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t is the epic evidence for Mr. Lai.”西九龙裁判法院庭上，在黎智英用不到15分钟确认与秘书的过百页事关“饭盒会”的 WhatsApp 通讯纪录后，辩方关文渭律师向法庭表示，若法庭没有其他问题，这就是黎智英的“史诗级”证供了。（注：饭盒会从2018年11月起设立，用来讨论《苹果》员工提出的问题，由不同部门的中基层员工参加。）
在那最后的15分钟，黎阅读并确认曾收到和回复这些讯息，并指其中与壹传媒旗下杂志运营相关的事务与《苹果日报》无关，亦与“采编”无关。庭上没有其他问题。他取下耳机，从证人席上起身，向律师和法庭示意“Thank you”，跟随三名狱警走向玻璃高耸的被告栏。至此，2025年3月6日，黎智英完成超过3个月、总共52天的作供。
当日辩方未能完全呈堂完毕，剩下的一点尾巴——双方关于承认事实的修订——于3月7日上午完成。鉴于对“煽动”提出宪法挑战的“快必案”日前终审败诉，黎智英一方于7日确认，不会提出针对煽动罪的宪法挑战。
过去数十天，围绕对黎智英在2019年4月至2021年6月间的一项煽动、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控辩双方、被告与法官之间进行了无数个辩驳回合，力图厘清黎智英与“外国势力”、“重光团队（SWHK）”的关系，以及他公开撰文、发言的观点中的真实意图。法庭产生的证供超过2000页。盘问结束时，控方再度读出3项控罪，黎智英全部否认。
黎智英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
控方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首先盘问“国际联系图”中，黎智英与美军前副参谋长基恩 (Jack Keane) 和美国前副国防部长 Paul Wolfowitz 的关系，因黎曾介绍二人予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为蔡解释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态度和想法，控方认为黎智英在台美关系中有一定角色。
黎智英供称，他与 Jack Keane 在2016年已认识，特朗普曾邀请 Jack Keane 出任国防部长，只是后者拒绝，但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2016至2020年，黎智英也与 Paul Wolfowitz 成为好友，后者曾表示二人的友谊是他的全世界（means the world），黎也曾聘请 Paul Wolfowitz 为他缅甸投资的顾问。
（图表首刊于2025年1月22日，载有主问阶段期间，黎智英对控方指出其“国际联系图”的回应。）
蔡英文首次成为总统后，“左右手”江春男曾向黎智英询问，是否认识一些了解美国对台态度的人，黎遂推荐二人。2017年，二人以“顾问”名义前往台湾四次，进行“独立而非政治性的咨询”，期间访台费、顾问费皆由黎负责。银行资料显示费用高达1490万港元。法庭疑惑为何不是由台湾政府出钱，黎指因二人是他的“好友”，控方问是否黎主动付费换取他们的服务，黎表示同意。但黎否认参与二人与蔡的任何会面，只负责安排两人行程。法庭问为何二人行程属非政治性却被列为“机密”（confidential），黎指因他们是美国高级官员、身分敏感，须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
不过，二人每次与蔡结束会面后，都会与黎智英吃饭交谈。
黎承认经常与江春男交换想法（exchange ideas）。控方从江、黎的通讯纪录中，提取黎曾向对方指，“现在是突破中国的时候，若美国利用台湾，来影响中国在朝鲜和南海的交战状态，我相信会施加更大的压力”；黎亦提到 Jack Keane 成为特朗普私人顾问，又曾向江指希望在蔡出国前与她交谈15分钟；黎还曾向江表示，已为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会面准备好笔记，其中提到“没有比台湾更好的（对华）杠杆了。”Bolton 随后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亦出现与笔记相似的字眼，如“北京的好战（Beijing’s belligerence）”。
引起控方关注的，还有黎曾向江提及台湾应与美国签订能源安全合约、招募美国退休将军提升台湾军队素质、聘请顶级外交官等，并向江发送前美国驻港总领事 James Cunningham（郭明瀚）的资料，以协助重整台湾外交队伍。2018年，蔡英文与郭明瀚会面，但最终没有作任何决定或达成共识。郭明瀚前往台湾的费用也由黎出资。
法庭质疑黎智英是否为台美“中间人”、“枱底人”、“代理人”，意欲影响台湾政策？黎智英坚决否认，表示自己没有资格、不在那个位置（not in the position to do that）。控方几度以 middle man 质疑黎，黎表现出激愤。黎指他被控方盘问的主张大多来自美国已有政策、媒体报导、广泛流传的说法等，非个人提议。法庭质疑黎对这些事情如此热衷，似乎意在构建更紧密的台美关系，黎智英回答自己只是想要帮忙（help）。
不过，尽管黎智英曾对助手就“美国司法部批准了与 Paul 和 Jack 签订的咨询合约”一事回复“Wonderful”，却在庭上表示虽然知道合约成功，但不知道合约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签署方是谁，庭上才第一次关注合约细节。法庭对此感到困惑。
控方指出，黎智英意欲协助台湾进行军事升级、建议将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杠杆；黎智英全部否认。
根据2018年5月的提取对话，Jack Keane 和 Paul Wolfowitz 认为特朗普上任是台美深入建交的好时机，但台湾方面似乎顾忌大陆而无举动，他们希望通过黎向江转达敦促之意。同年9月，华府可能有新公职交予郭明瀚，黎向江表达焦虑，指若郭有新工作，就不能再协助台湾。控方及法庭认为，两则讯息中，黎似想要迫切“说服”台湾当局。
而直到台湾下一届大选临近，蔡英文政府也没有雇用郭明瀚。黎曾在2019年3月19日一则发给郭明瀚的讯息中表示，“蔡英文政府非常令人失望（the Tsai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very disappointing）”。法庭问黎“失望”是否因为双方未能合作，他称“不记得”。
当年2月港府已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在控方追问下，黎智英承认在同一则讯息中，他就“香港与北京的挣扎（struggle）”寻求郭明瀚的协助。
也是这则讯息显示，郭明瀚与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Anson）见面，谈及香港。
黎有无直接或间接向美国游说、主张制裁
在主问作供阶段，黎智英承认，2019年3月底，曾向《苹果日报》高层下达一个采编指示：将陈方安生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的新闻“做大”。
郭明瀚与陈方安生的会面在陈方安生访美之前。郭明瀚曾向黎“简述”：与陈方安生进行了很好的对话（have a good talk），她关心《逃犯条例》修订，也意识到需要击败它；郭建议陈方安生到国会山庄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委）会面时，以此为核心。陈方安生最终于3月23日展开美国行，期间会唔彭斯。
黎智英向法庭表示，郭与陈方安生早已相识，并非他安排见面，亦否认著郭向陈方安生提建议；他指并未留意到郭的讯息中提到的国安委，也不知道陈方安生将会与美方及彭斯会面。后来黎将陈方安生与彭斯会晤、握手的照片，连同郭的“简述”转发予民主派友人，并著《苹果》高层做新闻，但否认是跟随郭明瀚的建议。
郭在“简述”亦提到，如果黎智英需要帮助，他们可以见面讨论。法庭质疑这不仅是一份供黎参考的报告，而是讨论如何提供帮助的背景资料。
控方亦引述同案被捕的《苹果》前高层张剑虹说法，指黎智英意欲以《苹果》为平台引起西方注意、采取对中央和港府的制裁行动，黎庭上表示：“这肯定是错的，我从来没有资格要求苹果这样做。”
随后，香港民主派人士李柱铭、李卓人等亦计划在2019年5月出访美国华盛顿，他们确定行程前与黎智英有交换讯息。黎是二人的好友、老友，他赞同计划，并指当时“是游说的好时机（good time for lobbying）”。
黎向法庭表示，此处的“游说”指的是陈方安生做的事；李的“游说”则并非由他提出，他只是表达赞同。
黎智英当时也向李柱铭和李卓人提议，让郭明瀚协助行程，因他认为当时的美国国会由民主党控制，而郭是民主党，有机会在国会上提出逃犯条例事宜。黎愿意出资郭明瀚的劳务费用，但供称是自愿付钱给对方，并非“聘请”，亦著助手 Mark Simon 告诉李柱铭、郭明瀚是义务协助，在庭上否认向李柱铭隐瞒自己有付钱。
后来，Mark Simon 曾转发郭明瀚给李柱铭的消息予黎智英，其中提及若见到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可以怎么做。控方指， Mark Simon 转发此讯息是希望黎智英采取寻求美国支持的行动，黎智英否认。
控方亦问黎，泛民访美行程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否提出制裁？黎智英称不知道、记不起。惟证据显示，李卓人曾发讯息予黎，提及民主派访问美国的目的包括争取美国惩罚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官员。
最终，李柱铭等人于5月出行加拿大和美国纽约、华盛顿，并在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阐述修例的担忧和影响，冀美国采取实际行动，如审议赋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地位的《香港政策法》、推动《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来阻止《逃犯条例》的修订。该行程李柱铭并未见到蓬佩奥。
到2019年6、7月，黎智英亦前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在美国期间与彭斯、蓬佩奥会晤。他同意在赴美前已知悉正获安排与蓬佩奥会面，只是在抵达华盛顿后才获确认。蓬佩奥会见黎时，李柱铭亦在场。根据2019年7月9日的《苹果》报导，蓬佩奥会后发表声明，斥责修例威胁香港法治，黎同意此与郭明瀚早前给李柱铭的建议相吻合。
当时，与黎智英有超过15年交情的前《华尔街日报》评论作者 Mary Kissel，已离开香港并成为蓬佩奥的助手。黎在庭上确认，与蓬佩奥会晤前，Mark Simon 曾与 Mary Kissel 通电话，后者提出可以在与蓬佩奥的会面中提议制裁中共和香港领导人的子女，可将香港与台湾地位比拟冷战时期的柏林。
黎智英在盘问下确认，曾向蓬佩奥提及制裁，如冻结贪污官员的银行户口。
他也在出席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的发言中，参考 Mary Kissel 建议提及柏林，并指陈同佳的“谋杀案只是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借口”。法庭询问黎从何得出这个结论，黎指因为百万人走上街头，法官指百万人可能都是因为相信黎智英的言论。
黎确认，2019年7月他游说佩洛西、美国共和党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来香港视察，但两人因工作涉中国事务而未成行。黎知悉10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和斯科特（Rick Scott）率团来港后，虽非他邀请，黎亦参与商讨。
法庭关注黎智英有否推动《香港人权法案》，该法案于2019年10月在美国上下两院通过，11月获特朗普签署，借此美国可审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在盘问中，黎智英起初指《香港人权法案》很学术，自己不关心，亦没有留意过细节，但其专栏文章显示出对法案的乐观态度；不堪连番追问后，他略发脾气般表示“支持”及“希望”法案通过。
控方亦提及《马格尼茨基法案》，此法案原是美国针对俄罗斯而制订，在2016年推行至授权美国政府制裁全球范围内的侵害人权人士。黎否认自己有提议制裁，但确认在多封谈及《马格尼茨基法案》的邮件中，John Bolton 及 Paul Wolfowitz 分别提议制裁时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香港法官郭伟健。
同年9月，《苹果》推出社运特刊《2019自由之夏》；10至11月，李卓人赴欧洲多国展开会见行程，曾向黎智英索取《自由之夏》英文版派发。张剑虹供称，Mark Simon 也曾索取2000本《自由之夏》拿去美国，指此册在美受欢迎。
2020年5月，黎智英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及“撤销”官员子女的（在美）学生签证，他同意从2019年到2020年，自己从主张“拒发”到主张“撤销”，态度变得强硬。他也在法庭询问下承认，“撤销”可被视作制裁。
助手 Mark Simon 身分“特别”？
值得留意的是，盘问阶段披露更多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的讯息。上篇报导提到，Mark Simon 被左报抨击为 CIA 情报人士，至盘问阶段，法庭质疑 Mark Simon “有些特别”。
除了黎智英的美国行是由 Mark Simon 负责安排之外，2019年7月，Mark Simon 曾向黎智英称“国会山庄讨论了7.21事件”，法庭疑其传递内幕消息；8月，黎智英对特朗普称香港示威为“暴动（riots）”感到失望，Mark Simon 则找时任华府高级官员博明（Matt Pottinger）了解，一天后，他向黎表示特朗普言论已遭反驳、美方会改变论调。
控方认为，这些讯息显示 Mark Simon 似乎有内幕资料，或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黎智英否认 Mark Simon 是内幕人士，指他只是引述报导或自己推测。而《自由之夏》出版一天内，Mark Simon 即收到过百查询。法庭认为，这显示他在美国人脉广。
Mark Simon 曾被要求参加美国参议院关于东亚的听证会，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会议，黎智英多次表示自己虽然知悉他与会，但不知道 Mark Simon 在其中的角色、及为何会被邀请。他不猜测 Mark Simon 是否代表自己。
在黎的认知中，Mark Simon 以前是一间航运公司总裁、不谙中文，二人在天主教会相识，交情约有二三十年，起初对方负责黎的个人投资。Mark Simon 曾是香港共和党分部的主席。黎认为，Mark Simon 与美国议员的关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并非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他知道博明是 Mark Simon 的好友，认为一些消息可能是来自博明。
2019年11月的一则讯息中，Mark Simon 曾向黎提到自己参加了美国国安委的会议，披露特朗普对于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想法。法庭多番关注，Mark Simon 受雇于黎，为何能够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是否与国安委关系密切。黎智英指不知道、无过问，强调 Mark Simon 不是美国政府或国安委一员，参与会议可能是受到邀请；又指自己从未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不过黎智英确认，Mark Simon 从2020年2月开始，就收到美国政府的讯息，尝试安排黎当年再次赴美，并提到可能会见彭斯。黎否认 Mark Simon 遵照自己指示，指是对方主动安排。
黎智英当时因另一单“刑事恐吓案”获保释而不得离港，不过当时他女儿诞下孙女，黎智英遂向法庭申请前往美国探孙、商讨商业计划。控方质疑，黎智英彼时是以探孙为借口隐瞒与美国官员会面，黎否认，表示见孙女才是头等大事，他不记得当时是否知悉7月可以见美国官员，但见官员“没什么大不了的”（I was carefree about it. I just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而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即该“刑事恐吓案”的法官，当时拒绝了黎智英的申请。
综合黎的供词，Mark Simon 有时会代表他工作，也打理他的私人事务，黎智英的许多行程如美国行、约见美国官员、探孙女等，大部分生意和金钱往来，都由 Mark Simon 负责。而黎通常不过问 Mark Simon 安排的细节，不知道 Mark Simon 如何与他人沟通，他相信对方的判断，而 Mark Simon 事后会向黎汇报。
是否倡议街头、议会、国际三力合推
污点证人、重光团队（SWHK）核心人物之一陈梓华，供称黎曾向他表示未来要结合街头、议会及国际线力量（three fronts），“推爆政府”。黎智英在主问中反驳，指他或许说过结合街头及议会力量，但从未提及其他。黎当时亦表示，与重光团队的关系是垫付500万港元过渡性贷款（实际垫支350万），他与陈往来是冀通过陈平息勇武派的街头暴力。
盘问中，黎智英同意 Mark Simon 是他与该组织之间的中间人，确认 Mark Simon 告诉他的“争取自由团体”（Fight for Freedom Group）曾向黎借款，但不知道这就是 SWHK。他认为该组织不涉港独，因为 Mark Simon 很清楚他反对港独。
（图表首刊于2025年1月22日，载有主问阶段期间，黎智英对控方指出其与“重光团队”之间关系的回应。）
控方盘问黎如何确定陈梓华是非暴力领袖、“勇武派中的保守派”，黎指因对方由李柱铭介绍，李介绍陈的目的，是希望黎透过陈平息前线暴力。他认为如果陈不是领袖、不是保守派，李柱铭不会介绍给他、也不会认为他有平息暴力的能力。黎承认部分是他的猜测。
黎曾向陈转发涉美讯息，2019年12月陈在英国旅行时，亦问黎“你想我见见一些人吗”，黎便介绍“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Benedict Rogers）予陈。黎认为此属二人讯息分享，否认介绍罗杰斯与陈认识是为了让陈参与国际游说，也否认要求陈参与国际演说。
他同意在理大事件（2019年11月）后向陈提出要认识“揽炒巴”刘祖廸，因认为刘是勇武派的精神领袖。黎指“理大事件后勇武派流失40%”，是相谈平息暴力的好机会。不过他指自己不知道“揽炒巴”是做什么的，不清楚对方政治立场，唯一目的是借助刘的影响力在勇武派之间形成领袖组织，而因为刘不在香港，黎并未认为刘本人可以成为领袖。
2020年1月，黎智英在台北与陈梓华、刘祖廸见面，他记得主要谈及勇武派领袖问题。及后，他向法庭指勇武派使用“连登”沟通，刘在“连登”冒起而成为精神领袖。但控方展示多篇《苹果》报导，指报导中没提及刘跟勇武派有关，却集中讲述刘寻求国际支持，继而质疑黎接触刘是希望对方参与国际游说，对此黎一概否认。
另外控方曾引述陈的证供，指黎在台北会面时，提到国际游说四步骤：一、令外国政府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二、呼吁他们谴责及关注事件；三、其后将外国的想法带回香港，保持士气；四、与“枱底人”建立关系，影响对华政策，推动制裁，甚或推翻中共。黎否认说过上述言论，在主问作供中亦曾指“推翻中共”是天方夜谭。他指陈虚构。
覆问阶段，辩方律师再次提问黎智英对陈梓华的认识，黎重申，6次与陈的会面中，从未讨论国际线，他亦不知道对方参与其中。
控方亦盘问黎智英对民主派初选的关注。在主问作供中，他指《苹果》虽然是初选论坛平台，但自己不牵涉其中，亦对初选候选人没有太多认识。
但在盘问中，控方展示他与“徒弟”、政治评论员李兆富的对话，发现黎智英2019年12月曾介绍李兆富给泛民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帮助挑选初选投票的软件，而黎愿意帮助购买测试软件，报价8万美元。
盘问中，黎起初指，泛民放弃使用电子投票方法后，李兆富就不再涉及初选计划，黎自己也并未资助初选。但控方连续展示2020年1月和3月的讯息，显示黎智英仍在向泛民友人探询初选的最新消息，Mark Simon 也两次向他转达美方想要了解初选。在控方与法庭追问下，黎智英最终承认，在初选举行的7月之前，他都关注（care）初选，但重申自己没有涉入其中。控方再展示2020年7月1日、黎与李卓人谈及初选方案或要回到网上投票，黎遂承认《国安法》生效后仍希望初选可以继续进行。
多个“煽动”指控
从主问起，黎智英就表示自己主张和平非暴力，认为暴力会削弱运动形象，使得港人丧失道德高地。
他在盘问中几次同意，自己支持、鼓励更多人上街示威，也希望促进抗争者团结，他同意《苹果》是反对派、反共报纸，但否认煽动。而控方指控，黎的数篇专栏文章、报导、外媒评论、节目观点等，都有煽动暴力、仇恨、罔顾事实的嫌疑。
如控方列举《苹果》在2019年4月1日的报导〈黎智英：倘修例传媒冇得做〉，当中黎智英表示，若《逃犯条例》通过修订，传媒工作就会无法进行：“你话报道大陆新闻，佢（大陆政府）话你揭露国家机密；你批评佢，佢又话你颠覆国家安全，咁就冇㗎嘞，新闻自由𠵱家少少都冇埋㗎喇”。
控方质疑，修订《逃犯条例》是解决法律漏洞，指黎对政府和中央作出无根据的指控、故意隐瞒事实误导公众。
同年4月28日，黎专栏“成败乐一笑”〈请站出来保住最后防线〉，称“现在大陆对人民的严苛监控，也会在我们胆怯噤如寒蝉下慢慢在香港推行”，控方质疑修例与监控无关，黎指，这是逻辑上的联想，也是其预测。
同一篇文章还提到“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要摧毁‘一国两制’这个习帝的眼中钉，将香港与大陆看齐变成一国一制”，控方质疑黎无事实基础、虚构内容，撰文是为了灌输恐惧，煽动读者对中央政府的仇恨。
2020年1月，黎专栏的文章〈2020和勇继续一起撑下去〉则提到香港教育界，指“中共加强对学生换头洗脑已然启动”。控方质疑黎的指控没有基础，黎回应：爱国需自愿，若强制执行爱国教育，则是颠倒真理。同文猜测穿黑衣的“装修”人士可能是警察，控方质疑其臆测、煽动仇警。
被指控“煽动”的文章共161篇。黎智英否认所有煽动指控，重申自己是提醒读者可能发生的事，并一度称控方“一派胡言”、“捏造”。
对于黎智英的个人节目 Live Chat with Jimmy，黎起初表示，节目与《苹果》无关，仅有两名《苹果》员工协助直播，但控方展示证据，指《苹果》高层知悉和参与节目的宣传和发布过程，促黎承认节目使用《苹果》资源，亦被《苹果》使用，《苹果》涉及发布及提供技术支援。
控方列举黎曾在节目中称林郑月娥是“恶魔”，习近平是“独裁者、监控人民”，他承认前者是人身攻击，后者是事实；控方也质疑节目实际上是《苹果》节目，黎坚持是个人节目，内容制作与《苹果》无关。
对于开设于2020年5月的《苹果》英文版，黎在盘问中进一步确认，英文版应该专注中国新闻，“关注黄色一方的观点”，“是时候走向美国读者，让他们的存在成为我们与美国政府的杠杆”。他承认有份挑选早期的文章，曾欲透过 Mark Simon 找彭斯、蓬佩奥、博明、鲁比奥等人订阅，但因为美国政府限制，最终没能成事。
此外，控方质疑黎智英实际上是支持暴力、支持勇武的。
控方指，2019年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后，黎智英在 FDD 的讲话指——示威者破坏范围非常小、而且这种破坏手段属象征姿态以抗议政府、并没有破坏意图——是对暴力的弱化。黎智英回应，他讲的是事实，认为示威者当日并非“极端暴力”，也没有触碰贵重物品。
控方亦质疑《苹果》报导勇武派意见、称屠龙队“无畏无惧”是美化。黎指但这不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意见，也不代表他个人意见，否认颂扬；控方质疑黎2019年12月的专栏文章〈我们坚持下去，才有希望〉没有谴责暴力、也没有呼吁停止暴力，黎回应虽然没有谴责，但认为需要控制。他否认意图向读者煽动暴力。
〈2020和勇继续一起撑下去〉中，黎智英曾称“我们的勇武手足”。法庭询问是否想不同示威者团结起来、不欲疏远暴力示威者，他表示同意。
黎智英在早前的盘问中同意自己是其中一个“发表意见的领袖”，但大部分示威是人们自发的，他只是分享自己的意见。
在黎智英作供尾声，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的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得志（“快必案”）向法院挑战“煽动”罪名的宪法基础，终审败诉。终审法院指2024年发布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已就煽动意图元素“定论”，控方只需证明被告其中一项意图即可举证。
国安法后，“打擦边球”
盘问中亦涉及多项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国安法》生效后，黎智英的言论和举动，以检视他是否触法。在主问中，黎供称自法律生效后极度小心谨慎；在盘问中，他提及《国安法》红线模糊，无法百分百确定，同意会打“擦边球”。
事源控方列举2020年8月18日的“Live Chat”节目，黎提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勇敢抵抗，就像我自己、《苹果日报》，我们仍然勇敢抵抗，继续我们的事业……”控方质疑此意指《苹果》会如常运作；黎指，过去的事已变成非法，很明显无法继续，因此并非“如常”。
他补充，因为红线模糊，即使《苹果》能合法营运，仍无法肯定百分百不会犯法。但对于明确违法的事，“我们不会自杀”。控方质疑黎选择冒险，与他早前供称的“小心谨慎”矛盾，黎指，他已尽其所能谨慎，但不能消除红线的不透明。
控方又展示2020年10月6日黎与“Napa Institute”的访谈，他自问自答即便知道将要坐牢，也还会做同样的事。控方质疑他明知有机会违反《国安法》，仍想继续过往行为，黎反驳，“别以为我是白痴，别以为我是弱智”。
上文提到被控方质疑以探望孙女为借口、实为见美国官员的美国行程，原计划发生于7月4日，即《国安法》生效后。黎智英庭上同意此举“疏忽”，形容若那时与彭斯会面是“愚蠢”。控方问黎会见美国官员的目的为何，黎指希望他们支持香港，控方接连质问是否想要游说美国惩罚中港官员，黎否认，“这是你说的。我没说。”
《国安法》后，6至7月，《苹果》评论版曾发布文章包括〈制裁人权恶棍是釜底抽薪〉、〈中共的打压与制裁不足畏〉、〈美国会制裁林郑月娥吗？〉等，黎估计作家只是提出制裁的可能性，但同意负责的苹果高层“大意”，“我们不应在‘制裁’这个词上冒丁点风险”。
7月，黎智英在专栏文章〈飞翔吧 良知的脊梁在撑着〉，提及“勾结外国势力是叛国罪，可以枪毙”，控方质疑并非事实。黎智英指他引述的是人称“神灯”的资深传媒人萧若元的言论，是对方关心他，想把他吓离香港。
同月15日，Mark Simon 向黎发讯息称，Mary Kissel 关注黎是否不欲美国和香港断绝关系，黎回复中提及“制裁中国以阻止其打压香港”。在覆问阶段，黎指使用“制裁”字眼是“粗心”，因为它是国安法下的“危险字眼”。他重申无意在《国安法》后寻求制裁。
2021年2月，评论作者颜纯钩撰写《苹果》社论〈阴干中共？摸一摸拜登对华政策的脉搏（之一）〉，提到盟国之间要加强合作，以“军事和高科技的优势，长期围堵中共”。控方指黎知悉文章请求针对中国实施制裁及采取敌对行动。黎反驳，指文章仅分析拜登政策：“如果这也算是制裁和敌对活动，就算文章是提及 Hello Kitty，你也可以问同样问题”。
法庭：黎智英不是政治犯
比起主问阶段，盘问阶段的黎智英与控方、法官之间，张力更甚。一方面，黎智英出现记忆模糊、供词前后有出入，而常被质疑撒谎；另一方面，黎智英对控方的指控数度感到激愤与不满，意图辩驳，但多次遭法庭打断，著其控制情绪、勿做阐述、对庭审无益。
法庭经常告诫黎智英：“只需回答是或不是，同意或不同意。”
在作供的中后期，第35日，黎智英激烈抨击控方“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把话放在我嘴里，你真是毫无羞耻和诚信可言！”（ You’re putting words in my mouth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You’re so free of shame and integrity!）他被法官杜丽冰喝止，“不允许无故批评律师”。法官李运腾指，控方只是指出案情，看黎是否同意。
法官李素兰接力称，希望黎理解，控方指出案情的方式可能不令被告喜欢，但这是他在法庭的职责。黎问：“即使他说的话不是真实？”李素兰说，“对，你只需要表示不同意。”
第38日，控方认为黎所供称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有疑。控方列举提及 IPAC 缩写的讯息，质疑黎知悉有关组织，但三度在庭上否认，黎则回应自己没有留意细节，也不认识对方，只是礼貌性回复。
法官李运腾质疑，黎曾与 IPAC 创办人裴伦德（Luke de Pulford）见面但称不认识？黎指只是碰面、不算认识；法官李素兰即刻追问，那么是曾与对方见面？黎准备回复“但当时是在酒店……”，而遭李素兰严厉打断，指“不要回应 but（但）！只须回答是或否！”。或是由于这种火爆场面已发生过几次，黎反而回应：“不要这么容易生气，法官阁下（Don’t get mad so easily, Lady）”。
这种张力也体现在法官喝止黎智英自称“政治犯”上。根据法官的表达，从法庭视角，这场国安法审讯是“刑事审讯”；在主问中，辩方律师也曾提醒黎智英这种法庭视角：“这是一场政治的审讯，但不是政治审判（This is a trial of politics but not a political trial）。”
继而在第40日，控方质疑黎供称不知道自己的专栏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苹果》英文版， 黎智英指自己忽略了这件事，并指：“我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那不是罪，但在法庭说谎是罪，你觉得我会把合法的事变成非法，让自己被定罪，来显示我不仅是政治犯，还是个白痴吗？”
法官杜丽冰立刻反应，指“你不是政治犯，你在这里面对刑事指控”；黎称“你有你观点，我有我观点”。杜再强调，此国安法庭是“刑事法庭”，“你想将政治带入这法庭？不可以”，黎笑了一下回应：“原来如此”。
第41日甫开庭，杜丽冰再次提出：“本案被告发言时两度自称政治犯。在这法庭上，我们只会根据我们听到的证据，以及与指控有关的法律来裁决案件。”她又称，“无论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应留在法庭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来到法庭的人都是平等，都有权获得公平审讯。”
控方遂问黎，“黎先生，你明白杜法官的说话吗？”黎没有作声。控方再问，“你明白，对吗？”黎遂称“请继续”。
法庭亦指控辩双方律师的提问技巧有待完善。比如控方盘问初选时，曾尝试询问黎关于初选案其他被告的事情，被法官阻止，指无须将在其他案件的资讯放入本案。
法官也一度提醒控方提问不够精确，如盘问某篇文章的意图时，到底是指黎智英“共谋”发布，还是指黎智英有煽动意图而同意发布：“整个串谋框架，就是发布反映某种观点的文章”；读者也可能同意文章内容，“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是共谋者，我担心你的问题不够精确”。
至于辩方律师，法庭最常向他指出的问题是“引导性提问”。
案件进行时
黎智英作供期间，旁听席上大部分时候安静，但曾有两次掌声。
第一次是主问时，辩方播放黎智英在《国安法》通过后与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的采访影片，他向主持人表示，自己将不会离开香港，会为香港抗争到底。公众席上响起一个人的掌声。
第二次是盘问谈及“制裁”问题时，法官质疑黎智英将香港人从中国人中分离，“你是黄皮肤吗？”法庭问。黎称黄皮肤未必是中国人，自己是香港人。散庭时，有公众大叫“香港人加油”、“黄皮肤香港人加油”。不过翌日开庭，黎智英主动厘清，自己是“中国香港人”。
鼓掌及喊加油的公众人士皆被记下个人资料。法官申明，公众人士不得扰乱法庭秩序。
另外，特朗普于1月20日就职美国总统，有香港记者提问特首李家超，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称要解救黎智英有何回应。李家超称香港司法公正“固若金汤”，任何政治干预都不会奏效。已卸任美国副总统的彭斯1月中访港参加投资银行闭门论坛，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他曾提及黎智英案，香港国安公署和港府保安局于1月22日发言，点名批彭斯“妄图干预香港司法”。
中国两会3月5日开幕，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青野被问及，外国提出应特赦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孙反问为何要特赦黎智英，称黎智英“又不是某一个总统的儿子，某一个总统可以特赦了他”。
盘问结束后，控方再次读出对黎智英的一项“煽动”、两项“勾结”的指控：
一、2019年4月至2021年6月，黎智英连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与包括张剑虹、陈沛敏、罗伟光、林文宗、冯伟光、杨清奇、张志伟，助手 Mark Simon、李兆富等一众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包括涉案161篇文章。
二、黎与上述人士达成协议，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串谋，请求外国机构、组织或人员，对香港特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动。
三、黎智英与陈梓华、李宇轩、Mark Simon、刘祖廸、英国保守党成员裴伦德、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山尾志樱里及英国金融家布劳德，于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存在共谋协议，串谋请求外国机构或人员，对香港特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动。
黎智英对上述罪名一概否认，并以强烈语气抗议：“我当然不同意，一派胡言”；“你不能这样杜撰事情”；“协议的证据何在？”
注：庭审内容体量庞大，本文在写作中综合及核对了记者笔记及《法庭线》、《庭刊》、《明报》、《独立媒体》等多家香港媒体的法庭报导，对一众专业法庭记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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