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野中一棵落葉的樹，藍天下一座白色小樓，閭丘露薇位於香港浸會大學的辦公室裏，顯眼地放著幾幅色彩明豔的臨摹風景畫。她學畫約有兩年，書桌上夏加爾的《散步》是她最愛的臨摹。旁邊櫃子上立著兩幅她的原創作品，其中一幅是半身穿綠絨外套的女人，側底著頭，附在大片的紅藍底色上。這是閭丘不借助任何參照，想要憑藉自己對人的認知而畫的一個女人頭。
「頭畫大了，頭髮有些不合比例」，雖然如此，她心裏還是喜歡的。
若不是閭丘主動提及她曾做過一個關注女性的節目《生為女人》，我還沒有意識到在政治和新聞之外，她對性別議題原來有長期的興趣。去年底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請她做講座，主題是「中國女性話題的審查與表達」。那天，小會議室裏坐滿了人，她從一胎政策講到女性播客《海馬星球》、時下的脫口秀，故事一如往常清晰生動，聽眾中不時傳出會心笑聲。
她較為人知的身分是鳳凰衛視前記者、前全球新聞總監，2003年因報導伊拉克戰爭而被稱為「戰地玫瑰」。但她對性別的關注其來有自。2015年她離開電視台讀博，在女性話語還不那麼熱鬧的2018年，提議大陸視頻平台「優酷」合作製作《生為女人》。片子做完、過了審，她卻因在微博轉發和評論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新聞而遭永久封號，節目隨之胎死腹中。
「那是最後一次做公共的，挺傷的，也比較失落。」她在一個訪問中這樣提到。
過去6年，「性別」、「女性」成為中國去政治化的言論環境裏最主流的話題之一，但外界對閭丘更為熟悉的，是她對社會運動、被審查的言論環境的研究和觀點。「講（女性）的人多了，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太深入的東西」，加上香港爆發社運——她解釋自己為何早早關注#MeToo、又有幾年擱置。
2023年台灣接連掀起#MeToo後，她馬上開始做新的訪問，並集結過往研究，到2024年底出版學術小書《Reporting Sexual Violence and #MeToo in Asia》。這本書分析中港台各自語境下的媒體生態與#MeToo的關係，而閭丘對新聞工作者與女性的思考，也交織鑲嵌其中。
直覺
閭丘製作《生為女人》時，社會對女性的關注不比如今。
2018年她博士畢業，大陸出現鼓吹傳統「婦德」的「女德班」。這是一種向女性宣揚落後甚至扭曲的性別觀念的培訓，如教育「以夫為貴」，「男尊女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守貞」等，2018年竟有增多的趨勢。閭丘覺得，培訓班的出現說明，「整個風氣或者輿論口徑已經往後倒退了，性別空間在縮窄，所以覺得要做（性別議題）。」
她和優酷提議選題，卻感到對方對女權話題「非常沒興趣」，「用數據去看，受眾只有30上下的女性，25-45歲，（所以）他們不是很積極。」
《生為女人》的策劃思路正正是以年齡劃代，十年一集，橫跨15-65歲女性。閭丘找來上海母校的女中學生，街訪年輕母親，結識在外闖蕩生意的女性、已經退休的媽媽，還有知名學者李銀河、冰心的女兒吳青等，談各年齡段的感受和思考：「花了一個月跑中國好多城市，微博上徵集來好多人採訪。」
這種向公眾公開徵集案例的方法，沿用了閭丘在電視台工作時的思路。2011年，大陸知名英語培訓機構，「瘋狂英語」創辦人李陽，被妻子李金爆出家暴，「那時有北京的婦女團體呼籲，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名人和李陽身上，要關注家庭暴力本身。」 她向上級堅持不做李陽、只做普通人，最後也是從微博上徵集受訪案例。
除此之外，她做過有關性工作者、同志同妻、計劃生育、辦公室性騷擾等話題的節目，2010年大陸培訓機構「山木教育集團」總裁被幾位僱員狀告職場性騷擾和強姦，她和同事們反應迅速。但她覺得，「扔幾塊石頭就沒聲音了」，尤其鳳凰衛視的觀眾以熱愛軍事政治議題的男性居多，「對於性工作者還有獵奇心態，其他（節目的）收視率都很低。」
儘管她當時所在的節目組《走讀大中華》選題多、更新快、工作量大，反而可以做一些她想做的內容。然而她無法介入後期製作，就算採訪中有所把握，也不可控制成品。所以當她成為《生為女人》的半個投資人，且採編自主、做自己老闆時，她「蠻開心的」，能和受訪者暢聊女性自主、親密關係、職業、家庭、人生等，「是我做電視20年來自己最滿意的系列節目」。
但節目初審，提到「性別平等」的內容都被刪掉了，紋身也不能出現、必須遮住。「你可以看到，2018年已經是這麼緊。」
社會氣氛的轉變卻幾乎同時發生。2018年元旦起，#MeToo小溪匯流般在中國聚集爆發，女性敘事起初爭議不斷，後來漸漸崛起，到2020年，女性話題更在商業上取得超級成功：以30+女明星為主角的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攀上流量頂峰，關注30歲都市女性痛點的電視劇集《三十而已》爆火，另有楊笠脫口秀推高熱度。
閭丘感覺到，提出選題大半年後，氣氛就變了。
而她對女性議題的興趣，最早產生於工作中的直覺。身為跑政治線和國際線的記者，她有一種女性是弱勢或被工具化的強烈感受：「高級別官員中女性很少⋯⋯到大會堂開（兩）會，都是女服務員，穿著旗袍站得筆直筆直的，我一直看不慣」。她的同行裏，中國政治線記者基本都是男性，香港記者雖然女性居多，「但管理層是男士佔多數。」圈中默認電視台攝影師是男性，「但我很早認識美聯社（AP）在泰國的一個攝影師，女孩子，很瘦弱，那時還是大機器，她就做得很好。」
「尤其你到國外去會看到很多。」她反思自己2001-2003年因女性身分報導戰爭而成為名人，對整體從業的女記者不公平：「如果在海外媒體，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我想我憑什麼，因為是個女的，就紅了？」「2001年我第一次去阿富汗，領隊的NHK記者就是女性，她死在阿富汗了；我喜歡的CNN記者Christiane Amanpour也做很多戰地報導，也是女性。」她覺得自己成名是「拿了紅利」。
雖然她不否認自己對年輕一代有過「女性楷模」的正面作用。就好比如今討論女性話題的商業化，一方面可以批判，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尤其是一個有審查的地方，商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市場的需求在，探討宏觀性別平等的空間可能大一點，只是根本問題在於：「也要看議題，探討結構性的權利就比較難。」
教育
人群存在差異，才能擴充議題的邊界，這是閭丘感同身受的一件事。
中國兩會每年3月5日起開會，會期一定碰上國際三八婦女節，她記得：「新聞關注永遠都是少數民族女代表，穿著漂漂亮亮的出來」。「但總不能每年都做這種吧」，她逼自己思考跟女性權益真正有關的話題。2013年12月，聯合國公布「最低限度性別指標」，包括女性從政的比例。「我應該是最早看了人大代表女性比例的」——大陸媒體沒有特別關注，閭丘先算了一條數出來。
這令她覺得新聞編輯室裏的多元化非常重要：「雖然現在Donald Trump（反DEI） 要把你逮起來。多元化的重要就是，好多男士想不到的題目，有個女性在，她想到的議題就會擴充原來的邊界。年紀也是，比方說我年紀大了就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喜歡什麼，如果團隊裏有年輕人，那又可以做一个補充。」
「我做愛滋就是（1996年）高耀潔揭露河南輸血導致愛滋病大範圍傳染；我第一個接觸的同性戀團體是在成都、當時挺蓬勃⋯⋯」因為做記者，流動與接觸不同的人幫助建立新的認知，大學最好的朋友十幾年後跟她出櫃，「所幸那時候我已經來了香港，有了這個概念。」
2018年她獲邀成為聯合國婦女署統計小組成員，用統計數據設計性別教育課程的課綱，目前課綱設計完了，後續培訓還在進行。2019年她促成聯合國婦女署與浸會大學新聞系合作，想到正好可以利用資源，並教學相長，於是在2020年開設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識課「Gender Statiscits and Story Telling」，用數據講性別故事。
她觀察本科生，發現大陸的同學比較關注女性本身的權益，比如衛生巾平等、就業平等，香港的同學更關心LGBTQ+和酷兒，會做反歧視或如變裝皇后的題目。六、七年前本科生年紀還小，不管是香港還是大陸，對#MeToo運動有一些陌生。
不過開設這門課的目標在於讓學生看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學習不一定是書⋯⋯我希望從日常生活中讓大家來思考這些問題，男性氣質、女性氣質、有毒的氣質、什麼是女權。」這門課的期末不是考試，但要求學生做一個數據項目出來：「好開心的，蠻多同學做得意外的好。」
她迅速掏出手機，熟練地滑開IG，念念有詞。有學生認為浸會大學的女廁格數不夠，計算出男性和女性上廁所的時間、再對比廁所的數量，「他們就在浸會的大樓裏，一個個數」，她語帶興奮。「還有一個做香港的流產」，她點開一個粉紫色調的帳號，內容從解釋到數據到個案一應俱全，「這個是虐待兒童⋯⋯整個是職場性別平等⋯⋯」。一個義大利交換生講自己國家的女性在保守文化下的現狀，三個南亞裔同學講如何打破性別偏見，不同視角和背景在課上碰撞，「比較基礎但重要」。
「他們一定要用到兩套data set，要麼是自己做survey，要麼找公開數據，然後再視覺化做出來。」學生也喜歡這種形式，做起題來比較積極。開課四年，從一開始沒有人報，到現在已經超額，她想再增加10個學額。
不過，來聽的都是如化學系、社工系的同學，反而新聞系的同學沒有更主動關心性別甚至新聞。「新聞系從領導到同學好像都沒什麼興趣」，閭丘覺得有些可惜，「在中大做的講座如果開在浸會，我覺得最多來20個人」。前兩週新聞系本科課堂上，有一位男生舉例講到身體羞辱，「啊，終於」，她哈了一口氣，「我蠻欣喜的。」「我或者要自我檢討」，她笑，「環境影響你關心的問題」。
無論主動、被動，媒體對性別報導的需求都在變大，若受教育者的意識提升，未來的業界生態應會有所變化，反過來，媒體亦影響公共觀點、塑造文化。她在新書的最後一章認真建議：港中台的新聞機構都應重視性別報導，也可以考慮有自己的報導策略、設立性別線（beat）。性別議題有許多層次，需要更深入及細緻的討論。
變遷
和一些同樣傾向自由主義女權的主張者不太一樣的是，閭丘對被稱為「激進女權」的主張並不是否定和反對的態度。
反而她理解這種存在：「她們走那麼前，是幫後面的人稍微推前一點點而已，如果沒有她們，後面都根本推不動的。」
自2015年起，中國公民社會遭遇寒冬，一度培育起來的公民運動、團體——尤其勞工和環保領域——現在都七零八落：「到2018年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中國已經沒有社會運動了」，「女性也是被盯得很緊的，只不過女性的議題太廣泛了。同工同酬、友善環境、反歧視⋯⋯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就是最基本的。」
在#MeToo之前，中國大陸討論女性議題更偏情感和兩性關係，偶爾有如木子美（2003）、芙蓉姐姐（2004）、鳳姐（2010）等挑戰人們對美、身體、性、情感等方面的「越軌」觀念，「但那時候熱鬧是因為在微博時代，而微博從2012年開始被打壓，聲音變少，大V也禁忌了很多。」
她指，在2015年「女權五姐妹」出現之前，大陸其實不太有「女權」的概念，後來「女權」被拿來跟「人權」比較，「都是用家庭或民事的框架去理解女性問題。」很長一段時間，閭丘感到性別議題沉寂了，輿論環境收窄，反而倒退的現象如「女德班」開始出現，就連電視劇裏的小三也越來越扁平和負面，「90年代電視劇的小三形象還是多面的、情感是複雜的，現在反正都是壞人」。
「真的是從18年開始講（女權）比較多，田園女權的概念也出來了——噢原來還有這種事情，我就去看書，看得一頭霧水。」從記者的直覺，到要建立一個看待問題的框架，她看了不少書，也思考女性主義的不同學派視角。如今被視為「激進女權」代表的播客「海馬星球」，創播在2018年，第一期嘉賓就是閭丘，談「女人的友誼為什麼總是被貶低」。「海馬星球」2021年在大陸被禁，閭丘後來去參加了兩次播客的線下聚會，驚嘆聽眾爆棚。
「信息這個東西，有興趣就能找到⋯⋯她們是挑戰父權制的嘛，必須要有這樣的聲音，才有好的討論。」
她不太記得被邀請上台分享時說了什麼，她想自己大概「糾正」了一下，覺得激進女權「有用但不宜誇大」：「我認為是必須的，但不代表我認同其中很多觀點和做法。我講說，追求性別平等還是需要人權、互相尊重，但如果加入一個團體而不能有自己的選擇，這就是獨裁，這是要避免的」。她一個好朋友坐在下面，替她捏了一把汗，但她看了一下周邊，發現大家都在點頭，放心了：「聽到（激進女權）一些東西會感同身受，但又覺得不需要走那麼遠，我覺得大部分人是這樣子的。」
在2018年之前，閭丘研究的主要內容都是中國的言論審查和宣傳，#MeToo開始後，兩位人物引起她的興趣。一位是報導#MeToo的獨立記者黃雪琴，她也是中國#MeToo的重要見證和記錄人，儘管後來指控她「煽顛」的控罪書中並不直接提及中國女權，但外界提到她時很少迴避這重身分；另一位是弦子，她起訴著名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案件得到極大關注，法律程序走了四年，弦子也成為活躍的女權主義者。
閭丘想要探究，在主流媒體大部分缺失的情況下，弦子案如何通過一兩篇專業報導和新媒體來傳播並獲得關注？她也想知道，黃雪琴如何看待記者與行動者的邊界？「在新聞管制的情況下，記者不可能透過原本的新聞報導去做到很多事情，可能要想別的方法，但一做別的方法，在大陸的處境就有點像activist。」她指出這種困難。
「跟記者的基因還是有點關係的」，閭丘回想寫書的兩個小目標，「我要把黃雪琴和弦子都寫下來，留一個文字在那裏」。「如果你沒有介入過前線或現實，一般不會覺得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中國女權的研究，很多人本身都是參與過或想要參與其中，能夠找到研究對象，也利用自己的專業學識去發表一些見解。」
2019和2020年，閭丘已經寫了一些關於中國#MeToo的論文，但後來關注的人多了，加上香港社會運動爆發，新聞界變動極大，她轉而研究香港新聞。2023年台灣社會各領域爆發#MeToo，被稱為「雖遲但到」，閭丘重新開始做訪問。「受害人覺得Facebook更有用還是記者更有用？到最後發現沒什麼差別。」
她所在的香港有另一個難點：#MeToo零星出現，但沒有形成趨勢。為此她想破腦袋，最後換了一個分析思路：2023年，香港的大學校園迎新營（O’Camp）被揭存在性騷擾，事件卻引發港府及立法會議員接連出聲，一改過往興趣缺缺的態度。閭丘提出，政治或想要借助性別事件控制校園自主，這與2019年後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化有極大關係。
她看到各地的侷限，寄希望於機制及文化的建立，但也有看不透的地方、不敢隨便下判斷。中港台三地的性別權益重點、議程不一，向來難做地域比較，「三個很不同的環境，一個自由的，一個威權的，還有一個半威權的，本身就不太可能有共通點。」
公共表達
到現在，微博上還有一個空白。
曾經頻頻發言、針砭時弊的閭丘帳號，仍然有七百多萬粉絲，但已經不再更新。
這個帳號的最後一條停留在2019年8月23日，寫到：一個社會對待不同觀點和立場時，用年齡性別外貌性取向私生活等來打擊對方，這樣的社會是野蠻的，同樣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po文下的留言，大多離不開對香港的批評和爭論。
2019年的這一噤聲，直接也粗暴地打斷了閭丘在中國大陸二十多年的公共生命。採訪前，她與記者分享中國某知名大學博士生製作的、一份具有舉報點名意味的「白色女權」名單，滑著名單打趣：「可能跟『粉紅女權』相對⋯⋯我不在上面，朋友說我可能在另一份名單上」。
她指的是「反中叛徒」之類的標籤，不時就會被拿出來掐頭去尾、移花接木地生事造謠。比如特朗普上任即叫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各項援助，馬斯克（Musk）的「效率部」（DOGE）持續更新削減開支名單，消息回到簡中，她多年來已沒有音量的微博又被人揪出來針對，指罵她和作家楊繼繩等人被馬斯克「打臉」、「拿了美國錢」，甚至繁中也有人傳播這則假消息。
她查了一圈新聞才想到，這或許是跟「尼曼學者的中國記者」名單匯流了。2024年《光明日報》資深編輯董郁玉因「間諜罪」被判刑七年，他曾參加的哈佛大學「尼曼學者」項目成為有心人士陰陽怪氣的目標。閭丘是華語世界為數不多在2006年就申請到「尼曼學者」的人，不意外地榜上有名。
事實上，DOGE的名單相對寬泛、主要在政府部門一層，並沒有直接列出「尼曼基金會」。就算其結果可能影響到美國大學或新聞機構的部分資金來源，也無法單從這則新聞知道DOGE對「尼曼」的判斷及影響。閭丘在X上提及這件事，轉頭又被二次操作，說她「指責」馬斯克「陷害」，令自己「被網暴」。
多年來，在中港、台海及中美關係的政治紛爭下，簡繁互聯網上都存在大量針對個人政治立場的起底、假信息及污名，而閭丘並不多講這些改變對她個人的傷害。但她在2023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浮世薔薇》的前言寫道：「已經好幾年，眼前的沉淪和崩壞，讓我失去了記錄和表達的動力和能力。」是因為她不願意「自我放逐」，才在以前的路已走不通時，想到可以寫小說，「探討人性和社會⋯⋯這是我的責任。」
《浮世薔薇》是自傳體小說，三代母女，從文革寫到六四、白紙，又透著不少新聞寫作的痕跡。她跟媒體介紹時道：「我覺得骨子裏脫不開記者的訓練，有很多的細節和事件都是新聞。」人物與國家的命運扣聯，「是我刻意的，一定要寫國家和個人在整個時代中的變遷」。
有人看完《浮世薔薇》覺得生氣，覺得是比較優渥的、專業人士的故事，離自己很遠。「我都覺得自己怎麼總是寫中產」，她又開始反思。媒體存在悖論，讀者中不少是中產，寫作者也不一定具備對農村、打工者、沒有讀過大學的人的經驗了解和心靈感觸。「我很難寫這些」，她承認，固然有其他寫作者、學者能寫得更好。她可以努力的是自己熟悉了解的範圍。
現在，她又在構思第二本小說，寫寫停停五萬字，「好難寫喔！」她抱怨。這回主角是四個女記者，「有藍絲有黃絲，一個比較冷感搖擺，還有一個華裔」。靈感全來自她的朋友圈：「我以前的手下失蹤了，我的尼曼同學判了七年，還有我的好朋友拿不到簽證要離開香港⋯⋯我想把香港整個媒介環境的變化寫在裏面。」
身邊的女記者們一個人就是千軍萬馬，小說想像，其中一個失蹤了，剩下三個會怎麼樣？雖然還沒想好情節要怎麼發展，但她設想要把「女性情誼」放到裏面，「女性嘛，大家以友情為主」，「真正的好朋友其實看法不同的地方也很多，看不慣的地方也有，就像夫妻一樣，但問題是大家能夠容忍包容。」
她期待無論何種光譜，女性群體都要團結：「分化本來是打壓的一種方式，如果自己還分化了，那還有什麼意義？」她認為在以人為本的情況下，某些群體的問題必須要去關注，但如果可以，她不太想把人分成不同的性別。
七零年代成長的閭丘，如今也五十多歲了。她以美國前大法官、一生敏銳的金斯伯格（RBG）為偶像，覺得是時候鍛鍊身體防止肌肉流失，「國外女性到六、七十歲還能發聲，看看Nancy Pelosi多少歲！」她眼角笑起來。在《生為女人》中，她曾勸花甲之年的李銀河不要放棄說話——中國公共場域留給女性的機會本身有限，「如果老了，就讓自己從公共領域上消失了，這好像很不划算。」但她自嘲和李銀河不一樣，被動失去公共話語後，「我反而不用怎麼想年齡的問題了」。
閭丘始終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重回公共。儘管如此，她還在密切關注著大陸媒體的變化。老同事魯豫做了新播客「岩中花述」，她反省自己也應繼續「開放和學習」。如果暢想，她想要做一個專門採訪五、六十歲的中老年女性的播客，填補內容空白，也採訪「比她聰明」的人。她還是喜歡了解他人的故事，從中有所反省、或有所共鳴。
採訪中，她跟記者分享看法：「女人沒有國家這個觀念，讓人避免成為粉紅女權；甚至說人是沒有國家的，我也比較認同」，她其實更想把第一本小說命名為《浮世》，「不需要那麽（把女性）single out出來，重要的還是人。」
但她理解，當下的女性權益局限在國家的範疇裏，女性和男性比較起來，也還是有太多話語不對等的地方。而她期待能有更多。
「（把女性議題與國家結合）討論不是為了國家好，而是為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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