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思乐：官媒审判，折损了谁？

中国官媒上公开认错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配合调查是我的义务。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深表歉意。

我回国投案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选择，和任何人无关。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介入或者干预我回国的事情，甚至进行恶意炒作。

我也告诫那些所谓的维权律师，以我为戒，不要与境外勾结，拿境外组织的钱，从事违反法律、损害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活动。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类似“表白”，在有大陆官方背景的电视台出现。其主角往往正面临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控罪，遭到大陆警方羁押，律师无法会见。

这引人推测：官媒记者与警方必有合作，否则不可能采访到当事人。而且，在未经法院审理的情况下，官媒即以确定口吻对被捕者控以“炒作”、“制造事端”、“扰乱国家和社会秩序”，亦被质疑是大陆当局“未审先判”政治打压的一部分。

“官媒审判”的四大元素

自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经历过“官媒审判”，且被民间普遍视为政治打压的案件，至少有薛蛮子案、高瑜案、维权律师案（附带屠夫吴淦案、山东访民案、王宇案等）、张六毛案、浦志强案、劳工NGO案、铜锣湾书店案、彼得·达林案，以及张凯案等十多起。这样的频率，为80年代初“拨乱反正”后所未见。

从80年代至本届中央政府之前，国内政治案件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1989学潮后，军人表彰及刘晓波等人上央视；2001年，法轮功自焚事件后滚动播报。两起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胡温时代对异议者采取“消声”策略，即使在“零八宪章”事件中，都未广泛动用官媒工具。2010年，“李庄案”登上了不少官方报纸和地方电视台，也在央视出现过，但联系到当时重庆一把手薄熙来如日中天的势力，可理解为是一种局部、暂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媒审判”案例，绝大多数都出现在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通过之后，因此有理由视其为，中国大陆社会治理转入“国家安全模式”后的配套手段。

“官媒审判”中一般包含四大元素：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反党意图和认罪悔过。其中道德问题有可能不涉及或者轻轻带过，但另外三样基本是“必备项目”。

以维权律师案为例，经济问题表述为收取境外资助、滥用众筹救援经费，为访民提供“补助”；道德问题表述为屠夫吴淦的“吊儿郎当”和违法记录、周世锋的男女关系问题，王宇的曾有“暴力行为”等等；反党意图表述为蓄意激化官民矛盾、扰乱社会秩序（该案与彼得案联系起来后，更指当事人企图颠覆中国现有制度）；最后，认罪悔过元素也十分受重视，报导中不惜用大量时间，展现访民认识到自己“被利用”后声泪俱下的悔罪告白，也尽量使用了周世锋自我否定维权行动的片段。

这些的信息，往往跟当事人被控犯罪没有明确关系──例如中国现行法律未规定“罢工”或“收取境外资金”违法，也没有“通奸罪”、“流氓罪”之类的罪名。报导中也不会指出警方对当事人的具体控罪，“官媒审判”更多是“道德审判”和“动机审判”。

通过“四大元素”，官媒向民众反复传递这样的图景：境外势力正对中国虎视眈眈。那些对政府有意见的人，本来就是道德低下的犯罪分子。他们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通过煽动和制造官民矛盾，不正当地获得经济利益。然后，他们现在都承认和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

官媒由此教育民众，不要同情、效仿维权人士，不要相信境外报导（即使他们有机会看到），并警惕自己被维权人士或境外势力利用，也就是说，只有相信并支持当局，才能避免受骗。

这些报导中的诸多信息，尽管有些出自当事人之口，但被多方面指为失实或片面提取。例如，彼得·达林的同事迈克尔（Michael Caster）澄清，其机构从未参与幸清贤帮助王宇儿子逃往缅甸的事件；有知情律师指出，央视播出的王宇在法庭内怒斥法警的片段，是因为法警在法庭殴打一名女性被告人；被捕劳工NGO负责人曾飞洋的同事及利得鞋厂工人多次说明，厂方的经济补偿直接打到工人账上，曾飞洋无从截留。

况且，官媒作为自称“姓党”的媒体，对处于官方强制中的当事人所作的采访，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符合新闻信度的要求。但官媒对国内的信息垄断，又令“不相信”成为奢侈。

媒体背后的政治阴影

“官媒审判”不一定需要配套警力或法院程序，也可以独立运作。不久前，中国地产商任志强就因在微博对“央视姓党”发出批评性言论，引发诸多官方媒体出文声讨，北京首都网千龙网发文《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中国青年网发文《应坚决把任志强清除出党员队伍》、中国江苏网称“任志强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等等。

知名政治讽刺漫画家邝飚，将此称为“类似文革式的大批斗场面”。他由此创作了漫画《斗志强》，画中任志强被带上纸高帽、胸前挂着写有“反党分子”的大牌、名字被打上大红叉。邝飚的漫画随即引起网民转载，而他的微信公号则被销号。任志强本人的微博也被禁言。

除了邝飚，越来越多人用“文革”比喻“官媒审判”的情景。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国当前政治氛围与文革的照应，更引人深思。

评论人章文在撰文声援任志强时说：“这一幕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1957年的反右以及随后的文革，就是这样‘大字报’满天飞的。”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人民日报》和经录制再派发到各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就频繁出现将一些人和一些事定性为“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的内容。

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学的思维方式》中写到，极权主义体制有六项特征：官方掌控一套意识形态；一党国家，通常由一个全权的领袖领导；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垄断大众媒体工具；垄断武装力量；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符合极权体制的定义，而普遍认为，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已由极权向威权转变。即国家不再全面地政治化和控制社会。部分学者用“韧性威权”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中国。

在此期间，媒体领域虽然仍处于官方的审查控制之下，但也出现了有限的自由化和专业化。比如，央视的新闻联播引入了国际新闻板块，加大民生话题比重，片头问候语从最早的“观众同志大家好”，改为“观众朋友晚上好”；由各地宣传部分管的市场化媒体大量涌现，其中包括《南方都市报》、《财经》、《财经新周刊》（简称“财新”）等多家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榜的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陆续发表批评性调查报导、设立有自由倾向的评论版面，甚至央视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都播出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报导，媒体一度被寄予“监督政府”、“推动改变”的厚望。

这些现象，不代表官方放弃媒体手段或媒体监管，只是远没有现在强势、频繁和严厉。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2001年法轮功“自焚事件”、2008年新疆“七五骚乱”等重大事件中，官方亦有广泛动用官媒手段。官方宣传部门对市场化媒体的删稿、内部批评、人事任免等常规监管也从未停止。

然而近两三年来，市场化媒体的批评空间急剧紧缩，多个媒体的深度调查部门和评论部门被撤销或整顿，更有记者因发表不受官方欢迎的报导或言论而被羁押、逮捕甚至上央视认错──例如《新快报》记者刘虎和《财经》记者陈永洲、王晓璐。

同时，传统官媒的再意识形态化明显：以央视为代表的官媒，报导最高领导人活动和讲话的比重大幅增加；“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与中央新政策和新理论挂钩；央视在接受领导人检阅时公开打出“央视姓党”的大字标语；全国娱乐节目收视最高的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插播歌颂领导人的MV《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至于备受瞩目的“官媒审判”，则是其中直接指向民间打压的表现。

国内外的反制声浪

随着中国当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官媒审判”，尤其在央视播出了瑞典籍男子彼得·达林的认罪片段之后，欧美国家纷纷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

瑞典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不能接受”，瑞典驻华使馆官方微博也表示高度关注，并批评“电视认罪”的做法；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声明称，“对近期欧盟公民在电视上公开认罪一事深表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对在中国“疑似被迫认罪”的人数增加感到担忧，“这些行为削弱了中国自称是法治社会的主张，与中国的人权承诺背道而驰”。

致力于推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在彼得事件后，呼吁欧盟制裁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它认为中国官媒对新闻自由造成“使人惊慌的威胁”，而且这种做法越来越多。

据《南华早报》消息，“无国界记者”亚太主管Benjamin Ismail将桂敏海和达林形容为“受害者”，他说：“我们对被迫‘认罪’这种没有价值的信息传播感到愤慨……在明知这些是谎言，以及推测是在胁迫下做出的声明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已变成面对民众的宣传武器，而非新闻媒体。”

在中国，频繁的“官媒审判”也引起了部分民众反感，以及受害群体的反制。

例如，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转发了新华社针对劳工NGO的报导《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在该则贴文下方的1400多条评论中，点赞数最多的10条评论，都是对文章表示反感和讽刺。获得了最多的107次点赞的评论是：“提个建议啊，我是好心，你们网评员（官方雇佣的水军）的模版该换换了，风格太一致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新华社《工运之星》报导出炉之前，国内劳权团体及其声援者就预料到，该案会出现“官媒审判”。因他们注意到，同为官媒的佛山电视台，坚持要采访被捕者之一的何晓波的妻子杨敏。在杨敏拒绝后，电视台方面还提及此报导“无论如何都会播出”。因此，声援团体想到要在污名化报导播出之前作出反制，他们迅速发布“恶搞”文章《天啦噜！他们说，何晓波要上电视啦！》表达对“官媒审判”的担忧和质疑。

《工运之星》发出后，声援团体更注意到，该文与新华社早前针对维权律师文章《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作者，同为记者邹伟。他们于是发布了指向邹伟的《寻人启事》，号召网民对其“人肉搜索”。何晓波妻子杨敏更向法院起诉邹伟和新华社作失实报道，目前法院未有回应，杨敏却遭到警察软禁并进驻家中。

相比于强大的官媒垄断，民间的反制力量微弱，甚至可能遭遇报复。但在“找邹伟”行动之后，新华社发出的针对桂敏海和彼得·达林的类似文章，悄然取消了记者署名；温州网发出的张凯案文章所署记者“温平”，似与《环球时报》的“单仁平”雷同，是寓意“温州平安”的暱称。民间反制虽然效果有限，但似乎已让基层执行者有所压力。

难回极权的年代，审判折损了谁？

“官媒审判”的前提，是对官媒无上权威的维护。今年央视春晚因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引发批评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央视皇牌节目，还有诸多党报和官方学者，纷纷出面表扬力挺，维持官媒权威的压力可见一斑。官方重新垄断媒体工具、拔高官媒权威，使之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塑造唯一的全能型领导人，媒体领域被意识形态化和去自由化。这成为当下中国威权韧性消失、再次走向极权的重要表征之一。

然而，现实又决定着中国难以完全回到极权，因为无论民间或是官僚体系，都难以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恢复毛时代那样狂热、彻底的信仰，因此，有分析者用“新极权”或“次极权”来描述当今之中国。随着官媒越来越成为明摆的、作用单一的、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及“上央视”越来越多地作为民间打压的必选套餐，普通民众对其难免信任度持续下降、免疫力逐渐上升，民间行动团体的反制手段，则会不断更新和多样化。

新的拉锯战怎样演绎？中国当局在官媒手段失效后有什么后手？有待进一步观察。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