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音乐故事在台湾：为爱情与寂寞购买一首歌；为光明与鼓舞组一支乐团

自小热爱歌唱的纯真玛莉亚（Maria Chullun）在2020年，第一次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这首歌描述一段夭折的爱情。那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位生于苏门达腊楠榜省（Lampung）的女子，到台湾工作已有数年。孤独且渴望爱情的她，在网路上结识一名印尼男子后，便堕入情网。在纯真马莉亚的记忆里，这名男子温柔体贴，即使多年后的现在，想起那段暧昧恋情，仍会双颊泛红，遮脸说道：“他对我真的甜呼呼的（so sweet）。”

就在她决定要托付爱情的前一刻，社群网站下的一则留言戳破她的粉红梦境：“原来他有老婆。”

如雷轰顶的纯真玛莉亚，不仅与男子断绝联络，还在Facebook上写了诗（puisi）：

人在印尼万隆的音乐人吉多（Gito Shantiong）读到这首诗后，探问纯真玛莉亚：“想不想让它变成一首歌曲？”他愿意为这些诗句谱上旋律。

纯真玛丽亚：“我的歌一定是真实的故事”

即使从小热爱唱歌，参加各种比赛，纯真玛莉亚也未曾想过有一天能演出自己的作品。就算到了台湾担任照护工，一个月只有一次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也不放弃争取上台表演的机会，她特别偏爱印尼自有的音乐当嘟（Dangdut），偶尔也会唱流行歌曲。

但那终究是别人的歌，她渴望拥有自己的单曲，能唱出自己的心情。吉多的询问，正是时机。纯真玛莉亚“爱错人”的糗事，因此成为一首名为〈别人的情郎〉（Bojone Uwong）的歌曲。

不只如此，纯真玛莉亚还在台北租借了个录音室，与人在印尼的吉多合作，录制歌曲，上传平台。

这个合作模式，一直延续。直至今日，在音乐串流平台上，共有九首由纯真玛莉亚演唱的歌曲，有些是她自己作词，吉多作曲，有些歌是吉多词曲包办。她也会将印尼的当嘟另外作词改编成歌。

“我的歌一定是真实的故事。”在移工聚集的台北车站里，穿著蓝色洋装的纯真玛莉亚，拿出手机点著歌曲跟我说，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她自己的经历，像是〈两个孩子的失婚妇女〉（Janda Anak Dua）就是别人的遭遇，只是由她唱出来而已。

“他不让我唱歌。”纯真玛莉亚不断重述这句话，每说一次，语气就更沮丧一点。

《两个孩子的失婚妇女》描述一位离婚女性长期忍受社会异样的眼光和批评的处境，直言自己遇到男人时也会因失魂身份被轻视，无法觅得真情。而她所追求的仅仅是幸福而已。

纯真玛莉亚自身也是个“失婚妇女”，且育有一个儿子。2014年她只身到台湾中部担任家护工，就是为了摆脱离婚的阴霾，试图透过环境转换，好让自己不要多想。

这段婚姻，令她难过也难忘——她和在家乡的前夫，从中学时代就认识交往，顺势走入婚姻之路；婚后，前夫时常发脾气，甚至会动手打她。但令纯真玛莉亚尤其无法忍受的，是前夫会阻止她去出外演出。

“他不让我唱歌。”纯真玛莉亚不断重述这句话，每说一次，语气就更沮丧一点。

因此，离婚来台，对她还说，是种解放——纯真玛莉亚在台湾的工作是“照顾阿公”，虽与雇主同住，但可以利用一个月一次的自由，参与移工活动，并且上台唱歌。如今想起那段从少年积累的爱情果实破裂，她仍感到遗憾不舍，但也庆幸透过到台湾工作的机会，站上自己热爱的舞台。

而促使这位爱唱歌的印尼女子拥有自己歌曲的吉多，也随著合作次数增多，与她情感逐渐加温，两人终于2023年结婚。这段相知相恋的过程，同样也被做成歌曲：〈互相喜欢〉（Suka Sama Suka）是他们暧昧阶段的心情，〈万隆与台中之间〉（Antara Bandung dan Taichung）则强调了这段远距离爱情的笃定。

金塔：“亲爱的，命运已转变”

写歌当下，内心浮现离婚后独留异乡的悲戚，只剩“没有朋友，一个人难过”的感受。

来自东爪哇外南梦（Kabupaten Banyuwangi）的金塔（Cinta Dita Abadi），不仅是纯真玛莉亚在台湾的移工前辈，也是她和吉多的“红娘”。而同时，金塔也是音乐人吉多的客户，很早就向他“买歌”，录制个人单曲。之后，也是她为纯真玛莉亚和吉多牵线，协助这位同在异乡的姐妹，能够享受音乐。

所谓的“买歌”，是一种客制化服务。

“喜欢唱歌的移工找会写歌的人，为他们量身订做歌曲。”印尼移工文化研究者吴庭宽表示，很多在台移工找吉多写歌的缘起，是有人向吉多买歌送给在移工社群中拥有极高人气的主持人谭云福（Tony Thamsir）。“吉多可以帮忙写歌”的风声，由此传开。

在台湾，也有委托写歌的服务，但与台湾的价格相比，印尼写歌服务价格便宜很多，多落在台币一千到两千元（约250至500元港币）。吴庭宽解释，这个价格在印尼，可能是一般人一两个月的薪水，但就在台印尼移工而言，不过是假日出门吃一顿好料的花费罢了，“况且，这些写歌的人还会提供套装服务，例如一次写三首，并且协助歌曲录音、后制和上架等后续。”

“买歌的人，都想要有自己的歌曲，同时，也都有个人的故事想说。”吴庭宽补充，爱唱歌的移工会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圆梦，“她们有自己歌曲，就更有条件争取表演的机会，不管只是喜欢表演，或是赚外快，都是替自己加值的方法。”

活跃于在台移工表演舞台的金塔，就是如此。她和吉多合作的程序，与纯真马莉亚相反，是吉多先写了乐曲给她，让她自己填进歌词。此时，金塔想起了前夫――两人早早结婚，婚后开了公司，却因经营不善公司倒闭，只好先后到台湾当移工。然而，丈夫因故非法逃逸，拖累金塔，最后丈夫被捕，两人回到故乡的隔年（翌年），决定离婚。

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金塔叙事中，充满细节，听来折腾，结果令人遗憾。但她说，这不算是坏的结局，因为，“我的老公会打人”。

“离婚时，我的老公有给我祝福。”金塔于是再度来到台湾工作，非但再也没有离开，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演舞台，以及新的归宿。

尽管另嫁他人，金塔还是不忘旧情。她说，写歌当下，内心浮现离婚后独留异乡的悲戚，只剩“没有朋友，一个人难过”的感受。金塔的第一首歌曲〈孤单〉（Kesepian），由此而生：

但这首歌不足以承载她对这段婚姻的所有感受，于是，金塔再买了第二首歌：〈我们的爱情故事〉（Kisah Cintaku）。

爱文和米拉：成为有故事的人

“我们遇到什么，想听什么歌，就写下来；不喜欢跟别人说、也不想让别人听的事，也会写下来。”

无论纯真马莉亚或金塔，都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在台湾工作时，重拾爱情，透过寄托心情。而类似的案例并不少。

 “很多印尼人（移工）都这样，因为失去爱情来到这里，然后感到孤独。”陪著纯真马莉亚受访的爱文（Evin Puspita Sari）在旁补充。

爱文是纯真玛莉亚和吉多旗下的“歌手”。出生在东爪哇小渔村的她，从小就热爱唱歌，而她前来台湾当家护工的原因，也与纯真玛莉亚相同：离婚，想转换环境。

但她不像纯真玛莉亚一样，会写诗，说故事，只喜欢透过歌声，传递心情。因此，2023年到台湾担任照护工的她，会带著自己照顾的阿嬷一起唱歌，也不时在脸书放上自己在房间内唱歌的影片。

仅管爱文不会书写，却说：绝大多数的印尼人都会记录自己的感受，“我们遇到什么，想听什么歌，就写下来；不喜欢跟别人说、也不想让别人听的事，也会写下来。”

“我们这些来当移工之前，过得都不算太好的生活，但也因为这样，成为有故事的人。”纯真马莉亚认为每个移工身上都是故事，每个人身上也都有故事。

她还在印尼的时候，因为受到家暴而心理咨商，认识了一群同样受伤的女性，并且互相支持，进而组成了一个名叫“凤凰世代”的团体，以浴火重生之寓，宣示他们正面迎向未来的决心。

“有时候我们讲话，男人都不认真听，或是不理，我只是想叫他听我说说话。”

“凤凰世代”也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我们的旅程〉（Our Journey）：

然而，不是每个爱写故事的印尼移工，都有灰暗的经历或难受的故事。同样向吉多买了一首歌的米拉（Mila Armidya Sari），小时候就是个活泼开朗圆胖的小黑妞，长大后从大学护理系辍学，到医院工作，不到一年，就因为工作劳累薪水低，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到了台湾当工厂工人。虽说如此，她只觉得这是一段旅行，一个冒险而已。

比起音乐，从小就爱写作的米拉对说故事更有兴趣。她会将自己的台湾的生活经历，写成诗文，参加文学奖，也透过写作投寄对家人的思念。

例如，她会将自己无法见到丈夫的孤独，以及难受想哭的心情，化成诗词，做成歌曲；但也会将对丈夫的抱怨，让吉多谱上音符，自己高唱出声，“有时候我们讲话，男人都不认真听，或是不理，我只是想叫他听我说说话。”米拉的单曲〈我不能吗〉（Tak Bisakah），是她的怒气：“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样子？！”

米拉表示，丈夫不搭理自己，心里会很闷很难受，“但不可以一直憋著让自己难受啊，很不舒服，所以，我要讲出来，唱出来。”

拥有一个孩子的米拉，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感情依然甜蜜，在台湾，时常向旁人展示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对于录歌、写作，也只当成一个闲暇活动，一份记忆，不是成就，也没有幻想，“我只希望，以后给我的孩子跟孙子看，让他们知道我在台湾的生活，知道我过得很精彩。”

很期待爱情

“有一次我被骂，我就去洗衣服，我在哭，我大哭，但哭的时候，灵感就这样跑进来。”

新婚不到两年的纯真玛莉亚对于过去几段失败的爱情与婚姻，已经不再感到难受，更别说，新婚丈夫不仅支持她追逐梦想，更成为音乐生意伙伴。只是，独在异乡，难免孤独寂寞，她认为，雇主就是她在台湾的家人，如果雇主不开心，骂了她，她就会写歌，好转换心情。

“有一次我被骂，我就去洗衣服，我在哭，我大哭，但哭的时候，灵感就这样跑进来。”纯真玛莉亚笑说这实在很荒谬，她这么难过，哭成这样，脑袋却只有歌词和旋律：“虽然今天雨下得这么大，但我们必须相信，明天会有彩虹。”

纯真玛莉亚会记录移工受苦的故事，也会写下生活点滴，但她更喜欢的是爱情，“因为我很期待爱情。”

“女性移工，尤其是照护工，会透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非常直白。”吴庭宽以另一位女性移工艾尼（Eny Moresta）的创作〈独自打拼心好累〉（Kesel Berjuang Dewean）为例指出，女移工会抱怨丈夫不事生产，感叹只有自己辛苦工作。

不只如此，吴庭宽进一步展示移工歌曲创作的赤裸程度，像是：透过歌曲吐露心情，说自己宁愿和爱人分隔两地，才会确定自己最喜欢的是谁――只要在梦里喜欢就好。尤有甚者，将性爱的幻想和出轨的愉悦，寄托在歌曲里。这些创作都展现移工情欲流动的一面。

纯真玛莉亚喜欢当嘟歌曲，也时常翻唱当嘟歌曲，并拍成MV上传YOUTUBE。例如〈与我偷情吧〉（Selingkuh denganku），就是一首跟花心男诉说的情话。

在台中工作多年的纯真玛莉亚以台中公园和车站为背景，找来素人演员，演了洒狗血的剧情，展示移工感情的脆弱面。

印尼庞克：光明并非永恒

女性移工如此，男性移工呢？

在吴庭宽的观察里，仅管男性移工乐团比较有“直男”视角，阔谈移工心声或权利，不过，有些男性乐团，也会唱些“小情小爱”。例如，由四个分处台湾中南部的印尼移工组成的庞克乐团――披光乐团（FakeSHINE），便时常藉著歌曲呈现移工感情世界。

吉洋进一步表示：他很喜欢这种有印尼人、菲律宾人、台湾人的场合，不分国界，一起享受音乐。

“Pop Punk 这种类型的音乐很受印尼年轻人的欢迎，因为有令人愉悦的点，会让听者感到快乐，虽然我们的歌，有的是分手，有的讲焦虑。”披光乐团主唱吉洋（Krisna）表示，在移工的生活中，“分离”是一再重复发生的，所以他们的创作有谈分手的〈消失〉（Sirna），也有自我宣示对感情忠诚的〈痴情第一名〉（Juara Satu Setia），“因为我们团员发现，周遭有太多出轨或不忠的事情，如果要追女生，都被当成花花公子。”吉洋称他们唱出外籍移工的心声，拒绝渣男这种刻板印象。

生于2000年的吉洋，是团员里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在苏门达腊楠榜省一个名为Rejo Binangun的小村庄成长，但承袭峇厘岛的血液与文化传统。自小就喜欢音乐，学习弹吉的他认为，在乡下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才决定到台湾。

来到台湾的吉洋，想要组个乐团，在Facebook上找到同样在台湾工作，也擅长乐器的同胞，于2022年11月组成乐团。他解释，乐团命名为FakeSHINE有很多含义，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光明并非永恒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黯淡下来，因为永恒的光明只属于宇宙的创造者。”

“组乐团，只是希望工作累了，还能够享受音乐，自娱娱人，如此而已。”吉洋想要唱给所有的在台移工，还有年轻人听，因此，他的创作灵感也都来自在台移工的生活，“对我来说，音乐表演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透过让那些在工作中心情不好的人开心起来。音乐可以让那些疲惫、有压力、想要放弃以及其他很多事情的人振作起来。”

乐团命名为FakeSHINE有很多含义，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光明并非永恒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黯淡下来，因为永恒的光明只属于宇宙的创造者。”

和女性照护工这样的“个体户”，只在印尼移工活动场域演出相比，移工乐团的演出机会则比较多元，除了在pub演唱、在台湾多元文化活动表演，也能登上音乐祭等场合。例如，南部闹事团（SOUTHERN RIOT）在大港开唱登台，“黑袍乐队”（Jubah Hitam）则在2025年元旦于总统府升旗典礼上开唱。

即使为了自娱娱人而组团的披光乐团，也能打进台湾地方活动的演出名单之列，或是在东南亚歌手到台湾演出时，担任暖场嘉宾。只是更多时候，他们是在移工聚集的场合出现，提供慰藉。

例如2024年夏天，在高雄旗津一个为争取渔工权利而唱的活动中，他们也登台挥汗演出，吉洋在演唱新歌〈不要停在这里〉（Jangan Berhenti di Sini），躲在帐篷下避阳的移工们，忍不住挤凑到舞台前，跟著旋律舞动。

“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眼前就算有很多障碍和困难，也不要放弃。就算承受很多谩骂，也要坚持做自己，继续前进，永不止步。”吉洋进一步表示：他很喜欢这种有印尼人、菲律宾人、台湾人的场合，不分国界，一起享受音乐。

八月正是印尼独立纪念的月份，披光乐团除了演唱正向积极的歌曲，也不忘带来印尼的爱国歌曲，与同胞一起欢庆。演唱完毕，吉洋有感而发说了一段话：“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良好声誉，不要通过犯罪行为或其他愚蠢的事情来玷污我们国家的良好声誉。”

在台上嘶吼巴勒斯坦和反战

古纳迪说：金属乐在印尼很受欢迎。据闻，亚洲最多金属乐队的国家，就是印尼。

大多数移工乐团或个人演唱的创作目的，都是为了“说故事”，只是有人著重个人情爱，也有人为了倡导移工权益。然而，由印尼移工所组成的金属乐队Dream of Death ，几乎不碰触真实故事，他们在台上狂野嘶吼的是巴勒斯坦和反战，鼓吹正义革命，但下了台、退了妆，成员都是过著普通日子――白天上班，闲余时间听音乐、练团。

如同披光乐团的组成，Dream of Death的五名团员也是透过脸书找到彼此，进而组团――而且是金属乐团。

“主唱古纳迪（Gunadi）喜欢金属乐。”各有音乐喜好的团员们异口同声，将原因归于主唱的决定，古纳迪本人也不否认，他说：金属乐在印尼很受欢迎。据闻，亚洲最多金属乐队的国家，就是印尼。

Dream of Death的团员虽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是偏乡农村，来台工作原因也如出一辙：故乡没有工作机会，只有出国工作之途。但不论是主唱古纳迪、吉他手阿迪（Adi）、贝斯手米昆（Mikun ）或是鼓手Nono，几乎都从高中时接触乐器，在拮据的条件下参加音乐社团，有才华，但困于资源，无以为继。到台湾工作多年，不仅存了点钱买乐器，也有了站上舞台的余裕。

贝斯手米昆来台湾时才29岁，如今已迈进38，十年光阴丰富了他的生命。能够自行作曲编曲的他，除了中学时期学会吉他外，贝斯、电脑编曲制作、MV影音后制，都是来台湾工作才学的。他称自己用在台湾赚的钱，买了自己的乐器，甚至学会用电脑。

“在我的国家，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阶级，穷人只能苦苦求生（Struggle）。”仅管外界认为移工在台湾备受委屈，但米昆却认为，因为来台湾，他才有能力拥有人生第一台电脑，“在台湾，我有工作，可以保有兴趣，有乐团有朋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类似的叙事，也在其他团员口中重述，例如鼓手Nono在高中社团学的是钢琴，但看到朋友打鼓，觉得很有趣，便看著youtube自己学鼓。成员们多才多艺，中学时就有相当程度的表现，却受限于资源和环境，直到在台湾成为人们口中的“外劳”，自小就怀有的音乐梦，才有足够的生活条件可以支撑。

“在我的国家，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阶级，穷人只能苦苦求生（Struggle）。”

“很多印尼人都很有才华天赋，但在自己的家乡，都是无用之人（useless），只能在自己的村庄打零工，什么也做不了，也没有发挥才华的机会。”Dream of Death经纪人傅翰森（Hasan Firmansyah）在听完每一个团员的访谈后，都会对我下这么个注脚。

傅翰森是高雄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他演出的纪录片《公园》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获得许多大奖，因此感受到文化推介的重要，便于2024年五月志愿接下Dream of Death 经纪人的工作，设法增加乐团的演出与曝光机会。他说，Dream of Death不只为移工而唱，也不只唱给台湾人听，还想要面对世界。

尽管Dream of Death部分团员――如贝斯手Mikun、吉他手阿迪在印尼时，曾自费出版专辑，但主题多是爱情，“都不是真实故事”，加入金属乐团后，都必须面对不同的乐风主题。Dream of Death的音乐反映时事，充满批判。

主唱古纳迪是歌词的创作者，虽也是出身偏乡，但他到台湾工作的理由和其他人不同，“我的父亲要我在上大学，跟从军之间做选择，我都不想要。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古纳迪从2015年到台湾后，就再也没有回印尼。

自小就以作家为志的古纳迪，对写诗充满热情，尽管学生时期因社团活动担任乐团主唱，却未曾想过组个乐团。Dream of Death于他是个意外，而他的加入条件是：“一定要是金属乐团。”

“因为，我在金属音乐中，找到了我自己。”古纳迪进一步补充。

“我的父亲要我在上大学，跟从军之间做选择，我都不想要。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

〈停止战争〉（Stop the War）、〈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哭泣的国王〉（The Crying King）都是Dream of Death回应世界情势、具有人道关怀的作品，但没有真实事物为创作基础，也无故事性。

〈3D2Y〉是Dream of Death目前创作中，唯一一首有真实故事背景，古纳迪解释：“这是我朋友的故事，他在弟弟死亡后的情绪，很触动我。”

也有精彩生活

“在台湾发展的移工乐团、或是独立歌手，很少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被媒体报导，黑袍乐团是比较特别的例子。”吴庭宽表示，再有才华的移工，被看的机会都很少，然而，跟在印尼相比，在台湾，这些移工乐人能够竞争的对象算少，群体比较小，因此，可以好好发展。

就吴庭宽长期观察，爱唱歌的移工离开台湾回印尼后，就再也不做这些事了，因为再努力都不一定会有成绩或进展，尽管还是有人尝试经营演艺团体，但自己创作自己唱的案例，就比较少见。。

因此，既然在台湾工作可以有自己的舞台，移工们便利用这个机会，享受“演出”。他们不只投入歌曲创作、录制歌曲、上传串流平台而已，还善用网路平台和影音功能，频繁发布自己的音乐、表演，并注记心情。

特别是女性移工们，几乎每天都会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发布自己唱歌、表演，MV短影音，就算只是在台北街头走路，或只是一张照片，都可以配上自己的歌曲和歌词。而比较愿意砸重本的移工，还会找朋友协助拍摄音乐录影带，背景自然是台湾的风景。

“印尼歌手、明星会使用短影音、或网路媒介宣传，移工也会复制自己国家音乐产业的宣传方式，只是比较简约而已。”吴庭宽补充：当然，这也是移工建立、维持社群的方式。

傅翰森则认为，短影音、影像或贴文，是移工呈现自己异乡生活的方式，同时也能让故乡的亲友看见他们在异乡的活跃与安好。他进一步指出，移工透过网路维持自己和故乡的关系，建立人脉，有时候也让亲友知道：“我们甚至有台湾人朋友。”

“除了给家人看，也是给其他人看，我们虽然是外劳，但我们不是只有工作而已，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米拉认为，很多人会对移工有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只是赚钱而已，但就像台湾人有自己的生活和交友圈一样，移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网络，同样会想将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留给子孙，让他们知道父母的人生有多精彩。

因此，金塔积极参加移工活动，担任主持人，并连结各方网络；纯真玛莉亚和爱文担任照护工，一个月虽仅有一天休假，也会利用这个时间表演或者交游。米拉甚至时常和台湾移工团体、政府公务员往来，并抽空开班授课，拓展各种经验。对这些移工来说，无论东协广场、台北火车站，或各个县市的印尼街、印尼店，都是工作之余的人生舞台。

不过，金塔称她想法比较简单：“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在国外工作，独自养大两个孩子，现在一个是军人，一个在银行上班，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说，跟大家说，我是个成功的妈妈，我可以，你也一定可以。你我都一样，没有分别。”

“歌曲是你的爱，歌曲是我的生活。”金塔说，“我们的雇主可能不好，每天工作很辛苦，会有一点难过，如果可以唱唱歌、听听歌，也许会快乐一点。”

注：本文中的歌词，由吴庭宽翻译，＜万隆与台中之间＞歌词取《歌从远方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