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蔷：鸭脷洲口音的“支那”，与遍寻未获的反帝国语言

倾向于香港独立的本地政党“青年新政”的两位当选议员，10月12日在立法会宣誓时展示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帜，并用英文宣读誓词。宣读时，他们大声强调誓词中的“Hong Kong”，而“China”则读成“Chee-na”——“支那”。其中游蕙祯更有“加料”，“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她口中成为“Peopls’s Refucking of Chee-na”。

到如今，事态已经发酵到了两人随时可能失去议席的地步。无论是事后以“鸭脷洲口音”，还是以“支那并无贬义”辩解，两人有意以“支那”发音和粗口挑衅北京、激怒建制派和中国民族主义者，已经是既定事实。只不过，面对爆粗又矢口否认的闹剧，建制与非建制的舆论双方，若是陷入谴责─辩护的循环，甚至因两人最终被取消议席而塑造出“民族英雄”，是否只会恶化香港已经不堪的政治想像力？

要在誓词加料，其实不难。倾向民主派、反感中共的立法会议员，面对“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誓词，千方百计加以处理，近年已成惯例。传统做法是在语句与词义上分割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成分。这一做法的变体，则有刘小丽是次宣誓，用上“拉布”，20秒一字，观众险些以为讯号故障，作为完整语句的誓词含义也因之消解。

然而游、梁二人的做法较之以往更为挑衅。在台上，二人誓言“服务香港民族”、“fucking Chee-na”，怒气滔滔。而激起争议之后，又搬出种种理由否认有挑衅侮辱之意。小孩试图冲著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扔石头扮鬼脸，再隔著笼子看老虎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也许与之有几分神似。

以“支那”挑衅，反证语言贫乏

本土派眼中的“支那鬼国”自然是一只老虎，而且并非纸制，甚至港人眼前能够倚仗的铁笼，也可能只是虚设。所以就算挑衅方法“小学鸡”，也并非戴一顶头盔就能保险。可是，挑衅是否能转化为政治力量，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而既然挑衅使用的是言辞，那自然有赖语言本身的变化张力，又何必把灵活的语言变成笨重的石头，把如簧之舌当做弹弓使用？

粤语的博大精深自不必说，港人为了替代粗口的“五字真言”，衍生繁复花样之多，例如谐音粗口，已不胜数。而若是两人愿意放下身段秀一把港式普通话，恐怕任你如何戏谑，从陈维安到北京都得头疼一阵。在这方面，说著一口稀烂“煲冬瓜”（普通话）的崔世安、崔世昌与郑家纯，都堪称爱国人士中的“典范”。更不必说，若是两位议员的语言修为再深厚些，把“中央电视台”读成“装垫儿台”的北京腔也值得选择，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要被他们矮化成“抓人民共儿国”了。

但两位议员，似乎打从开始就不准备另辟蹊径。且看他们的英语，少有港式口音，还夹杂了明显是特意说给中国人听的、远离英文语境的的“支那”。这就造成了如下效果：通篇誓词完全围绕著“支那”一词展开，足以让二人努力疾呼的“Hong Kong Nation”也显得退居其次——盖因“支那”并非英文，反而是这一串英文中唯一的中文词汇，使“China”因被修改读音得到重点关注，带上戏谑味道。

于是，最讽刺的情形现在摆在我们眼前：两位当选议员进入议会，展示捍卫“香港民族”的决心，费口舌之力宣读加料誓词，再绞尽脑汁辩解，其结果却相当于站上台什么都不说，喊一声“X你支那鬼国”罢了。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后续反应——无论是香港相当部分的民众、港府、或者大陆舆论——恐怕也不会比如今有什么不同。两位议员这句“支那”的性价比，不可谓不低。

有趣的是，如果需要讽刺天朝，香港早已发明了更好的“本土”词汇，如“强国”与“强国人”。本土派的议员为何放弃本土戏谑，而选择历史故纸堆中的“支那”？其中原因，当然可以辩称说“强国”无法加入英文誓词。但两组词汇所代表的不同权力关系，恐怕才是选词肇因。

对抗帝国，却把自己想像成帝国

“强国”一词的诞生，源自讽刺中国大陆的自我吹捧陶醉。你觉得自己强，我便说你强，说到你觉得我在讽刺你，瓦解你自己吹起的泡泡。而“支那”则倒过来，是“我强你弱”，是借用历史上的“强国”日本帝国对弱势中国的蔑称。不管现实上的中国人今天如何强大，不管它已经多大程度上变为新的帝国，“支那”一词的自带语境，都足以召唤出历史的幽灵，让中国人自动代入弱者身份，感到自上而下受欺凌的意味。

于是，读出“支那”，绝非简单的“辱华”问题。它反而更关系到香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殖民地历史，如何跳出“英殖”到“天朝”的权力关系。用“支那”和用“强国”，反映出的是绝对不同的两种自身定位。

和英帝国的大多数殖民地不同，香港殖民地建立在本身即有帝国存在的东亚世界中。香港的反殖民历史，从来都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乃至试图回到“中华帝国”形态的天下秩序无法分离。香港人要打倒“英国佬”，靠的不是作为弱者少数的“港人”身份，而是作为强者多数的“祖国”与“中国人”。“九七回归”可以说是这种论述的最高成果。

而在九七之后中港政经“融合”的新帝国模式，正正攀附蔓延在“背靠祖国”论述之上。“中国人”变成了本土派最讨厌的东西。从而，和“中国人”相对，自然应该有居于弱势、权力上受到压迫、政经上受到剥削的“香港人”，在这种论述中，成为帝国的反抗者。

然而这种香港人形象，是失败者，是弱势，是无能，是抗争一无所获的青年。梁颂恒和游蕙祯两位议员所代表的本土力量，显然不能接受自己成为权力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弱势意味著漫长的无力感，意味著什么都做不了，意味著“强国人”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意味著他们要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要学习“殖民者”的文化，意味著“普教中”，也意味著“国民教育”。

既然这种自我定位不能接受，那香港人似乎就只能“硬”起来，只能勇武地修复自己的男儿之身——而这样，似乎连本土派所援引的民族主义，都不能够再满足两位议员背后的本土呼声——民族主义听起来根本就属于弱者而非强者。看看近代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印度被殖民了快三百年，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恐怕也不遑多让，而他们最终争取到民族独立，除了非暴力运动和零碎的游击队起义之外，还有赖于二战冲击了原有的整个世界格局。

所以，立法会里的一句“支那”对本土派来说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因为“支那”宣示了“香港民族”对中华帝国新秩序的完全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一顾，根本上是把自己也想像为帝国或强国。

在“支那”的语言游戏里，只有帝国才能对抗帝国，只有殖民主才能对抗殖民主。

香港本土的失语

感受到中华帝国阴影的绝不只是港人。中国知识分子也早就在帝国体制的牢固罗网中日益绝望。但绝望的知识分子们，也常常要装出一副“我与你一决雌雄”的姿态。“支那”一词，绝不是青年新政第一次拿来使用。在此之前，中文互联网上的李硕、刘仲敬等人，就早已把“支那”、“贵支”、“大洪水”的辞藻玩了个遍。梁与游二人借“支那”嘲讽中国，在他们看来不过只是意料之中的配合。为了克服无力感，便要致力于以外力、以词汇、以符号和自我打气消灭无力感，青政的“本土”和本土派眼里一事无成的中国口头反对派，似乎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夹在两大帝国之间的香港政治，似乎从来没能真正叙说过自己的苦难和无力。雨伞运动的苦涩之后，似乎要么是“雨伞有丰硕成果”的满足，要么是“本可以更硬颈”的抱怨。本土政治好像还没有什么办法消化和承认排山倒海的无力感，也似乎在立法会大厅里，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不卑不亢地抗议压迫与殖民。

而如果“本土”真要成为自我赋权的力量的话，这种语言就尤为迫切——它关系到反抗者如何超越石头和弹弓，把词语组织成坚固的根系，在足够的政治想像力上撑开“本土”与“反殖”的枝叶。如果要说今天的语言和本土政治有什么更好想像的话，我们不妨看看巴基斯坦裔苏格兰民族党（SNP）议员 Humza Yusaf 当选之后穿著苏格兰短裙，以 Urdu 语宣誓效忠的经典一幕——它和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

（严蔷，人类学学徒，暂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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