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无论你是打开电视机、收音机，还是走入戏院，走入红馆，从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到香港小姐选美，几乎每一个地方都会见到人称阿旦的郑丹瑞。曾几何时，郑丹瑞身兼金牌司仪、电视台名嘴，写广播剧，又做电影编剧、监制、演员，然而，“周身刀”的他在过去几年好像突然间消失了，也曾一度以为不会再有机会看到这位全能型创作人的新作。毕竟，那年《风尘三侠》玩世放浪的毛周朱，在《小男人周记》喜欢猜情寻的梁宽，今年已经七十岁。
郑丹瑞坦言，他也以为这年头不会有人找他做戏了。有些明星会在世界把自己淘汰之前，情愿自己悄悄离开，好过摆出老江湖的姿势继续献世。他就像那种懂得挥慧剑，自行断尾的人。
当然，他也没想像过在人生断尾之年，会跟一只名叫“烧腩”的唐狗在《得宠先生》做对手戏。距离郑丹瑞对上一部领衔主演的电影《小男人周记 3》已有七年，如他形容，离开电影圈一段时间再回来，那才意识到自己从影四十年的江湖阅历，早已过时。“我都反问自己呀，郑丹瑞你是打算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件事？”戏中脾气暴躁、凡事手指指诸多意见的“死老鬼”任春佳，他认为颇有自己的影子。而事实上，在影迷眼中，这角色又何尝不是岁月催人的毛周朱，一个洗尽铅华的郑丹瑞。
“我经历过一年有300多部香港电影上映的年代，但那时是不是很好呢？其实很多烂片。现在创作量不多，但我们有一亿票房，有口碑叫好的电影，新导演、新演员很用心去带动电影，这又是不是很差呢？”
“死老鬼”的 young at heart
郑丹瑞过去拍过不少小品电影，然而跟这些作品相比，《得宠先生》是一部更迷你的小品之作。档期相近的几部港产片，像《破．地狱》和《爸爸》，票房高收，故事主题亦都与父亲有关，《得宠先生》同样是一部“爸爸”电影，只不过是说老人与狗相依为命，透过与狗相处，老头子总算修补了自己跟女儿的关系——电影格局很小，宠物片亦从来不是香港电影的主流。郑丹瑞入行至今，自言从没拍过这类型的作品。
“正如你所说，我之前比较是喜剧、城市小品那个方向，真的不会有人会想到可以找郑丹瑞做一个完全不是喜剧类型的正剧，一个正到无伦的角色，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应付不来，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付得来，但有导演、有投资者肯跟我玩，我为何不玩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人生已经走到下一个阶段，郑丹瑞形容自己近年心境变得随意、也随缘：“演得好不好视乎大家观感，但能够这样去玩一部戏，我自己做得很过瘾，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导演也很幸运，遇到我刚刚这个年纪的心态。”他笑著说，直认年轻时自负恃才，不是个那么好相处的人：“以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是不能够听别人说话的，在制作、创作上，我喜欢整件事全部都由我自己控制。拍《小男人》就完全是自己的事，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又做监制、编剧，可以是另一个人做导演，但都一定要在一个团队里面，然后由我 lead 住整件事，像当年黄真真，甚至彭发、彭顺的《见鬼》，我是监制的岗位，是由零开始，由创作的起点开始，我要全部都看著，看著大家怎样一起去做。”
“但到我五十多六十岁，年纪慢慢大了，原来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到这件事。于是我是将所有事情都躺平了，两位导演（《得宠先生》导演李志伟、何英毅）找我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权去说，‘喂，你想做导演吗？那你听我说，我不是要拍这些，我要那样才行’，如果他们真的听我说，有两个可能性，一就是这部戏大卖，二就是仆街。”
“因为我已经脱离了电影圈一段时间，当我埋位（回到岗位）再回到电影圈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电影圈。”他接著说：“以前所有做幕后的人，其实每一部戏来来去去都是那十个八个，灯光师、摄影师，甚至茶水、制片，我全部都认识。反而现在做电影的小朋友，我全部不认识了，而且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很久。”
“可能我自己的世界仍然停留在《小男人》，停留在梁宽那个年代，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这样了。”郑丹瑞自知过时，电影圈永远都有年轻一代出现，“老实说，在近十多年，他们这一批人已经比我资深，因为他们由副导演、编剧、场记都接触过，就等于我四十年前开始做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去到这个阶段，我是应该在他们身上学习，世界已经不同了，我还想看看这些年轻的制作人、年轻的导演，第一次做电影的导演，他们其实想说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执著，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我其实就是冷眼旁观，我在旁边学。”
“在我开始做监制那个年代，其实我也已经跟许多年轻导演合作，像刚才说过的黄真真、彭氏兄弟，《怪物》那个年代的郑保瑞，都是一些很有火的新晋导演。我是很乐意跟年轻人一起做电影的，保持一种 young at heart 去被他们感染，同时我也希望把经验分享给他们，给我的一些意见，但接不接受是你决定，我不是一定要你用我所有的东西。”
郑丹瑞不时自我挖苦，今次接下《得宠先生》的剧本和角色之后，最难不是跟狗演戏，而是难在提醒自己只可以专心演戏，不能参与幕后制作的任何事情：“我知道我一定要放下所有以前的既定想法，去听他们说什么。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真是一个很固执的死老鬼，实在就是任春佳，你叫我去放下，但我明明以前坐在现场是导演，是监制，是编剧，所有事情我都要看著，现在我只需要什么都不要管，你不要去管灯光，不要管这个镜头，你不要多口，要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总之我做好自己的戏，你要做好演员那一部分。”
“所以我就不敢看回自己的戏了。”他自问，做了演员那么多年，作品是多，却始终没专心做好演员那一部分：“以前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年代，有太多事情要兼顾，有时是你自己站在前面做戏，做完戏你自己喊 Cut，因为你是导演，那你又出了戏。从来我自己的戏呢⋯⋯”他笑言：“但现在不是了，我只是参与演戏，我就完全入戏，入到导演喊 Cut 为止，其实我是在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麻烦你抹走你的演技
“现在的演技就是要你洗尽铅华，要拿走技术上的东西，给一个自己、给真正的演员我看。”
看著电影圈跟红顶白，幕前幕后一代接一代，从新人出道到独领风骚，不少人做过影帝影后，曾经执掌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郑丹瑞形容，这一代的年轻演员，跟香港过去那种在影视工业里培训出来的演员有著本质上的差异。“虽然我都是去教演技，但现在我自己都会问自己，我还要教一种什么方法演技？说很多什么演技，到头来都是‘演技’。而现在可能，他们要求的并不是演技，他们要求的反而是，麻烦你抹走你的演技，你做回你自己。假如你的角色是一个动物义工，你就不要演动物义工，你是一个动物义工。”他接著说：“你是一个性格火爆的维园阿伯，就不能够说这场戏要设计几个演技给人看，我们以前那一代可能就喜欢这些设计了，要有一场扫桌的，要望向镜头有什么反应的，有很多计算在内。”
“但今日的演法很不同了，也很有趣，在这部戏（《得宠先生》）里，我观察到 Fish（廖子妤）是真的会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整件事，再把所有事情都扔出来。她不是演一个女儿的角色，她是做任春佳的女儿。我想，最近十年八载有很多戏，演员都是走向这一种位置，不是叫你摆个甫士（pose）、抛个眼神出去，不再卖弄这样的技法。这种技法可能不是现在所需要的了。”他补充道：“以前我不需要你在我的镜头里，现在我要看你怎样将你的戏，你的对白交代出来，看你会给我什么。这个分别是很有趣的。”
“简单来说，现在是比较贴地一点，但你说这样不用演技吗？那好像很不公平，现在的演技就是要你洗尽铅华，要拿走技术上的东西，给一个自己、给真正的演员我看。”郑丹瑞解释。
归根究柢，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业内挑选新人的标准、审美观，都旨在发掘电影明星。而近年常有一种论调，认为香港新一代演员似乎失去了昔日那种明星的风范。郑丹瑞点头说：“是的，于是就要这样问，其实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是需要明星，还是好戏的演员，我会选择后者。两者是否可以并存呢，都会有一些好戏的明星，但明星的质地又不同。”
“不是这么多人做到明星，但我会希望有很多好戏的演员。”他想了一想，如是说。
生于八、九十年代星光熠熠、影视产业最辉煌的年代，然而，郑丹瑞对于自己跻身于明星行列的一员，倒是有些保留。“可能当年是火成风势，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是一个资深的电影人，我很喜欢电影，很喜欢这个行业，但是去不去到明星的级别，我不觉得自己会去到那样东西。”
“我是经历过一年有三百多部香港电影上映的年代，但那时候是不是很好呢？其实有很多烂片。现在的电影创作量是不多，又是不是很差呢？但我们有一亿的票房，有口碑叫好的电影，你会看到一些新导演、新演员是很用心，用他们的方法去带动电影。那是否真的很差呢？”
这或许是过去一年最特别的香港电影现象，整体产量少了，戏院入座率低，频频结业，但同时有些本地作品的票房却特别标青，究竟是好还是不好？郑丹瑞笑言：“无论怎样都好，你说电影已死，又一部一亿了，再说电影死了没，又来一部一亿了，香港电影就是有趣，慢慢地它又会有演化，突然间来个《毒舌大状》，突然间来个《破．地狱》。我经常都跟 Fish 说笑，我做了这么多年电影，好像都不够她一部电影的零头。”
笑罢，他认真答道：“或者这样说，其实这段期间是很明显淘汰了一些想走进来抽水，觉得拍电影挺好玩，或者做导演挺威风，赚到很多票房的人。现在没有了，麻烦你，要扎实做电影。做得到，人家就 appreciate 你，做不到，就淘汰你。”
“以前还有一百几十间电影公司的时候，‘不紧要啦，郑丹瑞你上一部收得差，都不用看得太重要的，或者你这一部会好呢？不过你上一部有一千万制作费，现在只是给你一百万。’你要做导演，你都要吃，要去。以前就是这样。”他自嘲道：“现在是人人都跌到（一百万）那个位置，你还不用你的才华？不用你的努力？于是能够走得出来的这批人，每个都有自己的一套功夫。”
他形容，现在不像从前辉煌，却是一个各自各精彩的电影时期。“你有《白日之下》，我有《得宠先生》，他又有《死尸死时四十四》，冷静一点去看，那种 variety 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幸运的，票房很好，口碑很好；不幸运的，其实都是票房上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用数字去衡量香港电影蓬不蓬勃，应该是质量。现在的质量跟以前相比是真的不遑多让。今日的年轻导演，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角度，每一套电影里面，我都看到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只不过是要再拿捏多一两套作品。”
他总结道：“那时候有很多大导演，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很多好导演，有心的导演。”
Don’t look back 那份摩登中产
“不用 look back，那些东西就放在那里，如果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说我们可不可以重复经典，我觉得是不用的。”
虽然说，每一代香港电影都有它的风潮，但回望八、九十年代，难免都有一些是今天再没办法再延续下去的。譬如当年兴盛一时的摩登中产、都市爱情小品——最早沉浸在这一股雅痞文化的电影，就是郑丹瑞八十年代末从广播剧改编成电影的《小男人周记》。紧随九十年代，由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俗称 UFO）开拍的《风尘三侠》、《新难兄难弟》、《金枝玉叶》，也同样流露一种玩世慵懒的城市氛围。但千禧年过后，这股摩登香港的浪潮就如霎眼娇消失了。
“其实每一个时代一定有自己的印记，那时候，中产是去到最辉煌的年代，‘中产’本身已经是我们一个品牌。”谈起《小男人周记》的梁宽、《风尘三侠》的毛周朱，郑丹瑞仍旧回味不已：“原来我不用一定要穿那套西装，我可以穿一些很帅气的衣服，是一种态度，或者是代表这个城市的一种故事。而那时候有一群人，我、陈嘉上、叶广俭、陈可辛、李志毅，大家其实都是老友，当然创作人碰上来就会找一些事情去搞，我们最熟悉的、最能够处理的，就是一些我们身边很关我们事的东西。关我们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城市男女之间那种关系的永恒斗争，所以那段时间就有了这样的作品。”
由郑丹瑞、梁朝伟和梁家辉三人领衔主演的《风尘三侠》，成为了乐而不淫、风流中产的象征，而电影背后的故事，也是一时经典：“这部戏本来不关我的事，本来是张学友做的。但张学友做的又不是做毛周朱，而是另外一个角色。只不过刚好那段时间他有其他工作。”由于张学友临时辞演，郑丹瑞这个毛周朱便后备入替：“因为我和陈可辛的工作室就是楼上楼下的关系，他就找我救命啦，叫我替他顶一顶这个角色，但我说我怎样做张学友呢？所以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新角色。要靓仔已经有梁朝伟，要风流的有梁家辉，我要设定一个什么角色给自己。”
“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美国的 stand up show《宋飞正传》。《宋飞正传》里面有一个神经质的邻居，经常都会 over react 很多事情，然后很多笑料在他那里发生。我很喜欢这个神经质的角色，那我就说，不如我们写一个这样的人物。总要有人做下把角色，既然一个风流，一个多情，那我就是一个既不风流，又不多情，甚至对自己性取向混淆的人。”
最初后备入替的下把角色，往后却成为《风尘三侠》里面最经典、最大胆和前卫的角色。回望三十年前的毛周朱，他说：“那年代还未出现恐不恐同这些观念，这个人是对自己的性取向根本一无所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又不知道自己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就好像连法文和英文都分不出一样，于是就变成一些喜剧效果。”
“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突然间不穿西装，不戴眼镜，就这样一个‘柒碌’（傻子）走出来，但有什么所谓，那时大家是真的一条心去玩一件事，好玩到怎样呢？就是好玩到很多场戏根本没有剧本，是我们三个随便乱来，凑出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经典，都是很不自觉地做了出来。”他说。
只可惜 UFO 名存实亡，郑丹瑞形容为楼上楼下、臭味相投的多位电影人，如今早就各散东西。
“又不用感慨为什么它会没了，而是那时候的他们长大了，他们有把自己本来拍《风尘三侠》的创作力，升华到另外一个阶段，那要恭喜他们。不用 look back，那些东西就放在那里，如果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说我们可不可以重复经典，我觉得是不用的。”他转念一想，续道：“其实现在都有现在的另外一套，可能再过十年八载，我们又会觉得，这就是对我们来说，今日这个年代的印记。”
所谓这个年代的印记，像近年讨论香港电影都经常挂在嘴边，本地电影题材沉重，无论是家庭伦理还是社会民生，都总是悲情处处，开始不再是以前那么喜欢说笑。以前说入戏院放松片刻，现在却好像是关了灯，感受一些集体创伤。从《小男人周记》演到《得宠先生》里面那个独居深山的受伤老男人，郑丹瑞沉吟片刻，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演化，在成龙和洪金宝的年代，大家是不用想，你进来戏院，我耍两下功夫，或者打筋斗从四十楼跌下来给你看，你就很开心。那时是一个人人都顾著忙碌工作，做完就找些事情享受一下，看一看电影。但慢慢那一辈过去了，然后新的一辈，可能不单止香港，整个大世界的氛围也是这样，大家好像看不到前景，又好像有很多迷茫的时候，于是有人想在他们的电影里表达一些讯息，然后又可能因为预算的问题，他们只能够靠题材，而不再是靠他们的特技、制作成本去吸引你。”
我还是很挂念菲林的年代
“如果是做一个导演，一定要有些事情你很想拍，一定要有那一道火去拍，我发觉自己现在欠了一道火，以前有过的那一道火，没有了，或者变成了细火。”
如果说每一个年代的电影氛围都有不同，可能连做电影的模式也不一样。近年香港电影就多了一些台前幕后四出谢票的指定动作。“这是不能回头的趋势了，作为观众有几种期待，一种是看明星的期待，我看完戏，还有几个明星来谢票，跟我拍照打卡，那是一种最基本的加分。另一种就是，我会想知道导演那一场戏是怎么拍，那些狗是不是真的死了，观众马上想问，想得到一个答案，也想知道这部作品的理念是什么，知道了之后，首先我会对这部戏多了认识，又对这个导演多了认识，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种是我不喜欢谢票宣传，那不要紧，不是一定要坐下来继续听，不准你走，大家要悉随尊便。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说罢，郑丹瑞笑著说：“而这个伟大的发明，可能跟我都有一些关系。”时光倒流十四年，当年郑丹瑞负责监制一部青春电影，“那部戏叫《分手说爱你》，房祖名和薛凯琪的。我们是拿了电影发展基金，但拍完之后，已经没钱剩，怎样做宣传、发行呢？我们就找了 Winnie Tsang（高先电影创办人），她跟我们研究过，说这部电影要先有口碑，所以我们要在上映之前请很多人来看，看完后幕后人员要出席，编剧、导演和监制都要在场，要跟观众分享为何要拍这部电影。”
“当时不是叫谢票，我们做了十几场映后分享会，大家都很认真地讨论，出来的效果很好，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 twitter、instagram，连 facebook 都是刚刚出现，但是因为有一些艺人看完之后在 facebook 分享自己的感受，于是就炒起了那件事。有谁看了说好看，我也去看，这是一个舆论导向。”他续说：“在这之后，都可能跟社交平台兴起有关，慢慢就由映后分享会开始了所谓谢票。”
虽然一直强调自己渴望跟上时代，不想被淘汰，不过，郑丹瑞也不隐瞒，岁月终究是残酷的，他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前自编自导自演那样的雄心壮志。
“如果是做一个导演，做导演一定要有些事情你很想拍，一定要有那一道火去拍，我发觉自己现在欠了一道火，以前有过的那一道火，没有了，或者变成了细火。”
“尤其我现在看著这些年轻导演，我觉得他们那份魄力⋯⋯”他带著少许感慨说：“其实我还是很挂念菲林的年代，因为我是做场记出生，像是度尺、度菲林、用手写板做场记分场、对白⋯⋯我仍然记住以前那些事情，但我不可以忘记，这个世界已经 move forward，现在去了一个 digital 的世界。如果我再接触电影这一行，我不可以再用旧的思维，我需要在他们身上知道现在的电影到底是怎样的。”
“我都七十岁了，如果我要做演员，我要做好演员。我的魄力，就留在做好一件事，做自己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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