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律師浦志強的案件在司法進程持續一年七個月零兩天後，再度引發關注。2015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就浦志強案召開庭前會議。這意味着該案在歷經數次延期後，終於提上開庭審理的日程表，結案期也指日可待。
浦志強案源起於一年前的2014年5月初，他與十餘名友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聚會紀念25年前發生的天安門「6·4」事件。5月6日，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浦志強拘留，一個私人性質的紀念活動由此演變為一起刑事犯罪偵查、訴訟的起點。
時隔整一年多，在第26個週年紀念日來臨之前，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於2015年5月15日發布消息稱：浦志強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已被該院起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但起訴書相關細節顯示，一年後的起訴內容與一年前的偵查初衷已毫無關係，這不能不讓人產生諸多聯想。
根據起訴書內容，浦志強被指控涉嫌的兩宗罪，「犯罪證據」均來自他在大陸主要社交媒體「新浪微博」的發言。作為中國大陸近年來活躍的維權律師之一，浦志強代理過大陸諸多媒體被訴侵犯名譽權的官司，還代理過不少因言獲罪被勞教者的官司，他也因此被中國民間輿論以及一些媒體、NGO視為中國的「言論自由堅強捍衛者」。一個曾經的言論自由辯護者而今因為自由的言論被抓捕並面臨牢獄，其中意味同樣耐人思量。
一年多來，浦志強案始終是中國民間輿論乃至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儘管這些輿論往往不能充分見諸於中國大陸獲准正式發行、出版的媒體上。
仔細回顧浦志強案的司法進程：2014年5月6日他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37天後——也就是中國大陸法定的刑事拘留最長期限屆滿時，6月13日他以涉嫌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罪、尋釁滋事罪被逮捕；整整五個月後——又恰好是法定的最長「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屆滿時，11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院11月15日受理後用了整整七個月——法定的審查起訴最長期限屆滿後，2015年5月15日向法院提起了公訴，罪名則縮減為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兩個。
浦志強案起訴後，北京二中院則兩次上報申請了延長審理期限——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一審從受理到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有特殊情況可經上一級法院批准延長三個月，「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北京市高級法院和中國最高法院因此分別於2015年8月18日和11月18日兩次批准延長了浦志強案審限——這也幾乎是法定審理程序的最長期限了，除非不依法辦事。此次庭前會議就是在這樣背景下召開的。根據辯護律師會後的透露，庭前會議中，檢方人員首次詳細出具了指控浦志強涉嫌「尋釁滋事」和「煽動民族仇恨」的主要證據，總計是7條微博，共累計發表12次。這個數字大大低於此前起訴時30多條微博的數目。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注意到浦志強案進程中，各種法定最長期限拿捏之精準，但指控罪名及相關證據又來回反覆，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相關辦案機關的謹慎與矛盾，辦案人員既要完成任務又不想承擔罵名的心態也昭然若揭。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大陸類似浦志強案這樣的所謂「敏感案件」幾乎都面臨這個悖論：無論怎麼辦，案件都很難讓各方都滿意， 「違抗上令」和「冒天下之大不韙」之間似乎總難以調和。這就特別考驗相關司法人員的良知和勇氣。
浦志強案偵查期間，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國執政黨首次以其最高規格的文件來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其宣誓意義無與倫比，但實踐中卻面臨巨大障礙，關鍵問題就在於司法本身在中國政治架構中的尷尬地位。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誰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現實權力運行規則中，「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文件，文件不如領導講話」，而具體到司法活動中，有影響的、重大的案件要獨立審判、獨立判決幾乎難如登天。
當然，現實如此不堪，並不意味着未來就完全不可期盼。此次浦志強案起碼在法定期限上能夠嚴格依法進程，而且最終提交法庭的指控證據「縮水」為7條微博，這都讓人看到相關司法人員的審慎，相比於過往很多的案件的「任性」，這也算是一種進步。
據悉，庭前會議中，辯護律師提出三項要求：1、浦志強發表過兩萬多條微博，要求法院調取所有的微博來考慮此案，不應以偏概全，一葉障目；2、要求所有的「被傷害」的證人出庭作證，律師認為這些「被傷害的人」可能根本沒有看過浦志強的微博；3、律師認為此案被告沒有被羈押的必要，浦志強身體不好，也並非暴力事由，更談不上串供的可能。 目前浦志強案將於何時開庭尚無具體信息，但嚴格依據法律規定推算，該案至遲不得晚於2016年2月17日一審宣判。
眾多的中國法律人對浦志強案抱有良好的期許。作為法治的踐行者，浦志強曾作為辯護人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個案推動了中國的法治建設，如今，他個人涉案出庭受審，這個案件能不能再次推動法治進步，真正落實依法治國？更加讓人期待。
一個值得回味的細節是，當年正是在北京第二中級法院，余秋雨訴肖夏林一案中，法院二審維持了浦志強作為代理人的被告方（二審被上訴方）的意見。該案被視為中國法治的巨大進步，因為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司法實踐確立了中國大陸的「公眾人物」制度，確認了名人接受批評應該有更高的容忍度。而此次，浦志強在北京二中院受審，他被指控的涉嫌「尋釁滋事」罪名，證據就是來源於他批評幾位中國名人（該幾人實際也是官員）的微博。按照北京二中院當年的判決思路，浦志強的言論可能連民事侵權都構不成，如今卻要面對更加嚴重的刑事指控，不知辦案法官會如何考量？
浦志強案最後的結果，是否能作為正面案例再次寫進中國的法治史？我們拭目以待！
（段宏慶，中國法律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