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嚴薔：鴨脷洲口音的「支那」，與遍尋未獲的反帝國語言

傾向於香港獨立的本地政黨「青年新政」的兩位當選議員，10月12日在立法會宣誓時展示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並用英文宣讀誓詞。宣讀時，他們大聲強調誓詞中的「Hong Kong」，而「China」則讀成「Chee-na」——「支那」。其中游蕙禎更有「加料」，「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她口中成為「Peopls’s Refucking of Chee-na」。

到如今，事態已經發酵到了兩人隨時可能失去議席的地步。無論是事後以「鴨脷洲口音」，還是以「支那並無貶義」辯解，兩人有意以「支那」發音和粗口挑釁北京、激怒建制派和中國民族主義者，已經是既定事實。只不過，面對爆粗又矢口否認的鬧劇，建制與非建制的輿論雙方，若是陷入譴責─辯護的循環，甚至因兩人最終被取消議席而塑造出「民族英雄」，是否只會惡化香港已經不堪的政治想像力？

要在誓詞加料，其實不難。傾向民主派、反感中共的立法會議員，面對「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誓詞，千方百計加以處理，近年已成慣例。傳統做法是在語句與詞義上分割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類成分。這一做法的變體，則有劉小麗是次宣誓，用上「拉布」，20秒一字，觀眾險些以為訊號故障，作為完整語句的誓詞含義也因之消解。

然而游、梁二人的做法較之以往更為挑釁。在台上，二人誓言「服務香港民族」、「fucking Chee-na」，怒氣滔滔。而激起爭議之後，又搬出種種理由否認有挑釁侮辱之意。小孩試圖衝著動物園籠子裏的老虎扔石頭扮鬼臉，再隔著籠子看老虎怒不可遏卻又無可奈何的樣子，也許與之有幾分神似。

以「支那」挑釁，反證語言貧乏

本土派眼中的「支那鬼國」自然是一隻老虎，而且並非紙製，甚至港人眼前能夠倚仗的鐵籠，也可能只是虛設。所以就算挑釁方法「小學雞」，也並非戴一頂頭盔就能保險。可是，挑釁是否能轉化為政治力量，是否有人認真考慮過？而既然挑釁使用的是言辭，那自然有賴語言本身的變化張力，又何必把靈活的語言變成笨重的石頭，把如簧之舌當做彈弓使用？

粵語的博大精深自不必說，港人為了替代粗口的「五字真言」，衍生繁複花樣之多，例如諧音粗口，已不勝數。而若是兩人願意放下身段秀一把港式普通話，恐怕任你如何戲謔，從陳維安到北京都得頭疼一陣。在這方面，說著一口稀爛「煲冬瓜」（普通話）的崔世安、崔世昌與鄭家純，都堪稱愛國人士中的「典範」。更不必說，若是兩位議員的語言修為再深厚些，把「中央電視台」讀成「裝墊兒台」的北京腔也值得選擇，到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要被他們矮化成「抓人民共兒國」了。

但兩位議員，似乎打從開始就不準備另闢蹊徑。且看他們的英語，少有港式口音，還夾雜了明顯是特意說給中國人聽的、遠離英文語境的的「支那」。這就造成了如下效果：通篇誓詞完全圍繞著「支那」一詞展開，足以讓二人努力疾呼的「Hong Kong Nation」也顯得退居其次——蓋因「支那」並非英文，反而是這一串英文中唯一的中文詞彙，使「China」因被修改讀音得到重點關注，帶上戲謔味道。

於是，最諷刺的情形現在擺在我們眼前：兩位當選議員進入議會，展示捍衛「香港民族」的決心，費口舌之力宣讀加料誓詞，再絞盡腦汁辯解，其結果卻相當於站上台什麼都不說，喊一聲「X你支那鬼國」罷了。而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了，後續反應——無論是香港相當部分的民眾、港府、或者大陸輿論——恐怕也不會比如今有什麼不同。兩位議員這句「支那」的性價比，不可謂不低。

有趣的是，如果需要諷刺天朝，香港早已發明了更好的「本土」詞彙，如「強國」與「強國人」。本土派的議員為何放棄本土戲謔，而選擇歷史故紙堆中的「支那」？其中原因，當然可以辯稱說「強國」無法加入英文誓詞。但兩組詞彙所代表的不同權力關係，恐怕才是選詞肇因。

對抗帝國，卻把自己想像成帝國

「強國」一詞的誕生，源自諷刺中國大陸的自我吹捧陶醉。你覺得自己強，我便說你強，說到你覺得我在諷刺你，瓦解你自己吹起的泡泡。而「支那」則倒過來，是「我強你弱」，是借用歷史上的「強國」日本帝國對弱勢中國的蔑稱。不管現實上的中國人今天如何強大，不管它已經多大程度上變為新的帝國，「支那」一詞的自帶語境，都足以召喚出歷史的幽靈，讓中國人自動代入弱者身份，感到自上而下受欺凌的意味。

於是，讀出「支那」，絕非簡單的「辱華」問題。它反而更關係到香港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殖民地歷史，如何跳出「英殖」到「天朝」的權力關係。用「支那」和用「強國」，反映出的是絕對不同的兩種自身定位。

和英帝國的大多數殖民地不同，香港殖民地建立在本身即有帝國存在的東亞世界中。香港的反殖民歷史，從來都和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乃至試圖回到「中華帝國」形態的天下秩序無法分離。香港人要打倒「英國佬」，靠的不是作為弱者少數的「港人」身份，而是作為強者多數的「祖國」與「中國人」。「九七回歸」可以說是這種論述的最高成果。

而在九七之後中港政經「融合」的新帝國模式，正正攀附蔓延在「背靠祖國」論述之上。「中國人」變成了本土派最討厭的東西。從而，和「中國人」相對，自然應該有居於弱勢、權力上受到壓迫、政經上受到剝削的「香港人」，在這種論述中，成為帝國的反抗者。

然而這種香港人形象，是失敗者，是弱勢，是無能，是抗爭一無所獲的青年。梁頌恆和游蕙禎兩位議員所代表的本土力量，顯然不能接受自己成為權力關係中弱勢的一方——弱勢意味著漫長的無力感，意味著什麼都做不了，意味著「強國人」肆無忌憚橫行霸道，意味著他們要使用「殖民者」的語言、要學習「殖民者」的文化，意味著「普教中」，也意味著「國民教育」。

既然這種自我定位不能接受，那香港人似乎就只能「硬」起來，只能勇武地修復自己的男兒之身——而這樣，似乎連本土派所援引的民族主義，都不能夠再滿足兩位議員背後的本土呼聲——民族主義聽起來根本就屬於弱者而非強者。看看近代歷史上的民族國家，印度被殖民了快三百年，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恐怕也不遑多讓，而他們最終爭取到民族獨立，除了非暴力運動和零碎的游擊隊起義之外，還有賴於二戰衝擊了原有的整個世界格局。

所以，立法會裏的一句「支那」對本土派來說顯得那麼順理成章，因為「支那」宣示了「香港民族」對中華帝國新秩序的完全不屑一顧。這種不屑一顧，根本上是把自己也想像為帝國或強國。

在「支那」的語言遊戲裏，只有帝國才能對抗帝國，只有殖民主才能對抗殖民主。

香港本土的失語

感受到中華帝國陰影的絕不只是港人。中國知識分子也早就在帝國體制的牢固羅網中日益絕望。但絕望的知識分子們，也常常要裝出一副「我與你一決雌雄」的姿態。「支那」一詞，絕不是青年新政第一次拿來使用。在此之前，中文互聯網上的李碩、劉仲敬等人，就早已把「支那」、「貴支」、「大洪水」的辭藻玩了個遍。梁與游二人借「支那」嘲諷中國，在他們看來不過只是意料之中的配合。為了克服無力感，便要致力於以外力、以詞彙、以符號和自我打氣消滅無力感，青政的「本土」和本土派眼裡一事無成的中國口頭反對派，似乎達成了驚人的一致。

夾在兩大帝國之間的香港政治，似乎從來沒能真正敘說過自己的苦難和無力。雨傘運動的苦澀之後，似乎要麼是「雨傘有豐碩成果」的滿足，要麼是「本可以更硬頸」的抱怨。本土政治好像還沒有什麼辦法消化和承認排山倒海的無力感，也似乎在立法會大廳裡，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不卑不亢地抗議壓迫與殖民。

而如果「本土」真要成為自我賦權的力量的話，這種語言就尤為迫切——它關係到反抗者如何超越石頭和彈弓，把詞語組織成堅固的根系，在足夠的政治想像力上撐開「本土」與「反殖」的枝葉。如果要說今天的語言和本土政治有什麼更好想像的話，我們不妨看看巴基斯坦裔蘇格蘭民族黨（SNP）議員 Humza Yusaf 當選之後穿著蘇格蘭短裙，以 Urdu 語宣誓效忠的經典一幕——它和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

（嚴薔，人類學學徒，暫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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