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载《苹果日报》恐画句号，四个壹传媒人记忆中的疯狂与自由

【编者按】创刊于1995年、与香港一同跌宕26载的《苹果日报》，今年风雨飘摇。继多位高层因国安罪、诈骗罪被起诉、壹传媒多个公司帐号被冻结后，集团董事局于2021年6月21日开会商讨应对方案。据多家媒体消息，董事局倾向结束《苹果日报》及苹果动新闻的营运，同时将本周五（25日）定为死线，若被冻结的资产当日未获得香港保安局解冻，将会停止营运。

因此，6月26日周六，或是《苹果日报》最后一份报纸出街的日子。面对一份重要的政治异见报章的终结，不少香港市民，难掩惊愕与悲痛。

提起《苹果日报》以及同一集团下的《壹周刊》，香港市民以前总有不同意见，“又爱又恨”或许是不少市民甚至是壹传媒人的心内话。今天，在句号即将被画上之前，端传媒邀请了四名壹传媒人写下他们与苹果、壹周刊、肥佬黎的经历和思索，他们每一个人的所感所受，都将成为香港传媒史中不可磨灭的重要切片。

Then we will fight in the shade

文：不具名《苹果日报》法庭版记者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苹果日报》印象不太好。

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总会与同学讨论苹果某些报导的哗众取宠、渲染情绪、深度不足…… 纵然知道苹果也有专业优秀的报导，但毕竟印象已深种，始终感觉还是违和。不过，对当时每天“F5”刷新招聘网站的我来说，这是三个月以来首个全职记者的工作机会，我想也没想，欣喜若狂地接受。

当初说要做记者，是究竟为了什么？诚实点面对自己，那些所谓“社会公义”、“为民请命”似乎很虚无，更可能是“热血”本身这个概念听起来很诱人，说白一点就是虚荣。至于血为何要热，是完全没有头绪的。直至我开始在苹果工作，我才发现：社会公义嘛，我固然在意；但更重要是，记者就是我的本能，我喜欢观察，喜欢聆听，更喜欢记录别人的故事。

法庭版记者，流连在法庭的时间远多于在公司。所以直至现在，我座位的桌面仍然十分整洁，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水杯也没有。归属感这回事，与我似乎有点距离。

《苹果》的法庭版有点特别，特别在人手相对充裕，每一单与反送中相关的案件都不会放过，案情即使琐碎乏味，也要写得仔细齐全。在这背景之下，我遇上一宗听障少年涉袭击警司的案件。

首日审讯，瘦削的少年被告戴着一副黑色耳机，身边是负责复读庭上内容的传译员。似乎这就是庭上唯一的异常，其余一切都如常运作，正常的语速、正常的盘问……直至控方案情完毕，少年决定出庭自辩，在最后关头听错控方一系列的关键问题，错将“冇”听成“有”，回答了对他不利的答案。少年至休庭时才得知自己答错问题，不禁自责落泪。

我在散庭后与少年攀谈后才得知，若然没有助听器的帮助，他的状况近乎全聋。庭上每句说话，他都需要聚精会神地倾听，如果语句复杂冗长，要准确理解就更加困难。然而，不论是裁判官抑或两方律师都从未探究过他的听力状况，大多时间亦没放慢语速，或脱下口罩方便被告读唇。

经过一轮资料搜集后，我才发现司法机关对听障和聋人的理解和支援严重不足，而这宗袭警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当时入职不足一个月的我，担心老细会认为这个选题超越了法庭版的工作范畴，或者不符苹果的风格，但有前辈提醒我：“你未试过点知唔得？（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可以？）”

我回到公司整合好资料，在脑中彩排数次，再纠结了片刻，才鼓起勇气走向老细的位置，将我所想的通通“呕”出来。结果，老细很信任我，给予我空间和时间去跟进故事，讨论过程中非常尊重我的意见，同时给予我适当的指导。

事实是，没有人要我将报导写得哗众取宠，也没有人要我刻意的煽情，就只是单纯说好故事，单纯做好新闻。

听障少年最后被判入更生中心，裁判官狠批少年谎话连篇。少年临被押走那一刻，从铁栏的夹缝间跃出半身，口齿不清地对着母亲高喊：“妈！生日快乐！”散庭之后，我走到法庭的出车口外，别扭的站在一班“送车师”身旁，目送着囚车在笔直的太安街上远去。我抹去疑惑和哀伤的泪水，反复告诉自己，我已做尽了。

我相信用心的报导，能够带来可能性，而可能性正是改变的基础。我眼中的苹果，是一份自由，免于红线的自由，容许记者创造可能性的自由。

报导刊出之后，另一单案件的听障被告获法庭安排即时文字转录服务，可透过文字了解审讯内容。报导同时在聋人和弱听人士的圈子得到广泛回响，少年最后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定罪和判刑，暂时可以与母亲重逢。

我不禁想，若然没有苹果的影响力，这些改变仍会发生吗？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用心的报导，能够带来可能性，而可能性正是改变的基础。我眼中的苹果，是一份自由，免于红线的自由，容许记者创造可能性的自由。所以，即使苹果并不完美，即使苹果有时不够专业，即使我也有恐惧，我乐意与其他同事，守护这份自由至最后一刻。

“你点解会拣苹果？”

七个月之前，我到壹传媒大楼面试那天，老细好奇的打量着我，似乎隐约有一句潜台词：“呢个时候，你仲想入嚟？（这个时候，你还想进来工作？）”我望向窗外片刻整理思绪，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大马路，尝试想像就在两个月前，停泊在那里的冲锋车、蓝白相间的封条、踏进大楼的上百名警员……我已忘了自己当时的答案。

我只想起电影《战狼300》中，被斩去右手的波斯信使警告一众斯巴达战士：“我们的箭矢会遮天蔽日。（Our arrows will blot out the sun) ”斯巴达战士微笑着说：“那我们会在阴影下战斗。（Then we will fight in the shade) ”

现在的我会答，我很想很想很想战斗，以我的方式，直至最后一刻。

我还是应该在桌上放一个水杯吧。

是你教我用身体守护新闻自由的

文：关震海

2020年8月10日，在国安法通过后一个月，警察浩浩荡荡冲入壹传媒大楼。晨早我坐在旺角一间茶餐厅一角，食了一啖公仔面，右手拿着手机睡眼惺忪在扫新闻。

WhatsApp传来一张百警冲入壹传媒大楼的相片，前辈留言：“海，快快散出去！”之后没有更多的信息。我匆匆忙用单手按手机将信息传给外媒，让世界早点知道这宗新闻。当我食完碗面之后，我察觉茶餐厅四周开始议论纷纷，讨论《苹果》的生死。

在直播画面，看到一名便衣警员进入突发组的“心战室”，便衣警漫不经意翻一翻编辑桌上的档案，自转一圈，又走了。该名便衣警背面的一张张“贴堂”（公开展示）的头版新闻，是一组人人公认的好新闻，不少是记者赌上性命搏回来的真相，是我们的命。

我们辛苦记录在记者簿的，独立自主的第三权，实在不容许有任何不知名的人随意翻弄。这几幕对我这个前苹人，实在揪心，看得泪珠翻滚。做了37年人，还是第一次在茶餐厅落泪⋯⋯ 一时感触，百警驻守的大楼，六年前正正是我们跟黑帮大妈作战之地，当日声称反占中的黑势力用尽方法阻止《苹果》出纸。

香港百多年报业史，记者要用身体护送报纸出街，当时还是第一次。

报纸同业也知道，《苹果》出名出纸快。平日晚上9时半截稿，急稿10时下单，写手11时前快快完稿。凌晨零时30分左右，须送到旺角报摊。这是1995年来《苹果日报》对读者的承诺，十号台风也不容延误。就算晚上遇上南丫海难的突发事，先出第一版纸，12时快快更改，凌晨3时半印出即时第二版。

2014年10月，占中开展了10多天，另一占领区旺角暴力事件不绝，有涉黑人士连日到旺角挑衅集会人士。10月3日冲突中，警方拘捕19人，当中8人有黑帮背景，社会浮现警方纵容黑势力袭击市民的指控，但警方强力否认。10月4日笔者近距离拍摄到香港电台电视部记者麦嘉纬遭反占中人士挥拳击倒，在大庭广众下向记者施袭，当时是十分罕见。

而在壹传媒大楼，连日也有“大妈”阻止货车运送《苹果》，开始时两、三名妇人扎营，后来者足以堵塞要道，滋事者的行为亦越来越野蛮，一见到记者就扑前粗言秽语对待，埋身肉搏，故意跟记者作肢体碰撞。

我一直被派往旺角驻守采访，港台记者麦嘉纬被打之后，我也被反占中人士袭击，这数天，占领者及市民开始寻找《苹果》记者去问候：“你是苹果记者吗？加油，要斗赢大妈黑帮。”执笔的记者，怎想到在旺角食完拳头，还要回公司救驾；在文明社会报导要出街，真的需要靠拳头吗？我当时有这样的疑问。

突发组那边的前辈很多是做了廿年的记者，平日抱着“揾两餐”的心态，这几天他们也收起笑脸，严肃起来。有资深记者对我说：“海，《苹果》出不到纸不是《苹果》一间媒体的事。我是不会为《苹果》搏命的，但讲到新闻自由⋯⋯”

10月13日当晚收到的消息是，晚上“招呼”苹果的，不再只是大妈，还涉及元朗黑帮，他们已坐大巴往将军澳的路程上。我们不负嵎顽抗，明天的《苹果日报》肯定出不到纸。危机迫在燃眉，心里不断诘问，新闻自由的底线在哪里。自问做记者不求获新闻奖，但如果此仗怯懦屈服于黑势力，未来报馆门前只要动刀刀枪枪，我们便乖乖收起笔来，香港还有真相？

公司召了我们突发组“男丁”早点回公司“备战”，回到“心战室”，公司上下轻松气氛不再。陪上司抽烟，上司说公司有话传给前线记者：“坚哥话，今日唔洗咁斯文。（今日不用太斯文）”（编按：坚哥为叶一坚，《苹果日报》高层，现任壹传媒董事会主席。）话说到此，我们点头示意明白，但没有计划如何做，总之可以暂时抛开“记者”的身份吧。

袋好一排排电芯，闪光灯储好电便落楼，向楼下的“爱国份子”近距开闪光灯影相，脚步不再后退，“摄走”他们。我绝不想手上的相机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武器，内心十分矛盾。

一如所料，随后而来的不止是大妈大叔，而是元朗黑帮头目，苹果记者很快识别中间有不同字头的人物。入黑后两、三部大巴载满30三十多人下车堵路。有些较魁梧的记者，早早埋伏在大路的边陲路壆位，匿在漆黑的草丛堆。当小混混、大妈靠近，记者便由草丛冲出来，用大射灯照着他们，替他们照全相，然后迅速在动新闻发新闻，将记者近在咫尺的荒谬事公告天下。

我身边的记者平日文质彬彬，见到大妈黑帮，竟冲上前截查可疑人士，凶神恶煞：“你系边个呀，咁夜入嚟将军澳做乜呀？”有些小混混、大妈被我们赶至入美亚工厂，我们也不知为何美亚会开门给黑社会。记者们在壹传媒大楼筑起人墙，迟迟未增援的军装警察夹在中间，状甚尴尬，但见记者忍不了动手打大妈和小混混，只客气说：“喂，好喇好喇。”

到凌晨出纸的关键时刻，《苹果》高层早准备了吊机将报纸吊到货车上，有大妈急不及待爬上车上大呼大叫，我们见状没有法子，软硬兼施：“不要那样激动呀，你看，那些是《南华日报》来的，写英文的，你先下车吧。”

记者跟勤力德（编按：书报发行商）的员工苦苦相劝，大妈不虞有诈，赖死不下车。警方介入调定，大妈们验了报纸确认了“不是《苹果日报》，可以落车”，从货斗下车。大妈检验后才可以开车离开的一刻，是全世界新闻界的奇耻大辱。

踏入14日凌晨12点，香港法院颁布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阻碍壹传媒大楼的出入通道。
不过，公司出动吊车、大灯，报纸还是送不出去。快破晓，再延迟送《苹果》到旺角，实在愧对10多万买报纸的读者。心在焦，看似没有去路之际，苹果人上下一心筑成长长的人炼，护送第一辆货车突破大妈黑帮的人群，成功冲出堆填区。第一车出到环保大道，四周都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不肯定警察有没有露出笑脸，但肯定的是黑帮在关键时刻并没有出拳头，可能是直播的关系吧。

六年之后，2020年8月10日新闻界受到的屈辱，只要想起那一天的人炼、笑脸，做传媒的挫折感亦随风而散……《苹果》会有一天消失，凡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只有价值和实践，有人就有灯。

天蒙光之前，大妈快收工，小混混和大妈像僵尸额上贴了符灵一样，变回正常人了。警察没有拘捕任何人。而可能大巴不够座坐位，遗下一大堆大妈。她们上前问记者：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记者礼貌告诉他们，日出康城站很远的，而且第一班列车在早上6时半才开出，建议送他们出去。大妈不好意思的婉拒了，宁愿一步一步走到日出康城站。

《苹果》的货车驶出将军澳之后，不知为何双方再没有敌对的情绪，说话都客气起来。

护《苹果》出纸成功后，公司上下欢喜若狂，大伙儿在大射灯下留影。纵然《苹果》内部不和谐是日常，为了“锄报”（报纸评稿）升职有时闹得面红耳赤，那天我看到的是“和勇不分”的大团结，大家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守护新闻自由。

六年之后，2020年8月10日新闻界受到的屈辱，只要想起那一天的人炼、笑脸，做传媒的挫折感亦随风而散。那一天教晓我印刷、出版是什么？无论网络如何发达，印刷永远是彰显新闻自由的一种方法，守住它，实行它，守护新闻自由毕竟要身体力行，自由从没有从天而降的。

《苹果》会有一天消失，凡事物都有消亡的一天，只有价值和实践，有人就有灯。

堆填区的芬芳

文：小二

人到中年，身上多了包袱，那是年少的甜美回忆。

记忆中的壹传媒，滋润心灵。但回想昔日在堆填区上班，战战兢兢。

加入《壹周刊》的那个年头，杂志每周销逾10万份，有钱赚、有资源，那是它可以打败对手的最大武器。只要有新闻、有故题，记者随时可以飞到天涯海角，公司包食包住。在美国采访三星期，文字加摄影两记者花费10多万元闲闲哋（至少都要），老细签单爽快利落。当然，大家心知要有货交，料要爆，故出差不是吃喝玩乐，而是终日想着如何做到新闻的压力。

《壹周刊》是开创香港调查报导的鼻祖。做调查，记者的脑筋、投入钱和时间是王道。行内人都知道，调查报导要消耗大量财力、心力，付出与收获往往不成正比，但成功的话，却最能彰显社会公义。《壹周刊》之所以做到调查，也是因为有资源，不单可请到有经验的记者，还有全天候配套，例如揭发某富豪婚外情，可连续几个月派狗仔队全天候24小时追踪；要揭发新界僭建，可按土地划分逐个lot买地契（lot为地段编号），再查公司、查车牌，一大叠厚厚文件动辄花费几万元；要解开六四事件的第一手史料，又可付钱要求外国档案馆整理并传来珍贵的历史档案。

我的前辈记得，在《壹周刊》最好景的年代，他们一年出十几个月粮，廿多岁就有钱买车买楼。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肥佬黎出得起钱请叻人，你受得佢份粮，就要做到加零一。（你拿得起这样的薪水，就要做到非常厉害）唔掂呢，炒人在壹传媒司空见惯，小菜一碟。我曾经听不少人说过，在堆填区上班，带一只茶杯就足够。

肥佬黎的管理之道是鼓励竞争。在《壹传媒》打工比较难挨的，是复杂的人事问题。A、B、C、D四个部组，每个星期都要做到有份量的故仔争上杂志封面，开会过程互相批斗，争胜者不要沾沾自喜，到了杂志出版后的锄书会，又来一次大厮杀。每个星期轮回式的针锋相对，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大量是非与不信任。

以往《壹周刊》不时有报导被批作大、失实，我曾经很认真思考，为何这样的事情会持续发生。或许，在这儿打工的人，无法承受找不到新闻、没有稿件刊出会被炒鱿的压力，于是铤而走险；又或许，在杂志赚个盆满砵满的年代，他们追求的是够爆、够抢眼球、够卖书交数，而非新闻操守与公信力。

肥佬黎视传媒为一盘生意，有风骨的记者，怎么接受到？

吊诡的地方就在此：正因为肥佬黎是生意佬，重视市场反应，相信香港人肯俾钱买今期杂志（名人包二奶养小三封面真的好卖！），证明这类题材有市有价，为什么不可以跟香港人的口味来做新闻？书生的头巾气，怎及真金白银的贴地气呀。

正因为壹传媒重视市场，摒弃教条式的规范，随社会大环境改变，结果孕育了自由、开放、创新、地道的文化，拒绝因循守旧和设定框框。

市场主导是壹传媒的核心价值，而它也有一个灵魂：肥佬黎与八九六四和争取民主的故事。在堆填区工作的人，每年六四、七一，会自动波埋位准备年度专题（会自动就位准备年度专题）。或许，这是员工和肥佬黎最同声同气的时候。

这几个月，维多利亚港夕阳西下，心头不禁再泛起昔日在堆填区上班的日子，辛苦、发癫，但很满足，因为你的老板，无嘢怕，那是最大后盾。

贴身服侍过肥佬黎的人，一律被他用“N”字真言连环骂得体无完肤。他们都大呻顶唔顺肥佬黎的霸气、五时花六时变，还有他塑造的竞争文化。但他们不约而同怀念的，是巨大工作压力之下，那一阵阵自由空气。

我这个在壹传媒待过的人，每当想到那片自由天空，总感到一阵回甘在喉头。这儿，什么题材的新闻也可以尝试，上级不会下令你和某某官员吃饭、不会指令你要接受“吹风”洗脑、不会怕因为得罪某人而将铁证如山的采访摒弃、不会因为某个权贵而跪。

所以，做过壹传媒的人，对肥佬黎又爱又恨。这几个月，维多利亚港夕阳西下，心头不禁再泛起昔日在堆填区上班的日子，辛苦、发癫，但很满足，因为你的老板，无嘢怕，那是最大后盾。（因为你的老板，什么都不怕，那是最大后盾。）

这应该是香港传媒史里，不能磨灭的回忆。

堆填区里脱俗的自由芬芳，在臭气中教人特别难忘。

遗憾往事，只能回味。

最后的日子

文：方俊杰

我在2000年2月加入《壹周刊》B书编辑部，当时还在就读大学三年级，直到2015年年底离开，让我常觉得自己是《壹周刊》的青训产品。有关《壹周刊》的风光辉煌，很多人品题过，在壹传媒饱受政权打压的黑暗时刻，最想记录一下我在《壹周刊》的最后日子。

最初我在《壹周刊》，主要负责纸本杂志编采。由一开始任职资料搜集员，做过不少现在会被视为犯法行径的查册调查；到转职记者，撰写电视节目介绍、电影介绍、人物专访、旅游饮食专题⋯⋯ 可算目击《壹周刊》在销量及营业额的不断滑落。2015年年中，《壹周刊》大裁员，我被调派到主理手机应用程序的新部门，挣扎了半年。

同系的《苹果日报》一早开始兼顾网上平台，锐意发展《苹果动新闻》。《壹周刊》没有。直到纸媒市场岌岌可危，才正式开发手机应用程序《壹周plus》。聘请了为数约20人的年青团队，能拍片、剪片、录VO、美术设计，也有外型吸引适合作幕前演出的。绝对有足够人才营运一条网上频道。

《壹周plus》的运作模式是另一回事。当时，《壹周刊》的规模虽已缩减，但仍定期有刊物面世。某程度上，《壹周plus》似《壹周刊》的附属，把杂志内容制成短片，放上网，供读者免费观看。因为免费，用另一个角度衡量，《壹周plus》也似《壹周刊》的竞争对手，直接打击《壹周刊》的销量。

如果，单单倚靠一本周刊的内容来支撑一个网络平台的更新需要，根本远远不足够。因此，《壹周plus》也相当重视即时新闻。举个例子，蔡卓妍跟陈伟霆宣布分手，如果以周刊的一贯做法，可能是追访两位当事人，或找跟事件有关的人士套料，做一个资料比较详尽或者有另外一个独特角度的专题，不抢时机，注重深度。《壹周plus》不能这样做，因为失去先机，便好像没有意义。分手事件在凌晨曝光，我在清晨6时回到公司，用最快速度写了一条短片的内容，找资料片段，安排剪片人员用最简易的方法整理，务求抢先将消息以短片形式推出市面。

只求报导能够尽快面世，不求精细。跟以往做杂志的要求，是完全两种极端。

但如此做法，其实跟当时的《苹果动新闻》接近一模一样，而《苹果动新闻》的资源，大概是《壹周plus》的好几倍。做周刊的日子，再忙碌，每个周二晚上，完成了稿件，总有一种告一段落可以舒一口气的轻松。做《壹周plus》的半年，我每日有接近18至20小时留在公司，一旦有新闻爆发，需要即时调动人手赶出稿赶出片赶出手机警示，是一种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经历。

如果，做法有效，再辛苦再疲劳，也可能觉得值得，但将《壹周刊》的强项和特性杀死，改为跟市场上已经站稳了脚步的同类型竞争对手硬拼，事倍功半。在维持《壹周plus》日常运作以外，曾经希望兼顾到一条我认为较有前途的出路，例如找同事前住外地拍摄短片，制作网上旅游节目；又或者改以短片形式作主导制作访问节目，让受访者不再以传统形式接受文字记者访问，生硬地坐定定在镜头前说出答案，可以比较活泼地闲聊，加添短片可观性。

较年轻的一众新同事，入行后，一直缺乏当记者的基本训练，未有足够能力去侦查去挖料去开创新题目，不过，要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把新闻东抄一点西抄一点，也未免大材小用，而且毫无独持性。

我曾经很坚持，《壹周plus》应该脱离《壹周刊》的框架，尽力避免成为一个同类型得来还要次一级的《苹果动新闻》，甚至可以转走较为年轻化的路线，用一种更生动更似电视节目的形式去表达，即使是稍为严肃的题材，受众也会更容易接受，才是将有限资源运用得最有效的方法。结果，不得要领。我也在《壹周plus》逗留了约半年后，辞职，离开效力15年的壹传媒。

以前很难想像香港有一天连《苹果日报》也容不下，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越来越难想像香港还容得下《苹果日报》。

对于壹传媒，我向来为曾经服务过而自豪不已。《壹周刊》当然不是完美，有什么不完美，也不用再多提一次。但以我工作多年的经验，它至少自由。你会因为写一篇文章写得不够好而被上司痛骂得体无完肤，但你不会因为写一篇文章写得不符合上司立场而被删减或被抽走。我好记得，我访问过一次歌手，大赞歌手的为人，上司看完，骂了我一句天真幼稚，半粒字也没有改动过，便任由文章刊出。换了在另外的传媒机构，大概早早强逼我转换立场迁就上司口味吧。你看看今日的无线新闻，有线新闻，甚至Now TV也会抽起报导⋯⋯

以前很难想像香港有一天连《苹果日报》也容不下，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越来越难想像香港还容得下《苹果日报》。

我们是否真的只值得余下《文汇报》、《大公报》，或者是挂了其他名号的《文汇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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