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在沒有足夠理據之下,突然辭退執行總編輯姜國元,令人感到新聞自由的警號再次響起。姜國元長期以來帶領《明報》員工,在多宗重大新聞上發揮了新聞界的作用──準確報道、分析事態、反映民意和發揮監督作用。他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除此之外,我從阿姜被炒一事,想到一個令人感慨的問題。清代詩人龔自珍詩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很可惜,在香港愈來愈濃厚的「政治正確」氛圍下,這兩句詩變成了:「我看天公重出手,不顧一切壓人才。」
我與阿姜認識三十多年,同樣出身於左派報章。我在《文匯報》,他在《大公報》。那時候,左派報章很多人都是全情投入工作,雖然工資比同行為低,但大家都以報館為家,經常出謀獻策,為報章創出新猷。例如,香港傳媒派記者採訪奧運會、世界盃足球賽等國際體壇盛事,就是左派報章帶頭做起的,後來引領風騷一段時間,其他傳媒才加入戰圈,派員採訪。當時,阿姜也是《大公報》體育版的一員標兵。
左派報章人才輩出,羅孚、李子誦、金堯如等,都得到左、中、右各路行家的尊重。再環視今天香港新聞界的領導層或已經獨當一面的領軍人物,不少也是來自左派的。他們昔日的實幹,積累下來的經驗,如今已轉化為指揮若定的能力,創出舉足輕重的成績。阿姜也是其中一員。
但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這些左派的新聞人才,多是離開左派之後才有所發揮,否則多半被埋沒在一池死水之中。當他們仍然身處左派陣營時,除了1980年代初至1989年「六四」前一段期間之外,大部分時間多是綁手綁腳,身不由己的。為什麼?皆因左派機構多奉行「任務主義」,上級指示大於一切,可以不理讀者,不理市場。尤其是在「六四」之後,北京一聲令下,所有人要歸隊(即使思想上不歸隊,但至少行動上要歸隊),否則另覓家門。
所以,我跟當時的左派朋友聊天時經常說一句話:「出生入死。」這不是指什麼槍林彈雨之中的生死時刻,而是指:「出了左派的體制就是生,進入左派的體制就是死。」記得有一天我跟阿姜說了這個比喻,他也大笑起來。
「誰出錢就要聽誰的話」
多年來,我們在不同的位置上力求發揮言責。然而,中國的事情總是好事多磨。「六四」之後,北京認為香港新聞界在採訪「八九民運」的過程中,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左派報章,「所起的破壞作用更是敵人起不到的」。所以,一律整頓。江澤民在「六四」後接見香港左派傳媒高層時有一句名言:「誰出錢就要聽誰的話。」此後,很多事情都是大家看到的了。
香港回歸初期,由1997至2003年,北京為了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壓力不算嚴重,但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的治港政策變了,對香港傳媒的壓力也不斷增加。卡壓、統戰、收編、利誘、直接或轉彎入股、控股等動作,紛紛呈現在大眾眼前。這就是江澤民所說的「誰出錢就要聽誰的話」了。
如今《明報》開除姜國元,暫時無證據證實外界的各種傳言和猜測。但從《明報》近年的人事轉變和動向,已令人隱隱感到背後也許另有圖謀。不久前,聽到大陸一些左的言論說:打好輿論戰、宣傳戰的方法之一,就是──「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不知道這次阿姜被炒,是不是「佔領別人陣地」的一部分?總之,香港和香港新聞界未來風高浪急,有賴港人萬眾一心頂住,否則「一國兩制」和香港均亡無日矣!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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