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無論你是打開電視機、收音機，還是走入戲院，走入紅館，從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到香港小姐選美，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會見到人稱阿旦的鄭丹瑞。曾幾何時，鄭丹瑞身兼金牌司儀、電視台名嘴，寫廣播劇，又做電影編劇、監製、演員，然而，「周身刀」的他在過去幾年好像突然間消失了，也曾一度以為不會再有機會看到這位全能型創作人的新作。畢竟，那年《風塵三俠》玩世放浪的毛周朱，在《小男人週記》喜歡猜情尋的梁寬，今年已經七十歲。
鄭丹瑞坦言，他也以為這年頭不會有人找他做戲了。有些明星會在世界把自己淘汰之前，情願自己悄悄離開，好過擺出老江湖的姿勢繼續獻世。他就像那種懂得揮慧劍，自行斷尾的人。
當然，他也沒想像過在人生斷尾之年，會跟一隻名叫「燒腩」的唐狗在《得寵先生》做對手戲。距離鄭丹瑞對上一部領銜主演的電影《小男人週記 3》已有七年，如他形容，離開電影圈一段時間再回來，那才意識到自己從影四十年的江湖閱歷，早已過時。「我都反問自己呀，鄭丹瑞你是打算用什麼心態去做這件事？」戲中脾氣暴躁、凡事手指指諸多意見的「死老鬼」任春佳，他認為頗有自己的影子。而事實上，在影迷眼中，這角色又何嘗不是歲月催人的毛周朱，一個洗盡鉛華的鄭丹瑞。
「我經歷過一年有300多部香港電影上映的年代，但那時是不是很好呢？其實很多爛片。現在創作量不多，但我們有一億票房，有口碑叫好的電影，新導演、新演員很用心去帶動電影，這又是不是很差呢？」
「死老鬼」的 young at heart
鄭丹瑞過去拍過不少小品電影，然而跟這些作品相比，《得寵先生》是一部更迷你的小品之作。檔期相近的幾部港產片，像《破．地獄》和《爸爸》，票房高收，故事主題亦都與父親有關，《得寵先生》同樣是一部「爸爸」電影，只不過是說老人與狗相依為命，透過與狗相處，老頭子總算修補了自己跟女兒的關係——電影格局很小，寵物片亦從來不是香港電影的主流。鄭丹瑞入行至今，自言從沒拍過這類型的作品。
「正如你所說，我之前比較是喜劇、城市小品那個方向，真的不會有人會想到可以找鄭丹瑞做一個完全不是喜劇類型的正劇，一個正到無倫的角色，可能大家都覺得我應付不來，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自己應不應付得來，但有導演、有投資者肯跟我玩，我為何不玩呢？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玩的挑戰。」人生已經走到下一個階段，鄭丹瑞形容自己近年心境變得隨意、也隨緣：「演得好不好視乎大家觀感，但能夠這樣去玩一部戲，我自己做得很過癮，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導演也很幸運，遇到我剛剛這個年紀的心態。」他笑著說，直認年輕時自負恃才，不是個那麼好相處的人：「以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是不能夠聽別人說話的，在製作、創作上，我喜歡整件事全部都由我自己控制。拍《小男人》就完全是自己的事，自編自導自演，自己又做監製、編劇，可以是另一個人做導演，但都一定要在一個團隊裏面，然後由我 lead 住整件事，像當年黃真真，甚至彭發、彭順的《見鬼》，我是監製的崗位，是由零開始，由創作的起點開始，我要全部都看著，看著大家怎樣一起去做。」
「但到我五十多六十歲，年紀慢慢大了，原來我已經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到這件事。於是我是將所有事情都躺平了，兩位導演（《得寵先生》導演李志偉、何英毅）找我的時候，其實我是有權去說，『喂，你想做導演嗎？那你聽我說，我不是要拍這些，我要那樣才行』，如果他們真的聽我說，有兩個可能性，一就是這部戲大賣，二就是仆街。」
「因為我已經脫離了電影圈一段時間，當我埋位（回到崗位）再回到電影圈的時候，它已經不是我以前認識的電影圈。」他接著說：「以前所有做幕後的人，其實每一部戲來來去去都是那十個八個，燈光師、攝影師，甚至茶水、製片，我全部都認識。反而現在做電影的小朋友，我全部不認識了，而且我都不知道原來他們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很久。」
「可能我自己的世界仍然停留在《小男人》，停留在梁寬那個年代，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這樣了。」鄭丹瑞自知過時，電影圈永遠都有年輕一代出現，「老實說，在近十多年，他們這一批人已經比我資深，因為他們由副導演、編劇、場記都接觸過，就等於我四十年前開始做電影的時候。我覺得去到這個階段，我是應該在他們身上學習，世界已經不同了，我還想看看這些年輕的製作人、年輕的導演，第一次做電影的導演，他們其實想說什麼，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執著，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我其實就是冷眼旁觀，我在旁邊學。」
「在我開始做監製那個年代，其實我也已經跟許多年輕導演合作，像剛才說過的黃真真、彭氏兄弟，《怪物》那個年代的鄭保瑞，都是一些很有火的新晉導演。我是很樂意跟年輕人一起做電影的，保持一種 young at heart 去被他們感染，同時我也希望把經驗分享給他們，給我的一些意見，但接不接受是你決定，我不是一定要你用我所有的東西。」
鄭丹瑞不時自我挖苦，今次接下《得寵先生》的劇本和角色之後，最難不是跟狗演戲，而是難在提醒自己只可以專心演戲，不能參與幕後製作的任何事情：「我知道我一定要放下所有以前的既定想法，去聽他們說什麼。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因為我真是一個很固執的死老鬼，實在就是任春佳，你叫我去放下，但我明明以前坐在現場是導演，是監製，是編劇，所有事情我都要看著，現在我只需要什麼都不要管，你不要去管燈光，不要管這個鏡頭，你不要多口，要知道他們有自己的辦法，總之我做好自己的戲，你要做好演員那一部分。」
「所以我就不敢看回自己的戲了。」他自問，做了演員那麼多年，作品是多，卻始終沒專心做好演員那一部分：「以前是我自編自導自演的年代，有太多事情要兼顧，有時是你自己站在前面做戲，做完戲你自己喊 Cut，因為你是導演，那你又出了戲。從來我自己的戲呢⋯⋯」他笑言：「但現在不是了，我只是參與演戲，我就完全入戲，入到導演喊 Cut 為止，其實我是在他們學到很多東西。」
麻煩你抹走你的演技
「現在的演技就是要你洗盡鉛華，要拿走技術上的東西，給一個自己、給真正的演員我看。」
看著電影圈跟紅頂白，幕前幕後一代接一代，從新人出道到獨領風騷，不少人做過影帝影后，曾經執掌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的鄭丹瑞形容，這一代的年輕演員，跟香港過去那種在影視工業裏培訓出來的演員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雖然我都是去教演技，但現在我自己都會問自己，我還要教一種什麼方法演技？說很多什麼演技，到頭來都是『演技』。而現在可能，他們要求的並不是演技，他們要求的反而是，麻煩你抹走你的演技，你做回你自己。假如你的角色是一個動物義工，你就不要演動物義工，你是一個動物義工。」他接著說：「你是一個性格火爆的維園阿伯，就不能夠說這場戲要設計幾個演技給人看，我們以前那一代可能就喜歡這些設計了，要有一場掃桌的，要望向鏡頭有什麼反應的，有很多計算在內。」
「但今日的演法很不同了，也很有趣，在這部戲（《得寵先生》）裏，我觀察到 Fish（廖子妤）是真的會把自己的心放進去整件事，再把所有事情都扔出來。她不是演一個女兒的角色，她是做任春佳的女兒。我想，最近十年八載有很多戲，演員都是走向這一種位置，不是叫你擺個甫士（pose）、拋個眼神出去，不再賣弄這樣的技法。這種技法可能不是現在所需要的了。」他補充道：「以前我不需要你在我的鏡頭裏，現在我要看你怎樣將你的戲，你的對白交代出來，看你會給我什麼。這個分別是很有趣的。」
「簡單來說，現在是比較貼地一點，但你說這樣不用演技嗎？那好像很不公平，現在的演技就是要你洗盡鉛華，要拿走技術上的東西，給一個自己、給真正的演員我看。」鄭丹瑞解釋。
歸根究柢，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裏，業內挑選新人的標準、審美觀，都旨在發掘電影明星。而近年常有一種論調，認為香港新一代演員似乎失去了昔日那種明星的風範。鄭丹瑞點頭說：「是的，於是就要這樣問，其實我們需要什麼呢，我們是需要明星，還是好戲的演員，我會選擇後者。兩者是否可以並存呢，都會有一些好戲的明星，但明星的質地又不同。」
「不是這麼多人做到明星，但我會希望有很多好戲的演員。」他想了一想，如是說。
生於八、九十年代星光熠熠、影視產業最輝煌的年代，然而，鄭丹瑞對於自己躋身於明星行列的一員，倒是有些保留。「可能當年是火成風勢，但我自己從來沒有這個想法，我可以是一個資深的電影人，我很喜歡電影，很喜歡這個行業，但是去不去到明星的級別，我不覺得自己會去到那樣東西。」
「我是經歷過一年有三百多部香港電影上映的年代，但那時候是不是很好呢？其實有很多爛片。現在的電影創作量是不多，又是不是很差呢？但我們有一億的票房，有口碑叫好的電影，你會看到一些新導演、新演員是很用心，用他們的方法去帶動電影。那是否真的很差呢？」
這或許是過去一年最特別的香港電影現象，整體產量少了，戲院入座率低，頻頻結業，但同時有些本地作品的票房卻特別標青，究竟是好還是不好？鄭丹瑞笑言：「無論怎樣都好，你說電影已死，又一部一億了，再說電影死了沒，又來一部一億了，香港電影就是有趣，慢慢地它又會有演化，突然間來個《毒舌大狀》，突然間來個《破．地獄》。我經常都跟 Fish 說笑，我做了這麼多年電影，好像都不夠她一部電影的零頭。」
笑罷，他認真答道：「或者這樣說，其實這段期間是很明顯淘汰了一些想走進來抽水，覺得拍電影挺好玩，或者做導演挺威風，賺到很多票房的人。現在沒有了，麻煩你，要紮實做電影。做得到，人家就 appreciate 你，做不到，就淘汰你。」
「以前還有一百幾十間電影公司的時候，『不緊要啦，鄭丹瑞你上一部收得差，都不用看得太重要的，或者你這一部會好呢？不過你上一部有一千萬製作費，現在只是給你一百萬。』你要做導演，你都要吃，要去。以前就是這樣。」他自嘲道：「現在是人人都跌到（一百萬）那個位置，你還不用你的才華？不用你的努力？於是能夠走得出來的這批人，每個都有自己的一套功夫。」
他形容，現在不像從前輝煌，卻是一個各自各精彩的電影時期。「你有《白日之下》，我有《得寵先生》，他又有《死屍死時四十四》，冷靜一點去看，那種 variety 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幸運的，票房很好，口碑很好；不幸運的，其實都是票房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總是用數字去衡量香港電影蓬不蓬勃，應該是質量。現在的質量跟以前相比是真的不遑多讓。今日的年輕導演，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角度，每一套電影裏面，我都看到裏面有很多好東西。只不過是要再拿捏多一兩套作品。」
他總結道：「那時候有很多大導演，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很多好導演，有心的導演。」
Don't look back 那份摩登中產
「不用 look back，那些東西就放在那裏，如果它是經典，它就是經典，說我們可不可以重複經典，我覺得是不用的。」
雖然說，每一代香港電影都有它的風潮，但回望八、九十年代，難免都有一些是今天再沒辦法再延續下去的。譬如當年興盛一時的摩登中產、都市愛情小品——最早沉浸在這一股雅痞文化的電影，就是鄭丹瑞八十年代末從廣播劇改編成電影的《小男人週記》。緊隨九十年代，由電影人制作有限公司（俗稱 UFO）開拍的《風塵三俠》、《新難兄難弟》、《金枝玉葉》，也同樣流露一種玩世慵懶的城市氛圍。但千禧年過後，這股摩登香港的浪潮就如霎眼嬌消失了。
「其實每一個時代一定有自己的印記，那時候，中產是去到最輝煌的年代，『中產』本身已經是我們一個品牌。」談起《小男人週記》的梁寬、《風塵三俠》的毛周朱，鄭丹瑞仍舊回味不已：「原來我不用一定要穿那套西裝，我可以穿一些很帥氣的衣服，是一種態度，或者是代表這個城市的一種故事。而那時候有一群人，我、陳嘉上、葉廣儉、陳可辛、李志毅，大家其實都是老友，當然創作人碰上來就會找一些事情去搞，我們最熟悉的、最能夠處理的，就是一些我們身邊很關我們事的東西。關我們事是什麼事呢？就是城市男女之間那種關係的永恆鬥爭，所以那段時間就有了這樣的作品。」
由鄭丹瑞、梁朝偉和梁家輝三人領銜主演的《風塵三俠》，成為了樂而不淫、風流中產的象徵，而電影背後的故事，也是一時經典：「這部戲本來不關我的事，本來是張學友做的。但張學友做的又不是做毛周朱，而是另外一個角色。只不過剛好那段時間他有其他工作。」由於張學友臨時辭演，鄭丹瑞這個毛周朱便後備入替：「因為我和陳可辛的工作室就是樓上樓下的關係，他就找我救命啦，叫我替他頂一頂這個角色，但我說我怎樣做張學友呢？所以我們要重新設計一個新角色。要靚仔已經有梁朝偉，要風流的有梁家輝，我要設定一個什麼角色給自己。」
「當時我突然想起一個美國的 stand up show《宋飛正傳》。《宋飛正傳》裏面有一個神經質的鄰居，經常都會 over react 很多事情，然後很多笑料在他那裏發生。我很喜歡這個神經質的角色，那我就說，不如我們寫一個這樣的人物。總要有人做下把角色，既然一個風流，一個多情，那我就是一個既不風流，又不多情，甚至對自己性取向混淆的人。」
最初後備入替的下把角色，往後卻成為《風塵三俠》裏面最經典、最大膽和前衛的角色。回望三十年前的毛周朱，他說：「那年代還未出現恐不恐同這些觀念，這個人是對自己的性取向根本一無所知，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又不知道自己是喜歡男人還是女人，就好像連法文和英文都分不出一樣，於是就變成一些喜劇效果。」
「其實對我自己也是一個挑戰，突然間不穿西裝，不戴眼鏡，就這樣一個『柒碌』（傻子）走出來，但有什麼所謂，那時大家是真的一條心去玩一件事，好玩到怎樣呢？就是好玩到很多場戲根本沒有劇本，是我們三個隨便亂來，湊出了一些這樣的東西。所以很多時候所謂的經典，都是很不自覺地做了出來。」他說。
只可惜 UFO 名存實亡，鄭丹瑞形容為樓上樓下、臭味相投的多位電影人，如今早就各散東西。
「又不用感慨為什麼它會沒了，而是那時候的他們長大了，他們有把自己本來拍《風塵三俠》的創作力，昇華到另外一個階段，那要恭喜他們。不用 look back，那些東西就放在那裏，如果它是經典，它就是經典，說我們可不可以重複經典，我覺得是不用的。」他轉念一想，續道：「其實現在都有現在的另外一套，可能再過十年八載，我們又會覺得，這就是對我們來說，今日這個年代的印記。」
所謂這個年代的印記，像近年討論香港電影都經常掛在嘴邊，本地電影題材沉重，無論是家庭倫理還是社會民生，都總是悲情處處，開始不再是以前那麼喜歡說笑。以前說入戲院放鬆片刻，現在卻好像是關了燈，感受一些集體創傷。從《小男人週記》演到《得寵先生》裏面那個獨居深山的受傷老男人，鄭丹瑞沉吟片刻，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演化，在成龍和洪金寶的年代，大家是不用想，你進來戲院，我耍兩下功夫，或者打筋斗從四十樓跌下來給你看，你就很開心。那時是一個人人都顧著忙碌工作，做完就找些事情享受一下，看一看電影。但慢慢那一輩過去了，然後新的一輩，可能不單止香港，整個大世界的氛圍也是這樣，大家好像看不到前景，又好像有很多迷茫的時候，於是有人想在他們的電影裏表達一些訊息，然後又可能因為預算的問題，他們只能夠靠題材，而不再是靠他們的特技、製作成本去吸引你。」
我還是很掛念菲林的年代
「如果是做一個導演，一定要有些事情你很想拍，一定要有那一道火去拍，我發覺自己現在欠了一道火，以前有過的那一道火，沒有了，或者變成了細火。」
如果說每一個年代的電影氛圍都有不同，可能連做電影的模式也不一樣。近年香港電影就多了一些台前幕後四出謝票的指定動作。「這是不能回頭的趨勢了，作為觀衆有幾種期待，一種是看明星的期待，我看完戲，還有幾個明星來謝票，跟我拍照打卡，那是一種最基本的加分。另一種就是，我會想知道導演那一場戲是怎麼拍，那些狗是不是真的死了，觀衆馬上想問，想得到一個答案，也想知道這部作品的理念是什麼，知道了之後，首先我會對這部戲多了認識，又對這個導演多了認識，何樂而不為呢？」
「第三種是我不喜歡謝票宣傳，那不要緊，不是一定要坐下來繼續聽，不准你走，大家要悉隨尊便。我覺得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說罷，鄭丹瑞笑著說：「而這個偉大的發明，可能跟我都有一些關係。」時光倒流十四年，當年鄭丹瑞負責監製一部青春電影，「那部戲叫《分手說愛你》，房祖名和薛凱琪的。我們是拿了電影發展基金，但拍完之後，已經沒錢剩，怎樣做宣傳、發行呢？我們就找了 Winnie Tsang（高先電影創辦人），她跟我們研究過，說這部電影要先有口碑，所以我們要在上映之前請很多人來看，看完後幕後人員要出席，編劇、導演和監製都要在場，要跟觀衆分享為何要拍這部電影。」
「當時不是叫謝票，我們做了十幾場映後分享會，大家都很認真地討論，出來的效果很好，我記得那時候還沒有 twitter、instagram，連 facebook 都是剛剛出現，但是因為有一些藝人看完之後在 facebook 分享自己的感受，於是就炒起了那件事。有誰看了說好看，我也去看，這是一個輿論導向。」他續說：「在這之後，都可能跟社交平台興起有關，慢慢就由映後分享會開始了所謂謝票。」
雖然一直強調自己渴望跟上時代，不想被淘汰，不過，鄭丹瑞也不隱瞞，歲月終究是殘酷的，他已經逐漸失去了以前自編自導自演那樣的雄心壯志。
「如果是做一個導演，做導演一定要有些事情你很想拍，一定要有那一道火去拍，我發覺自己現在欠了一道火，以前有過的那一道火，沒有了，或者變成了細火。」
「尤其我現在看著這些年輕導演，我覺得他們那份魄力⋯⋯」他帶著少許感慨說：「其實我還是很掛念菲林的年代，因為我是做場記出生，像是度尺、度菲林、用手寫板做場記分場、對白⋯⋯我仍然記住以前那些事情，但我不可以忘記，這個世界已經 move forward，現在去了一個 digital 的世界。如果我再接觸電影這一行，我不可以再用舊的思維，我需要在他們身上知道現在的電影到底是怎樣的。」
「我都七十歲了，如果我要做演員，我要做好演員。我的魄力，就留在做好一件事，做自己喜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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