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胡发云的长篇小说《迷冬》出版。1966年，文革第一个冬天，书中的湖城（实为武汉），一群背景不同、个性各异的中学生，自发组成了“独立寒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故事从这个文艺宣传队的起起落落开始，发展出这群中学生的命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书评中写道：“他们像是被时代大潮抛出在外，旋即又被卷入其中的一颗颗沙石，以‘文艺’的方式历经那场毁坏文化的大革命带来的诸般磨砺。”在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热潮之后，这本小说讲述的“青春的狂欢与炼狱”让未曾了解文革的年轻一代，看到荒诞狂热中的迷茫迷失。
维也纳大学教授、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客座教授朱嘉明，与作者胡发云是同代人，他们的青春正是从那个“迷冬”开始的。在这本小说的2016年的新版序言中，也是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朱嘉明再次回忆那个荒诞狂热的时代。序言由南方家园出版社授权刊载。
（我与胡发云是同代人。文革时，他在武汉，高中生；我在北京，初中生。三年前，我们在维也纳做过长时间的广泛交谈，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文革”。那时我发现，发云以其文学家的艺术思维和气质，对于在文革中的整体认识和分析，特别是在诸多的历史细节上，竟与偏重逻辑、学术和历史思维的我，是那样的接近，甚至重合。
之后，发云赠我《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我连夜读完，唤醒了那个年代的许多记忆，颇受触动。最近，发云的《迷冬》将由台湾的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台湾版本，邀请我这个非文学中人写一个序言时，我接受下来。
因为，在一个轻浮的时代，像胡发云这样，以小说的形式还原“文革”的，特别稀少和珍贵。还因为，今年毕竟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不要说我们的父辈，即使我们这代人，也在老去和凋零。深化对文革的认识，实在是一份难以推辞的历史责任。）
《迷冬─青春的狂欢与炼狱》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出版社：南方家园出版社
作者：胡发云
1966年2月22日，北京气温零下27.4度，是自1949年至今北京的最低温度。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冬天北京的气温，虽然没有直接的气象资料，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寒冷的。
此时此刻，以“红二代”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伴随著毛泽东在11月里的最后几次接见，迅速地由盛转衰。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是方兴未艾。1967年1月，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风暴”席卷中国；2月5日，上海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虽然这个“新”政权形式仅仅存在18天，它却根本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政治格局。胡发云的《迷冬》，所写的就是这个冬天，只不过，它不是北京的冬天，也不是上海的冬天，是一个叫作“湖城”的冬天，一个省会城市的冬天。
文化大革命爆发于1966年6月，此时的共产党执政十七年，距前清倾覆和五四运动半个世纪左右。在此期间，虽然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持续不断，与此同时，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酷斗争，也一天没有停止。
但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对精英阶层冲击甚巨，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特别是大众的生活方式，所谓“旧中国”特征依然顽强地存在，俯拾皆是。
原因十分简单：政权更迭，百姓未变。1966年的中国人口是7.5亿，城市化率约18%。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出生和生活于1949年之前。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维模式，还在历史的惯性之中，而且是越接近社会底层，越是如此。
政府可以重编教科书，却不可能把教师通通换掉。“共产党来了，几批人一杀，几批人一关，运动一个接一个，都是又好听又好懂的一些话，便将他们弄糊涂了。但是骨子里，还是旧社会那一套多，对于权威，敬畏甚于诚服。民间依然存在著传统的情感体系和利益选择方式。民间伦理常常重于正统意识形态。”
“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样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著。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更愿意看到每年的国庆日、五一劳动节，人民在自己的安排下，花花绿绿浩浩荡荡走过那个鲜花掩映的检阅台，喊著响亮的口号唱著豪迈的歌，一派歌舞升平欢乐盛世景象”。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不足半年时间，在第一个冬天到来时，中国社会的断裂性地“解构”，原本社会基础和纽带的毁灭性摧毁。这种现象，实为中国历史所少有。至少，自清军入关，历经三百余年，发生太平天国、庚子之乱、辛亥革命和对日战争、国共内战，都未曾发生。
中国社会的断裂性地“解构”，原本社会基础和纽带的毁灭性摧毁。
此次中国社会被彻底“解构”，是以将人与家庭分类和分裂为突破口的。而分类和分裂，则是基于“血统论”的鼓吹、强加和蔓延，进而成为强制性政治观念。共产主义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要实现“自由人共同体”。
共产党执政以来，镇压和剥夺地主和资本家，老百姓接受了。经过五十年代的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谓“剥削阶级”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中国又进入讲阶级出身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初始，人和家庭，包括青少年和儿童，被划分为不同“类别”：即“红五类”、“黑五类”，还有处于中间的“灰五类”。“黑五类”就如同“当年犹太人的六角胸符”。这样的“血缘色谱”，赋予“红五类”对“黑五类”拥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杀权力。
这样的“血缘色谱”，赋予“红五类”对“黑五类”拥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杀权力。
于是，“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们，昨天还在一个篮框下‘打半场’或在一个床头前洗屁股，今天，一些人成为红色，一些人成为黑色。红色的，理直气壮豪情满怀地批判、羞辱或殴打黑色。黑色的，痛哭流涕或强装卑下地自我批判接受羞辱和殴打。而那些灰色者，必须真诚地赞同红色们的革命行为，并与黑色者划清界限”。
即使在五十年前，人类已经进入太空、电脑硬体和软体重大突破，互联网最初理论已经出现，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代表的摇滚乐音乐和思想，后现代主义美术风靡世界，各种新的哲学概念改变著人们思维方式。
所以，从“血统论”或者“出身论”出生的那个时刻，就是一种反现代文明的愚昧、陈腐和荒谬的非理性思潮，也有悖执著当所公开宣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却可以将“血统论”和诸如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红色江山，世界革命，革命接班人的“理念”结合起来，构造成不容质疑的“真理”，人为造成社会成员与生俱有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可以天然地压迫另一部分人。
因为“自来红万岁”和“红色恐怖万岁”是不可分割的。于是，以“理性”外衣的非理性思潮，与非理性的年轻人结合，造就了超越法律和实施暴力的空前能量，山呼海啸般地撕裂原本坚固的传统社会结构，以求“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展现了“血统论”荒谬本质，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逻辑”，即发动文化大革命和“血统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惨遭枪决。如今回过头看，没有“血统论”，文化大革命实在难以发端，“血统论”确是文革的“第一推动力”。后来的历史不断告诉人们，“血统论”从来没有真正消亡，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影响著中国的演变。
如今回过头看，没有“血统论”，文化大革命实在难以发端，“血统论”确是文革的“第一推动力”。
在中国社会被彻底“解构”中，即1966年夏天红卫兵主导的全国性“抄家”是一个关键环节。“抄家”的本质是以“革命的名义”对私人财产的洗劫。没有明文合法化，却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
小说主人公多多的家也遭遇了“抄家”的厄运，这一天，对多多家来说，是自1949年以来最恐怖和最耻辱的一天，而对多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在那个夏天，抄家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另类日常生活。
抄家的物件构成一大景观：金银首饰、中正佩剑、股票旧币、美军罐头、威尼斯玻璃器皿、法国红酒、照片图片，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也看不出用途的器物。甚至街道的下水道，经常被尚未烧尽的书刊字画契纸信件，还有珠宝项链银元金砖堵塞。
抄家一般发生在老城区，如果用执政党的“阶级路线”衡量，老城区的居民，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奴买办、帮会大佬资本家、旧时代的党政军从业人员，便是教师、律师、医生、会计、领班、店员，记者、掮客、画家、乐手、伶人、摄影师……再往下是小商、小贩、小房主、各色各样的手艺人、扛活的、拉车的、串街走巷收破烂的。
虽然经过了17年，这里居民整体世界观没改造好。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语意不明但一听就懂的说法，叫“旧社会过来的人”。如果说抄家的功能是剥夺家庭积累的私人财产，那是不够的，更严重的是摧毁人格。
还有，伴随抄家，就是所谓的“红五类”抢占“黑五类”的民房，实现从剥夺非不动产演变到不动产。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庭被抄，又有多少家庭自我“抄家”，已经无从知道了。可以肯定，数量巨大，无从统计。
遍布中国的各类“批斗”、“游街”，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解构”。小说对“批斗”文博中学校文工团的灵魂林老师有不少文字：1966年8月的一天，在校红卫兵抄完林老师家之后，林老师出现在批斗会场。林老师被红卫兵判定为反动文人和特务。文工团的同学们对林老师从敬重、喜爱甚至崇拜，一瞬间变为蔑视和仇恨。纷纷揭发批判林老师各种反动言行。
林老师被皮带抽打，被搧耳光，被吐唾沫，被蹬到地上，那一脚很厉害。林老师抱著胸在地上扭动。与此同时，“打倒林某某”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不断，群情激奋，一呼百应。于是，那个“平日那特有的睿智、自信，还透著威严的眼神的林老师消失了，只有猥琐、怯弱，甚至是摇尾乞怜。多多见到这副模样的林老师，除了怜悯，更多是厌恶。”
当教师的地位和尊严彻底沦陷，文明体系必然瓦解。多多的舅舅经历了“游街”：那一头漂亮长发剪得坑坑凹凹，一只眼睛被打成只剩一条缝，脸上被戏剧油彩抹得桃红柳绿，上身还穿著一件女戏装，胸前挂了一块牌牌，上面写著“反动堕落文痞流氓”，名字打了红叉，让多多一下就想起了枪毙人的游街。
在那个岁月，“批斗”和“游街”是一种常态，在剥夺被害者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让更多人成为加害者和旁观者，没有怜悯心、同情心和罪恶感。社会断裂，因为公正和平等没有了。
实现社会“解构”，还需要摧毁历史记忆，至少让记忆碎片化。
实现社会“解构”，还需要摧毁历史记忆，至少让记忆碎片化。历史记忆是文明传承的载体。1949年至1966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未间断，其根本目标就是摧毁人们对于过去因为教育和生活经验所累积的一切历史记忆，而最为彻底的是与历史记忆不可分割的人群的消失。
在小说中，巴洛克式的红砖小楼、文博中学的阶梯音乐教室，曾经是校友们做弥撒的场所，立式钢琴都见证了过去的岁月。最有历史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闻名遐迩的文博中学校文工团”。在林老师经历残酷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之后选择自杀，这个团体其实已经瓦解。
接著就是这样的场景：红卫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宣布，旧文博文工团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完全由红五类组成的、纯洁的、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有的人都为这掷地有声的宣言热烈鼓掌，包括大多数已经被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团员们”。
自然，中国社会彻底被“解构”的过程，必须是挤压人们可能的精神空间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即文革之前的中国，思想资源比物质资源还要匮乏，铺天盖地的都是红色文化，即便在不多的几个宽松时期，无非是几本书、几部电影、几台话剧。
外国小说也主要是俄国的，话剧还是《雷雨》和《日出》；歌曲不过是〈鸽子〉、〈星星索〉、〈舒伯特小夜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但是，中国尚能残存某些与世界和历史文明的联系。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突然出现过这样短暂的日子：很多新老外国片子，苏联电影周，法国电影周，阿根廷电影周，墨西哥电影周，甚至美国电影周，还有香港电影，出现在大城市。即使一些电影名字都是灰暗的：《阴暗的早晨》、《她在黑暗中》、《白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好看的书刊涌现出来，在一些旧书店的书架上挤得满满当当，五十年代初的，1949年以前的，俄苏的、欧美的、线装的、竖排的，还有右派的和早已从新中国文坛上消失了的一大批旧时代作家的。价格也便宜，几毛钱就可以买一本大部头。
然而，共产党执政以来的这种宽松时光，没有等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消失殆尽。没有多少同代人，像小说的多多，经历和参与了这段日子，且影响了未来的生命。在小说中多多的舅舅，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某条小巷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陋屋，聚集过“鼹鼠一样的地下画家”、“做著明星梦的男女文艺青年”、“旧日舞厅的爵士乐手”、“退学赋闲的北大才子”、“靠海外接济的印尼华侨”、“没了公职的摘帽右派”、“风韵不减的国军军官遗孀”、“话剧院大导演”。
在那里，这一伙人开过舞会，朗诵诗歌，手摇留声机里放过唱片，争论现代音乐，排演西方戏剧片段，还不知天高地厚弄了一帮人排演起契诃夫的《樱桃园》。“对于多多来说，那是一个极有诱惑力又极富罪恶感的地方。是一个隐藏于这个社会深处的迷人又危险的洞窟。他们在一起说的话，唱的歌，看的画，穿的衣物，吃的东西或吃东西的方法，甚至脸上的表情都和外面不一样”。
然而，这样的空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空间，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之前已经死去，没有留下痕迹。
社会“解构”势必是家庭的解构，让人性没有得以栖息的最后场所。书中有太多的家庭从此残破。夏小布家，父亲自杀；秦珊珊家，母亲改嫁；多多姨家，名存实亡。舒叶、舒慧的父亲被打死，母亲随之而去。宫小华父亲成为右派，母亲离婚改嫁，只为了保全政治生命和孩子前途。
到了文革最狂热的时候，因为走火入魔的政治，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多年好友之间，同事街坊之间，都到了水火不容和翻脸地步。最残忍的，莫过于家中的子女死于非命，父母的悲痛和之后的漫长煎熬。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之时，中国社会的“解构”已经基本完成，不仅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稳定机制被破坏，仁义礼智信荡然无存，而且在1949年之后所建立的红色等级制度也受到毁灭性摧毁。从此，中国再也回不到从前。
1967年春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来临的。但是，不论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似乎都失去了过年的兴致。在这著魔的年代和荒诞表相的背后，其实是人们自身的蜕变。人们以不可想像的“时速”，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
失去自我，来自恐惧。“血腥暴戾的八月，让他在酷夏中感到寒冷与恐惧”。其实，最大的恐惧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无形恐惧，心中自发的恐惧，不仅要不说，还要不想。
所以，多多最惧怕的是对伟大领袖的“腹诽”。即使“腹诽”没有说出来，“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这是一个掉脑袋的问题”。“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一部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俄罗斯民谚：‘沙皇也要尿尿’。当他联想到，那个神一样辉煌神一样圣洁的领袖也会尿尿吗？”他被恐惧所笼罩。
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是因为“阶级成分”、“出身”和社会关系而失去自我和不愿有自我。如果说处于优越地位的所谓“红五类”接受血统论，似乎符合某种逻辑，问题是处于被伤害地位的所谓的“黑五类”，其实也默认和接受了“血统论”，这个过程从煎熬到麻木，从违心到真心。所以，少有抗争，多有逆来顺受。在那个岁月，不知有多少人自称“狗崽子”，甚至甘愿当“狗崽子”。
问题是处于被伤害地位的所谓的“黑五类”，其实也默认和接受了“血统论”，这个过程从煎熬到麻木，从违心到真心。
小说中描述这样的班会，同学们各自讲述家史。几个“红五类”同学将一盆洗拖把的脏水和墨汁，几瓶广告颜料混合在一起，倒在一位右派女儿的头上，人顿时就变成了一团污秽的大墩布，她没管它，迳自走向自己的位置站住了，任凭污水和血水在身下淌成一片怪异的图画。
因为她一直拒不发言，便让她一直站在黑五类最前面。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点什么，做点什么。1966年12月初，“独立寒秋”宣传队招生时，使用了“我们热情欢迎那些虽然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战友们”。
仅仅如此，“战友”两个字改变了包括秦珊珊等人的生命轨迹。小说写到：196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同时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这篇社论，同时解放了她和多多，让“独立寒秋”的成员们陷入开心、激动和庆幸。全队学习讨论了这篇社论。许多队员听著就哭了，发言时也哭了。当天晚上演出，唱到毛主席的时候，又哭了。这是何等的悲剧，悲剧的特征是荒诞。
分明是受害者，听到加害者一句稍加缓和的说法，得到有前提的某种缓和性称呼或稍加“平等”的口吻，就心存感动，不能自已。那时，没有一个“独立寒秋”的成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批判“血统论”的社论如此珊珊来迟？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血统论”在这之前的历史功能还没有完结，还需要这个图腾。
在这本书中，只有一个时刻是美好的，还残存著某种可贵的幽默：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之前，在大串联期间，多多和夏小布乘坐在那条美国登陆艇，全船各色人等，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没有出现前一阵子任何场合人人自报家庭出身，或叱问对方的家庭出身的情况，更没有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气氛，所有旅客得以有了一个放松的“联欢会”。
一旦人们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只有麻木、卑微、低贱和苟且偷生。人们一旦麻木和卑微，人本该具有的人格和尊严就会破碎，沉默地接受各类羞辱、折磨和死亡，已经习以为常。那时，人们卑微到没有哭的权利。
多多对夏小布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有多少人比妳要惨一百倍，从小就惨起，一直到今天也没看见出头之日，他们连哭都不会哭了……。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成年人，特别是女性常常寻求婚姻手段。
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成年人，特别是女性常常寻求婚姻手段。
秦珊珊母亲，前夫是国军军官，四十出头，看起来还不算老，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是那一条街上的美人儿。但是，决定再嫁，嫁了一个装卸工人，五大三粗一座黑塔一样，据说比妈妈还小几岁。秦珊珊母亲对女儿说：真是对不住妳，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人们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空间。夏小布和秦珊珊都曾经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最终将她们带回来的，竟然都是外在的力量。对夏小布，是多多和那条破旧的美国登陆艇；对秦珊珊则是母亲的改嫁和“独立寒秋”的招生海报。
许多年后，当秦珊珊以一个副局级官员的身分，讲述那张招生海报对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所谓的她的影响，似乎没有可能说清楚了。沙特在《沉默的共和国》说过：自由的本质是否定，是有勇气说“不”，因为说“不”是人最后所剩余的自由意识。文化大革命最终造就了没有人敢于说“不”的社会。只有多多的舅舅以他特有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背离文革的“规范”。
自由的本质是否定，是有勇气说“不”，因为说“不”是人最后所剩余的自由意识。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解构”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结束。“解构”本身存在自己的规律和逻辑。自文革的第一个迷失的冬天开始，迷失会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迷失的重要标志是迅速丧失记忆，丧失对与尊严相关的记忆。
小说用了很多文字描写“独立寒秋”成员们获得解放军军装之后的场景：那天晚上大家像被仙人之手点了一样，吹的拉的敲的唱的，都在一种亢奋状态之中。多多本人“也曾暗中羡慕过这种具有特别风采的服装，甚至做过有一天成为军队文工团一员的美梦，但是当他一旦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个营垒的时候，他不再对这种衣服抱有任何兴趣”。
但是，指挥合唱从来不张嘴的多多，竟然在最后一句，突然大声唱起来，加入到大家的声音之中去。这是何等的失态？解放军军装在文革早期具有强烈的“革命”和血缘谱系的象征意义。曾几何时，红卫兵不就是穿著这样的服装，殴打老师，羞辱同学，破门抄家的吗？难道一个特定的符号就这么快被忘记？难道原本的“审美”标准会也被彻底颠覆？
进一步说，人们迷失的逻辑结果是习惯于屈辱生活。自杀曾经是文革中的重要现象。其中的不少自杀为的就是一个尊严，是一种消极意义的抗争。小说中不乏自杀的记录。夏小布的父亲自杀很早。林老师选择了自杀，之前是和这位林老师可能有著情谊的一位留学美国归来的英文女教师。人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自杀有所同情和遗憾，却缺乏的追溯造成自杀的社会原因的意愿。
人们会说，为什么不忍一忍？到了1966年的深秋，“自杀的高峰期早已过去，许多没有自杀的人，都为自己当时的怯懦庆幸不已”，剩下的是“好死不如赖活著”。在文革第一个冬天之后，武斗尚未正式开始，师院两位原学化学的大学生，因调配炸药发生爆炸而死亡。他们被追认为“烈士”，召开追悼大会，操场站满了人。
哀乐响起的时候，哭声一片。之后，建起了一座水泥纪念碑。两年后，这座纪念碑被铲平，尸骨不知去向。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皇家园林般的新型高校。没有谁知道，那条通往山上的花岗石台阶下边，栖息过两位青年的亡灵。何等悲怆的历史！
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不是没有“爱”，有亲情的爱，有友爱，有情爱。透过“独立寒秋”这个小小的群体，可以折射出来这些爱。但是，所有这些爱，在那特定的日子，都是与一种特有的孤独联系在一起，这种孤独的本质是隔绝了一切宗教意识，否定了人性之后的那种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之后的孤独。
这种孤独的本质是隔绝了一切宗教意识，否定了人性之后的那种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之后的孤独。
所以，“爱是如此忧伤”。多多和夏小布，在经历了身心的疯狂交融之后，不是实现了身心解放，接近自由，而是趋于猥琐。多多要比夏小布严重，他一方面，不希望他人窥视他们两人之间的私密，另一方面，通过梦遗，重温那个时刻。
多多“如同一个飘荡的幽灵，悬浮在自己和夏小布的上空。不久后他读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个邪恶又可怜的克洛德副主教，但他知道，在自己和克洛德之上，还有另一个法力无边的力量。
这群附于“独立寒秋”的年轻人，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旗号下，有著青春期荷尔蒙的冲动，有著对理想的追求，经历了复杂的情感过程，相互依恋，悲壮、激动、伤感，有过热泪盈眶、默默饮泣和嚎啕大哭，音乐爱好和训练成为他们在迷冬中抱团取暖的媒介。
但是，他们，包括多多和夏小布，在那个充满迷茫、迷惑、迷失的冬天，终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青春是怎样被剥夺的，他们的学习权利是怎样失去的，他们是如何处于没有能力左右自己命运的状态。夏小布阅读了屠格涅夫《前夜》、《罗亭》、《贵族之家》，其文字宁静雅致，平淡中的诗意，悬念，适宜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阅读是主要原因。
夏小布对《前夜》的真正兴趣是因为书中的“英沙罗夫对于叶莲娜来说是一个新鲜又陌生的人，就像多多之于夏小布”。其实，屠格涅夫《前夜》的这两位主人公和多多、夏小布相差很远。因为英沙罗夫是革命者，而叶莲娜是忠于爱情的叛逆者，两个人都是殉道者。
至于，“独立寒秋”的真正的主导者羊子与《牛虻》主人公有几分神似，都有一种刚毅又悲壮的男人英雄色彩。但是，二者终究本质不同。《牛虻》的主人公亚瑟在就义中证明了他的终极存在。而羊子始终没有冲破制度性束缚，没有这样的精神资源，最终很可能落到“三种人”的结局。
在文化革命的早期，对青少年冲击最大的小说莫过于罗曼 · 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多多是从舅舅那里得到心仪的《约翰 · 克里斯多夫》，他自己看，也在“独立寒秋”传阅。
但是，文革这代人实在难以成就约翰 · 克里斯多夫式的人物，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超越世俗和功利，更无法感受到宇宙间存在的那种神秘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转化为自身的生命动力。不要说“独立寒秋”的女生，就是多多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文化大革命已经继续远去。人们还会不断地解读和分析这场革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文革的始作俑者到所有参与者，最终都是失败者。
文化大革命已经继续远去。人们还会不断地解读和分析这场革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文革的始作俑者到所有参与者，最终都是失败者。文化革命早期的红卫兵，在完成冲击和解构社会之后，伴随上山下乡，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在与官僚妥协和重建社会秩序之后，他们也退出舞台。
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文革已经演变为纯粹的党内斗争，老红卫兵和后起的造反派组织很快被抛弃，群众运动不再。文革显现了中国式政治和权利的“虚无主义”本质。后来，这种虚无主义引发了一种弥漫性犬儒主义，不再相信理想和义正言辞的真实性，拒绝发出正义诉求和呼喊，甚至否定内心深处的良知存在。当
文革结束时，社会各个阶层都为自己“活了过来”和“熬过来”而庆幸，将其当作自我安慰的本钱。上层人士弹冠相庆，底层人民为可以重新回到专注生计的日子而喜悦。大家都曾经是文革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曾经充当文革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多少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不作不为有所反省，当然更不会崇敬和怀念在文革中敢于说“不”和为说“不”付出代价的人。
大家都曾经是文革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曾经充当文革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多少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不作不为有所反省，当然更不会崇敬和怀念在文革中敢于说“不”和为说“不”付出代价的人。
文革的狂热转化为冷漠，理想演变为媚俗，甚至是自觉的媚俗。不知道五十年之后，“独立寒秋”的成员们聚会在一起，会怎样回忆文革的第一个冬天，每个人的记忆会有怎样的差别？也不知道，在今天的那个省城的广场舞中，红歌队伍中，街道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太中，可否有“独立寒秋”的成员？
帕斯卡说过：“我们打开一本书，希望遇见一个作家，却遇到了一个人”。是的，《迷冬》强化了我对发云这个人，一个同代人，一个朋友的认知，唤起我们共同再次面对文革历史的思考。《迷冬》是发云的文化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的时间跨度自1967年至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是一个充满中国式政治的动荡、神秘和暧昧的时期；第三部的历史背景是林彪事件之后，直到毛泽东去世，毛的夫人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华国锋执政，一批元老派重出江湖，最后落幕于1978年底的那一次历史性会议。文革虽有几次高潮，人民终于抛弃了它，文革江河日下，在分崩离析的末世中完结。我期待，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和读者期待发云的文化革命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2016年4月7日，于台湾大学
（大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标题为：文革第一个冬天：从狂热荒诞到迷茫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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