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过去有段时间会说“不想记起 未敢忘记”；翁子光认为现在是相反──很想记住，但必须忘记。
翁子光导演新作《爸爸》取材自2010年香港新界荃湾享和街一宗伦常惨案，十五岁患思觉失调的儿子于寓所内先后砍杀其母及妹，独留下父亲，面对一切残余。荃湾是翁子光成长的社区，至今他仍然住在那边，偶然，也会经过事发的街。
为免影响当地居民，电影取景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九龙的土瓜湾美景街。翁子光的办公室刚好就在附近，从2007年拍摄第一部电影《明媚时光》开始，一直在那里。
许多访问都有提到，《爸爸》的剧本原先是约十年前由另一位导演委托翁子光所写，结果那位导演没有拍成电影，几经交涉终于把剧本赎回手上，才有现在的作品。这些年来，当然很多事情都改变了，香港改变了，翁子光在《踏血寻梅》后有一部受到不少批评的合拍片《风再起时》，也担任了何爵天《正义回廊》的监制。
《爸爸》同期上映的香港电影，还有破票房纪录的《破．地狱》。刚好两部电影都有破地狱的镜头，灵堂道士转了又转，为年尾入冬的香港染上一抹死生的气氛。辗转，电影又把翁子光带回他熟悉的社区，一个是他成长的地方，一个是他工作的地方。
香港始终是一个他想回来的地方，他想拍“自己的东西”：“这不代表我拍摄相对商业或大一点的制作时，没有自己。但我无时无刻都想回来，我有这个心。即是我没有飘了出去，好像船一样飘出大海，我始终在想如何靠岸。”
顺从内心的自由
“人总是说多赚一点钱，用钱去实现理想。但当你拥有这些钱，可能理想对你的意义就改变了。香港在回归后，起码在2013年前都是这样。”
翁子光说他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尤其在电影拍摄的主题和处理上。
“顺其自然”的意思是，很多时候他拍摄电影的心都来自足以打动内心的感觉。电影可以是一种客观呈现的方法，但启发他的可以是很微小的事，可能是一本书，街上的某个人，或者一个新闻事件带给他的强烈感觉。譬如《爸爸》，翁子光形容自己是个转话的人，当事人父亲把故事告诉他，那些打动他的，就用电影的方法传话，转化给观众。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他相信这种感觉，相信这个打动内心的时刻，无可强求，近乎天意。究其实，也反映背后情真的部分。
“即是你选择顺其自然啰！有很多人可能他一定要做某些事，这就是不自主啦，或者某些原因他一定要做某些很商业、很命题作文的东西，我就比较少。”他说，“我希望自己一直都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跟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种追从内心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一部电影《明媚时光》的源起。当时翁子光的朋友跟他说了个故事，关于一个香港文艺青年爱上一位来自深圳的女生，后来搬到深圳一起生活，青年转行做派信和速递员，整个人换了一个样。“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你追求某一种，怎样说，你追求一种内心想要的理想，然后你变了另一种人，还可不可以继续用这个身份追求你本来理想中的东西？”
在改变中如何持守理想和初心，或其不可能，或者是香港人不感陌生的话题。至少这是翁子光对2009年上映的《明媚时光》的理解：“人就是这样，总是说多赚一点钱，然后用钱去实现理想。但当你拥有这些钱，或者当你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可能理想对你的意义就改变了。香港在回归后，起码在2013年前都是这样。”
“当然现在香港的主题已经不同了。”
随波逐流
“在一个困难的年代里会出现好的作品。香港现在走了一条这样的路。为何香港电影的文学性愈来愈大，是当代的气氛给予养分去讲这些故事。”
对翁子光来说，追从内心的意思，也包括无论如何他都会回来香港拍电影。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顺其自然”。人微言轻，身不由己，尤其在新冠疫情乃至后来的经济衰退之后，面对看似坚不可毁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压力，“躺平”、“佛系”构成了新一波社会气氛，反映个体以消极的态度应对自身之于一整个社会，之于改变的可能性的脆弱，时来未必运到。
但翁子光说的顺其自然又不是躺平。他说不相信消极反抗，顺应天意是消极的，而随波逐流的积极在于，你不一定要跟著一个浪潮走，“你可以仍然有你的态度，不过你在这个随波逐流的过程中，要令自己比较容易一点生活，比较容易一点去走下一步。随波逐流可以是主动的，你可以顺著它然后做某一件事。当然那件事在过程中会不会违背自己本来的想法呢，这就是香港人常常在想的问题。”
《爸爸》的剧本，某程度上就代表了翁子光这颗终究要回来的心，横搁十年，始终没有飘走，辗转又是庆幸。
翁子光还提到，年轻时拍完《明媚时光》曾经跟内地一些电影领导见面，对方提及明白年轻人拍电影有很多话想说，“有时政策不容许你讲，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讲，用借喻的方法讲”。 翁子光说当时自己觉得很愤怒：“我觉得如果我要讲一些东西，你不给我讲，我就是被剥夺了自由；如果我选择用另一个方法讲，是因为你剥夺了我的自由，我没有选择之下做的选择，是另一件事。没有选择是创作人的悲哀。”
“但到今时今日，我跟你说，当日那位领导说的，我觉得是对的。现在我终于明白，即是感同身受，过了这些年的洗礼，合拍片年代十多年后，我终于明白，我觉得这个人的说话是非常之善意。我们是可以讲的，用另一个方法讲，不可以直接表达一些可能令某些单位和持分者尴尬的事，但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婉转的方法讲，大家明白。”
“但现在愈来愈难，你想讲羊都不可以，香港连讲羊都不可以㖞。其实香港好大程度上现在比内地更严格，对我来说，比内地还敏感。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被人监察。”
如果把拍电影说成一种靠岸，靠岸的过程自必然会波涛汹涌，浪花碎裂，人在其中摇晃，不知凶险在何处。对翁子光而言，或者我们要接受没有绝对的公义，或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凶险也有凶险的逐流和态度。“常常都是这样，在一个困难的年代里会出现好的作品。我觉得香港现在走了一条这样的路。为何香港电影的文学性愈来愈大，是当代的气氛给予养分去讲这些故事。”
绝无仅有的释怀
“你觉得是真的事物，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事物，仍然会在你的心里。但你必须暂时放下才可以向前走，或者要尽量疏远一点，然后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慢慢再想怎样重拾它。”
说回新近上映的《爸爸》。电影沿用翁子光一贯的风格，以骇人案件为本，但毫无奇情煽动，终究以人心人性为依归。与前作《踏血寻梅》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臧文濠那种局外人的角色，电影的视角完完全全属于一个破碎家庭的灾后，一个失伤父亲的后遗。或者可以说，电影其实是一个叙事治疗的尝试。
有观众看毕电影后，认为电影里尚待和解的父子关系是指香港人的两代关系。但翁子光否认这种解读，在他来说，他更著眼于父亲的处境，他的困惑，对时间的理解和处理，可能更接近当代人的感受。他读过一篇影评讲述刘青云饰演的父亲的这种心境：“他说到关于遗忘，如果有些事情你很不愿忘记，但你必须忘记，你要去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过程中，你又很想捉紧必须忘记的东西，这个过程里有个真空期，那段时间必然是混沌的。”
“在记忆与遗忘之间那段stasis是一闪而过的，很需要一部电影去捉紧那一段magic hour，为它作一个记录。”那篇影评如是说。从死到生，又名中阴。
关于创伤，关于回忆，香港人过去有段时间会说“不想记起 未敢忘记”；翁子光则认为，现在反而是相反──现在是很想记住，但必须忘记。“去到我们这个世代，必须向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些东西，但这不代表有些事情你不会放在心上嘛。你觉得是真的事物，你觉得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事物，仍然会在你的心里。但你必须暂时放下才可以向前走，或者要尽量疏远一点，然后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慢慢再想怎样重拾它。”
翁子光说，他与何爵天《正义回廊》里的想法或者相似，但切入点不一样──如果《正义回廊》反映一种无处释放的愤怒，《爸爸》则是表达一种“绝无仅有的释怀”。一种不可能的释怀。
“怎可能释怀？等于儿子杀了家人的创伤，所谓‘绝无仅有的释怀’是没可能释怀的。人最痛苦的地方是无法释怀，永远会跟对方说，你不是我，你系我你试吓啊（你是我你试试呀）。”而《爸爸》想要表达的释怀，或者是“释怀”本身都愿割舍的释怀，一种空性，“我们的电影从根本上改变，甚至连痛苦、原谅、和解，类似这些概念都要放下。我们要做这种训练，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等于《爸爸》结尾，父亲永年从自己身上化解对儿子为何杀人的执著，不再向伤痛寻求答案：“《爸爸》最后变成一件很实质的事：这一刻有什么令儿子舒服，令自己舒服，令大家自在，然后我们才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无论做人，对电影或者很多事情的看法，这是我一些新的思维。可能因为年纪大了。”
“很有希望吗？其实都好绝望。但总之就是不愿躺平啰。”
最诚实的年代
“现在香港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观众觉得自己有份，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的年代。”
翁子光曾在一个访问里提到，本土电影必须回应香港的整体氛围，回答“什么是香港人”的本位问题。
访问期间跟他重提这个说法，他反应很快：“这就是我当时的说话应验了。”
的确，近年来香港本地产出的电影，尤其是新晋导演的作品，无论以什么主题切入都好，感觉都有意呼应城市的变迁，和各种无处可去的情绪伤痕。每个人都好像遍体鳞伤。明明即将踏入年尾佳节跨年的气氛，当下最受欢迎的香港电影竟然是讲殡葬的《破．地狱》，以及伦常惨案的《爸爸》。
用一个流行的说法，现在的香港电影，有很高的“情绪价值”。“这个年代你分享一些事，很容易就有人听到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观众都想分享自己的事，都想别人听见嘛。你发觉每一部戏，《破．地狱》、《年少日记》、《白日之下》，到《爸爸》，网上评论多到不得了。太多事想讲，香港人有太多事屈在心里，然后这几年透过这些电影反映出来。”
“所以我觉得香港电影创作上，在这个年代进入了最诚实的年代。它的诚实感动到观众，观众买的是这种诚实，你很认真地探讨一个问题，用很认真的态度表达，然后这个过程感动了观众。”
对翁子光来说，同期上映的《破．地狱》是最形而上的电影，甚至殡葬都是一个伪命题。它更像一道河流，汇聚了这些年来观众对香港电影投射的情绪，透过一场破地狱一下子释放出来：“就像当年香港有很多警匪片，直到有《无间道》，百川汇河一样的精神出口。由《一念无明》到《沦落人》，到中间《浊水飘流》，《幻爱》都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十年》。大家对这类电影的态度，对电影的讨论，汇聚成一种能量，然后到《破．地狱》汇聚成一个很大的球。”
“现在香港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观众觉得自己有份，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的年代。”这种集体的精神投射、情绪投射，固然成就了本土电影的面貌，但也不全然是划地为限的本位。据翁子光所知，不少内地观众专程到香港看《破．地狱》，这种汇聚的能量，尤其在新冠疫情后，开始感染邻近地区，“那个精神领域的出口，其实全部人都没有想过会这样发展。”
翁子光认为，自己的电影《爸爸》是这股能量的余韵，大家在电影里面重新回味什么是释怀，什么是痛苦，它并不激烈，只是一股余韵。就像翁子光所说，如父亲永年，香港电影终究也需要向前走，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这个浪潮已经去到一个变化期，好像咸淡水交界，浪潮开始换流。我很期待。它可能会变坏，也可能冲击一些新的表达欲，我希望大家会发挥自己的创意，我相信自己都会参与这一波。我一直见证香港电影的改变，从99年入行见证什么是类型片，到非类型片，到现在，我觉得接下来会有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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