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国”的崩塌：新冷战是资本竞争的冲突，无关意识形态？

杨山，评论人，国际政治观察者

拜登上台之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如今足以说明两国关系的崩坏是系统性的对抗，而非特朗普时代的一时“疯癫”。但时至今日，另一个也许还没有破除的迷思则是：如果不是习近平执政，而是一个更具宽容性质、更加自由化的中国政府，是否中美对抗能够避免？毕竟，终身制和权力的极度集中，如今是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绕不开的“房间里的大象”。但也因此，许多人对当前中国处境的判断，完全建立在了这样的维度上。

香港出生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在202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也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另一种解答思路。这本题为《帝国冲突：从“中美国”到“新冷战”》（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的小书并不长篇大论，但对“新冷战”的起源和动力给出了一种颇为令人信服的政治-经济解释。在这一解释中，中美的对抗要追溯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而习近平时代无疑扮演了某种加速的作用，但看起来极为不同的统治风格，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中的基本经济互动有任何本质的改变。

“中美国”如何成为可能？

不同于那些认为中美冲突主要由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或领导人个人风格决定的说法，孔诰烽试图给出的解释更加聚焦在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上。

不同于那些认为中美冲突主要由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或领导人个人风格决定的说法，孔诰烽试图给出的解释更加聚焦在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上。

全书最重要的论述之一，是关于中美在1990年代如何化解冲突的介绍。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达到高点。明显，那时的中国不会很快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贯穿整个1990年代，中美看起来的对抗比如今还要夸张——台海危机直接导致了导弹试射和美国航母战斗群的部署，南斯拉夫战争导致中国大使馆被北约炸毁。

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同盟的重要性下降了，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上台后，一开始深受民主党内强调人权的派系，如南希·佩洛西等人的影响，主张将中国改善人权作为中美关系改善的条件。并以贸易中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筹码推动这一外交政策。

但尽管如此，两国关系主体还是没有成为人权和意识形态对抗，反而在其后的2000年代经历了一个“小阳春”，以至于有人在那之后提出了中美一体的“中美国”论述。

孔诰烽认为这一转变的关键动力来自于美国的商界。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商界，尤其是很多类似AT&T、波音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巨型企业，纷纷认为中国蕴含着巨大的生意潜力，所以非常乐于游说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比如，AT&T是克林顿助选时的重要捐助方，他们的高管在1993年到访北京，专门表态支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所以，按照孔诰烽的论述，美国后来“建设性接触”实际上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中有什么无条件热爱中国的“熊猫派”，而更多应该理解为民主党政治精英试图推动的强硬对华政策，最终向商界的游说作出了妥协。

这一论述并非无懈可击，孔诰烽也指出了其中较为吊诡的一点，即实际上后来受益于中美贸易的企业这时候反而很谨慎。比如直到1997-98年乔布斯和库克主掌苹果之后，苹果公司才开始推行把生产线搬到中国的策略，在此之前他们多在加州生产。而沃尔玛的服装生产商直到2000年代初才大规模从美国南部向中国迁移。因而，为何那些大企业在当时热衷于为中国游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详述的故事，比如，中国石油系统和布什家族在德州的产业是否构成一层往来的联系？

但孔诰烽的论述指出的另一点重要之处是：美国恰到好处地延续了对中国的沟通和最惠国待遇，事实上帮助了中国实现自身的经济转型。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模式是沿海的出口加工业和内地的大量乡镇企业。到了1990年代，中国遇到了很大的通货膨胀问题。朱镕基政府上台后，试图采取的策略是，停止支持乡镇企业，释放出劳动力进入出口加工业，但这一进程如果没有美国在进口关税的开放，是难以实现的。从而，重新回看这一段历史，按照孔氏的理解，可以认为是美国通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把1990年代的中国邀请进入了全球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这个过程给予了美国的资本和企业以巨大的空间，但同时也让中国保留了自己的威权政治体系。

中国和美国体系的冲撞

孔诰烽更“经典”地把中国当作世界体系中出现的又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帝国来分析。

孔诰烽的师承脉络中包括了著名的意大利左派历史学家乔凡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有趣的是，阿瑞基的中国门徒们往往是中国左派，他们更加倾向于接着阿瑞基晚年的《亚当斯密在北京》，论述说中国体系将为世界提供一个美国体系之外的，不一样的替代选择。但孔诰烽则更“经典”地把中国当作世界体系中出现的又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帝国来分析。

按照阿瑞吉的研究，二战之后的美国主导的世界模式的核心是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凯恩斯主义模式。这个体系在二战之后得以依托金本位制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但在1970年代之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崛起，又随着资本利润率的走低，到了1980年代，美国又主导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是：用自由贸易政策迫使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低薪、无工会的工人竞争。

“新自由主义”体系的结果是美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消费国。美国资本在全球开设工厂，生产出的廉价产品再由美国消费者消费。孔诰烽认为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形成难以复制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一过程还有一重支撑，即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通过印钞将内部赤字外部化的国家，能够支撑起一个高度依赖资本输出和进口消费的经济结构。

孔诰烽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顺利整合进入美国体系。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和外汇来源。通过出口，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盈余，政策又通过货币和管控政策，驱使很多人将这笔钱变成人民币，从而给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向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经济领域大量放贷的底气。

然而，中国既是美国体系的受益者，也是抵抗者。其仍然保留了非常多的冷战中发展主义国家的特征。比如中国一直拥有着产业政策，也在很多层面上寻求保护和培植本国产业最终替代外国公司。孔诰烽认为，在2008年之后，中国在经济上呈现出高度资本化和党国模式回潮的双重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国家仍然扶植出口加工业，予以补贴和政策优惠，而出口领域获得的收入，成为银行向国有企业出借的重要凭证，因为国企更容易从国有银行借到钱，所以这一趋势下国企的负债率走高，效率走低。

整个大趋势都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推行一种“拿美国企业来快速提升中国企业能力”的政策，这导致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大减。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美国企业投资日益受阻。比如，曾经预想着在中国电信领域大干一场的AT&T在中国的投资被缩到很小的，局限于几个地方的规模，和他们在1990年代初所期待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已经进入中国的美国企业发现自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或明或暗的转让技术和专利的压力。包括美国一方一直抗议的“窃取知识产权”在内，整个大趋势都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推行一种“拿美国企业来快速提升中国企业能力”的政策，这导致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大减。就在2010年前后，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扩张也暂停了。

随着“中国制造2025计划”浮出水面，也随着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导致诉讼（大量的诉讼因为中国政府以发起反垄断调查或者诉讼为威胁被美国企业自行撤回了），美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的蜜月期大约在2010年代就已经快要走到尽头。孔诰烽指出，这时候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游说集团，主要由在中国受挫的美国企业组成，他们虽然有些时候不敢得罪中国政府，但都很愿意私下游说华府更强硬对待中国，以争取美国企业的利益。2010年，包括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国制造商协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在内的组织联合游说白宫，投诉中国“系统性地以牺牲美国企业为代价建设他们的国内企业”。而到了2011年，在和胡锦涛会谈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专门提出了市场准入和歧视问题。

随着曾经帮助北京游说的企业转向对华施压，在美国国内能够压制鹰派的对中力量没有了。孔诰烽认为这样的处境，使得中美在外交关系上变得非常难以修复。

难以修复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在于，维护中国资本的海外利益对北京来说也变得重要。2008年后，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促成了经济增长，但也催生了高负债，并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这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典的“过剩”处境。在寻求解决过剩问题时，中国选择了通过“一带一路”向外输出过剩的资本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在内的过剩产能。2018年的美国研究测算显示，一带一路五年之后，89%的合同商都是中国公司，使用中国材料。

但一带一路扩张对中美关系的一大影响，是开启了对美国的全球投资和消费体系的挑战。随着中国资本的出海，美国公司不仅发现中国市场上要面对中国公司在政府保护下的竞争，在海外的市场也要被中国公司挤占了。

也就是说，按照孔氏的分析，中美的真正冲突是资本构成和竞争的冲突，这一冲突从中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到了全球市场。而很难想像这种冲突能被资本规律以外的东西——如地缘政治利益或某个彼此欣赏的跨国利益集团——所加以节制。

想像美中对抗

在2000年代后，中国采取了一个“帝国转向”，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论是否自觉都会寻求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但按照孔诰烽的分析，中美对抗实际上也是可以化解的，只是必须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想像解法了。

他在最后一章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一点：在2000年代后，中国采取了一个“帝国转向”，随着资本的扩张，中国在全球资本的维度上也变得和美国、欧洲这些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为特点的“旧帝国”一样，向外寻求原材料、市场和资本输出。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论是否自觉都会寻求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孔氏将之类比为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帝国竞争。那么，帝国竞争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回看历史上对帝国主义和竞争的分析，他指出考茨基（Karl Kautsky）曾经认为帝国们也许会合作分赃，而列宁则认为帝国竞争更多会带来战争。孔诰烽提到，研究一战德国的历史发现，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品输出是构成英德冲突的一大背景，包括德国为了向海外输出过剩的产品和资本，也促进使用帝国马克。这很像今天的中国在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可以认为，他暗示了中美有很大的可能性爆发更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结构性的冲突，尤其是经济上的，的确是积重难返。

如果我们来延伸孔诰烽的观点，可以得到哪些推论或者新的视角呢？

一是会意识到外交和地缘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争斗，并不由其自身决定。比如，中美要缓和冲突，要么就必然需要两边在全球资本议题上达成“分肥”的合作。这点如今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要么就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一起在资本扩张上向后退场，要么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全球消费和生产模式。

二来这意味着，中美争斗的缓和，既有可能以其中一方的失利而告终，也有可能以双方共同找到对生产过剩的解决之道而实现。但还有一种并非不可能的情况，如中国选择向内收缩市场，变成一个新的朝鲜式的国家，那么未来中美冲突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这就体现出了“新冷战”和“旧冷战”的区别之处：新冷战更多是资本主义竞争驱动的，源于市场的开放，而旧冷战更多是彼此为壑，拉上意识形态的高墙。

引申来说，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执政，而是一个更加自由化的中国政府，是否中美对抗能够避免？

如果孔的分析成立，即中美冲突存在着资本竞争的巨大推力的话，很可能冲突也无法避免。一方面，在孔氏的分析框架中，私营资本和国营资本在助长中美冲突中扮演的其实没有区别。就算中国政府不再走“国进民退”的道路，中美的经济冲突的大框架都会持续。另一方面，假设习时代中国真的“复古”全面转向国家控制的向内计划经济，那么国际市场和欧美社会甚至会在潜意识里感到一些释然和欢迎——因为这样将会极大地降低中美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也许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又繁荣又自由又不对外帝国主义的路线——反倒可能是又繁荣又自由又帝国主义的模式，也是更像美国模式、容易导向战争的模式。

当然，现实中的中国很可能会保持在一种无法摆脱昔日红利的停滞路线上——一方面，外向的出口加工业路线很难调整，也是传统优势，必然会尽力维持；另一方面，中国也会继续像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坚持产业政策和某种进口替代模式，并挑战美国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看起来这是当前最保守和理性的“既要、也要”的决定。只不过这意味着结果很可能是既做不好前者，也做不好后者，更不可能触及根本的矛盾框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