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美国采访大选的时候，我在选前一周去了特朗普在摇摆州密西根州的造势大会。那里华人不少，我的存在不太突兀，在排大长龙进场的时候，前前后后的白人有时会跟我搭讪，跟我大谈DEI之恶。
那天有个场面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的马斯克正在搞摇摆州大抽奖，只要登记资料并（声称）自己会投特朗普一票，就有机会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白人阿姨在被问要不要登记资料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不要！马斯克是个没有道德的人。”身旁一个男子立刻插嘴：“你在说甚么啊？你知道他给了很多钱支持特朗普吗？That guy’s on our side！”“我知道，但我不管，身为女性，我认为他做的事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不会签。”
听到这番言论，我几乎以为自己跑错了贺锦丽的造势大会，立刻转头问她，马斯克有甚么不道德的呀？我以为她会说马斯克的反堕胎立场不道德（虽然这我就不懂为甚么特朗普和J.D. 凡斯会比较道德），或者他父亲和自己的养女有亲密关系不道德，或者跟多名女性育有大量孩子不道德。但她的答案震撼三观：“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在把人体胚胎植入机器人，让机器人生孩子。生孩子是母亲的责任，孩子一定要在母亲的体内成长，这是天然的上帝的道德，怎么能让机器人生孩子呢？”我的表情管理濒临失败，但冷静地问她是在哪里看到的。“你去Instagram﹑TikTok上面看看，有很多报道，新闻媒体都不会告诉你，他们在做这么有歪伦常的事情，真相真的得我们自己查明。”阿姨语重心长。
她口中的“报道”，其实是网上的一些内容农场短片，真实性近乎零，这点我应该不用跟我们的读者点明。但我常常想起来自密西根州中部的阿姨的这番话。她在质疑的，是科技能否取代人类的道德价值，甚或重新定义人是甚么﹑生命是甚么﹑亲缘是甚么。“道德”本身就是“我是谁”﹑“我应该当一个怎样的人”的诘问，而这些诘问向外就变成了政治：变成了质疑技术和看似“进步”但其实在颠覆她认为的“生而为人”的核心的一切，例如跨性别手术﹑疫苗﹑堕胎。
我没有认同她（首先不认同她接收资讯的方法），但我绝对能同理她的恐惧。虽然机器人还不能生孩子，但像今天刊出的“全球代孕产业”系列第一篇写的，自80年代中期，商业代孕就已经出现（著名的Baby Cotton），男性想要一个和自己有亲缘的孩子，甚至不用经历性行为的过程。之后借腹型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成为主流，不孕不育的夫妇，或不想／不能自己进行怀胎过程的女性，都可以借腹生子，只要有钱（以及有精子和卵子），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子宫待价而沽。以往乌克兰是全球代孕大国，在俄乌爆发战争后，格鲁吉亚乘势而起，以“中国人自己的生殖中心”作卖点，吸引大陆的意向父母（当中也多有男同志）。
要说这是科技的胜利，好像也很难完全否定。此前台湾有男同志去美国代孕成功，在社交媒体分享喜悦时遭受不少舆论鞑伐，但确实，如果科技能容许他们组织有孩子的家庭，他们跟他们精挑细选的，“美得像模特儿”的俄罗斯孕母也是所谓的“明买明卖”，是不是也无不可？但反对代孕的人士会认为，代孕把子宫当成租赁市场的一部分，把孕育过程变成一种买卖，本身就是在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同时，不少学者也质疑这种婴儿的全球组装，终究是在利用发展中国家监管﹑法制和人权的不完善，也脱离不了产业化带来的暴利和剥削。
端传媒资深记者龚玨在格鲁吉亚实地采访中国人的全球代孕产业链期间，就一直给我发来一些孕母的故事：“今天采到的孕母，看着她九个月的血泪最终变成中国爸爸掏出的220张美元，然后再护送她回家，然后看到她丈夫喝着啤酒，抱怨带了几天孩子真的好麻烦”﹑“采到的另外两个都是离婚的单亲妈妈，还有一个（甚至受过高等教育）被前夫打断了鼻子，代孕是为了赚律师费打官司。”
这些故事都是高高在上的，科技乐观主义的叙事完全忽略的。这当然不是端第一次关注代孕议题了。早在“开端”的十年前，我们就做过中国夫妇去美国代孕的题目。但现在全球代孕产业链上，更是挤满中国人的身影：一来是因为中国法律严格禁止商业代孕，二来是过去几年中国放开二胎﹑三胎，一些高龄女性、失独家庭、或因病丧失生育能力的中国家庭，都成为潜在需求者。所以我想，这个全球代孕产业链的故事，同时也是过去十年中国对于“生命”﹑“人”的价值重新定义的故事，也是像端这样的媒体最应该去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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