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過後，有說民主回歸一代落幕，可是何為新時代，盼春望秋，依然無人說清。一年間香港風風火火，公共輿論中，2047前途問題不斷被提出，勾勒出時代更替的模糊背景；另一邊廂是世代更替，2015區議會選舉，政壇新秀紛紛當選，泛民主派政黨隨後也各自交棒。不少黨內元老或重量級議員都宣佈，不再參與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1984年中英兩國草簽《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移交中國，設下「一國兩制」50年期限。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歷史，淘盡多少政壇人物，從前途談判落幕至前途問題再現，有些熟稔面孔，卻一直迄立不倒。換代之說多年不斷，卻於今天始有實踐；所謂換代，只是表像，換人背後，也許更是時代的變遷。
作為民主派別裏三個最大黨，公民黨、民主黨及工黨分別有議員曾經親歷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吳靄儀、劉慧卿與何秀蘭三名政壇女前輩，曾是議會同儕，今天有人早已讓位交棒、有人即將告別議會、亦有人繼續留守議會。站在不同的觀景點，她們以各自的眼光思考2047。
吳靄儀：2047作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旗幟
「好好歹歹，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對我們一代香港人的承諾；好好歹歹，基本法是我們的法律基礎。」
談起當年的前途談判，吳靄儀連說了幾遍「好好歹歹」。從30年前一路走來，今年68歲的吳靄儀是同輩中少有仍積極在公共場域談論香港前途問題的人，只不過這一回，1984改為2047。
《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12月簽定，但早於當年1月，社會已有消息指英方將全面放棄1997後在香港有任何角色。當年正在劍橋攻讀法學士的吳靄儀得知此事後，就在其《南華早報》的專欄寫上一篇名為 Now We Stand Alone 的文章，呼籲港人在1997年前承擔起建立民主制度，把握這當中12年的過渡時光。
經歷了80年代中英談判對社會帶來的震撼，曾做過學者、傳媒人、金融界、律師的吳靄儀也親身踏上這條民主路。她1995年以獨立人士身分參選當時的立法局並當選，一直是社會公認的最具質素的立法會議員之一。17年的議會生涯，終於在2012年結束，「蠟炬成灰，需要新蠟」，她這樣解釋。
然而民主路依然崎嶇看不到盡頭。回憶往昔，在1985年至1997年的過渡時期，共產黨對她來說隔山隔水，更多是向港英政府爭取港人參政權利，建立全港性民主議會以推動核心決策民主化。踏入1997年7月，這個爭取的對象置換成北京。從2003年開始，民主派逐年提出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雙普選的訴求，皆告落空，直到2014年，全國人大給香港開出的831普選方案，正式宣告「民主回歸」壽終正寢，並激發出震蕩全城的雨傘運動，餘緒至今仍在蔓延。
「殖民地與民主城市之間，最大分別在於市民是否願意承擔管治一己社群之責，而這在雨傘運動顯露無遺。」吳靄儀說。
舊的落幕，新的未至。吳靄儀在想，該以甚麼議題，使得香港公民可以承擔未來，推進民主發展。2015年，民間出現零聲有關2047香港前途的思考，當中猶以年青人為主，「2047前途議題，恰恰能為我們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提供了一個極具意義的目標去凝聚公民力量。」她希望全體香港人能夠參與到這次前途討論當中，甚至鼓勵年青人以2047年憲政安排作為旗幟進軍議會，「今天的年青人在2047正值盛年，換句話說其時的香港憲政前途將影響他們今天起的生命軌跡！我們這代人2047也許作古，年青人最有資格談2047的香港前途！」
然而吳靄儀並不認同部分年青人宣稱放棄《中英聯合聲明》及揚棄《基本法》。「2047之所以在存，在於《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吳靄儀說，「一但扔掉此兩者，等於2047問題不復存在，須要立馬決定香港前途，那就麻煩了。我們現在缺乏基礎、能力跟籌碼。談判是要講籌碼的，而我們暫時的籌碼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
好好歹歹，這也是一代人爭取回來的成果。吳靄儀說：「我們絕不允許中方拿走原已承諾的東西。」
劉慧卿：2047太遙遠，可能面目全非
同樣親歷80年代前途談判的政壇資深前輩劉慧卿，卻對今天開展2047前途問題的廣泛討論有所猶豫。
自1991年高票當選首屆立法局（立法會前身）直選議員後，劉慧卿一直連任從無間斷。1996年，她創立了政治組織「前綫」，後於2008年與民主黨合併，她於2012任民主黨主席至今。2016年年初，她宣佈將告別立法會，不再參選。
從二十五年前的一頭長髮到今天的清爽俐落，她歷盡滄桑。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後，英方在港舉行記者會，當時劉慧卿於《遠東經濟評論》任職記者，到場採訪，質問戴卓爾夫人：「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說得通嗎？」戴卓爾夫人怒氣沖天：「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大家知道我對戴卓爾夫人問的那條問題，就知道我並不支持『民主回歸』！」對於今天有聲音指她當年錯信「民主回歸」，導致今天香港衰敗的政局，劉慧卿說來仍是有氣。「可是現實一點，當年如果不是民主回歸，又應該怎樣？搞獨立？當時建制要求維持現狀；大眾移民，卻從來沒有聽過香港獨立這把聲音。」
《中英聯合聲明》簽定至今，民主派一直在爭取民主，其中一個重要的關口，是2010年民主黨進入中聯辦與京官溝通，幾經波折後北京接受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現在回顧這個被人詬病的決定，作為當時民主黨副主席的劉慧卿這樣說：「我們那次與中方爭取的政改方案，是達至普選循序漸進的一步。倘若我們幾年前沒有接受方案，2015年的政改討論，也只會圍繞著循序漸進而非真普選。」
可惜這沒有達至真普選。「當年中方承諾下一步就是普選，惟他們食言」，劉慧卿續說，「那我們沒有辦法。」
亦因北京手腕強硬如此，民間開始思考民主運動在考年復年追求真普選的路線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出路。吳靄儀建議的2047前途問題作為旗幟，其實是在這個脈絡之下而生。
但是對劉慧卿來說，2047之於今天，仍然是太遙遠的事。「我覺得並不是很多市民能聚焦三十多年後的事，而且現在社會還有太多問題要處理。三十多年後，或許也面目全非；有人說，共產黨可能已垮台三遍！」
即便要談香港前途，她認為香港也要把之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排除獨立的選項。「很多市民並不認同香港獨立，而且這個想法不切實際。我們民主黨不是走這條路。我們希望的是高度自治，有門防火牆與中國大陸區隔存在；我們有自己生活方式，做自己的事，中方只負責國防與外交。」
從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前途問題，到今日世代交替的二次前途探問，劉慧卿回望自己近四分一世紀的議員生涯，她坦承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是與他人溝通合作不足。「每人只有24小時，我將最多的時間投放在議會工作，很自然其他地方，像跟人溝通、聯絡等就會少了時間。我不後悔，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何秀蘭：議會磨蝕視野，講不了2047
「在體制內當議員的問題是，太容易被繁瑣的議會事務局限了政治視野。」現年65歲的泛民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感嘆。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何秀蘭在在港工作，從事大陸貿易，一個月有20多天在大陸，那邊沒有新聞，她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可是，在大陸的體驗，卻埋下了她從政的種子。「我看過國家很窮的一面，遇過不少好人，但那時的體會是，為甚麼這樣善良的人會容讓文革發生？太多的善良人只求自保，就會縱容國家做出壞事。」
「我希望香港不要變成這樣。」何秀蘭就這樣踏上政治路上。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選，她致電劉千石議員辦事處，收不到回覆；後來她致電劉慧卿議員辦事員，一個下午就收到回電，結果成為了劉慧卿的競選義工。後來，她當過吳靄儀議員助理；於1996年，何秀蘭與劉慧卿合組政治組織「前綫」，任首任執行委員會召集人、更於1998年成為立法會議員。
這位立法會老將說，泛民主派很少人願意談香港前途問題，在她看來並非逃避，而是視野過於狹窄，只聚焦在政策討論。「民間相比議會，視野一定廣闊，對香港前途的想象也會思考得更早。」她認為如吳靄儀提出的2047議題，該要由民間及在野反對派首先開展。
為甚麼是民間先於議會政黨？「議會不同民間團體，後者可以手持一個原則風風火火，而前者則要求議員做很多繁瑣之事向選民『交功課』，很磨蝕人的願景與視野。」對何秀蘭而言，民間與議會各有分工，「有一批人進入議會準備被磨蝕願景，聚焦政策；另一邊廂，江山代有人才出，民間街頭就會有另一批人提出憲政大視野。」因此，對於今天聲言要把香港憲政前途願景帶到議會抗爭的年青人，她並不看好。
不過，何秀蘭說，今天年青人之所以要鼓足幹勁投身抗爭，究其根本是因為北京對港干預日深，香港政局敗壞。說到這裏，何秀蘭淚眼盈眶。「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業，我們一代人做得遠遠未夠。當時我們未夠多人醒覺，亦有人被騙，因而成就今日的局面。」
「我們是有責任的。」
具體如何做得不夠，如何有所責任？何秀蘭沒有點明。
議會參與民間──推動2047
議會磨人，難以討論根本的憲政議題嗎？若然如此，政黨換代除了人事更替，又能改變什麼呢？
「如果行政機關寸步不讓，而我們仍只留在議會抗爭，結果只會流於行禮如儀。時至今天，我真的很出奇，有人依舊認為守規矩是最重要的事，其他均次要；如果不守規矩會死（於下次選舉落敗）的話，那便死吧！」
「我死沒問題，但假如我的生存是用來保護年青一代，我不可能墨守成規，讓年青一代死去，這不行的。我們一定要想如何才能打破僵局。」
這番話，出自溫文爾雅的大律師吳靄儀口中。她說，議員不能只被動的守在議會，等待與民間合流；她希望議員親自參與民間運動，推動2047的議題。
無論議會走入民間，還是民間走入議會，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其實還是離不開懸而未決的香港前途。八十年代，政黨舊人在一次前途問題短暫安頓後，艱苦爭取憲政民主三十年；三十年後，舊人退場，留下她們的忠告。2016年，年輕面孔逐漸上場，在二次前途問題正式到臨之前，新人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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