仍然抱有幻想，实乃混淆是非，胡搅蛮缠，不值一驳，官方都比这些人清楚。从晓波再三陷入囹圄的遭遇当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努力的意义——在分而治之的管制下，不同身份的公民们能够走到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

零八宪章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它是话语的平台也是政治的平台。尽管宪章本身的文本并不十分完善，我此前甚至说过它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而是若干年来不同的人们在这里或者那里说过的“陈词滥调”，但即使是“陈词滥调”，它们并没有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集中呈现过。我同意零八宪章的英文翻译林培瑞教授的观点，他指出此前关于中国的政治前景只是体制内“更自由”还是“更保守”之间的两种选择，然而零八宪章在这之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第三个选项。

甚至零八宪章的文本也不是晓波起草的，而是别人，他后来才加入了这项工作。但是一旦他投身其中，便以巨大的热情在工作。他穿越整个北京城，当面找了许多人来签名，不厌其烦地解释它的意义，成功地说服了许多人，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写了许多电邮，也是再三解释，对象包括许多年轻人，他不惜一再放低身段。最初303个签名，也就晓波能够拿到，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能够将体制内外、不同行业和不同时期的反对人士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保留他们的差异，发出共同的声音，今后10年或者15年内看不出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这也是这么多年晓波积累起来的政治资产，他的牺牲、他的学识、他包容的人品，使得他获得了广泛的人脉。他从制度中跌落出来，但是重新把自己做成了坚韧的纽带，在另一个平台上把不同人们结合到一起。从最初特立独行的审美解放，他走向了脚踏实地的政治解放。

如果要问晓波的精神遗产是什么？那么最为宝贵的就是这份政治遗产，是政治言说和政治行动。零八宪章首先是一个政治文本，而不是道德文本。就像晓波获奖，诺奖委员会主席那年强调，这是一个政治的奖项，而不是道德奖项。当然，在极权条件下，道德勇气永远是重要的和宝贵的，坚忍不拔的行动能力是最需要的，晓波身上便体现了这种百折不挠的道德勇气和行动，然而他同时还有宝贵的政治意识，致力于搭建新的政治平台，打造新的政治空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零八宪章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不应该去问晓波，而应该问问我们每一个签署者，它取决于我们每个签署人后来和当下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发扬它的精神，依据它的精神进行工作，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令它成为遗产。

关于“我没有敌人”一说，国际社会成功地接收到了它的信息，而他的一些“战友”却因此而至今不能原谅他，急于想要超越他。与他生前一样，即使是在身后，晓波也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他在获得巨大荣誉之后失去自由，他留下来的巨大责任，需要我们来承担。我们只能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下提倡政治，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催生民主，没有法治的境遇中力争推动法治。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民主不是没有敌人，而是化敌为友，像晓波始终做的那样。

晓波安息！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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