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没有国家？”是端传媒的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
1.
我来晚了，此时不得不站在教室门口，对着一道无形的界线犹豫。先到的中国同学们占据了教室的左半边，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坐在右半边，我左右为难，似乎要选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
内金诚恳地向我投来微笑，她看上去那样雅致，一头乌黑的卷发，于是我走到教室右侧最后一排，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你来自哪里？”我问她。
“伊朗。”她故意做出轻松的表情。
“你做什么？”我想问她的职业，但我的法语还不太熟练。
“我是个画家。”她说。
她的 instagram 上大多是自画像，或严肃，或愤怒，或痛苦，或悲伤，情感丰沛。她对待自己的身体是那样诚实，没有美化，也没有遮掩，尽管本人要比画作中的样子更美丽。内金有一米七几高，小麦色皮肤，五官深邃，卷卷的头发到脖子处，活力十足。一下课，她就同周围的同学用法语聊天，教室里凡是她所在的位置，总是热闹的。
对于伊朗发生的一切，我总是很轻易就产生移情。来法国之前，我试图申请一个前往伊朗的写作计划，但未能成行。伊朗头巾运动期间我关注媒体报道，后来又痴迷于伊朗电影，2023年我在香港看贾法·帕纳西的《无熊之境》，电影是在导演试图穿越边境逃离伊朗的路上拍摄的，他因拍摄电影遭到追捕；2022年疫情时，我在大陆看了一部名叫《缺席的导演》的伊朗影片，整间影院只有我一个观众，影片故事如同现实复现，那是一种奇异的体验。
看得多了，我发现电影中的伊朗女性，都有种强大、坚韧又略显苦情的气质。而眼前这位穿淡绿色背心，笑容明朗的女士，与我脑海里的那种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几天后，班上来了另一个伊朗女孩玛赫娜兹，她以前是一名戏剧演员，相比内金，她更像伊朗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一席黑色长发盘在脑后，穿黑色呢绒大衣，拎黑色手提包，看上去神秘又疏离。起初她只跟内金讲话，讲波斯语，旁人听不懂。一到休息时间，就消失地无影无踪。
我们都在里昂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里昂不像巴黎，没有太多令人眼花缭乱和浮华的东西，它平静而舒适，给我们这些外来者一种生活的希望和想象。2023年冬天我第一次来这里，感觉格外寂静，即便是英语，只要不努力去听，词语就从我耳边流淌而过。
某节法语课，老师问，太阳是什么颜色的？其他人都说是黄色，令不假思索回答红色的我大为诧异。我从未质疑过“红太阳”这个词，如果不是重新学习一门语言，我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从小接受的教育如何影响和塑造了我的感知。
那个冬天，我学会了用法语自我介绍，并且重新长出了一双眼睛；我也学会了不依赖语言猜测别人的意思。我们每天在罗纳河上来回穿行，从左岸到右岸，一仰头便能看到山群勾勒出的美丽天际线。这就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失去了眼镜后，努力眨巴眼睛只感受得到一个轮廓，而故事，便从这沉默的轮廓中生长出来。
2.
九月末的一个周六，内金约我和雷娜塔一起去看伊朗电影《神圣无花果的种子》。电影讲述伊朗头巾革命期间的故事，获得了2024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奖。雷娜塔是巴西人，跟我们同班，电影结束后我们三人从影院走出，内金沉默着，就在雷娜塔拥抱她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立刻找出墨镜戴上，走出差不多两条街后，控制着颤抖的声音询问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语塞了，半天憋出了一句：“这部电影很有趣。”这句话或许太过残酷，对她来说，那些虚构的画面每一帧都是由真实的血液和痛苦构成的，而我就如同看一个美国黑帮电影一样。
出于内疚，我陪内金走了很远，跟着她坐上一辆公交车前往市中心的周末二手市集。路上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
“为什么你和玛赫娜兹在法国从来不戴头巾？”
这是我自第一眼见到她们时就无法抑制的疑惑，她们不戴头巾，夏天也只穿一件背心，露出整条胳膊。她们是来到法国才如此的吗？内金笑了笑，像是习惯了一定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她问我可不可以讲英语，她英语要比法语流畅，可以从头讲起：内金从小就有“头巾问题”，她在生理上抗拒头巾，觉得头巾很重，夏天戴在身上非常闷热、行动不便。她的父母没有强迫她戴，甚至在伊朗的绝大多数家庭里，在只有丈夫和孩子在的时候，女人可以不戴头巾。只是当走出家门，前往任何公共场所时，头巾就是强制的。
大约七年前，在内金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决定在公共场所也不戴了，这更像是一个宣言，拒绝成为一个普通的伊朗女性。每次上街时，她都觉得有很多双眼睛盯着她，有一阵子她干脆剪掉了头发。伊朗的道德警察会在街上抓捕不佩戴头巾的女人，甚至向她们开枪。有一次内金在街上遇到开枪，吓得拔腿就跑。
2022年伊朗女孩玛莎·阿米尼在被道德警察逮捕后被殴打致死，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一个诉求就是“女性，生命，自由”。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抗议游行时造成了大量伤亡，年轻一代的伊朗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突破了伊朗政府一贯的信息封锁。内金的爷爷奶奶曾是虔诚的穆斯林，在看到手机上警察枪杀路人的影像后，他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内金提到这场运动时管它叫“Fucking movement”，她说运动中死了很多人，有人仅仅只是举起手机拍摄伊朗警察的暴行就被击中。
而持枪攻击平民的警察通常都不穿警服，他们穿着便装隐藏在人群里，起初那些人都是年纪偏大的大胡子，后来变成了更年轻的男人。后来运动平息下来，内金的不少朋友选择了出国。她等了一年，以为鲜血和死亡或许会换来改变，可结果只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
内金先去了土耳其，在那里生活了半年，一边画画，一边试图从暴力创伤中恢复。她在土耳其享受到了在伊朗从未享受过的自由，自由地展出她的画，穿比基尼去海滩游泳，看变装秀（drag show）。在那里，她认识了她的俄罗斯男友。土耳其签证到期后，她便来了法国，重新拾起她小时候学习过的法语。
“你有宗教信仰吗？”我问她。
“No。”她疯狂摇着头。
“你不是穆斯林吗？”
“你知道的，在伊朗，所有人的身份证上都写着穆斯林。”
过了不久，一向沉默的玛赫娜兹主动约我去喝一杯，我们在学校附近挑了一间酒吧，坐在酒吧外享受和煦的秋风。她似乎有话要说，但不主动开口。我便跟她聊起目睹法国街头抗议的感受。“他们就像庆典游行一样。”我兴奋极了。玛赫娜兹却撇了撇嘴：“法国人的抗议就像游戏一样，但在伊朗，这是件严肃的事。”我立刻意会了她所说的严肃是什么意思。我问她，为什么会来法国？
喝掉半杯啤酒后，玛赫娜兹才敞开心扉。她告诉我，她在伊朗已经快三年没有工作了。她在德黑兰有一个地下剧团，排的戏大都是在非正式渠道向小范围观众售票。这些作品的激进之处在于美学，通过舞台上的视觉隐喻来表现暴力、战争。她跟团队合作近十年，大家都在戏剧之外还有一份譬如工程师、程序员的谋生的工作。2022年社会运动后，伊朗社会内部的冲突加剧，加之伊朗受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制裁，经济状况与日俱下，她周围的朋友都开始各寻出路。
她想继续在剧场工作，带着可以在法国接到剧场工作的憧憬而来。倘若她可以拿到工签，便可以在欧洲各国间流动，但现实却是，在重视语言的法国戏剧业，仅仅法语一项标准就将她挡在门外。我建议她也许可以先在学校呆一两年，再去找工作。对于一个外来艺术家，学校是最好进入法国艺术圈的通道。不过她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她说，她已经38岁了，要抓紧时间做她最想做的事情。
那天之后，玛赫娜兹没有出现在学校，整整一周都没了踪影。后来内金告诉我们，玛赫娜兹在德黑兰的爷爷去世了，她哭了一周，在ins上用波斯语发了悼文，将社交媒体的头像换成了黑色。
再见面时，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剃成了寸头。
3.
我是在一次课上偶然得知内金是1988年出生的。这是法语课的有趣之处，我们可以借着学习单词，获取一些平时不方便追问的信息。比如年龄，家人，喜欢吃什么食物。
我仔细观察过她的一些习惯，她带着一种经历过生活的印记。比如她经常背一个实用的运动型双肩包，拉紧背包带至紧贴后背；她会每天替自己做好午餐放在饭盒里，带到学校专为学生开设的咖啡间吃。比起我们中午总是买三明治凑合几口，她不仅吃得更丰富，也能省下不少钱。最重要的是，她从来不让老师陷入一个人唱独角戏的尴尬，当教室里因老师的什么提问沉默下来，她会第一个站出来回应对方。
有一天她并不像往日那样有激情。我向她询问，原来每天在学校嘻嘻哈哈的她，回家后都会大哭一场，她不确定自己放弃那么多来到法国值不值得，她的房子、车子、家人，还有朋友。内金在德黑兰已经是成熟的艺术家，仅凭借卖画就可以维持生活，而她也早在父母的支持下在德黑兰购置了房产和车子。当我戏谑地问她是不是“bourgeois"时（布尔乔亚，法语中带轻微讽刺意味），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被冒犯。
而在里昂，她几乎不可能保持跟在德黑兰相同的生活水平，只好努力省钱，从旧货市场收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骑车上下学，从而节省出行费用。
而玛赫娜兹，过得就像一个波西米亚人一样。她从来只带一支笔，字总是写很大，像是签名。她的手提包装满了东西，但并不是学校要用的学习资料——她从包里掏出的食物，让我见识到了超市速食产品的丰富。她也从不奔跑，即便时间非常紧张，她也只是加快行走的步伐，不让自己受累。跟她同行，她总会冲着电梯的方向去，但有时候也因为这种“强迫症”，我们不得不在大楼里绕来绕去。
玛赫娜兹告诉我，她在德黑兰时，每逢出行必须开车。这种对机器的痴迷在伊朗很普遍，伊朗人热爱高科技，恨不得家中的一切产品都可以有高科技植入，整容技术在伊朗也非常流行，女人们追求让自己的脸显得小巧和白皙，即便她们戴上头巾会遮盖住手术成果。
在疫情之前，玛赫娜兹常住在一个租来的大房子里，生活稳定，偶尔举办艺术家聚会。后来，因为她在剧场的活动，她不得不到处搬家，从而避免被道德警察盯上，这也让她练就了可以随时跑路的能力。
不停下跌的里亚尔（伊朗货币）币值让玛赫娜兹和内金感到担忧，她们都计划找一份兼职工作。我跟她们有同样的苦恼，相比之下，我总觉得许多在法国学艺术的中国同学都有种不愁衣食的天真。
我先找到了一家日料餐馆的兼职，时薪是法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法国的平价日料餐馆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一个日本朋友曾抱怨那压根不是日本的食物。但这样的餐馆因为出餐速度快，餐馆空间大，在法国开了许多家。玛赫娜兹也找到一家伊朗餐厅的工作，薪水是我时薪的两倍。我心里十分不平衡。在国内时，没有其他的参照对象，很难感受到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异。
不过半个月后，我们俩都没继续做下去。她跟餐馆的老板吵了一架，被开除了；我没有办法让我的老板满意，被辞退了。这个情景似乎再现了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家跟权威的关系。
她们对日常生活中隐含的偏见，似乎比中国学生敏感许多。学期末，内金和玛赫娜兹提出要向学校写一封信，控诉我们的法语老师弗朗斯瓦有种族歧视，因为他在课堂上说，“很多小偷都是阿拉伯移民。”玛赫娜兹也常常提起法国人跟她聊天时，用和日常一样快的语速讲话，令她感到不适。还有当法国人听到她们来自伊朗时，流露出带有同情的“我们都懂”的眼神。
玛赫娜兹还会经常观察迎面来人的眼神。有一次在公交车上，她发现一个法国男人不怀好意地地看着她，并用手碰了她的身体，她毫不犹豫给了对方一拳头。
4.
她们能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令我羡慕不已，因此当我计划拍摄一部跟伊朗相关的电影时，我毫不犹豫找到了玛赫娜兹，她即刻答应下来。圣诞节假期，我开始和玛赫娜兹在图书馆为电影做筹备。我们工作的第一步是帮助对方认识自己的国家。
玛赫娜兹认为我对伊朗的认识都仅来自于媒体，那些并不能反映完整的伊朗，她要给我看一些“真实”的情况。她在手机上找出一张插画，一个什么也没有的格子间，然后用手划出大约两平方米的范围。
“你敢相信吗？伊朗的监狱就是这样。人在里面怎么睡觉？”她跟我解释，头巾运动以来，由于太多人被抓捕，伊朗监狱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犯人，很多人被囚禁在这样的鬼地方。在一些分辨率很低的监控摄像头录影中，一个伊朗人在银行里被穿制服的人攻击，我不敢看完就移开了目光。
她又提到自己的生活，说“在伊朗，除了政治问题，生活其实是很幸福的。”伊斯兰法律禁止人民饮酒，人们就在私下悄悄享受。伊朗女性也被禁止跳舞，但她们在家庭聚会上仍旧舞蹈。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如同两个平行世界。
当时我正在阅读伊朗学者阿扎尔•纳菲西写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故事讲述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作者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后来因为霍梅尼夺得最高权力，加强了社会控制。她不得不从大学课堂转向家庭阅读，在家中秘密组织学生们阅读英文小说。小说中有一段情节叫我印象深刻，文学教授带女孩们阅读简·奥斯汀的小说，教她们跳英国上流的交际舞，女孩们便在教授家的客厅跳起了乡村舞步。
1979年，伊朗革命赶走了王室，整个国家被神权领袖霍梅尼接手，霍梅尼上台后修改了宪法，镇压了其他革命团体。之后几乎每隔几年，伊朗就会爆发大规模抗议。最近一次正是2022年的“头巾运动”。
“为什么你们不停斗争，却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好？”我问她。
“你怎么知道如果没有斗争，情况不会变得更坏呢？”
也许伊朗频繁的社会运动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但此刻我感到，中国人、伊朗人的差别正静静展现出其中一个面貌。
我请玛赫娜兹在影片中读一封关于伊朗埃文监狱的信，埃文监狱里关押了大量参与抗议者。我希望透过一封信能展现出她复杂的情感。她用波斯语读了一遍，但除了愤怒，其他感情都并不自如。她极力控制着那些文字带给她的复杂感觉，以至于听上去就像一个没有灵魂地念读自己罪状的人。
每次念上一两段，她就停下来说不想读了。有时候，她问我能不能换成法语，而不是波斯语。有时候，她提出换一个姿势。但她从来没有提出要换一个剧本。
后来我才明白，她并不习惯将她真实的意见表达出来。之前在伊朗工作时，她习惯了所有人围绕导演的想法来工作。这名导演通常是男性，有时候她并不认同对方的想法，但她认为作为演员，必须要无条件接受。她也曾试图担任导演一职，那时候，她会想要控制全部过程，但常常事与愿违。而当她跟别人合作时，为了不控制，她会变得完全被动和消极起来，这里似乎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她们对身体的态度似乎也相当激烈。我从内金那里得知，在伊朗，为了避孕，女性会服用许多药物，也经常吃药控制月经，这些药物在伊朗的地下市场非常普遍。内金最喜欢的画作之一就是葡萄牙画家Paula Rego画自己堕胎的画像，而玛赫娜兹则痴迷于有着完备而严苛身体训练的格洛托夫斯基戏剧。
5.
新学期，玛赫娜兹再次缺席了我们的课。我向内金询问玛赫娜兹的动向，她告诉我，她们已经有一阵子不联系了。为了融入这里的生活，内金越来越少提起关于伊朗的事情，她的社交媒体早已经改成了英语，她也会主动去参加在法国流亡的伊朗艺术家聚会。
而玛赫娜兹还在两种文化之间斗争，在来法国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都是跟伊朗人同住，有一段时间还跟朋友挤同一个房间。就像她在德黑兰一样，她需要一个群体来保护自己。她的社交媒体只有波斯语，她会每天和在伊朗的朋友打视频电话，集体文化在她的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她又想摆脱这种生活方式。在跟伊朗房东大吵一架后，她正在重新寻找一个住所。
与此同时，由于不愿缴纳学费，她也从学校退学了。住所、签证都变成了当务之急。她不停出入移民局处理签证事务，几个月前她会为这些事情喋喋不休，抱怨一些没有意义的行政流程，而现在当她不得不再次为这些事情跑前跑后，甚至学会了自我调侃。有一天我们在麦当劳商量电影进程，她破天荒地说，她现在正在学习“接受”。她意识到自己过去总是拒绝一切，反对一切，或许也应该试着学习接受规则。
城市在春天中不知不觉温热起来，一些树上抽出了绿色的枝桠。街边的广告牌也换上颜色清新的海报。我们的老师在电子邮件里推荐了由一位日本艺术家组织的关于“移民”的剧场工作坊。我预感玛赫娜兹或许会去。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她果然出现在剧场，仍旧穿着她那件黑色大衣。
我们一起吃午饭。玛赫娜兹身旁的法国男人问她有没有看过某部电影，两人在餐桌旁聊了起来。她的法语好像提升不少，我为她从未展现出的社交面孔感到惊讶。三天后工作坊结束时，玛赫娜兹相当恋恋不舍。她在手机上用波斯语写下了她的感受，又翻译成法语念给大家听：“剧场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相互连接，相互理解。在这里，没有语言、种族、阶级、国籍的区分。”
这或许是她到法国以来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归属感，告别时又同其他人聊了很久，即便有几个意大利人不会讲法语，而她又不会讲英语，也不妨碍他们讲话。
一个月后，我们俩一起坐上了从里昂去都灵的大巴，去看那几个义大利人的戏剧排练。只要五个小时，便可以从法国到达意大利。
但大巴车到达意大利边境时，三个边防站的意大利警察上车检查护照。玛赫娜兹神色突然紧张起来，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解释说那是一张临时居留证明。警察犹豫了一阵，问她还有没有别的证明，她摇了摇头。我试图从她的脸上寻找答案，但她戴着墨镜，直直地看着前方，像是在等待什么不好的结果。
庆幸的是，警察将证明还给了玛赫娜兹，叫她下次不可以离开法国。警察走后，她叹了口气，脸上终于露出失落的表情，直到大巴重新启动。金黄色的阳光重新洒在我们脸上，她说警察其实有权力让她下车，如果下次被查到，她就有可能被撤销签证。我试图宽慰她，她仍是摆摆头，垂头丧气地说，法律规定她不能离开法国。
不过意大利人的热情令玛赫娜兹有些回暖。她特地带了一罐伊朗酱料来都灵，我们又去超市买了蔬菜，第一个晚上，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做了两道伊朗菜，味道有点酸，但跟米饭混合在一起美味极了。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抽烟，她打开屋子里的蓝牙音响，放了一首波斯语的歌曲，歌声来自一位声音沧桑的男歌手，伴奏是西塔琴（Setar），音乐悠扬如同从沙漠里缓缓升起。
我想起尼尔·杨的民谣，觉得很悲凉，于是走出阳台回到客厅。玛赫娜兹仍旧在阳台吸烟。
“我的临时签证快到期了，我不知道我还可不可以留在法国。”她突然说，“学校不愿意给我出具上学期的学习证明，这样我就没办法向移民局解释我在法国做了什么，他们就不会给我续签⋯⋯我真不想回去面对这些。”
我从前对她充满不解，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生活弄的一团混乱，像在对抗些什么？亦或是作为一个总是对抗的人，离开对抗的环境后便失去了方向？以前我会想要一个答案，现在我渐渐明白，那种悲哀是我们无法逃开的，是她、我以及诸多在异国的人都随身携带着的动荡和不安。
6.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在她家拍摄，她将我们带去了她好不容易租到的房子里，她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多月，不过很快又要搬离。房子在市中心，房东是一位年迈的法国老太太，那位老太太查出了严重的疾病，她的孩子们要将她送去养老院，再卖掉这所房子。玛赫娜兹只有一个行李箱，房东又送了她几本书和画册。到了约定时间，她在餐桌旁坐下来，打开手机，开始跟在伊朗做剧场的朋友打网络电话。
我只听到两个伊朗男人不停讲话，听上去像是在争吵，她告诉我他们在讨论以色列对加沙的屠杀和战争，以及伊朗跟美国岌岌可危的关系。争论不停息，她就将手机放在水池旁，打开水龙头，开始冲洗土豆。
后来，将拍到玛赫娜兹用波斯语跟朋友们聊天的视频放给内金看，内金翻译成法语说给我听：玛赫娜兹跟她的伊朗朋友说，她厌倦了在法国时，别人找她合作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伊朗女性，她厌倦了利用“妇女、生命、自由”来创作，有人因那场运动死去，她又怎么能将它变成艺术？她的伊朗朋友对她说，至少她现在拥有可以说点什么的短暂自由，她不应该拒绝这些机会。玛赫娜兹说，她已经做了决定。
五月份，在我离开里昂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玛赫娜兹、内金和我都去参加一个舞蹈工作坊，玛赫娜兹给自己的短发染上了红色，照旧穿着一身黑。到了夏天，法国女孩都喜欢穿各种彩色的衣服，反倒衬着她一身黑格外特别；她又不喜欢阳光，总是戴着墨镜坐在树荫下，如同《黑客帝国》里面的角色。
内金换上了她喜欢的花绿色短袖衬衫，跟我们分享她在一个中国同学的推荐下找到的中国餐馆的兼职。她抱怨餐馆里大家永远讲中文，完全无视她和另一个不懂中文的员工，还有一个来得较早的男员工常常在她面前摆出领导架子。话虽如此，她也找到了应对中国同事的小手段。
我们正坐在一起休息，舞蹈老师走过来加入了谈话。舞蹈老师感叹说玛赫娜兹和内金在工作坊上做捶打胸脯向前走的动作时简直妙极了，她们的身体里有真正的愤怒。
受到鼓励后，玛赫娜兹的眼睛都亮了，“我应该去跳舞！” 她转身对我们说。
伊斯兰律法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跳舞，玛赫娜兹曾讲过一个伊朗女孩将自己跳舞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后被捕的故事。只要还有回去的想法，她在这里的每一个行动都面临着风险和代价。因此，她告诉我她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和形象出现在影片中。
老师走后，我和玛赫娜兹也跟着离开、去买午餐。面包店要穿过一个一百多米的吊桥才能到，桥下是贯通整个城市的河流。我们走在锈红色镂空的吊桥上，河水从我们脚下流过，河面上泛着鱼鳞一般的金光。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里昂了，我申请到了新的学校，此时心中的憧憬和对这里的不舍正跟着河面上的波光一起涌动。这种对新生活的期待令我感到自己正在跟过去的挣扎告别，我忍不住问玛赫娜兹未来的打算，却用了现在时的语态。
玛赫娜兹说，她想要留在里昂，也想要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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