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过后，有说民主回归一代落幕，可是何为新时代，盼春望秋，依然无人说清。一年间香港风风火火，公共舆论中，2047前途问题不断被提出，勾勒出时代更替的模糊背景；另一边厢是世代更替，2015区议会选举，政坛新秀纷纷当选，泛民主派政党随后也各自交棒。不少党内元老或重量级议员都宣布，不再参与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
1984年中英两国草签《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设下“一国两制”50年期限。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历史，淘尽多少政坛人物，从前途谈判落幕至前途问题再现，有些熟稔面孔，却一直迄立不倒。换代之说多年不断，却于今天始有实践；所谓换代，只是表像，换人背后，也许更是时代的变迁。
作为民主派别里三个最大党，公民党、民主党及工党分别有议员曾经亲历八十年代的前途谈判。吴霭仪、刘慧卿与何秀兰三名政坛女前辈，曾是议会同侪，今天有人早已让位交棒、有人即将告别议会、亦有人继续留守议会。站在不同的观景点，她们以各自的眼光思考2047。
吴霭仪：2047作为下一波民主运动的旗帜
“好好歹歹，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对我们一代香港人的承诺；好好歹歹，基本法是我们的法律基础。”
谈起当年的前途谈判，吴霭仪连说了几遍“好好歹歹”。从30年前一路走来，今年68岁的吴霭仪是同辈中少有仍积极在公共场域谈论香港前途问题的人，只不过这一回，1984改为2047。
《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12月签定，但早于当年1月，社会已有消息指英方将全面放弃1997后在香港有任何角色。当年正在剑桥攻读法学士的吴霭仪得知此事后，就在其《南华早报》的专栏写上一篇名为 Now We Stand Alone 的文章，呼吁港人在1997年前承担起建立民主制度，把握这当中12年的过渡时光。
经历了80年代中英谈判对社会带来的震撼，曾做过学者、传媒人、金融界、律师的吴霭仪也亲身踏上这条民主路。她1995年以独立人士身分参选当时的立法局并当选，一直是社会公认的最具质素的立法会议员之一。17年的议会生涯，终于在2012年结束，“蜡炬成灰，需要新蜡”，她这样解释。
然而民主路依然崎岖看不到尽头。回忆往昔，在1985年至1997年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对她来说隔山隔水，更多是向港英政府争取港人参政权利，建立全港性民主议会以推动核心决策民主化。踏入1997年7月，这个争取的对象置换成北京。从2003年开始，民主派逐年提出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双普选的诉求，皆告落空，直到2014年，全国人大给香港开出的831普选方案，正式宣告“民主回归”寿终正寝，并激发出震荡全城的雨伞运动，余绪至今仍在蔓延。
“殖民地与民主城市之间，最大分别在于市民是否愿意承担管治一己社群之责，而这在雨伞运动显露无遗。”吴霭仪说。
旧的落幕，新的未至。吴霭仪在想，该以什么议题，使得香港公民可以承担未来，推进民主发展。2015年，民间出现零声有关2047香港前途的思考，当中犹以年青人为主，“2047前途议题，恰恰能为我们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目标去凝聚公民力量。”她希望全体香港人能够参与到这次前途讨论当中，甚至鼓励年青人以2047年宪政安排作为旗帜进军议会，“今天的年青人在2047正值盛年，换句话说其时的香港宪政前途将影响他们今天起的生命轨迹！我们这代人2047也许作古，年青人最有资格谈2047的香港前途！”
然而吴霭仪并不认同部分年青人宣称放弃《中英联合声明》及扬弃《基本法》。“2047之所以在存，在于《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承诺的『五十年不变』”，吴霭仪说，“一但扔掉此两者，等于2047问题不复存在，须要立马决定香港前途，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缺乏基础、能力跟筹码。谈判是要讲筹码的，而我们暂时的筹码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承诺。”
好好歹歹，这也是一代人争取回来的成果。吴霭仪说：“我们绝不允许中方拿走原已承诺的东西。”
刘慧卿：2047太遥远，可能面目全非
同样亲历80年代前途谈判的政坛资深前辈刘慧卿，却对今天开展2047前途问题的广泛讨论有所犹豫。
自1991年高票当选首届立法局（立法会前身）直选议员后，刘慧卿一直连任从无间断。1996年，她创立了政治组织“前线”，后于2008年与民主党合并，她于2012任民主党主席至今。2016年年初，她宣布将告别立法会，不再参选。
从二十五年前的一头长发到今天的清爽俐落，她历尽沧桑。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后，英方在港举行记者会，当时刘慧卿于《远东经济评论》任职记者，到场采访，质问戴卓尔夫人：“你把五百万香港人交给一个独裁的共产政权，道义上说得通吗？”戴卓尔夫人怒气冲天：“香港人欣然接受这份协议，你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大家知道我对戴卓尔夫人问的那条问题，就知道我并不支持‘民主回归’！”对于今天有声音指她当年错信“民主回归”，导致今天香港衰败的政局，刘慧卿说来仍是有气。“可是现实一点，当年如果不是民主回归，又应该怎样？搞独立？当时建制要求维持现状；大众移民，却从来没有听过香港独立这把声音。”
《中英联合声明》签定至今，民主派一直在争取民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关口，是2010年民主党进入中联办与京官沟通，几经波折后北京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功能组别方案。现在回顾这个被人诟病的决定，作为当时民主党副主席的刘慧卿这样说：“我们那次与中方争取的政改方案，是达至普选循序渐进的一步。倘若我们几年前没有接受方案，2015年的政改讨论，也只会围绕着循序渐进而非真普选。”
可惜这没有达至真普选。“当年中方承诺下一步就是普选，惟他们食言”，刘慧卿续说，“那我们没有办法。”
亦因北京手腕强硬如此，民间开始思考民主运动在考年复年追求真普选的路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吴霭仪建议的2047前途问题作为旗帜，其实是在这个脉络之下而生。
但是对刘慧卿来说，2047之于今天，仍然是太遥远的事。“我觉得并不是很多市民能聚焦三十多年后的事，而且现在社会还有太多问题要处理。三十多年后，或许也面目全非；有人说，共产党可能已垮台三遍！”
即便要谈香港前途，她认为香港也要把之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排除独立的选项。“很多市民并不认同香港独立，而且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我们民主党不是走这条路。我们希望的是高度自治，有门防火墙与中国大陆区隔存在；我们有自己生活方式，做自己的事，中方只负责国防与外交。”
从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前途问题，到今日世代交替的二次前途探问，刘慧卿回望自己近四分一世纪的议员生涯，她坦承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是与他人沟通合作不足。“每人只有24小时，我将最多的时间投放在议会工作，很自然其他地方，像跟人沟通、联络等就会少了时间。我不后悔，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何秀兰：议会磨蚀视野，讲不了2047
“在体制内当议员的问题是，太容易被繁琐的议会事务局限了政治视野。”现年65岁的泛民饭盒会召集人何秀兰感叹。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何秀兰在在港工作，从事大陆贸易，一个月有20多天在大陆，那边没有新闻，她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可是，在大陆的体验，却埋下了她从政的种子。“我看过国家很穷的一面，遇过不少好人，但那时的体会是，为什么这样善良的人会容让文革发生？太多的善良人只求自保，就会纵容国家做出坏事。”
“我希望香港不要变成这样。”何秀兰就这样踏上政治路上。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选，她致电刘千石议员办事处，收不到回覆；后来她致电刘慧卿议员办事员，一个下午就收到回电，结果成为了刘慧卿的竞选义工。后来，她当过吴霭仪议员助理；于1996年，何秀兰与刘慧卿合组政治组织“前线”，任首任执行委员会召集人、更于1998年成为立法会议员。
这位立法会老将说，泛民主派很少人愿意谈香港前途问题，在她看来并非逃避，而是视野过于狭窄，只聚焦在政策讨论。“民间相比议会，视野一定广阔，对香港前途的想象也会思考得更早。”她认为如吴霭仪提出的2047议题，该要由民间及在野反对派首先开展。
为什么是民间先于议会政党？“议会不同民间团体，后者可以手持一个原则风风火火，而前者则要求议员做很多繁琐之事向选民『交功课』，很磨蚀人的愿景与视野。”对何秀兰而言，民间与议会各有分工，“有一批人进入议会准备被磨蚀愿景，聚焦政策；另一边厢，江山代有人才出，民间街头就会有另一批人提出宪政大视野。”因此，对于今天声言要把香港宪政前途愿景带到议会抗争的年青人，她并不看好。
不过，何秀兰说，今天年青人之所以要鼓足干劲投身抗争，究其根本是因为北京对港干预日深，香港政局败坏。说到这里，何秀兰泪眼盈眶。“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业，我们一代人做得远远未够。当时我们未够多人醒觉，亦有人被骗，因而成就今日的局面。”
“我们是有责任的。”
具体如何做得不够，如何有所责任？何秀兰没有点明。
议会参与民间──推动2047
议会磨人，难以讨论根本的宪政议题吗？若然如此，政党换代除了人事更替，又能改变什么呢？
“如果行政机关寸步不让，而我们仍只留在议会抗争，结果只会流于行礼如仪。时至今天，我真的很出奇，有人依旧认为守规矩是最重要的事，其他均次要；如果不守规矩会死（于下次选举落败）的话，那便死吧！”
“我死没问题，但假如我的生存是用来保护年青一代，我不可能墨守成规，让年青一代死去，这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想如何才能打破僵局。”
这番话，出自温文尔雅的大律师吴霭仪口中。她说，议员不能只被动的守在议会，等待与民间合流；她希望议员亲自参与民间运动，推动2047的议题。
无论议会走入民间，还是民间走入议会，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其实还是离不开悬而未决的香港前途。八十年代，政党旧人在一次前途问题短暂安顿后，艰苦争取宪政民主三十年；三十年后，旧人退场，留下她们的忠告。2016年，年轻面孔逐渐上场，在二次前途问题正式到临之前，新人该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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