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议院多项立法定调下届对华政策，涉香港经贸办去留｜Whatsnew

9月9日，刚刚休假回来的美国众议院度过了一个“中国周”（China week），通过了一系列的对华法案。

通过的21条法案范围颇广，既包括外界关注的《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HKETO Certification Act，H.R. 1103）等直接与中国相关的法案，也包括《太平洋伙伴法案》（Pacific Partnership Act，H.R. 7159）等未直接点名中国的法案。 其中《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因有议员反对口头投票，延至第二日即9月10日，以413票赞成高票通过。

相关法案均须送参议院审议。 由于参议院相较众议院审议速度更为缓慢，且参众两院必须于9月30日前就政府预算达成一致，之后将进入选举前的再次休会，可以预期大部分法案将在参议院进入“待机”状态。 外界还预期部分法案可能会进入12月的国防拨款预算中包裹表决。

是次通过的21个法案从手段上可粗略分为三类，即：1）禁止措施、2）提高门槛与扶持措施、3）制裁或其他措施。

其中，采取禁止措施的法案以《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与《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H.R. 8333）为代表。

前者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内确认是否延长香港特区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 如果认为不应再享有特别待遇，经贸办要在180日内停止运作。 后者则包括华大基因在内的5家中国公司，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与那些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签订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安全法案》是为数不多美国就生物科技领域安全的立法之一。 不过，这并非生物安全第一次在美国政坛成为国家安全议题，其背景是生物科技工具的发展促成了新的疗法、疫苗、军事与民用的制造技术以及生物安全风险。 美国国会已成立新兴生物科技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拜登亦签署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的行政命令。

除此之外，相关法案提出的禁止措施还包括指示政府将中国无人机厂商大疆科技列入通讯器材限制法规的禁制名单、准备禁止中国制造的路由器进口、禁止国土安全部采购中国生产的电池等。

提高门槛的法案则以《外国敌对通讯透明法》（Foreign Adversary Communications Transparency Act，H.R. 820）、《科学及科技协议加强国会通知法》（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Enhanced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Act，H.R. 5245）为代表。

前者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公布获其许可的由中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或委内瑞拉政府资助的组织名单; 后者则要求联邦政府跟中国政府达成科学及科技合作协议前，需要先通知国会。

此前，中美之间首份科技合作双边协议《中美科技合作协议》（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自2024年2月到期以来，仅获6个月的续期，据报导双方仍在就续期展开艰难的协商，而共和党议员则批评该协议是“让中国获得美国军民两用研究的一个载体， 并带来了明显的国家安全风险”，要求拜登政府让该协议过期失效。

此外，相关法案亦提高了外国制起重机在美国港口的准入门槛，要求政府首先调查其国安风险。 此外，法案还涉及《研究及发展、竞争和创新法》中“外国恶意招揽人才”的定义，进一步收紧“接受联邦资金的研究人员”参与“受关注的外国国家资助的项目”。

除此之外，一揽子法案还包括要求财政部报告跟中国高官有关的金融机关和户口，限制向他们及其家人提供金融服务、要求在IMF的美国代表反对在特别提取权（SDR）中增加人民币的比重、要求FCC提前部署6G建设、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投入等措施、授权对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敌对国家的企业”进行制裁、拨款以“对抗中国在全球的恶意影响”等。

7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次活动上表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今年年底前签署一揽子与中国相关的重要立法并成为法律”。 由于两党在大多数政策上意见分歧严重，对华政策已是两党少有的有共识领域，实际上，很难相信在大选前还有任何其他议题可以获两党支持在众议院快速通过。

由于大选在即，外界亦认为是次系列法案将为下一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定下基调，两党亦可借此机会在选举中宣示自己对华态度强硬。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评论指出，相关法案反映出华盛顿对于美中竞争状态的共识日益加深，但其中部分法案“专注于断绝中国企业而非支持国内创新，可能会让美国人在寻找替代产品时陷入困境”。

《外交事务》（Foregin Affairs）杂志则在9月10日刊登的一篇名为《一切如何变成国家安全》（How Everything Became National Security）的评论文章中提出另一种观点，指历任美国政府已由于政治审慎而不愿放弃前任政府所列入“国家安全”领域的威胁。 而当政策制定者认为未来对美国不太有利时，他们可能会“受到诱惑而放大”任何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外交事务》的文章因此批评，即使“平心而论，这些年度报告所指出的大部分国家安全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行政部门不断累积重要的问题，也已经使得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列入国家安全议程的议题越多，决策者就越难专注于那些最重要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