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在没有足够理据之下，突然辞退执行总编辑姜国元，令人感到新闻自由的警号再次响起。姜国元长期以来带领《明报》员工，在多宗重大新闻上发挥了新闻界的作用──准确报道、分析事态、反映民意和发挥监督作用。他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除此之外，我从阿姜被炒一事，想到一个令人感慨的问题。清代诗人龚自珍诗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很可惜，在香港愈来愈浓厚的“政治正确”氛围下，这两句诗变成了：“我看天公重出手，不顾一切压人才。”
我与阿姜认识三十多年，同样出身于左派报章。我在《文汇报》，他在《大公报》。那时候，左派报章很多人都是全情投入工作，虽然工资比同行为低，但大家都以报馆为家，经常出谋献策，为报章创出新猷。例如，香港传媒派记者采访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国际体坛盛事，就是左派报章带头做起的，后来引领风骚一段时间，其他传媒才加入战圈，派员采访。当时，阿姜也是《大公报》体育版的一员标兵。
左派报章人才辈出，罗孚、李子诵、金尧如等，都得到左、中、右各路行家的尊重。再环视今天香港新闻界的领导层或已经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不少也是来自左派的。他们昔日的实干，积累下来的经验，如今已转化为指挥若定的能力，创出举足轻重的成绩。阿姜也是其中一员。
但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这些左派的新闻人才，多是离开左派之后才有所发挥，否则多半被埋没在一池死水之中。当他们仍然身处左派阵营时，除了1980年代初至1989年“六四”前一段期间之外，大部分时间多是绑手绑脚，身不由己的。为什么？皆因左派机构多奉行“任务主义”，上级指示大于一切，可以不理读者，不理市场。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北京一声令下，所有人要归队（即使思想上不归队，但至少行动上要归队），否则另觅家门。
所以，我跟当时的左派朋友聊天时经常说一句话：“出生入死。”这不是指什么枪林弹雨之中的生死时刻，而是指：“出了左派的体制就是生，进入左派的体制就是死。”记得有一天我跟阿姜说了这个比喻，他也大笑起来。
“谁出钱就要听谁的话”
多年来，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力求发挥言责。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好事多磨。“六四”之后，北京认为香港新闻界在采访“八九民运”的过程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左派报章，“所起的破坏作用更是敌人起不到的”。所以，一律整顿。江泽民在“六四”后接见香港左派传媒高层时有一句名言：“谁出钱就要听谁的话。”此后，很多事情都是大家看到的了。
香港回归初期，由1997至2003年，北京为了向台湾示范“一国两制”，对香港的压力不算严重，但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的治港政策变了，对香港传媒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卡压、统战、收编、利诱、直接或转弯入股、控股等动作，纷纷呈现在大众眼前。这就是江泽民所说的“谁出钱就要听谁的话”了。
如今《明报》开除姜国元，暂时无证据证实外界的各种传言和猜测。但从《明报》近年的人事转变和动向，已令人隐隐感到背后也许另有图谋。不久前，听到大陆一些左的言论说：打好舆论战、宣传战的方法之一，就是──“既要巩固自己的阵地，也要占领别人的阵地。”不知道这次阿姜被炒，是不是“占领别人阵地”的一部分？总之，香港和香港新闻界未来风高浪急，有赖港人万众一心顶住，否则“一国两制”和香港均亡无日矣！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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