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針還是救命針？人類疫苗史，也是一部「反疫苗史」

2022年1月，許多外國知名歌手將自己的歌曲從串流平台Spotify下架，理由是該平台沒有阻止播客「羅根脫口秀」（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持續散播關於疫苗的不實資訊。節目主持人羅根在播客上呼籲美國年輕人不必接種疫苗﹑聲稱只要「身體健康﹑多做運動﹑均衡飲食」就可對病毒免疫。他也多次邀請著名反疫苗人士如馬龍（Robert Malone）上節目，並批評美國的「疫苗通行證」是獨裁政策。

羅根是誰？他是美國喜劇演員﹑綜合格鬥評論員﹑Spotify上最受歡迎播客的主持人－－他是成功的演藝人，但沒有接受過任何正統醫學訓練。

羅根對疫苗的質疑並不新穎。自COVID-19疫苗在2020年末推出以來，就有反疫苗人士稱「疫苗不安全，會帶來嚴重副作用」﹑「疫苗只是大藥廠用來賺錢的工具，無法有效防疫」，甚至有陰謀論者散播「疫苗只是政府監控工具」﹑「疫苗向人體植入晶片」的流言。即使研究多次證實疫苗在減慢傳播速度﹑降低死亡率及重症率的作用，這些流言仍甚囂塵上。疫情開始以來許多發達國家都出現大型反疫苗浪潮，除了遊行示威，在Youtube﹑Facebook和TikTok等平台也充滿反疫苗訊息。相信疫苗效用的人則指責反疫苗人士是疫情持續的原因。

過去兩年，疫苗爭議令社會愈趨兩極化，其實，在人類歷史中，根本不曾出現過不帶爭議的疫苗（vaccination）－－二百多年的疫苗歷史，幾乎也就是反疫苗的歷史。

「現代疫苗之父」金納（Edward Jenner）在18世紀末發明牛痘接種術，利用接種與天花病毒相似的牛痘來令人對天花免疫。在古代的中國和印度也有類似技術－－早在16世紀初期，中國就有「人痘接種」（Inoculation）的記載，即將天花患者的皮膚割開取出膿液，再用小刀拭於受種者的皮膚下，以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這種方法甚至傳到了歐洲，清代學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裏也有記載康熙時期，有俄羅斯學者特意去中國學痘醫。

1853年，英國政府實施《疫苗接種法》，規定在嬰兒出生後的前三個月必須接種天花疫苗，不遵守規定的父母會被罰款和監禁。當時高速工業化的英國衛生條件惡劣，而傳播迅速﹑死亡率達三成且後遺症嚴重的天花是初生嬰兒的頭號殺手，並有「斑點怪魔」（speckled monster）之稱。

當時，即使有許多專家認為疫苗有效，反疫苗的聲音仍此起彼落。天花疫苗裏的「牛痘」（cowpox）成份從牛身上的潰瘍取下，許多人認為牛是低等動物，將牛身上材料接種到人體上（尤其是小孩身上）有違信仰，是「unchristian」（不像基督徒）的。有些人認為天花不會人傳人，沒有必要打疫苗，但更多人認為天花疫苗侵害人身自由。醫學史學者胡茜（Kristin D. Hussey）就指出，疫苗法代表政府直接管理人們的私人領域，介入他們的健康，「而這是之前未發生過的」。

當時的英國人確有反疫苗的正當理由：十九世紀中期，接種疫苗的環境仍然不衛生，疫苗安全性也堪憂，可引致嚴重後遺症甚至死亡。但這段疫苗的早期歷史也說明，「疫苗」不止是一種源自古老醫學思維的現代技術，它還反映了對「自由」﹑「民主」以及「健康」的看法﹑對家長權威（parental authority）的態度，還有對「專業知識」作為一種權力的深深質疑。

環保﹑身心靈，以及「全知大自然」的想像

2022年初，網球界球王祖高域（Novak Djokovic；另譯：德約科維奇）因未接種COVID-19疫苗而被澳洲拒絕入境，無緣競爭第21次大滿貫冠軍。早在2020年初，祖高域就曾經在和其他塞爾維亞運動員的線上會議上，表示自己「反對接種疫苗」。其妻也曾在Instagram上散播COVID-19經由5G手機網絡傳播的流言。祖高域因反疫苗還得了個暱稱－－「Novax」。

當然，像祖高域這種頂級的精英運動員，絕對不會不注重健康。他表示自己祟尚自然，追求心靈滿足，經常進行打坐﹑冥想等「身心靈」活動。他也是素食主義者，堅持盡量少踫人工（artificial）的東西，曾說過自己對手術和刀子很抗拒，並稱「身體有自癒的能力」。祖高域可算近年愈來愈受歡迎的「wellness」運動的一份子－－「Wellness」從英文「well-being」而來，有時被翻譯成「全面的健康」，但這個譯名並不貼切，因為「Wellness」還是一種產業和政治取向。「Wellness」隨社交媒體流行興起，主要提倡素食﹑環保﹑運動﹑自然生活，還有冥想和瑜珈等各種減壓和「療癒」的身心靈活動，在Instagram上有許多「Wellness導師」，就是在歐美在COVID-19封城期間，靠著在網上教健康飲食和瑜珈而收獲過千萬追隨者。

環保﹑運動和瑜珈都很正面，但這個運動有另一面。據英國《衛報》報道，許多這些提倡Wellness的社交媒體帳號，同時也在鼓吹不打疫苗，甚至散播關於COVID-19和疫苗的陰謀論。過去幾年，這些身心靈文化（spirituality）跟陰謀論（conspiracy）社群愈來愈重合，《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稱這種合流為「conspirituality」，一種由中產階級Wellness文化帶動，並通過社交媒體愈趨極端的文化。許多在這種文化中的人認為，人類過度依賴科技和物質，不自量力地與大自然對抗，而COVID-19正是大自然的反撲。疫情的解決辦法不是口罩和社交隔離等防疫措施，更絕非將「人工物質」打進自然人體，達到「人工免疫」的疫苗，而是回歸簡樸生活，注重身心平衡。

這些「自然就是美好，人工可免則免」﹑「大自然會懲罰無知的人類」的想像與語言是哪裏來的？Wellness文化對「大自然」（nature）的想像，以及對主流科學的抗拒，其實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70年代的環保運動－－更確切點說，是可以追溯到一本叫《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暢銷書。

1962年，《寂靜的春天》在《紐約客》連載三期，立刻引起極大迴響，並成為美國，以至全球的最暢銷作品。作者卡森（Rachel Karson）在書中指出，二戰後在美國大規模使用的合成農藥含有劇毒，尤其是「滴滴涕」（DDT），一種在用於越戰的生物武器「橙劑」中能夠找到的化學物質。橙劑的使用令許多越南孕婦誕下畸胎，甚至能禍延幾代。卡森援引訪問及數據並指出，化工農藥的毒性高得已經不止殺死害蟲，還殺死了許多飛鳥﹑魚類，甚至人－－人類不受限制的過度發展，已經對整個生物圈構成極大危害。這本書令許多人開始質疑西方自由民主包庇跨國化工企業，也令人擔憂這些大企業還有多少對公眾有害的逐利行為未被揭發。

《寂靜的春天》被許多人視為上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本關於環境的書籍，甚至令美國環境署在1972年禁止了「滴滴涕」產品的使用。更重要的是，這本書開始了一波在生活環境中尋找有毒物的浪潮。在整個六﹑七十年代，許多此前不被視為有害的消費品和常見原材料突然被發現對人體造成危害，這些產品包括香煙﹑鉛（lead）﹑石棉（asbestos）﹑食物染料﹑其他幅射原料等等。整波環保浪潮加強了人工物含有毒素，人類應該回歸大自然的想法。同時，「大自然」雖然被想像為無害的，但它並非完全靜止不動－－「大自然在人類無限制的發展面前會無情反撲」的語言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

在《寂靜的春天》出版以前，反疫苗人士麥克比恩（Eleanor McBean）為回應1950年代的大規模小兒麻痺症（polio）疫苗接種，在1957年出版了《毒針》（The Poisoned Needle）一書，並在書中指人類和大自然共存的狀態本來就很完美，但是，隨著科技發展，人類吸收太多加工食品引致營養不均衡，接觸太多人工化學物引致疾病叢生。麥克比恩認為病菌在大自然中不是致病原，疾病只是人類的不良生活習慣和有毒環境的結果，而生病是身體排除毒素的過程－－不需要刻意治療，當然更不需要以打疫苗來預先免疫。疫苗不單沒有用，還會「阻礙身體的自然排毒過程」，令人愈來愈不健康。

麥克比恩的書出版後沒有獲得太大迴響，但在《寂靜的春天》出版以後，《毒針》在1970年代被重印再版，並且找到了大批新讀者：剛剛發現戰後飛速的科技發展，令人類的生存環境充滿毒素，渴望盡量在最接近「自然」的環境生活，並對所有人工科技物－－尤其是對健康有影響的人工科技物－－感到高度警戒的歐美讀者。

因著《毒針》的成功，麥克比恩在1970年代末還接續出版了三本反疫苗著作。麥克比恩的書反映了上世紀初反疫苗人士的思維，並且乘著《寂靜的春天》帶動的崇尚自然的風潮，將這種思維帶到世紀末，直接影響了今日的反疫苗運動。像祖高域以及許多Instagram身心靈導師趨之若騖的「Wellness」風潮，就是「自然就是美好」這種概念的副產品。

反疫苗的身份政治

在祖高域面臨被澳洲政府驅逐出境時，英國政客法拉奇（Nigel Farage）親赴祖高域的家鄉塞爾維亞和他的家人會面，參觀了他家放滿獎盃的地方，並且公開表示他對祖高域的支持－－法拉奇認為即使「打了一劑﹑兩劑﹑三劑，甚至四劑疫苗仍可能染疫」，而澳洲政府不過是「利用祖高域來殺一儆百」，好等他們可以強逼其他不願打針的人也去接種疫苗。法拉奇不是唯一一個高調支持祖高域的歐美政客。曾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初選的克魯茲（Ted Cruz）就在推特上表示澳洲驅逐祖高域的決定「荒謬」，並指「沒有人應被強逼證明自己有沒有打疫苗」﹑「疫苗通行證根本就是『錯』的」。

法拉奇是英國極右民粹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的前黨魁，尤其支持英國脫歐，收緊移民限制，也反對同婚等進步的社會議題。克魯茲則以他鮮明的反墮胎（anti-abortion）立場聞名，曾公開背書說墮胎女性是「女殺人犯」﹑「要一輩子背負殺人罪」的極端保守基督教人士紐曼（Troy Newman），支持對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削減撥款，並多次公開攻擊墮胎合法化的重要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Wade）。著名政治學者穆德（Cas Mudde）將克魯茲稱為美國的「基督教極右翼」。除英美右翼政客外，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基地，假新聞和陰謀論網站「信息戰」（InfoWars）也對祖高域表示了支持。

Covid-19全球大流行從2020年初持續至今，在歐美國家堅持反疫苗﹑反口罩﹑反對一切防疫措施的人，以白人佔了絕大多數。反疫苗人士指「疫苗通行證」或強制口罩政策（mask mandate）是法西斯政府的監控措施，侵害人身自由。他們最常喊的口號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體我自主）－－這句原本是女性主義者爭取墮胎權和女性身體自主的口號。

反疫苗人士多數是白人並不應令人意外。「接種」二字來自「inoculation」，指上文談到的，古代中國﹑印度﹑北非和西亞地區流行，後來傳至歐洲地區的接種術。在18世紀，天花肆虐的美國，這種接種術由一名波士頓黑奴阿尼西姆（Onesimus）傳授給以獵巫聞名的清教徒牧師馬瑟（Cotton Mather），成為美國推廣疫苗接種術的基礎。所以現代疫苗雖然是由西方在實驗室研發，但背後的思維其實源自西亞和東方文明。於是，在19世紀的反疫苗運動中，種族主義語言相當常見。反疫苗人士指疫苗是「骯髒﹑沒用又危險的儀式」，是「低等野蠻人（savage）」帶入文明西方的惡習，會污染白人的血液。

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反疫苗運動就經常利用「侵害公民自由」作為反對大規模疫苗接種的理由。防疫和自由的界線難以劃清，包括疫苗在內的防疫措施也的確有侵害公民自由的疑慮。但這些反疫苗人士的問題，是將「公民自由」定義成白人的個體自由。

20世紀初期，經濟飛速發展同時貧富懸殊的美國正盛行優生學（eugenics），在移民和衛生政策上都將人分成「強勢血統」和「劣質血統」，並利用國家機器來對後者－－例如智力低下人士和貧窮人口等－－進行強制絕育。在有奴隸制歷史且種族主義思想深植社會的美國，少數族裔在這種對「劣質基因」的獵巫中首當其衝。事實上，納粹主義的優生學正是向美國的20世紀初的優生運動（eugenics movement）取經的。這也能夠解釋今日一些黑人群體對疫苗的懷疑情緒。當時美國亦對印第安原住民兒童實行「住校」（boarding school）計劃，將原住民兒童從部落強制移走。這些「學校」也有實行強制的疫苗接種，還有印第安母語滅絕－－但這些明顯「侵害公民自由」的舉措，全部都不是白人反疫苗人士關心的範圍。

無論如何，這種對「自由」的理解延續到今天，成為了反疫苗運動高度政治化，並和右翼，甚至極右翼合流的基礎。不久以前，反疫苗運動其實由支持環保和自然主義、反對「大藥廠」（Big Pharma）的左翼人士帶動。但是，過去二十年，右翼逐漸將「政治正確」和種族平權﹑性傾向平權等進步價值視為霸權，將白人保守群體描述為被這些進步價值壓迫的小眾，並在這個過程中借用了一些左翼語言。反疫苗人士於是從女性主義中借來身體自主的口號，又指疫苗是「大屠殺」的手段。反疫苗在過往數十年並不一定是右翼議題，例如六十年代以反女性主義﹑反墮胎和反疫苗聞名的女性運動家斯拉夫萊（Phyllis Schlafly）以往沒有進入過保守勢力主流；但斯拉夫萊的兒子今天是反疫苗醫生組織（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的首席法律顧問，而特朗普的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也是該會會員。

不打針是壞父母，打針也還是壞父母

1998年，英國醫生域菲特（Andrew Wakefield）在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指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或「麻腮風疫苗」）能引致兒童自閉症的論文。後來，英國調查記者迪爾（Brian Deer）在得獎報道中，揭發域菲特修改重要數據及有未申報的利益衝突（域菲特曾收取報酬，有動機證明MMR疫苗對人體有害）。該論文在2010年被《柳葉刀》撤下，域菲特也在三個月後被吊銷醫生資格。

迪爾並在2020年出版的書《The Doctor Who Fooled the World: Science, Deception, and the War on Vaccines》（暫譯：《愚弄世界的醫生：科學﹑騙局﹑以及反疫苗之戰》）中，批評域菲特在著名的1998年《柳葉刀》騙局前發表的論文，一樣有科學方法（methodology）上的問題，即都是經不起仔細推敲和挑戰的研究。

雖然在科學和醫學界聲名狼籍，域菲特的名字在全球反疫苗界卻依然響亮，台港的反疫苗人士都經常引用他已被撤回的論文。這篇令他在科研界身敗名裂的論文仍廣為流傳，尤其令許多本來就對疫苗有猶豫（被稱為「vaccine hesitant」）的家長選擇為孩子拒打MMR疫苗。有2021年初步發表的研究指出，在域菲特的論文出版後，關於MMR疫苗的人身傷害索賠訴訟平均每月新增70宗。隨著家長對麻疹疫苗的疑慮加深，不替孩子接種MMR疫苗的家長愈來愈多，早在2000年就在美國本土絕跡（注：指沒有本地源頭的新例）的麻疹也捲土重來。2015年在加州迪士尼，以及2017年在明尼蘇達州，都爆發過兒童麻疹大流行。

即使如此，也無阻疫苗懷疑論，甚至更極端的反疫苗情緒，在歐美家長群體中間流傳。域菲特的論文無疑大大推動了歐美近年的反疫苗運動，但家長對疫苗的疑慮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醫學史學者拉金特（Mark A．Largent）在著作《Vaccine: The Debate in Modern America》中就指出，各種「另類療法」的興起﹑波斯灣戰爭症候群（Gulf War Syndrome，指波斯灣戰爭後，數十萬美國軍人回國後出現的一系列疾病）可能由疫苗裏的角鯊烯成份造成的傳言﹑以及1950年代小兒麻痺症疫苗成效不佳的爭議，都令美國家長群體開始質疑應該不應該為小孩接種疫苗。到了1990年代，疫苗中的硫柳汞（thimerosal）成份，以及域菲特關於MMR疫苗和自閉症的論文，都進一步加深了家長對疫苗安全的質疑。

在今日的語境，為孩子接種與否通常會被說成是父母「責任感」的體現－－支持疫苗的家長經常指責不為孩子接種的家長「自私」﹑「愚昧」﹑「不負責任」。拉金特指出，雖然有許多家長對疫苗的疑慮的基礎是陰謀論以及沒有科學根據的流言，但也有些合理的疑慮沒有被重視和澄清。例如,兒童需要接種的疫苗數量是一個大問題－－在美國，如果根據疾控中心的建議來接種疫苗，幼兒園年紀的小孩就已經打了26至35劑疫苗，且當中大部份都是在一歲半前接種。有時小孩去一次診所就會連續接種6劑不同疫苗。

拉金特指，無限擴大的疫苗接種計劃會帶來兩個大問題。第一，當兒童如此密集地接種大量疫苗時，當疫苗副作用出現，將無法判斷是哪一種疫苗帶來的後果。第二，對抗嚴重疾病的疫苗和對抗小病的疫苗常常不作區分；例如預防水痘的疫苗，就不可能跟預防麻疹和小兒麻痺的疫苗一樣重要。拉金特進一步指出，公共衛生界對於家長對疫苗的疑問，時常是用一種「所有疫苗都安全」﹑「所有疫苗都必要」的態度打發，直接令許多家長從「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t），逐漸走向極端，愈來愈認同反疫苗的情緒。

當然，在安全爭議以外，家長本來就跟政府在健康管理中的角色有性質差異。20世紀初，反疫苗的宣傳常常將兒童描繪成純潔﹑無助又天真的，沒有自主性的人，以此對比「非洲野蠻人」帶來的接種劣習，塑造疫苗「污染」純正血統的印象。到了七﹑八十年代，歐美戰後的福利主義制度沒落，保守主義興起，也是這個時候，「家長應承擔照料兒童的全部責任」的思維滲入了主流語境，而家庭－－而非社會－－應該負起所有照顧下一代的經濟和社會責任。這種思維的另一面，就是政府對於兒童健康的管理，包括強制對兒童接種疫苗，都是「過度管理」，侵蝕家庭自主的行為。

「科學治國」的限制

2021年聖誕前夕，我因為喉嚨痛和發冷去看醫生，並進行了COVID-19檢測。結果我在聖誕夜確診，逃不過當時開始席捲歐美的奧密多戎（Omicron）變種病毒。雖然沒有想過真的會「中獎」，但我確實感到這次生病有點不同以往的傷風感冒－－至少我從未試過喉嚨腫痛得連喝水都有困難。幸好我過了五﹑六天就康復，並在病中完成了國際組的一篇關於COVID-19的年末專題。

事後我跟朋友說，幸好我2021年4月就打了兩劑莫德納（Moderna）疫苗，不然染疫了可能就不止發燒喉嚨痛，說不好還要住院。我還慶幸自己在康復後有「超級抗體」（super immunity），並打算盡快補打第三針加強劑。

慶幸的同時，我也在網上看到香港許多關於疫苗效用和安全性的討論。香港人普遍對政府「谷針」（以限制行動自由等措施強逼市民接種疫苗）非常不滿，並且認為COVID-19疫苗通過緊急使用法（Emergency Use Act）推出，沒有足夠數據證實安全，會不會引起後遺症還是未知數。有不少比較極端的香港人甚至不止質疑利用新mRNA技術（而非需較長研發期的滅活技術）的COVID-19疫苗，而是質疑所有疫苗都無效並對人體有害。很多人以以色列作例子，指出疫苗根本無法提高COVID-19抗體，即使許多公共衛生專家已經反駁了這種說法。

對於自己「fully vaccinated」（已接種兩針疫苗）仍然染疫，我的反應是慶幸打了疫苗讓我不致病得更嚴重，但一些對疫苗抱有戒心的人，也許會覺得我就是「打針無用論」的明證。我因此開始思考數據與個體經驗的落差，以及「科學治國」的限制。

世上大概沒有甚麼經驗比「生病」更個人﹑更私密﹑更孤獨。親密如伴侶﹑父母或子女，都無法分擔任何人、那怕只是一丁點的肉體痛苦－－所以我們或者能夠理解，人們為甚麼難以將自己或家人視為醫學研究報告上，迴歸分析中用上的數千﹑甚至數萬﹑數十萬－－數據點中的其中一點。人類在悠長歷史中創造過千千萬萬種世界觀來解釋生老病死這些亙古之謎，醫學史學者吳易叡也指出，疫苗正是科技與社會（STS）學術界所稱的「邊界物」：「同一物質，位處在幾個不同社會世界的交界，吸引着本質迥異的人對它發展出解釋，產生興趣並加以利用。」每群人對這支針賦予的意義都不一樣，它並不單單是一種生化科技物。

在十九世紀的西方開始興起，並在二戰以後才成為「正統」的生物醫學，雖然是一種建立於特定歷史和文化基礎的世界觀，卻大有成為「唯一正確世界觀」的傾向。任職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及該校「疫苗研究小組」的侯斯曼（Bernice Hausman）在著作《Anti/vax》中寫道，生物醫學和科研提供了一種特定的理解「健康」的框架，而各國政府則將之和官僚系統結合，發展出一種技術官僚（technocratic）的方法來管理國民健康。書的結語寫道，對科學的質疑不一定來自蓄意散播的反疫苗流言，更有可能是源自主觀的日常生活經驗和情緒。在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堅持「防疫」﹑「（動態）清零」的官僚文化就與在過去數年間極速收緊的個體自由密不可分。

醫療人類學界也有類似的觀察。在《Vaccine Anxieties》一書中，英國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妮治（Melissa Leach）和菲希特（James Fairhead）就指出，將疫苗視為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的公共勝利，等同暗示所有不相信疫苗功用的人都是易上當的蠢材，也暗示相信名人而非醫生意見的、好騙的父母們，正是許多大流行病無法根除的原因。2021年3月，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邁倫（Sophie Mylan）醫生，也聯同杜倫大學神學教授赫特曼（Charlotte Hardman）在醫學期刊《柳葉刀》上撰文，指對反疫苗群體的污名將製造對立情緒，間接支持這些小眾群體的激進化。

侯斯曼一針見血地指出，面對疫苗猶豫和反疫苗情緒，加強強調科學理性，高舉「科學就是真理」的旗幟，完全無補於事。很多人認為質疑科學﹑質疑生物醫學的情緒來自科學知識傳播的不足，提倡加強大眾的數據素養。這一點，在大數據時代無疑異常重要，但也假定了如果人們都懂得看統計數據，明白甚麼是p值﹑置信區間﹑對照實驗和概率分布，能明白科學家眼中的世界的話，就會接受現代科技及科學的優越性，並且在作出關乎自己身體和健康的決定時，接受並相信現代專家的科學意見。但是，追溯反疫苗的歷史，就可見對疫苗的恐懼，未必就是對學術期刊上密密麻麻數據圖表的恐懼或不理解。

生物醫學 （以及科學）的運作方式確有能夠與很多其他世界觀區別開來的地方。2022年2月，英國《衛報》刊出了一篇題為「科學家承認他們對COVID-19的誤判」（Scientists admit their COVID mistakes）的文章。文章中幾位傳染病學家﹑公共衛生教授以及公共心理學家，都承認了他們在疫情之初作出的誤判：有人曾相信疫苗對防疫無效，有人曾相信口罩對防疫的作用有限。但是，在新證據面前，他們承認了此前的誤判，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這種在新證據面前承認初時立場有誤的態度，體現了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 認為「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是檢驗一套理論是否「科學」的重要準則的說法，也許同時顯示了生物醫學運作模式的優越性。

但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這種隨時可以被新證據推翻的特質，令許多人對疫苗猶豫不決。科學史學者拉金特（Mark Largent）寫道，歷史上許多曾經被視為正統的醫學現在都成為了偽科學或旁門左道：美國總統華盛頓不過是得了喉嚨痛，卻因為當時最好的醫生給他放血而死；十九世紀的英國醫生經常割開正在出牙的初生嬰兒的牙肉，令許多嬰兒因細菌感染致命。從前的醫生也處方過許多現在被視為對人體有害的毒藥。換言之，今時今日我們認為是好的﹑正確的﹑正統的醫療方式和發明，在許多年後也許會被證實無用甚至有害－－當中也許也包括疫苗。

這篇文章絕對無意為反疫苗人士背書，但正如侯斯曼所言，我們必須接受，公共衛生問題的解決方法，遠遠不如現代科技給出的那麼乾淨利落。「打不打疫苗」牽涉的，是我們是否相信科技能解決社會問題﹑對流行病的根除是否人類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以及官僚系統定義個體（及公共）健康的正當性。這些現代社會的政治及哲學問題——直接反映在每個人的生活中，但是即使集合世上所有頂尖科研人材，大概都無法解決。

（端傳媒實習生黃奕邦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