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時代正在轉變,「2047」到來之前

這篇文章裏的人物,都訪於年初一旺角衝突之前,當那宣告新時代降臨的槍聲響起,香港已無法回頭。新時代會是什麼樣子?暫仍面目不清之際,三位經歷80年代前途談判的前人,給出對2047的忠告。
劉慧卿,何秀蘭以及吳靄儀,三個經歷前途談判的政黨前輩。有人早已讓位交棒、有人即將告別議會、亦有人繼續留守議會。 時代正在轉變,在新時代到來之前,上一代的人,給出她們最後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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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過後,有說民主回歸一代落幕,可是何為新時代,盼春望秋,依然無人說清。一年間香港風風火火,公共輿論中,2047前途問題不斷被提出,勾勒出時代更替的模糊背景;另一邊廂是世代更替,2015區議會選舉,政壇新秀紛紛當選,泛民主派政黨隨後也各自交棒。不少黨內元老或重量級議員都宣佈,不再參與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1984年中英兩國草簽《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移交中國,設下「一國兩制」50年期限。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歷史,淘盡多少政壇人物,從前途談判落幕至前途問題再現,有些熟稔面孔,卻一直迄立不倒。換代之說多年不斷,卻於今天始有實踐;所謂換代,只是表像,換人背後,也許更是時代的變遷。

作為民主派別裏三個最大黨,公民黨、民主黨及工黨分別有議員曾經親歷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吳靄儀、劉慧卿與何秀蘭三名政壇女前輩,曾是議會同儕,今天有人早已讓位交棒、有人即將告別議會、亦有人繼續留守議會。站在不同的觀景點,她們以各自的眼光思考2047。

吳靄儀。攝:盧翊銘/端傳媒
吳靄儀。

吳靄儀:2047作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旗幟

「好好歹歹,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對我們一代香港人的承諾;好好歹歹,基本法是我們的法律基礎。」

談起當年的前途談判,吳靄儀連說了幾遍「好好歹歹」。從30年前一路走來,今年68歲的吳靄儀是同輩中少有仍積極在公共場域談論香港前途問題的人,只不過這一回,1984改為2047。

《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12月簽定,但早於當年1月,社會已有消息指英方將全面放棄1997後在香港有任何角色。當年正在劍橋攻讀法學士的吳靄儀得知此事後,就在其《南華早報》的專欄寫上一篇名為 Now We Stand Alone 的文章,呼籲港人在1997年前承擔起建立民主制度,把握這當中12年的過渡時光。

經歷了80年代中英談判對社會帶來的震撼,曾做過學者、傳媒人、金融界、律師的吳靄儀也親身踏上這條民主路。她1995年以獨立人士身分參選當時的立法局並當選,一直是社會公認的最具質素的立法會議員之一。17年的議會生涯,終於在2012年結束,「蠟炬成灰,需要新蠟」,她這樣解釋。

然而民主路依然崎嶇看不到盡頭。回憶往昔,在1985年至1997年的過渡時期,共產黨對她來說隔山隔水,更多是向港英政府爭取港人參政權利,建立全港性民主議會以推動核心決策民主化。踏入1997年7月,這個爭取的對象置換成北京。從2003年開始,民主派逐年提出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雙普選的訴求,皆告落空,直到2014年,全國人大給香港開出的831普選方案,正式宣告「民主回歸」壽終正寢,並激發出震蕩全城的雨傘運動,餘緒至今仍在蔓延。

「殖民地與民主城市之間,最大分別在於市民是否願意承擔管治一己社群之責,而這在雨傘運動顯露無遺。」吳靄儀說。

舊的落幕,新的未至。吳靄儀在想,該以甚麼議題,使得香港公民可以承擔未來,推進民主發展。2015年,民間出現零聲有關2047香港前途的思考,當中猶以年青人為主,「2047前途議題,恰恰能為我們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提供了一個極具意義的目標去凝聚公民力量。」她希望全體香港人能夠參與到這次前途討論當中,甚至鼓勵年青人以2047年憲政安排作為旗幟進軍議會,「今天的年青人在2047正值盛年,換句話說其時的香港憲政前途將影響他們今天起的生命軌跡!我們這代人2047也許作古,年青人最有資格談2047的香港前途!」

然而吳靄儀並不認同部分年青人宣稱放棄《中英聯合聲明》及揚棄《基本法》。「2047之所以在存,在於《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吳靄儀說,「一但扔掉此兩者,等於2047問題不復存在,須要立馬決定香港前途,那就麻煩了。我們現在缺乏基礎、能力跟籌碼。談判是要講籌碼的,而我們暫時的籌碼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

好好歹歹,這也是一代人爭取回來的成果。吳靄儀說:「我們絕不允許中方拿走原已承諾的東西。」

劉慧卿。攝:盧翊銘/端傳媒
劉慧卿。

劉慧卿:2047太遙遠,可能面目全非

同樣親歷80年代前途談判的政壇資深前輩劉慧卿,卻對今天開展2047前途問題的廣泛討論有所猶豫。

自1991年高票當選首屆立法局(立法會前身)直選議員後,劉慧卿一直連任從無間斷。1996年,她創立了政治組織「前綫」,後於2008年與民主黨合併,她於2012任民主黨主席至今。2016年年初,她宣佈將告別立法會,不再參選。

從二十五年前的一頭長髮到今天的清爽俐落,她歷盡滄桑。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後,英方在港舉行記者會,當時劉慧卿於《遠東經濟評論》任職記者,到場採訪,質問戴卓爾夫人:「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說得通嗎?」戴卓爾夫人怒氣沖天:「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大家知道我對戴卓爾夫人問的那條問題,就知道我並不支持『民主回歸』!」對於今天有聲音指她當年錯信「民主回歸」,導致今天香港衰敗的政局,劉慧卿說來仍是有氣。「可是現實一點,當年如果不是民主回歸,又應該怎樣?搞獨立?當時建制要求維持現狀;大眾移民,卻從來沒有聽過香港獨立這把聲音。」

《中英聯合聲明》簽定至今,民主派一直在爭取民主,其中一個重要的關口,是2010年民主黨進入中聯辦與京官溝通,幾經波折後北京接受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現在回顧這個被人詬病的決定,作為當時民主黨副主席的劉慧卿這樣說:「我們那次與中方爭取的政改方案,是達至普選循序漸進的一步。倘若我們幾年前沒有接受方案,2015年的政改討論,也只會圍繞著循序漸進而非真普選。」

可惜這沒有達至真普選。「當年中方承諾下一步就是普選,惟他們食言」,劉慧卿續說,「那我們沒有辦法。」

亦因北京手腕強硬如此,民間開始思考民主運動在考年復年追求真普選的路線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出路。吳靄儀建議的2047前途問題作為旗幟,其實是在這個脈絡之下而生。

但是對劉慧卿來說,2047之於今天,仍然是太遙遠的事。「我覺得並不是很多市民能聚焦三十多年後的事,而且現在社會還有太多問題要處理。三十多年後,或許也面目全非;有人說,共產黨可能已垮台三遍!」

即便要談香港前途,她認為香港也要把之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排除獨立的選項。「很多市民並不認同香港獨立,而且這個想法不切實際。我們民主黨不是走這條路。我們希望的是高度自治,有門防火牆與中國大陸區隔存在;我們有自己生活方式,做自己的事,中方只負責國防與外交。」

從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前途問題,到今日世代交替的二次前途探問,劉慧卿回望自己近四分一世紀的議員生涯,她坦承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是與他人溝通合作不足。「每人只有24小時,我將最多的時間投放在議會工作,很自然其他地方,像跟人溝通、聯絡等就會少了時間。我不後悔,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何秀蘭。攝:盧翊銘/端傳媒
何秀蘭。

何秀蘭:議會磨蝕視野,講不了2047

「在體制內當議員的問題是,太容易被繁瑣的議會事務局限了政治視野。」現年65歲的泛民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感嘆。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何秀蘭在在港工作,從事大陸貿易,一個月有20多天在大陸,那邊沒有新聞,她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可是,在大陸的體驗,卻埋下了她從政的種子。「我看過國家很窮的一面,遇過不少好人,但那時的體會是,為甚麼這樣善良的人會容讓文革發生?太多的善良人只求自保,就會縱容國家做出壞事。」

「我希望香港不要變成這樣。」何秀蘭就這樣踏上政治路上。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選,她致電劉千石議員辦事處,收不到回覆;後來她致電劉慧卿議員辦事員,一個下午就收到回電,結果成為了劉慧卿的競選義工。後來,她當過吳靄儀議員助理;於1996年,何秀蘭與劉慧卿合組政治組織「前綫」,任首任執行委員會召集人、更於1998年成為立法會議員。

這位立法會老將說,泛民主派很少人願意談香港前途問題,在她看來並非逃避,而是視野過於狹窄,只聚焦在政策討論。「民間相比議會,視野一定廣闊,對香港前途的想象也會思考得更早。」她認為如吳靄儀提出的2047議題,該要由民間及在野反對派首先開展。

為甚麼是民間先於議會政黨?「議會不同民間團體,後者可以手持一個原則風風火火,而前者則要求議員做很多繁瑣之事向選民『交功課』,很磨蝕人的願景與視野。」對何秀蘭而言,民間與議會各有分工,「有一批人進入議會準備被磨蝕願景,聚焦政策;另一邊廂,江山代有人才出,民間街頭就會有另一批人提出憲政大視野。」因此,對於今天聲言要把香港憲政前途願景帶到議會抗爭的年青人,她並不看好。

不過,何秀蘭說,今天年青人之所以要鼓足幹勁投身抗爭,究其根本是因為北京對港干預日深,香港政局敗壞。說到這裏,何秀蘭淚眼盈眶。「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業,我們一代人做得遠遠未夠。當時我們未夠多人醒覺,亦有人被騙,因而成就今日的局面。」

「我們是有責任的。」

具體如何做得不夠,如何有所責任?何秀蘭沒有點明。

劉慧卿,何秀蘭以及吳靄儀,三個經歷前途談判的政黨前輩。有人早已讓位交棒、有人即將告別議會、亦有人繼續留守議會。  時代正在轉變,在新時代到來之前,上一代的人,給出她們最後的忠告。攝:盧翊銘/端傳媒
劉慧卿,何秀蘭以及吳靄儀,三個經歷前途談判的政黨前輩。有人早已讓位交棒、有人即將告別議會、亦有人繼續留守議會。 時代正在轉變,在新時代到來之前,上一代的人,給出她們最後的忠告。

議會參與民間──推動2047

議會磨人,難以討論根本的憲政議題嗎?若然如此,政黨換代除了人事更替,又能改變什麼呢?

「如果行政機關寸步不讓,而我們仍只留在議會抗爭,結果只會流於行禮如儀。時至今天,我真的很出奇,有人依舊認為守規矩是最重要的事,其他均次要;如果不守規矩會死(於下次選舉落敗)的話,那便死吧!」

「我死沒問題,但假如我的生存是用來保護年青一代,我不可能墨守成規,讓年青一代死去,這不行的。我們一定要想如何才能打破僵局。」

這番話,出自溫文爾雅的大律師吳靄儀口中。她說,議員不能只被動的守在議會,等待與民間合流;她希望議員親自參與民間運動,推動2047的議題。

無論議會走入民間,還是民間走入議會,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其實還是離不開懸而未決的香港前途。八十年代,政黨舊人在一次前途問題短暫安頓後,艱苦爭取憲政民主三十年;三十年後,舊人退場,留下她們的忠告。2016年,年輕面孔逐漸上場,在二次前途問題正式到臨之前,新人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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