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崔衛平：民主鐵人──悼念曉波

如同一個最脆弱的人那樣睡去了，

這晚大地上暴雨如注，

那是他朝向人間不捨的眼淚。

「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我」

劉曉波2009年底沒能夠在法庭上公開念出的《最後陳述》，其中「我沒有敵人」的表述，如他自己所說，最早出現在1989年廣場四君子「六二絕食宣言」中。很多人都將那份遙遠的歷史宣言忘記了，但是劉曉波自己記得清楚。那份宣言中公布「我們的基本口號」，第一條便是：「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時隔整整20年，劉曉波再次面臨同樣的絕境，同樣性命攸關的時刻。他再次抓緊時機說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 。」

今天有人嘲笑劉曉波的這個說法，只說明他們沒有處在那樣一種絕境當中——大兵壓境，四周全是陌生的面孔，互相之間能夠看得見眼睛和鼻子，聽得見對方的呼吸，而他的劣勢明擺着，從力量上講他根本不是對手。交出生命，還是重新將它抓牢？於瞬間將被決定。在這種命懸一線的狀態下，他需要找到一個堅實的土地——他要說，你們腳下的土地，也是我能夠站立的；你們頭頂上的天空，也是我能夠享受的。

「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我」，這是卡夫卡在《審判》中小聲而固執傳達出來的。處於無助狀態的囚犯，被控有罪卻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歷經折磨而看不出赦免的希望，人們煞有介事地在他身邊忙碌，跑來跑去，機器根據難以解釋的命令高速運轉，越來越多目擊者出現，迷霧重重當中事情彷彿在邁向一個清晰的結論，而這一切與他本人無關。說到底，他不能理解眼前正在進行的這一切，他拒絕這場遊戲、拒絕在遊戲中他被指定的角色，他要說這一切全是荒謬，這場審判本身是滑稽的。

運用最後僅有的機會，曉波陳詞：「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或許曉波也想大聲說出——「我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敵人」，他有理由這樣說，他歷數全身找不到罪行所在，他也不是為了他的個人利益。這時候，請允許他以自己可能的方式來反擊。比起「我不是敵人」的自我辯解，「我沒有敵人」不是更加有力？反過來，難道一定要讓他說，「對了，我正是你們說的那個敵人」，一定要讓他接受那種莫須有的罪名嗎？

曉波酷愛卡夫卡，他提到閲讀捷克作家《布拉格精神》時，竟一時捨不得閲讀關於卡夫卡的那篇《刀劍在逼近》，說生怕讀完它，這本書也就讀完了。他的妻子劉霞與他分享了同樣的愛好。在一封感謝哈維爾的信中，劉霞寫道：「曉波和我在家裏經常會對我們的荒誕生活說『完全卡夫卡』」。為什麼是卡夫卡？卡夫卡精神是什麼？是隻身一人面對世界，是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個人的守護。在堅守的個人眼裏，世界是不可理解的。這樣的個人應該不依據外部世界的指令，不依據外部世界看上去的變動而去響應、去配合，甚至不依據外部世界本身的性質（其實它總是在人們的理解當中），而是依據自己的內部指令而採取行動，依據自己生命中的信仰。越是個人的，便越是自由的。

由此，他對於世界的看法，其界樁來自於他自身。他不願意或不允許放進他自己生命中的，他也不願意放進世界當中。假如他生命中本來不具有暴力意向，他便沒有必要根據別人的行為而給自己添加這一項；假如他的生命崇尚自由自主，他便沒有必要因為他人的罪行而沉浸在仇恨當中，仇恨的人仍然是受對方支配的；假如這個人體驗過人生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他便深知一定要讓美好、開放的東西在自己身上生根，而不是任何一種偏狹固執的東西。他的生命朝向愛和光明，而不是恨和黑暗，這是他自己的一個決定，是他自身願意承擔的，每個人的歷史都是由自己寫成。其他人可以選擇與曉波同行，也可以與他平行前進，但沒有必要認為那肯定是他的一個錯誤，一個污點，有待改正或超越。二十年如一日，堅持自己理念的人，他是毅行者。中國缺少曉波這樣的毅行者，這也是使得他能夠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我與曉波實際接觸很晚，是在1999年他結束勞教出來之後。有些聚會不記得了，朋友發來照片才想起。印象比較深的是幾次郊遊，有一次不知怎麼走到了北郊秦城監獄附近，他與小劉荻一起興致勃勃地尋找自己監所的方位，還拍照留念。還有一次為了什麼事，徐友漁、郝建與我一起「捉拿」他去了劉軍寧的村裏，當面問詢他本人的看法，最後友漁做出結論，曉波私下的看法與我們差不多，這才放他過關。零八憲章簽名是最後一次見面，2008年11月初，在西直門地鐵附近的一個餐館，友漁、梁文道幾個朋友在場。他突然問我：「官方為什麼一定要『保八』？」一開始我沒有反應過來，它指的是當時官方一定要將 GDP 維持在八個增長點。我記得曉波最後一個表情，便是這個困惑而執著的鏡頭。

他有兩次認真地對我說，「衞平，80年代文學界就剩咱們倆」，他大致是說，從80年代文學界一路走過來，許多熟悉的面孔都離去了。這也是他被判刑11年時，我要打電話替他找回那些老朋友的原因。2010年警察問我：「怎麼認識劉曉波？」我回答，「我們同一個專業」。我們都是中文系77級的，他在吉林大學，我在南京大學，在本科讀書期間，我們始終伴隨着濃厚的歷史反省的社會氛圍。拋棄此前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學說，回到人性和寬容，是那個時期的社會共識，曉波在《六二絕食宣言》和《最終陳述》都特別提到過。研究生時期我們讀的是同樣專業——「文藝學」。1988年擔任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導師的蔣培坤老師，1982年春天曾經與我乘同一條船從重慶到南京，我們剛一同參加完一個文藝理論會議。

曉波比我大半歲，文革時同屬小學生，父母不在家，學校停課，過了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前面的歷史負擔比較輕。十多歲時，他也曾作為子女隨父母下放。其餘還有一點可笑的相似，因為家中排行相同，我們的小名相同。他無比可笑在於89年之後他父親去秦城監獄看望他，還是一口一個「小三」，而我自上大學之後父母便不再那樣叫我。最終我們都患了癌症，那是一種接受試探比接受死亡更加要命的疾病，當然他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從感性的個人到民主鐵人

曉波80年代那篇著名的「肇事」文章，有一個在今天看來費解的標題《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什麼是感性？什麼是個人？這是他的起點，也是理解他的起點。
請允許我講一個故事。我曾請一幫好朋友去婁燁家看他的《頤和園》，內容與六四有關，婁燁因該片受罰五年不許拍片。沒想到看完電影後婁燁成了炮轟的對象，大家對於婁燁的影片很不理解，提出的質疑包括為什麼把一場舉世矚目的民主運動，僅僅描述成一場年輕人的青春狂歡？為什麼沒有描寫開槍？如果不是直接描寫大屠殺，那麼這部電影不如不拍！結尾處主人公余紅明明見到了舊日情人，為什麼卻又要離他遠去？

接下來輪到婁燁傻眼了，他誠懇地回應道，我始終在閲讀各位老師的書，謝謝你們的著作陪伴我成長，但是沒有想到等我把老師們的想法消化之後拍成電影，老師們卻不認識了（大意）。他求救般的看着我，希望我能夠給一個說法。我對於兩邊都有理解，試圖解釋道：「個人」、「個人主義」這些東西，對在場的老師們來說，更多也許是書本上的理念，作為社會進步或歷史進步的方向而提出來的。但對於婁燁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來說，個人則是血肉，是以身試法，是單身滾地雷、是不斷拷問和抵達個人的極限，甚至是不惜以粉碎自身為代價，挑戰世俗，來尋找真實的自我和建立個人的界限。這部影片便是關於這樣一種感性的個人，以可見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印證了那個單數的個人。放在那樣一個時間點上，要允許這樣的個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經歷六四。

劉曉波首先便是這樣一個感性的個人，這對他的學者朋友來說是不太熟悉的。這裏涉及到80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某種精神氛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也不能夠吸引年輕的人們，人們願意朝向與正統意識形態相反的方向走去。恰逢此時西方現代派文藝在中國傳播，尼采、沙特、齊克果、佛洛伊德，卡夫卡、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等成了青年人新的標準配備，尤其在藝術圈、詩歌圈中出現了那樣一種「實驗性個人」。他／她們憤世嫉俗，挑戰常規，一定要顯示自己是不受約束的。傳說中曉波的那些「狂放不羈」的舉動，口出狂言，睥睨天下，應該在這個意義上加以理解。通過一種甚至是誇張的行為，他要表現獨一無二的自我，與他人拉開距離。

最近我們一位共同的老朋友、詩人簡寧寫短文說，他1986年10月第一次見曉波，是他在一個小型會議含淚背誦《透明的紅蘿蔔》片段。曉波狂批當時從文學理論到創作的所有知名人士，但實際上有一個人他喜歡，那就是莫言。莫言這部早期小說的確顯示了不同尋常的刺目感性。簡寧回憶，曉波作為「黑馬」殺出的那個會議，散會之後他繼續不依不饒。吃飯時東道主依照慣例按長幼尊卑讓大家入座，曉波當場發飆，嚎啕大哭退席，說「這樣一個會議，吃飯還要遵從等級制」，他的舉動立即迷住了在場的年輕人。有人跟着他一起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去另外的朋友家吃餃子，飯桌上他又跟年輕詩人吹噓起自己如何吸大麻。當時我身處先鋒詩歌圈內，見到諸如此類的事情比較多，能理解但不喜歡。

所幸這匹「害馬」沒有闖到我們家來，倒是劉霞大約在1987年來過，她那時剛剛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先鋒小說。目前旅德的詩人廖亦武先生那會兒是我家的常客，憑他那套「行頭」，我們樓開電梯的阿姨毋須詢問就直接摁了我家的樓層。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氛圍，讓情感和想像力獲得肉身的存在，屬於齊克果學說中的審美階段——為感覺、衝動和情感所支配，沉溺於感性的享樂生活。在關於六四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曉波寫到對於前妻的愧疚，認為自己曾經放蕩不羈的生活給她帶來巨大的傷害，應該就是指這段時間。在他那篇惹風波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裏，他無限制地推崇無意識直覺，他把自己的行為也弄得像是沒有經過大腦無意識發生的。所謂「無意識」在社會運動中有一個相應的詞彙，叫做「自發性」，他始終保持着這樣一種自發性。

感性個人的召喚，幫助曉波建立起一種生命的完整性和飽滿性。不僅是生命感受和藝術感受的豐滿深厚，而且是一個人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個人的身體和思想的一致，他的言詞和行為的合一。如果他的思想抵達一個地方，那麼他的身體也要去往這個地方。他不能忍受身體與頭腦的分離，不能光是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之。在曉波的個人氣質中，佔主導地位的仍然是一個知識分子，智性的活動令他感到真正的快樂，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舉動背後始終有「理念」的參與，而他比一個知識分子真正多出來的，就是他的這種行動能力。你不是想要自由嗎？那麼就自由地行動吧。你不是想要尊嚴嗎？那麼就要捨棄一些東西，做得像一個尊嚴的人那樣。不少人提到前後有「兩個劉曉波」，我倒是覺得若不是前面一個「感性個人的劉曉波」，斷斷不會出現後來「行動的劉曉波」。作為一個行動者，他的起點是在80年代更早時候就已經奠定了，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運，是他這個人貫穿始終的東西。

天安門絕食時，他們打出的標語為「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第四條便是針對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在行動方面的軟骨症。2001年曉波撰文《自由的力量在於踐行》，結尾處大聲疾呼：「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便不是道義，遑論力量！」

哈維爾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故事與極權主義》，指出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社會裏，因為千篇一律的高壓，人們動彈不得，只有忍受氣喘病的慢性折磨，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個個鮮明生動的故事。反倒是在監獄裏，發現許多生龍活虎的人。哈維爾本人跌宕起伏、充滿傳奇的一生便是如此。回顧劉曉波的一生，不是「坎坷」這樣的傳統詞彙能夠概括的，他與哈維爾一樣也是充滿了各種奇異的故事。或許在一般中國人眼裏，曉波所經歷的更像「事故」，是一連串的失事，一連串的翻船，一連串的亮起紅燈。極權主義嚴絲合縫的鏈條，在他這兒一而再、再而三地「掉鏈子了」。在我們的朋友當中，沒有比他的奇特人生更加能夠揭示極權主義本質和我們自身的處境——衝突不可避免。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之一，是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一系列能夠講述出來的「事蹟」。

應該說，作為一個學者或思想者，曉波並沒有表現出很強的話題設置能力，但是他始終以血肉之軀，去印證他所抱定的真理；以看得見的行動，踐行他心中的理念。這使得他不斷衝擊這個政權的底線，以自己的行為來拓展社會空間和公民行動的邊界。1989年他很清楚自己出頭是為了「在廣場上宣傳我的政治主張，使之深入人心、擴大影響」，1991年1月他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受審，後因帶領學生和平撤離廣場免予刑事處分。1995年他起草和發起兩次重要簽名《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及《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數月。1996年因與人發表關於台灣、西藏問題意見《雙十宣言》，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勞動教養三年。2008年因發表零八憲章，被法庭以「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11年重刑。在中國這種殘酷的監獄條件下，一個人坐一次牢便已十分不易，他這些年反覆進進出出，應該贏得一個「民主鐵人」的榮譽。

在以行動印證理想方面，劉曉波的名字完全能夠與哈維爾、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翁山蘇姬）相匹配。

被愛馴服

人們經常談到曉波的率性而為，他是一個很「真」的人嗎？如果是，那麼應該說至少有兩種「真人」，一種是樸實的真，不需要做出什麼努力他就是真實的，他也不懂得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另一種是求真，求真的過程仍然是雕琢的過程，一個人可以通過自覺改進而接近真實，或者在同時出現的種種雜念中尋找出那個最真實的加以彰顯。曉波屬於後者。他不斷地求真，然而這個求取的過程，很可能也是失真的過程：當一個人要顯示自己是真實的，那麼他就偏離了真實。當他作出種種誇張的舉動，沉浸於一種戲劇性表演時，他應該知道自己是失真的，然而他努力把這種失真弄得像是真的一樣。這就產生一個虛空，他要進一步去尋找那個剛剛丟失的真實。

這麼說，也想表明曉波擁有強烈的反思精神，他會給自己照鏡子，他心裏有一面小鼓不停地提醒和矯正自己，把那些走形的、走樣的改回來。正如胡平先生所說：「曉波有不少弱點，但是我知道他具有一種美好的品質：曉波有嚴格的反省精神，他對自己有極高的要求，並且願意為此而不斷努力。」這個人因此而具有一種生長性和開放性，也擁有一種特殊的人格魅力。在我看來，倒是有「外」與「內」的兩個劉曉波，一個劉曉波在前面舞台上，聚光燈下不免要塗一些油彩，行為看上去有一點滑稽；同時還有一個後台的劉曉波，密切注視前台的那一個，審視他、嘲笑他、給他喝倒彩和施加壓力。

曉波寫於1993年的這本六四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挑剔乃至苛刻的立場描繪了六四廣場上的一些負面行為，同時也以更加殘酷犀利的筆調剖析了他本人，引起許多爭議，最近我才讀了它。其中具體的細節應該有許多可商榷的地方，包括對於這場運動本身的認識也許片面（實際上他99年出來之後做了大幅度調整），但是不管怎麼說，該書擁有一種巨大的心理上的真實，令人震撼，為中文世界所少見。它應該是曉波匆忙混亂的一生中最為沉靜、內斂、深刻、緊湊的文字，不應該因為其表面上的缺陷而被埋沒。

這本小書貫穿着這樣一種自責：他還活着，而有人死去；他作為「六四名人」而活着，而普通人死去。「那個隻身張開雙臂攔坦克的小伙子呢？你們的血是否白流了？你們的勇敢、良知和獻身精神是否在被戲弄？苦難會為某些人換來美名，犧牲會成為某些人撈取功名利祿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許僅僅滋養了幾個膽小鬼和騙子，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名。」在普通人的生命面前，他低下了桀驁不馴的頭。六四開槍的確讓我們這些人意識到一個簡單的真理：擊穿別人身體的子彈，同樣能夠擊穿我們的腦袋。

在高牆裏寫《悔過書》，是很難避免的事情。在高壓之下說話不算數，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作為解脱，曉波卻為此痛徹於心。他設想了種種可能與不可能，來來回回審視自己。假如悔過沒有發生呢？而即使是堅持不悔過，那麼其原因也不是「為了良心尊重真實、保護良知、堅持正義，而是為了我的公共形象、社會名譽和長遠的功利。」

然而，這個所謂「公共形象」本身，實際上並不完全屬於他本人，而是官方幫助下弄出來的，與官方製造的幻覺和謊言有關。當他們執意尋找不存在的敵人，同時也製造了「英雄」，因此，這個英雄實際上是摻假的：「如果共產黨稍稍聰明點，當代中國就不會有持不同政見者的英雄。共產黨的愚蠢、不寬容和說謊虛構了、捏造了許多英雄，這些虛假的英雄是共產黨謊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在欺騙自己的同時也欺騙了公眾。滑稽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也是被共產黨的謊言所迷惑的結果。」 我始終關心蘇聯東歐持異見者對於自身的了解，從未見過這麼深刻的見解——在揭穿官方謊言的同時，也揭露了英雄的空洞，自身的空洞，他把自己從戲劇性舞台上英雄的位置上徹底拉了下來。

使得他性情發生令人矚目的根本改變，是他的愛人劉霞。劉霞是一奇女子，寫詩、攝影、繪畫、嗜書，吃很少的食物，瘦得能飄起來，卻藴含巨大精神能量。實際上他倆於1996年春節就結婚了，雙方父母見了面，但那時候曉波沒有戶口沒法領結婚證。這年下半年曉波開始勞教，為了合法地探視，在律師的幫助下他們補辦了結婚證，在勞教所共同吃了一頓午飯，算再次舉行婚禮。劉霞每月去一趟，都背上大包沉重的書籍。這三年曉波再一次沉浸於大量閲讀，海耶克、哈伯馬斯（哈貝馬斯）、海德格、杜斯妥也夫斯基、德沃金、潘霍華、聖．奧古斯丁等，也再一次從事精美語言的運用——他在獄中寫給劉霞幾十首詩，是他語言能力的再度昇華，於其中他的情感和人格得到再度淬鍊。早些年他過着一種詩人般狂放不羈的生活，然而真正運用語言成為詩人，卻是在身體被囚禁之日，他寫得比許多詩人還要好。許多年之後，當他的那些快速時評被人們忘記，應該是他的詩句被人們記起的時刻。

其中有兩首詩提到了英國女作家愛梅麗．勃朗特，《呼嘯山莊》的作者。這本小說在他倆的關係中有着重要位置，曉波寫到新婚當晚他給劉霞朗讀過。在很大程度上，曉波和劉霞正像是書中的兩位主人公希刺克里夫和凱瑟琳，屬於荒野的一模一樣兩個靈魂，激情而粗礪。「我便是希刺克里夫」，凱瑟琳在絕望中呼號道，「他比我更像我自己」。這樣的兩個人在一起，不僅是互相依偎，而且是互相砥礪，互相剝去偽裝，一步步逼近更深的真實，最後得到的真實應該如同死亡一樣不可更改。勞教一年之後，曉波仍然寫出這樣激情有力的句子：「荒野上裸露的激情／不需要花環的裝飾／夜晚的寧靜足以抒情／那麼狂暴的風／使破碎的影子相互嘶咬／/艾米莉教會了我們——／沒有灰燼的語言／便無從與死亡交談」。

劉霞是一位極其認真的創作者，惜墨如金，她有一次對我說，她花費了一年時間僅僅「寫了四句詩」，何等執著的精神！她很少出門，曉波在外面的聚會她一般不參加，她有自己豐富的天地。如果說現代藝術家分兩種，一種是放縱者，一種是苦行者，劉霞屬於後者。卡夫卡般的氣質深入了她的骨髓，僅僅是她捍衞個人，保持個人的真實，就用盡了她全部的力氣。曉波被時代的巨浪拋起，轉眼又沉到浪谷的深處，而劉霞始終保持不動聲色，對於喧鬧有一種本能的抵制。

能夠讀到劉霞最早寫給曉波的詩，時間標在1989年6月2日，即四君子宣布絕食的那一天「我沒有來得及與你說上一句話／你成了新聞人物……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煙／望着天」。在一首叫做《錯位》的詩中，她寫道：「在毫無防備脆弱時刻／一齣沒有彩排的戲上演了……任何戲裝和脂粉／難以將我偽裝／曲終人散我／和我並肩站在台上／一個淚流滿面／一個放聲大笑」。她甚至寫了一首叫做《空椅子》的詩歌，一語成讖，像一個女先知：「空椅子空椅子／如此之多的空椅子／在世界各處／梵高畫中的空椅子格外誘人」（8/1989）

她不需要求得外界的認同，遠離喧譁與騷動，個性上應該比曉波更真實、更徹底，像是曉波的另一個自我、他自我的最裏層，曉波因而對她表示了最大的敬意：「你總是出現在／如此高絕的時刻／讓我仰視且暈旋／雙腳無力攀登／目光充滿畏懼」。這首寫作日期為「1996.12.28」，即曉波在勞教所度過的第一個生日。在這批詩中他多次表示只願意與她在一起，哪怕暫時對這個世界關上大門：「拋開虛擬的殉難／我渴望躺在你的腳下／這是除了與死亡糾纏的／唯一義務／也是心如明鏡時／持久的幸福。」 （《渴望逃離——給妻》，12/8/1999）。「外面的世界很光亮很絢爛／光亮得讓我恐懼絢／爛得使我厭倦／我的目光只衷情於／你的黑暗——／單純而不可分割」（《我是你的終身囚徒》，1/1/1997）。劉霞是他生命中有關真實的定海神針。

他倆的這種關係，讓我想起《小王子》的故事裏說的「馴服」，被愛馴服。狐狸對小王子提到了馴服。小王子問：「什麼叫馴服呢？」狐狸回答，馴服就是「建立聯繫」。不僅是通過出生，而且是通過愛的馴服，一個人才能夠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馴服」就是生命的一種開放性，通過這種開放和對話，兩個人從根部將生命緊緊結合在一起，就是曉波說的：「是誰甘願揹負起我的罪惡／是被我感動的女人嗎／是你呀！我憑泥土認出是你……你是被我塑造／也塑造我的女人。」（2/1997）

中國有句古話「一物降一物」，有朋友表示對曉波被劉霞「降伏」，感到驚訝和不理解。曉波有福了，這位試圖馴化統治者、馴化權力的人，首先得到一位女性的馴化，將他本人身上兇猛刺耳的東西制服。一個人難免對於自己有着許多恨意和敵意，愛拔除了它們。

親愛的，該起身了

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懷疑從西西弗斯的石頭開始

信仰從你丟掉家門的鑰匙開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給你，只交給你一人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

──《以你的炸裂……——給霞》1997、1、2

民主政治是化敵為友

「我沒有敵人」，是發出一個強烈的呼籲，提供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空間。
在極權條件下，政治是難的。政治的出現，要滿足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暴力的結束。政治是在強制性暴力結束的地方開始的。在以暴力維持社會（「維穩」）的地方，不存在政治空間。

人與人的政治關係是一種平等的、互相尊重的關係，用零八憲章的話來說，在中國這僅僅寫在字面上。政治的重要途徑之一是言詞，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人們之間的互相商談，是通過對話、協商，讓種種分歧得到呈現和整合。這個國家遍地因言獲罪，看上去不存在政治的途徑和前景。如果一定要這樣說，那麼也不存在法治和追求法治的、平等的和追求平等的，以及民主的和追求民主的前景。然而這樣看問題，依然是「大一統」的思維。

實際上，很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出現了某些縫隙，存在某個可能的臨時空間，彷彿曇花一現。它能存活多長時間，是否有生長的可能性，取決於人們對它的辨識和呵護。當然，這個臨時空間也不會是從天而降，也是多方面力量長期積累的結果，它昭示另外一些可能性，是發生轉變的酵母，它所帶來的意義也不止於一時一地，而是可以灌注到其他場合和行為中去。當然，這些空間本身也是不一樣的，不同人們的努力令事情有着不同的面貌和形狀，每個不同的起點都是值得尊重的。

有說八九之後曉波的思想從激進轉為溫和，表面上看起來彷彿如此。但我要指出，這裏應該存在一個誤會。89年前的曉波，主要是從事文化批評，追求審美解放，那是可以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一人說話一人負責；然而如果是涉入政治，那麼境況則大不相同。可以說，曉波自從涉入政治，即使在1989年，他就是溫和的。所謂溫和，並不意味着認同官方立場，站在官方一邊，而是指自身所採取的途徑是溫和務實的。在1989年的某個時刻，便存在這樣一個臨時的、也是溫和的政治空間，曉波一腳踏了進去，成了他日後政治活動的一個原點。

與曉波一起在廣場絕食的周舵先生回憶，1989年5月13日這一天，是他邀請劉曉波參加統戰部的一個會議。實際上這天統戰部有兩個會議，先是在上午，由統戰部副部長陶斯亮主持，一會兒部長閻明復從另一個會場也過來了。會議主題是期望到場的周舵、鄭也夫、章立凡等人能夠勸說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時候讓出天安門廣場，免得黨內改革派被動和遭遇整肅。下午周舵他們出去分頭找人，周舵找到了曉波，希望曉波能找到吾爾開希來統戰部參加座談，曉波本人也接受了邀請。晚上7點半統戰部第二次開會，各路學生代表也都前往，甚至還有官方共青團學生代表，閻明復本人主持會議。這是一個政治性質的會議，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政治空間，這樣的時刻非常之少。

一邊是閻明復等開明官方，一邊是絕食學生，曉波、鄧正來等一干年輕大學教師所扮演的，便不是單純抗議的角色，用周舵的話來說，他們是作為「中間人」，試圖讓兩邊產生對話、溝通和理解。與此前那個憤世嫉俗、與社會勢不兩立的詩人相比，曉波的身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加進了其他內涵。

曉波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是周舵喊他來開會並有發言。他的發言首先批評了官方「四．二六」社論的錯誤，眼下政府必須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接下來，他呼籲學生們必須學會「妥協、讓步、寬容」。他提到了學生中存在的「敵人意識」：「……敵人意識和死要面子會破壞已經出現的相互理解的氣氛。學生如果不妥協、不讓步，就會逐漸失去黨內和政府內的開明派的支持和同情。學生運動不應該捲入黨內派系之爭，但必須爭取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特別是來自黨內的支持。」（《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他講完之後，閻明復笑他「不要講得太透明，點到為止」。

14日凌晨兩點多鐘，曉波跳上一輛平板車廣場上發表演講，呼籲學生在戈爾巴喬夫抵達時要理性，也批評有學生打斷官方代表講話：「這不是民主，而是仇恨」。聽眾中有人高喊「懦夫，滾下去！」「黑馬怎麼變成綿羊了。」當時曉波得到的這個批評，與後來他們組織廣場和平撤離時，有人罵他們是「懦夫」、「膽小鬼」、「學賊」是一致的。今天因為「沒有敵人」而罵曉波的人，與當年這些人們，屬於同一個「神聖家族」。

曉波感到委屈，難道千里迢迢從美國回來，就是為了聽學生的噓聲、喝倒彩？然而，即使捱罵，他也沒有覺得有「回歸」的需要。他清楚地自己是什麼和要什麼。接下來5月15日，他拒絕了由一些著名作家、學者弄出的一個知識界簽名（拒絕修改簽名文本的邀請），原因是在他看來，這份東西仍然運用黨化的意識形態語言（「解放以來」、「勞動人民」、「人民萬歲」），表明這些人與舊體制仍有着許多自覺和不自覺的聯繫。而曉波已經完成了獨立個人的洗禮，他是自由身。這種自由表現為——雖然身在體制，其思想和立場可以超出體制；並且既然是自由的，便可以超出任何一方。實際上不排除，有人即使身在體制之外，其思想卻是體制式的。周舵對柴玲在六四凌晨早些時候廣場大喇叭裏喊：「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送去了嘲諷，他後來寫道：「什麼『人民廣場』！立刻讓我聯想起『人民幣』、『人民銀行』、『人民郵電』！什麼『不可丟』，丟了又能怎樣！全是共產黨電影小說裏學來的一套。」

很有可能，「我們沒有敵人」的表述，是曉波與周舵共同提出的。曉波稱《六二絕食宣言》「基本內容是我和周舵共同商量的」，侯德健也做了補充。他說了是由他本人執筆，但是並沒有對其中觀點作出細分。周舵在回憶中提到絕食由曉波提出，而他答應曉波絕食的邀請是有條件的：「一定要發表一篇宣言，說明我們的目的不是去煽動，是勸和，並且要藉此宣傳一種沒有敵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還提了兩個口號，『我們沒有敵人』，『中國的進步人人有責』」。周舵也說了「我擬了一個提綱，曉波執筆寫的」，這與曉波所說的並不衝突。周舵私心裏還存有他若去絕食，可以防止曉波作出其他瘋狂的事情。曉波當時的妻子聽說周舵也去絕食，頓時鬆了一口氣，覺得萬一有事也只有周舵說得動他。可以說，一旦步入政治空間，人與人之間也同樣存在互相馴服的關係，即建立深刻的、既自我承擔又互相承擔的聯繫，當年的曉波與周舵便是這樣。

有件事情也可以澄清一下。一些西方媒體和作者都把曉波寫成了最後在廣場上與戒嚴部隊談判者，其實不是，前往談判的是侯德健與周舵兩個人，他們三個人的回憶錄（曉波、周舵和侯德健）都是這麼寫的。周舵說，是他提議撤離廣場和去找戒嚴部隊談判的，最後他們四人一致作出決定，包括派誰前往，都是集體同意了的。曉波後來動情地寫下目睹兩位談判者前往時自己的心情：「望着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來」。留下的曉波繼續緊張地處理有可能流落在廣場上的武器，親自在紀念碑欄杆上砸爛一把半自動步槍，震得他虎口和雙臂發麻。此前他與周舵、侯德健一起，已經成功勸說幾名市民放棄從被阻攔的坦克上弄來的一挺重機槍。很難想像如果這些槍支一旦開火，會遭致多麼強烈的打擊，多少學生和市民會更多地喪生。實際上為什麼這些槍支會流到民間，也是一個謎，以後的歷史學家或可以解釋。

提到這些細節不是為了弱化曉波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意義，相反，正是為了突出他可貴的政治品質。若是坐牢可以一個去，若是犧牲也是一個一個的，但是政治不是一個人弄出來的，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同命運、共呼吸，是需要搭建平台，盡可能把平台做大，釋放更多人的意見，符合更多人的利益，在這個時刻，則是他們能夠把四雙手搭在一起，做成人橋，讓更多的生命安全通過。一旦是他們共同的決定和行動，他們每一個人就都貢獻了同樣的力量，沒有誰比誰更重要。曉波的自我剋制顯得特別寶貴。實際上他最初反對撤離和談判，但是用他在回憶錄中的話來說，最終是因為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在政治行動中能夠聽從別人的意見，比個人的天馬行空更重要。

政治不是個人寫作，原創的歸屬權沒有那麼重要。誰認同了某個道理，他就擁有了這個道理，然後以自身為起點去實踐。誰擁有實踐，誰才擁有政治。當年波蘭在團結工會之前成立的「保衞工人委員會」（KOR）便是這個策略，誰認同 KOR 的理念，誰就是 KOR 的人，可以就地自主地發展 KOR，以 KOR 的名義工作。能夠從原有的有限平台上，通過自己的加入，新接出一塊來，將這個平台做大，這個人的工作就有了政治意義。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簽名無疑是一件政治行為，是邀請更多的人到同一個平台上共同發聲，拓展話語平台也是拓展政治平台。曉波95年、96年再三進去，都是做文本、弄簽名。有人攻擊他無非是「上書」，對體制仍然抱有幻想，實乃混淆是非，胡攪蠻纏，不值一駁，官方都比這些人清楚。從曉波再三陷入囹圄的遭遇當中，也可以看出他這種努力的意義——在分而治之的管制下，不同身份的公民們能夠走到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

零八憲章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理解，它是話語的平台也是政治的平台。儘管憲章本身的文本並不十分完善，我此前甚至說過它並沒有什麼新的想法，而是若干年來不同的人們在這裏或者那裏說過的「陳詞濫調」，但即使是「陳詞濫調」，它們並沒有放在同一個平台上集中呈現過。我同意零八憲章的英文翻譯林培瑞教授的觀點，他指出此前關於中國的政治前景只是體制內「更自由」還是「更保守」之間的兩種選擇，然而零八憲章在這之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第三個選項。

甚至零八憲章的文本也不是曉波起草的，而是別人，他後來才加入了這項工作。但是一旦他投身其中，便以巨大的熱情在工作。他穿越整個北京城，當面找了許多人來簽名，不厭其煩地解釋它的意義，成功地說服了許多人，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他還寫了許多電郵，也是再三解釋，對象包括許多年輕人，他不惜一再放低身段。最初303個簽名，也就曉波能夠拿到，想不出第二個人能夠做到。能夠將體制內外、不同行業和不同時期的反對人士整合到同一個平台上，保留他們的差異，發出共同的聲音，今後10年或者15年內看不出有人能夠像他那樣。這也是這麼多年曉波積累起來的政治資產，他的犧牲、他的學識、他包容的人品，使得他獲得了廣泛的人脈。他從制度中跌落出來，但是重新把自己做成了堅韌的紐帶，在另一個平台上把不同人們結合到一起。從最初特立獨行的審美解放，他走向了腳踏實地的政治解放。

如果要問曉波的精神遺產是什麼？那麼最為寶貴的就是這份政治遺產，是政治言說和政治行動。零八憲章首先是一個政治文本，而不是道德文本。就像曉波獲獎，諾獎委員會主席那年強調，這是一個政治的獎項，而不是道德獎項。當然，在極權條件下，道德勇氣永遠是重要的和寶貴的，堅忍不拔的行動能力是最需要的，曉波身上便體現了這種百折不撓的道德勇氣和行動，然而他同時還有寶貴的政治意識，致力於搭建新的政治平台，打造新的政治空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零八憲章是否還有意義？這個問題不應該去問曉波，而應該問問我們每一個簽署者，它取決於我們每個簽署人後來和當下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夠發揚它的精神，依據它的精神進行工作，那麼它就是有意義的。只有通過我們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令它成為遺產。

關於「我沒有敵人」一說，國際社會成功地接收到了它的資訊，而他的一些「戰友」卻因此而至今不能原諒他，急於想要超越他。與他生前一樣，即使是在身後，曉波也不能不是腹背受敵的。他在獲得巨大榮譽之後失去自由，他留下來的巨大責任，需要我們來承擔。我們只能在沒有政治的環境下提倡政治，沒有民主的條件下催生民主，沒有法治的境遇中力爭推動法治。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民主不是沒有敵人，而是化敵為友，像曉波始終做的那樣。

曉波安息！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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