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号晚上，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两份中共中央文件《新政治生活准则》与《党监条例》。或许这可能是习近平、王岐山执政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任何一个魅力型统治的国家和政党共同所面对的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样概莫能外。魅力型威权的权力，建立在社会在对个人魅力品质及某种特殊使命信仰的认可基础上。但这种统治，因其个人性而内在不稳定，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者平凡化。
中共是一个对社会和组织具有高度控制欲，且仰赖国家权力渗透维系统治的政党。对它来说，统领拥有十三亿人口，领土幅员广袤的多民族国家，无疑非常需要建立一个如臂使指的官僚行政机构和党机器。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当那些臣服于官僚制控制的人尝试逃离现存官僚制配置的影响时，一般而言，唯一的可能就是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同样会臣服于官僚化的过程”。
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他并不孤单。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就透过一系列“整风运动”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同样也达到收拢权力、削平山头派系的作用。可是，毛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了党内整风的局限性，简言之无非就是上下交征、敷衍塞责，彼此相互袒护交差了事。
所以，毛可能是最早在党内提出“大民主”和“小民主”概念的人——简言之，“小民主”就是党内自身透过一系列整顿批评修复的机制，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大民主”则是将那些被划为“人民群众”各个阶层（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纳入到对党员、党组织的监督甚至批判中。毛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来统称这样的行为——“开门整风”。
事实上，“开门整风”的政治实践，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史的前三十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控制消灭资本主义存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后，毛重新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党内自身的作风问题上。而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开门整风”，请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给党提意见——这也就是造成后来众所周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很不幸，这次开门整风，最后变成了毛眼中对中共和新生政权的直接挑战，最后亦演变成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公案——“反右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成为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自此以后再无“知识分子”。
或许是毛深知党内积弊的严重性，加之他本人的克里斯玛权威与日常制度权威所产生的先天紧张，十年之后他重启了“开门整风”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而这次，他先是利用新生“人民政权”所哺育出的青年，向党和国家政府开炮，最生动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两年之后，党被斗倒了，学生还在争权夺利搞派性。失望的毛将学生打入农村，变成上山下乡的知青。又重新向解放军靠拢。直到他离开人世，诚如赵鼎新所言，文革中各级党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更为廉洁的政权；被发动起来的百姓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数人却把这种自由用于整人和派性斗争。
介绍这段过去历史，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今天习近平所面临的处境。如果习选择“开门整风”，无疑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传统的阶级斗争观，早已经被经济改革冲刷掉了。作为继承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用阶级作为武器，去修理那些“站在门外”的公共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民营企业家。可是他们对中共所能够提出的意见，同一个甲子之前的党外人士几乎并无二致。
唯一可以做的，只能够回到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这条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老路中去；并创造一个新的官僚组织，来克服旧有官僚组织所衍生的种种弊病。因此，这两份党内文件或许是“新时期下”这个党为了克服自身“例行化”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相较于1980年版的《党内政治生活条例》，习近平在文稿起草的几点说明中即已点明：“30多年来，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当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条例》旨在反思文革给中共所带来的缺乏党内民主、个人专断问题的话，这份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条例，无疑更加强调的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两者乍看有几分相似，背景和目的却大相径庭，从一个去中心化走向集体领导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依靠重构魅力型威权（习核心）来维系党内团结统一的老路，也实属无奈。另外，虽然新条例无处不谈“制度”、“机制”，却仍然跳脱不出毛泽东所讲的“小民主”范畴。
韦伯说过：“假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达成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程度，这就意味著专业官僚的重要性会更为增加。那些被组织内部所建立起来的新专业官僚的充权和扩张，在长期来看只能进一步增加其官僚化的程度。”
这一切，只有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掌柜去烦恼了。
（张可，台湾大学博士生）
覺得寫的很厲害，默默點了收藏 。。
新华社应该是“受权”，而不是“授权”。
派性斗争 是不是应该是派系斗争？
@彷徨 你這個說法把中國抬太高了。中國官僚當然和西方官僚不一樣。但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什麼？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如何和西方舶來品發生關係。在傳統中國官僚上，嫁接了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財稅體制，黨派政治，馬克思主義，列寧黨組織，等等等等。如果毛只是中國傳統權術，那他幹嘛要費力搞「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又不敢真正砸爛黨機器？沒錯，分析中國政治傳統很重要，但西方政治學做的事情，就是看傳統如何和新舶來的概念，制度發生關係。我看了不少中國學者的著作，不覺得有比西方學者高明的，尤其是高華，行文戾氣太多，反而沒什麼價值。
組織內捲化
@腊肉大包子 我当然知道麦克法夸尔。关于政治权斗，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理论去分析，完全自由。但是在此我想表达：运用西方政治学观点研究中国政治，是不能够探究其本质的。比如说本文多次出现的“官僚”，我想他运用的是西方学术界对官僚一词的定义，但是中国的官僚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开始了。两千年的治人、管人经验，已经成为文化。可以说，中共的历史，不仅要上溯到1919、1912，还要追溯到春秋战国。围绕着毛泽东的权力斗争，其心理和行为模式总归逃不出中国人的官场文化，因此交给中国学者来分析更为恰当。我推荐李劼的书。
呵呵
@彷徨 不要讀了高華就覺得自己懂政治。你可以接著把麥克法夸爾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讀完再來發表高論的。毛說引蛇出洞你就相信是引蛇出洞了？你不是不相信毛的誠信嗎？從高崗案到反右運動到廬山會議打擊彭德懷，劉鄧周和毛之間的齟齬是如何助推極權政治的，你是否了解？政治是很複雜的東西，個人的政治行為無論如何都有公共性，個人的權鬥帶來不同的政治空間場域的變化也是很正常的。
我好无语，显然这位作者没有读过高华先生的著作，延安整风从本质上是为了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统治。党管干部，所以先要从党内“整风”，建立极权体制，压根没有什么采纳建议一回事，否则王实味这个知识分子怎么会死呢？再说所谓的百花齐放，《毛泽东选集》明确说明了“引蛇出洞”的目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位作者大概生活在民主体制久矣，要想理解中共，你不能去使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