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中一棵落叶的树，蓝天下一座白色小楼，闾丘露薇位于香港浸会大学的办公室里，显眼地放着几幅色彩明艳的临摹风景画。她学画约有两年，书桌上夏加尔的《散步》是她最爱的临摹。旁边柜子上立着两幅她的原创作品，其中一幅是半身穿绿绒外套的女人，侧底着头，附在大片的红蓝底色上。这是闾丘不借助任何参照，想要凭藉自己对人的认知而画的一个女人头。
“头画大了，头发有些不合比例”，虽然如此，她心里还是喜欢的。
若不是闾丘主动提及她曾做过一个关注女性的节目《生为女人》，我还没有意识到在政治和新闻之外，她对性别议题原来有长期的兴趣。去年底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请她做讲座，主题是“中国女性话题的审查与表达”。那天，小会议室坐满了人，她从一胎政策讲到女性播客《海马星球》、时下的脱口秀，故事一如往常清晰生动，听众中不时传出会心笑声。
她较为人知的身分是凤凰卫视前记者、前全球新闻总监，2003年因报导伊拉克战争而被称为“战地玫瑰”。但她对性别的关注其来有自。2015年她离开电视台读博，在女性话语还不那么热闹的2018年，提议大陆视频平台“优酷”合作制作《生为女人》。片子做完、过了审，她却因在微博转发和评论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新闻而遭永久封号，节目随之胎死腹中。
“那是最后一次做公共的，挺伤的，也比较失落。”她在一个访问中这样提到。
过去6年，“性别”、“女性”成为中国去政治化的言论环境里最主流的话题之一，但外界对闾丘更为熟悉的，是她对社会运动、被审查的言论环境的研究和观点。“讲（女性）的人多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太深入的东西”，加上香港爆发社运——她解释自己为何早早关注#MeToo、又有几年搁置。
2023年台湾接连掀起#MeToo后，她马上开始做新的访问，并集结过往研究，到2024年底出版学术小书《Reporting Sexual Violence and #MeToo in Asia》。这本书分析中港台各自语境下的媒体生态与#MeToo的关系，而闾丘对新闻工作者与女性的思考，也交织镶嵌其中。
直觉
闾丘製作《生为女人》时，社会对女性的关注不比如今。
2018年她博士毕业，大陆出现鼓吹传统“妇德”的“女德班”。这是一种向女性宣扬落后甚至扭曲的性别观念的培训，如教育“以夫为贵”，“男尊女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守贞”等，2018年竟有增多的趋势。闾丘觉得，培训班的出现说明，“整个风气或者舆论口径已经往后倒退了，性别空间在缩窄，所以觉得要做（性别议题）。”
她和优酷提议选题，却感到对方对女权话题“非常没兴趣”，“用数据去看，受众只有30上下的女性，25-45岁，（所以）他们不是很积极。”
《生为女人》的策划思路正正是以年龄划代，十年一集，横跨15-65岁女性。闾丘找来上海母校的女中学生，街访年轻母亲，结识在外闯荡生意的女性、已经退休的妈妈，还有知名学者李银河、冰心的女儿吴青等，谈各年龄段的感受和思考：“花了一个月跑中国好多城市，微博上徵集来好多人採访。”
这种向公众公开徵集案例的方法，沿用了闾丘在电视台工作时的思路。2011年，大陆知名英语培训机构，“疯狂英语”创办人李阳，被妻子李金爆出家暴，“那时有北京的妇女团体呼吁，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名人和李阳身上，要关注家庭暴力本身。” 她向上级坚持不做李阳、只做普通人，最后也是从微博上征集受访案例。
除此之外，她做过有关性工作者、同志同妻、计划生育、办公室性骚扰等话题的节目，2010年大陆培训机构“山木教育集团”总裁被几位雇员状告职场性骚扰和强奸，她和同事们反应迅速。但她觉得，“扔几块石头就没声音了”，尤其凤凰卫视的观众以热爱军事政治议题的男性居多，“对于性工作者还有猎奇心态，其他（节目的）收视率都很低。”
尽管她当时所在的节目组《走读大中华》选题多、更新快、工作量大，反而可以做一些她想做的内容。然而她无法介入后期制作，就算采访中有所把握，也不可控制成品。所以当她成为《生为女人》的半个投资人，且采编自主、做自己老板时，她“蛮开心的”，能和受访者畅聊女性自主、亲密关系、职业、家庭、人生等，“是我做电视20年来自己最满意的系列节目”。
但节目初审，提到“性别平等”的内容都被删掉了，纹身也不能出现、必须遮住。“你可以看到，2018年已经是这么紧。”
社会气氛的转变却几乎同时发生。2018年元旦起，#MeToo小溪汇流般在中国聚集爆发，女性叙事起初争议不断，后来渐渐崛起，到2020年，女性话题更在商业上取得超级成功：以30+女明星为主角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攀上流量顶峰，关注30岁都市女性痛点的电视剧集《三十而已》爆火，另有杨笠脱口秀推高热度。
闾丘感觉到，提出选题大半年后，气氛就变了。
而她对女性议题的兴趣，最早产生于工作中的直觉。身为跑政治线和国际线的记者，她有一种女性是弱势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高级别官员中女性很少⋯⋯到大会堂开（两）会，都是女服务员，穿着旗袍站得笔直笔直的，我一直看不惯”。她的同行里，中国政治线记者基本都是男性，香港记者虽然女性居多，“但管理层是男士佔多数。”圈中默认电视台摄影师是男性，“但我很早认识美联社（AP）在泰国的一个摄影师，女孩子，很瘦弱，那时还是大机器，她就做得很好。”
”尤其你到国外去会看到很多。“她反思自己2001-2003年因女性身分报导战争而成为名人，对整体从业的女记者不公平：“如果在海外媒体，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想我凭什么，因为是个女的，就红了？”“2001年我第一次去阿富汗，领队的NHK记者就是女性，她死在阿富汗了；我喜欢的CNN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也做很多战地报导，也是女性。”她觉得自己成名是“拿了红利”。
虽然她不否认自己对年轻一代有过“女性楷模”的正面作用。就好比如今讨论女性话题的商业化，一方面可以批判，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尤其是一个有审查的地方，商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市场的需求在，探讨宏观性别平等的空间可能大一点，只是根本问题在于：“也要看议题，探讨结构性的权利就比较难。”
教育
人群存在差异，才能扩充议题的边界，这是闾丘感同身受的一件事。
中国两会每年3月5日起开会，会期一定碰上国际三八妇女节，她记得：“新闻关注永远都是少数民族女代表，穿着漂漂亮亮的出来”。“但总不能每年都做这种吧”，她逼自己思考跟女性权益真正有关的话题。2013年12月，联合国公布“最低限度性别指标”，包括女性从政的比例。“我应该是最早看了人大代表女性比例的”——大陆媒体没有特别关注，闾丘先算了一条数出来。
这令她觉得新闻编辑室里的多元化非常重要：“虽然现在Donald Trump（反DEI） 要把你逮起来。多元化的重要就是，好多男士想不到的题目，有个女性在，她想到的议题就会扩充原来的边界。年纪也是，比方说我年纪大了就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如果团队里有年轻人，那又可以做一个补充。”
“我做爱滋就是（1996年）高耀洁揭露河南输血导致爱滋病大范围传染；我第一个接触的同性恋团体是在成都、当时挺蓬勃⋯⋯”因为做记者，流动与接触不同的人帮助建立新的认知，大学最好的朋友十几年后跟她出柜，“所幸那时候我已经来了香港，有了这个概念。”
2018年她获邀成为联合国妇女署统计小组成员，用统计数据设计性别教育课程的课纲，目前课纲设计完了，后续培训还在进行。2019年她促成联合国妇女署与浸会大学新闻系合作，想到正好可以利用资源，并教学相长，于是在2020年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Gender Statiscits and Story Telling”，用数据讲性别故事。
她观察本科生，发现大陆的同学比较关注女性本身的权益，比如卫生巾平等、就业平等，香港的同学更关心LGBTQ+和酷儿，会做反歧视或如变装皇后的题目。六、七年前本科生年纪还小，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对#MeToo运动有一些陌生。
不过开设这门课的目标在于让学生看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学习不一定是书⋯⋯我希望从日常生活中让大家来思考这些问题，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有毒的气质、什么是女权。”这门课的期末不是考试，但要求学生做一个数据项目出来：“好开心的，蛮多同学做得意外的好。”
她迅速掏出手机，熟练地滑开IG，念念有词。有学生认为浸会大学的女厕格数不够，计算出男性和女性上厕所的时间、再对比厕所的数量，“他们就在浸会的大楼里，一个个数”，她语带兴奋。“还有一个做香港的流产”，她点开一个粉紫色调的帐号，内容从解释到数据到个案一应俱全，“这个是虐待儿童⋯⋯整个是职场性别平等⋯⋯”。一个意大利交换生讲自己国家的女性在保守文化下的现状，三个南亚裔同学讲如何打破性别偏见，不同视角和背景在课上碰撞，“比较基础但重要”。
“他们一定要用到两套data set，要么是自己做survey，要么找公开数据，然后再视觉化做出来。”学生也喜欢这种形式，做起题来比较积极。开课四年，从一开始没有人报，到现在已经超额，她想再增加10个学额。
不过，来听的都是如化学系、社工系的同学，反而新闻系的同学没有更主动关心性别甚至新闻。“（浸会）新闻系从领导到同学好像都没什么兴趣”，闾丘觉得有些可惜，“在中大做的讲座如果开在浸会，我觉得最多来20个人”。前两周新闻系本科课堂上，有一位男生举例讲到身体羞辱，“啊，终于”，她哈了一口气，“我蛮欣喜的。”“我或者要自我检讨”，她笑，“环境影响你关心的问题”。
无论主动、被动，媒体对性别报导的需求都在变大，若受教育者的意识提升，未来的业界生态应会有所变化，反过来，媒体亦影响公共观点、塑造文化。她在新书的最后一章认真建议：港中台的新闻机构都应重视性别报导，也可以考虑有自己的报导策略、设立性别线（beat）。性别议题有许多层次，需要更深入及细緻的讨论。
变迁
和一些同样倾向自由主义女权的主张者不太一样的是，闾丘对被称为“激进女权”的主张并不是否定和反对的态度。
反而她理解这种存在：“她们走那么前，是帮后面的人稍微推前一点点而已，如果没有她们，后面都根本推不动的。”
自2015年起，中国公民社会遭遇寒冬，一度培育起来的公民运动、团体——尤其劳工和环保领域——现在都七零八落：“到2018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中国已经没有社会运动了”，“女性也是被盯得很紧的，只不过女性的议题太广泛了。同工同酬、友善环境、反歧视⋯⋯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是最基本的。”
在#MeToo之前，中国大陆讨论女性议题更偏情感和两性关系，偶尔有如木子美（2003）、芙蓉姐姐（2004）、凤姐（2010）等挑战人们对美、身体、性、情感等方面的“越轨”观念，“但那时候热闹是因为在微博时代，而微博从2012年开始被打压，声音变少，大V也禁忌了很多。”
她指，在2015年“女权五姐妹”出现之前，大陆其实不太有“女权”的概念，后来“女权”被拿来跟“人权”比较，“都是用家庭或民事的框架去理解女性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闾丘感到性别议题沉寂了，舆论环境收窄，反而倒退的现象如“女德班”开始出现，就连电视剧里的小三也越来越扁平和负面，“90年代电视剧的小三形象还是多面的、情感是复杂的，现在反正都是坏人”。
“真的是从18年开始讲（女权）比较多，田园女权的概念也出来了——噢原来还有这种事情，我就去看书，看得一头雾水。”从记者的直觉，到要建立一个看待问题的框架，她看了不少书，也思考女性主义的不同学派视角。如今被视为“激进女权”代表的播客“海马星球”，创播在2018年，第一期嘉宾就是闾丘，谈“女人的友谊为什么总是被贬低”。“海马星球”2021年在大陆被禁，闾丘后来去参加了两次播客的线下聚会，惊叹听众爆棚。
“信息这个东西，有兴趣就能找到⋯⋯她们是挑战父权制的嘛，必须要有这样的声音，才有好的讨论。”
她不太记得被邀请上台分享时说了什麽，她想自己大概“纠正”了一下，觉得激进女权“有用但不宜夸大”：“我认为是必须的，但不代表我认同其中很多观点和做法。我讲说，追求性别平等还是需要人权、互相尊重，但如果加入一个团体而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独裁，这是要避免的”。她一个好朋友坐在下面，替她捏了一把汗，但她看了一下周边，发现大家都在点头，放心了：“听到（激进女权）一些东西会感同身受，但又觉得不需要走那麽远，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在2018年之前，闾丘研究的主要内容都是中国的言论审查和宣传，#MeToo开始后，两位人物引起她的兴趣。一位是报导#MeToo的独立记者黄雪琴，她也是中国#MeToo的重要见证和记录人，尽管后来指控她“煽颠”的控罪书中并不直接提及中国女权，但外界提到她时很少回避这重身分；另一位是弦子，她起诉著名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件得到极大关注，法律程序走了四年，弦子也成为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闾丘想要探究，在主流媒体大部分缺失的情况下，弦子案如何通过一两篇专业报导和新媒体来传播并获得关注？她也想知道，黄雪琴如何看待记者与行动者的边界？“在新闻管制的情况下，记者不可能透过原本的新闻报导去做到很多事情，可能要想别的方法，但一做别的方法，在大陆的处境就有点像activist。”她指出这种困难。
“跟记者的基因还是有点关系的”，闾丘回想写书的两个小目标，“我要把黄雪琴和弦子都写下来，留一个文字在那里”。“如果你没有介入过前线或现实，一般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中国女权的研究，很多人本身都是参与过或想要参与其中，能够找到研究对象，也利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去发表一些见解。”
2019和2020年，闾丘已经写了一些关于中国#MeToo的论文，但后来关注的人多了，加上香港社会运动爆发，新闻界变动极大，她转而研究香港新闻。2023年台湾社会各领域爆发#MeToo，被称为“虽迟但到”，闾丘重新开始做访问。“受害人觉得Facebook更有用还是记者更有用？到最后发现没什么差别。”
她所在的香港有另一个难点：#MeToo零星出现，但没有形成趋势。为此她想破脑袋，最后换了一个分析思路：2023年，香港的大学校园迎新营（O’Camp）被揭存在性骚扰，事件却引发港府及立法会议员接连出声，一改过往兴趣缺缺的态度。闾丘提出，政治或想要借助性别事件控制校园自主，这与2019年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化有极大关系。
她看到各地的局限，寄希望于机制及文化的建立，但也有看不透的地方、不敢随便下判断。中港台三地的性别权益重点、议程不一，向来难做地域比较，「三个很不同的环境，一个自由的，一个威权的，还有一个半威权的，本身就不太可能有共通点。」
公共表达
到现在，微博上还有一个空白。
曾经频频发言、针砭时弊的闾丘帐号，仍然有七百多万粉丝，但已经不再更新。
这个帐号的最后一条停留在2019年8月23日，写到：一个社会对待不同观点和立场时，用年龄性别外貌性取向私生活等来打击对方，这样的社会是野蛮的，同样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po文下的留言，大多离不开对香港的批评和争论。
2019年的这一禁声，直接也粗暴地打断了闾丘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公共生命。采访前，她与记者分享中国某知名大学博士生制作的、一份具有举报点名意味的“白色女权”名单，滑着名单打趣：“可能跟‘粉红女权’相对⋯⋯我不在上面，朋友说我可能在另一份名单上”。
她指的是“反中叛徒”之类的标籤，不时就会被拿出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地生事造谣。比如特朗普上任即叫停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各项援助，马斯克（Musk）的“效率部”（DOGE）持续更新削减开支名单，消息回到简中，她多年来已没有音量的微博又被人揪出来针对，指骂她和作家杨继绳等人被马斯克“打脸”、“拿了美国钱”，甚至繁中也有人传播这则假消息。
她查了一圈新闻才想到，这或许是跟“尼曼学者的中国记者”名单汇流了。2024年《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他曾参加的哈佛大学“尼曼学者”项目成为有心人士阴阳怪气的目标。闾丘是华语世界为数不多在2006年就申请到“尼曼学者”的人，不意外地榜上有名。
事实上，DOGE的名单相对宽泛、主要在政府部门一层，并没有直接列出“尼曼基金会”。就算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美国大学或新闻机构的部分资金来源，也无法单从这则新闻知道DOGE对“尼曼”的判断及影响。闾丘在X上提及这件事，转头又被二次操作，说她“指责”马斯克“陷害”，令自己“被网暴”。
多年来，在中港、台海及中美关系的政治纷争下，简繁互联网上都存在大量针对个人政治立场的起底、假信息及污名，而闾丘并不多讲这些改变对她个人的伤害。但她在2023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浮世蔷薇》的前言写道：“已经好几年，眼前的沉沦和崩坏，让我失去了记录和表达的动力和能力。”是因为她不愿意“自我放逐”，才在以前的路已走不通时，想到可以写小说，“探讨人性和社会⋯⋯这是我的责任。”
《浮世蔷薇》是自传体小说，三代母女，从文革写到六四、白纸，又透着不少新闻写作的痕迹。她跟媒体介绍时道：“我觉得骨子里脱不开记者的训练，有很多的细节和事件都是新闻。”人物与国家的命运扣联，“是我刻意的，一定要写国家和个人在整个时代中的变迁”。
有人看完《浮世蔷薇》觉得生气，觉得是比较优渥的、专业人士的故事，离自己很远。“我都觉得自己怎么总是写中产”，她又开始反思。媒体存在悖论，读者中不少是中产，写作者也不一定具备对农村、打工者、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的经验了解和心灵感触。“我很难写这些”，她承认，固然有其他写作者、学者能写得更好。她可以努力的是自己熟悉了解的范围。
现在，她又在构思第二本小说，写写停停五万字，“好难写喔！”她抱怨。这回主角是四个女记者，“有蓝丝有黄丝，一个比较冷感摇摆，还有一个华裔”。灵感全来自她的朋友圈：“我以前的手下失踪了，我的尼曼同学判了七年，还有我的好朋友拿不到签证要离开香港⋯⋯我想把香港整个媒介环境的变化写在里面。”
身边的女记者们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小说想像，其中一个失踪了，剩下三个会怎么样？虽然还没想好情节要怎麽发展，但她设想要把“女性情谊”放到里面，“女性嘛，大家以友情为主”，“真正的好朋友其实看法不同的地方也很多，看不惯的地方也有，就像夫妻一样，但问题是大家能够容忍包容。”
她期待无论何种光谱，女性群体都要团结：“分化本来是打压的一种方式，如果自己还分化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她认为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某些群体的问题必须要去关注，但如果可以，她不太想把人分成不同的性别。
七零年代成长的闾丘，如今也五十多岁了。她以美国前大法官、一生敏锐的金斯伯格（RBG）为偶像，觉得是时候锻炼身体防止肌肉流失，“国外女性到六、七十岁还能发声，看看Nancy Pelosi多少岁！”她眼角笑起来。在《生为女人》中，她曾劝花甲之年的李银河不要放弃说话——中国公共场域留给女性的机会本身有限，“如果老了，就让自己从公共领域上消失了，这好像很不划算。”但她自嘲和李银河不一样，被动失去公共话语后，“我反而不用怎么想年龄的问题了”。
闾丘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重回公共。尽管如此，她还在密切关注着大陆媒体的变化。老同事鲁豫做了新播客“岩中花述”，她反省自己也应继续“开放和学习”。如果畅想，她想要做一个专门采访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女性的播客，填补内容空白，也采访“比她聪明”的人。她还是喜欢了解他人的故事，从中有所反省、或有所共鸣。
采访中，她跟记者分享看法：“女人没有国家这个观念，让人避免成为粉红女权；甚至说人是没有国家的，我也比较认同”，她其实更想把第一本小说命名为《浮世》，“不需要那么（把女性）single out出来，重要的还是人。”
但她理解，当下的女性权益局限在国家的范畴里，女性和男性比较起来，也还是有太多话语不对等的地方。而她期待能有更多。
“（把女性议题与国家结合）讨论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为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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