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明重磅专访：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香港公开唱歌

“给散失已久曾并肩的我俩，寄封信，如为断了线的点一柱香。”——《石沈大海》

【写在前面】

2023年伊始那日，到2024年的4月5日，黄耀明分别在台北、高雄、曼彻斯特、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墨尔本、悉尼，最后又是台北，举办了共计十场演唱会。南北半球，走走唱唱，绕了一大圈之后，明哥又从那个广阔世界，归来香港。

这场大巡演叫“黄耀明边走边唱演唱会”。“边走边唱”来自他1993年的一首单曲。最初，明哥曾把演唱会叫做“一个人在途上”，后来觉得“边走边唱”更有一种行动感，好像可以令人拭目以待。

巡唱舞台上的黄耀明，时戴墨镜或一顶华丽的帽子，T-shirt印著各种如“Imagine”、“My Energy Comes from Freedom”，或小说《发条橙》的文字。台上乐器不多，永远只有两个乐手傍著。有时是老拍档李端娴，有时是“绝命青年”的Soni，或“人山人海”的蔡德才。一切回到基本。

对上一次在香港舞台公开演出，是2021年12月，伊利沙伯体育馆，“达明一派Replay Live 2021”演唱会。其后这些年，明哥一直尝试申请香港不同的演出场地，但均无结果。2023年1月，他的团队收到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回复，说可于那年8月举办演唱会。但到了5月25日，又收到会展信件及退回订金的支票，没有给予理由之下，取消订场申请。明哥的战友何韵诗，也面对同样问题。

听众离黄耀明下一场在香港的公开演出有多远？无人知晓，遥遥无期。当然，中国内地演出就更不可能，雨伞运动十周年了，2014年黄耀明因参与那场运动已被内地封杀。十年来，中国内地的歌迷要漂流在外，来听明哥；而自这两年起，香港观众也同样。

2019年前，何桂蓝在演唱会上替中国内地歌迷向黄耀明献花；2023年，在曼彻斯特，有来自内地的歌迷，代在狱中的何桂蓝向明哥献花。

明哥的舞台，不得不成为一艘大船，漂流、停泊又启航。但他更喜欢自己是一条桥的意象，连著香港，也通向世界不同角落的歌迷，特别是离散港人。明哥的歌声因应幻变时代，也因横越香港变迁中最重要的四十年，折射的情感也更为复合。

他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也唱了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歌。他在台湾，第一次唱台语歌：《望你早归》和《港都夜雨》。台湾作曲家杨三郎（1919-1989）写于1946年的《望你早归》，原来也是禁歌，1961年被台湾警备总部指为“过于悲哀，有失正常，使阿兵哥怀忧丧志”而被禁。

他在柏林又唱德文歌《Lili Marleen》，世界大战时期从德国士兵传遍不同阵营的歌，优美动人，但被纳粹因歌曲回瓦解士兵意志而禁止播放。明哥在舞台上唱了它一半的德文版，另一半是黄沾填词、林子祥主唱的广东话版《莉莉玛莲》。

今次访问中，他也谈到近年新歌《石沉大海》，就仿佛港版的《望你早归》、《Lili Marleen》，一首“我”与“你”之间的情歌，却也超越一首情歌——在失联、失散、及失落的时代，送予香港人以及香港。“给散失已久曾并肩的我俩，寄封信，如为断了线的点一柱香。”歌曲填词人黄伟文后来在伦敦场上台，说道《石沉大海》是写信给真正下落不明的人，他自己希望终有一日收到回信。

“即使漂泊流离、世事多变，也要开心唱、笑著过。”

访问这日，明哥一身清爽白衫白裤，像招呼完客人，回到家一样。人山人海office一株靠窗的植物，生长了“心”的模样，明哥回头一望，又笑笑。明哥在这个小客厅，做过无数次访问，窗外中环层叠的风景变幻最多。

“人山人海”office座落的小巷，旁边就是前殖民地古迹大馆，石梯走下去就是灯红酒绿的苏豪区，再走下去就是金融商业中心一带。如今却有形在、神不在的既视感。眼前从外面绕过一圈回来的明哥，把一切变与不变的风景，都见证过。

“边走边唱演唱会”的海报，画著塔罗牌里的“愚者”（the fool）。一张没有编号、代表“天真、自由、无拘无束”的牌，专程为明哥设计海报的漫画家黎达达荣这样讲。明哥又希望海报加上小王子的“玫瑰”。“小王子”也是众人对黄耀明的称呼，他那不老、善感柔情的特质，大概是他让我们见著的、不是寻常易见、而更应珍重的物事。

“走边唱演唱会”的宣传写过一句：“即使漂泊流离、世事多变，也要开心唱、笑著过。”明哥提过，自己在演唱会上对著来自不同地方的听众，反复唱到《天国近了》一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游戏。”

他喜欢这种快乐态度、Party精神。在此时此刻，提醒你末世到来，也提醒你要好玩，更要及时行乐，就像他自己小王子式的行走——“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在一个这么绷紧、荒谬的时代，其实我们应该寻找一种comic relief。”“边走边唱”由此不尽然是历史伤感的重复，而是加上“轻身上路、继续唱下去”的深意，这也是他作为歌者的能量与信念。

以下是端传媒对黄耀明的访谈。

“我只是miss我站在我的家乡，唱歌给我的同乡听。以后没有一万人看我都不要紧，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公开唱歌，我希望有那一天，我在香港，讲香港的故事。”

面向世界 但回不去香港

是我对你不起 是我爱你不起
但放弃我的始终都是你
其实我太留恋这禁地
而必须出走都只因为你
如若我再离不开这地
谁让我将这首歌赠你

《边走边唱》

端：明哥你从2023年开始了不同的演唱方式，到世界各地包括台湾、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地，边走边唱。这种小型巡演方式对歌迷而言并不陌生，例如2018年你去过日本新宿Loft LIVE HOUSE；2019年“明曲晚唱”在美加巡演等等。但来到2023年，“边走边唱”的演唱形式有一部分应对港人离散时代而生吗？这种形式对你或歌迷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

明：这不过是我的另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在全世界都可以做到，除了香港。故事是这样的，演唱会不能在香港搞，只能去其他地方。Concert tour叫“黄耀明边走边唱”。

《边走边唱》写在1993年，三十几年前，灵感来自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苦恋》。林夕把灵感变成一首歌，讲一个人对国家的爱、忠诚。Concert tour不一定关于这种情感，更多是关于为什么在这个历史时刻，一个人可以在其他地方唱歌，但无法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唱歌？

我们的乐队编制很小，一或者两个人，加上我只有三人。幸好我的音乐比较注重电子。早在“边走边唱”演唱会之前，我们已经做过这种细小形式，例如日本，当时日本不是香港人热门演出的地方，但这是当年的我的心愿，很想到日本演出。

今天我也觉得日本是个选择，很多香港人都在当地读书、工作。最近日本所谓五一黄金周，我去看李志的演唱会，他是中国大陆的歌手，情况和我有点相似。原来日本那边有非常多华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其他华语地区，当中我想很多来自中国大陆。李志演出第二日，我才知道张惠妹也在那边开演唱会，结果在黄金周我看了李志，又看了张惠妹。

2014年以前，我的工作很大部分都在内地，过去十年我已经没有再回内地了，而最近这两三年，连在香港演出也不行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开始探索另外的地方。有时焉知非福，当然观众量很不同，在柏林和在大陆的观众量相差很远，但这是很好的经验，以前从来没想过。我常回头看，发生这样的事，反而令我有新的Adventure。

端：这一个怎样的状态？对比以往明哥你在香港的演唱会，美学呈现与主题的论述之广，自成舞台风格。现在一切要从简，创作部分怎样转变？

明：因为那个tour的方式、观众的数量，都不容许我们成本增加很多、带很多东西过去。基本上是一个strip down、还原基本的一个演出。我很享受，就是边走边唱，很轻松。嗯，应该怎么说呢？旧时你好像规划得太多，想太多才做，现在轻装上路，因为人少一点，我可以随时调整或者改变，再不需要由头改变所有的灯光或影像，很灵活。去到那个城市，我可以唱另一set歌。回到音乐最基本，不靠其他东西，就只靠音乐。

未来一些地方如果有多点的投资，我们会做多一点。我在构想“边走边唱”之后，下一次可以做多一点规划，或复杂一点的演出？譬如英国，今次我第一次去演唱，而英国是比较多观众的市场，或者下次我们尝试做多一点。

端：明哥你这几年都在海外演出，挂住香港的舞台吗？

明：那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其实外面也有舞台，当然可能你在香港，观众多一点，可以做复杂一点的演出。但比较复杂、或者用很多钱才做到的演出，我不是很miss，因为我已经做过。所以我才说很抽象的，我只是miss我站在我的家乡，唱歌给我的同乡听。

我不是一定要再回到红馆，或者回到伊馆，要有一万人来看我。以后没有一万人看我都不要紧，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公开唱歌，我希望有那一天，我在香港，讲香港的故事。但现在我不能在香港讲香港的故事，这是很讽刺的事。

记者手记：明哥提到的小说《苦恋》里，有一对父女的对话。父亲忠诚热爱著自己的国家，而女儿觉得要离开。女儿问父亲：“你苦苦留恋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有没有爱过你？”已移居台湾的填词人林夕在后来台北场“边走边唱演唱会”上，听著这首自己填词的歌，接受传媒访问，他特别讲到这句歌词，像应验更多人的命运般，包括自己的命运：“是我对你不起，是我爱你不起，但放弃我的始终都是你。”

“我常和观众说，希望去到不同地方，那里有老移民或新移民，甚至有的人在那边出生，有些是外国人，我希望他们重新认识一个我觉得很值得留住的香港。”

老歌的时间循环

闯一番新世界 挺身发奋图强
要将我根和苗 再种新土壤
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 发挥抉择力量
再起我新门墙 胜我旧家乡

《抉择》

端：大家一听完你的演唱会，都在Facebook立刻分享你的歌单，歌单很直接变成你的言说。你怎样铺排？不同城市有没有不同的主题？

明：“边走边唱”第一场，2023年1月1日由台北开始，之后是高雄。在台北和高雄，我都选了一些台语歌。（选歌）过程很organic，一直生长。还记得，1月1日唱了台语歌，到1月7日演出之前收到消息，顾嘉煇去世。当时我人在高雄，开始把一部分顾嘉煇的歌放在演出里，当时我想起，顾嘉煇的去世象征香港很多的东西也会逝去，想起早一两年，黎小田的去世。

我在不同时间，分别向他们做了tribute，录了整张向他们致敬的专辑，甚至整个演出都唱他们的歌（注，指2004年致敬专辑《明日之歌》、2011年《明日之歌厅─黄耀明唱顾嘉煇》、2016年《美丽的呼声听证会》）。“边走边唱”欧洲部分，我索性在演出加一个section ，唱黎小田的歌,另一个section唱顾嘉煇的歌，一头一尾。

他们都是香港流行音乐、粤语流行音乐里重要的大师。我常和观众说，希望去到不同地方，那里有老移民或新移民，甚至有的人在那边出生，有些是外国人，我希望他们重新认识一个我觉得很值得留住的香港。所以我将黎小田和顾嘉煇，放在演出很重要的部分。

去年年底 ，因为我经常去台湾，和喜欢黎小田、顾嘉煇的原因一样，我开始也喜欢台语老歌，发现作曲家杨三郎。最初我只是选一首歌（《望你早归》），然后选另一首歌（《港都夜雨》），发现咦？为什么两首歌都是他写？后来我找来他的作品列表，一听，非常喜欢他写的旋律。必须讲，我选这些歌基于它们的旋律多过内容 。

很有趣，老台语歌产生于所谓悲情一点的时代。无论作曲人、歌者，都有一种辛酸在里面，很容易投射。很多离散的香港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自己的城市居住，我亦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自己的城市唱歌。我们都投射某一种感情在这些老台语歌里，最后我选了这两首歌录制推出。

譬如《望你早归》，是台湾戒严时期的禁歌。当时的台湾是不自由的威权社会，很多不能做，不能说，甚至连歌也不能唱 。后来也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我在齐秦的专辑，见到一段文字讲它的背景。日本帝国掀起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争末期，他们征召一些台湾人充当军伕，军伕是帮手，不是真的打仗那班。送那些人去南洋，要他们出生入死。所以有很多台湾人，因为这场大战而葬身异地。很多去了战场的人，他们的家人，或者情人，日夜思念他们，希望他们回来。

《望你早归》正是此大时代的歌。为什么去到戒严年代要禁？戒严之下，有很多政治犯被抓了。这首歌，他们容易将那种希望犯人早日回家的感情产生投射，所以那时的政府就不让他们唱，电台也不准播放。时代一直在变，本来那首歌是写在二战时，谁知道50年代、60年代，台湾社会也有很多政治犯。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它？我觉得背后那个故事，我想在香港，今天的人，都有某一种共鸣，有一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的人，我们的家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希望可以早日和他们相聚。

我去到每个城市，就选那个城市的歌来唱。在台湾，我选台语歌。但去到欧洲，例如柏林，我选了一首等于是柏林版《望你早归》，叫《Lili Marleen》，我尝试在柏林唱德文，我本来不懂德文，但自学唱德文。Lily Marleen的故事好像《望你早归》，写在二次大战，一个歌女希望上了战场的情郎早日回来见面。

“我唱顾嘉煇的《忘尽心中情》，也是武侠片插曲，好像突然间在这个时代，对上了，很奇怪。对于所发生的事、那些记忆，我们全部都要丢掉，我们要孤身地向前走 ，这件事是很多现在的人的景况。”

那个时代很简单，他们唱一些很直接、很简单的情感，类近何日君再来、望你早归之类。我在柏林唱《Lili Marleen》，就有很多新发现，原来林子祥在80年代，将这首歌改编为广东话，所以我在柏林，将这首歌用德文和广东话一起唱。

旧时我只在香港或大陆演出，会少一点这些新发现、这些adventure。以前我们惯性只是唱流行曲，频密去不同地方巡演。现在反而有多点时间沉淀，究竟你希望带给每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什么讯息，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故事。

端：去到新北，见到明哥你Encore的歌单，有《楚留香》、《啼笑姻缘》，想像到香港人在台湾听到这些香港经典金曲，生出因熟悉感而来的亢奋。你以前做过向顾嘉煇或者黎小田致敬的演唱会，但在“边走边唱”再度致敬，意味有点不同吗？

明：很有趣，歌有自己的生命。我唱譬如顾嘉煇、黎小田写的歌，那些武侠片或电视剧，很多我都没看过，我投射了另一种感情。譬如《天蚕变》，我不知道武侠片《天蚕变》是什么剧情，但歌词讲了另一种fearless的心境，我就放在setlist里面。当然我玩的版本，一点都不武侠片，那个版本似现代音乐、一个钢琴的piece。

我唱顾嘉煇的《忘尽心中情》，也是武侠片插曲，那些歌好像突然间在这个时代，对上了，很奇怪。对于所发生的事、那些记忆，我们全部都要丢掉，我们要孤身地向前走 ，这件事是很多现在的人的景况。譬如我唱顾嘉煇的《决择》，不是武侠片，应该80年代初的一个电视剧，讲当时的移民，所以我也想唱给在外面的新移民听。

“闯一番新世界，挺身发奋图强，再起我生活墙，胜我旧家乡。”那些歌词很有趣。写在70、80年代的歌，过了50年之后，原来可以帮你抒发感情。音乐是很奇妙，所以我在演出里，一路见那些离开了香港的人，同时我亦因为去不同的地方，尝试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和音乐。

端：你年轻时主要接触外国音乐，你怎样看当时的粤语流行音乐？特别由影视文化生产出来的经典金曲，包括黎小田、顾嘉煇等人的作品？

明：我出道的80年代，张国荣和梅艳芳有一部分歌，都是黎小田写和监制，所以我和他有overlap。如果没记错，达明一派第一个红馆演唱会，黎小田好像有份帮忙找投资者，我跟他多多少少有点渊源。我怎么看黎小田？我必须说，我不是最喜欢当时他们制作出来那些歌曲。我对当时主流的所谓广东音乐、Canto Pop——-当时没有这个字，我觉得不够有趣，所以我和刘以达才想做出新的品种。

顾嘉煇其实在我出道时，已开始没那么活跃。70年代、80年代初他最活跃，而我们出道在80年代后期。直至1997年，你开始要回望香港的历史，当时我们为香港艺术节做一个舞台演出，叫“人山人海”（注：这也是人山人海公司成立的源起，明哥说，演出后，觉得这班人很适合一起工作，就说，不如开公司啰！1999年6月16日，也是明哥生日当日，他们成立“人山人海公司”）。

其实艺术节想叫我们做一个黄耀明演唱会，我们想，在这一刻的香港，只做一个黄耀明的演唱会，够不够？不如我们做一个讲香港历史的演唱会？结果我们演出这么多年来的香港流行音乐，变成了“黄耀明演唱会”里没有唱黄耀明的歌。我们唱了很多顾嘉煇、梅艳芳的歌，将几十年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唱出来。唯一唱了一首黄耀明的歌，就叫《人山人海》。

正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回看香港的流行音乐历史，觉得顾嘉煇的歌很有趣，萌生了我以后要做顾嘉煇的专辑。2004年我开始做顾嘉煇的致敬专辑，做完我开始想，下一个要做黎小田。直到2016年，我才做了“美丽的呼声演唱会”，致敬黎小田，因为2016年亚视结束，黎小田大部分的歌都是亚视电视和丽的电视的剧集主题曲。历史是这样一直走下来。

1986年，我和刘以达做音乐时，顾嘉煇或者黎小田我们都不理，觉得这是旧时代的东西，我们要做新时代的东西。当你活到、工作到不同年代，或者在历史不同转折点时，你回头看，才发现这些人很重要，他们值得我们好好记住和保留。

你问他们代表怎样的香港流行音乐历史、怎样的香港声音？我和他们一样，我们既中又西，或者不中不西。一个不中不西的香港才孕育了顾嘉煇、孕育了黎小田，孕育达明一派，我觉得这样很好。

记者手记：80年代中出道，明哥及达明一派走前卫与另类路线，甚至离经叛道。访问时，明哥说一出道时，懒理所谓主流乐坛的粤语流行音乐。若干年后他再说反而懂得欣赏，希望用音乐做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存档。这最早发生在上文提到的1997年“黄耀明人山人海演唱会”，张学友、梅艳芳、邓丽君、汪明荃、关菊英、郑少秋等人的歌都被他唱出，当中不少是顾嘉煇、黄沾的作品，如《轮流转》、《倚天屠龙记》、《狂潮》等。明哥当年接受传媒访问，讲到：“我唱回别人的时代流行曲，正是说着香港的历史，我们的生活，是大众的文化。”如今他在台湾重唱杨三郎的台语老歌等等，也是一样。

“我们既中又西，或者不中不西。一个不中不西的香港才孕育了顾嘉煇、孕育了黎小田，孕育达明一派，我觉得这样很好。”

末世离散

当挂牵如石沉大海的信仰
要坚信
还未说再见的终可以补上

《石沉大海》

端：你自己的歌呢？很多人都觉得你的音乐作品也有这种特性，永远不过时，永远都可以对应到当下时代、人的心境。这次演唱会，你的歌为离散港人带来什么讯息？

明：唱了快40年歌，我自己的歌也已经是老歌了，所以找回自己的旧歌出来唱，譬如《边走边唱》。这首歌超过30年，我觉得惊讶，30年前写的歌，为什么这么生动地讲到这一刻我们的状态呢？

除了其他人或我自己的老歌外，也希望带来新作品给观众。在伦敦，我第一次在台上唱今年推出的《石沉大海》。新歌针对了很多香港人现时的境况而写，我去到每个城市，都会碰到一些原来认识的人，啊？原来你都移居了这里？原来你来了这里？

有些是他们自己决定离开香港；有些是不情愿，不想离开，但一定要离开。所以心中有很多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家园、故乡变成这样？我希望他们建立新的家园，有新的朋友，希望他们好好地生活，建立一个新的社群。希望偶尔我们还会见面，如果他们怀念家乡，我们会去见他们，带来一些家乡的消息、家乡的歌。

端：你和移居了的朋友在异乡见面，彼此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对话？

明：有些不能说（笑）。当然，大家永远都有一个说不完、讨论不完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我又要留下？这是一个永远都讲不清的问题。每次见面都会再说一次，仍然说不清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他的权利，选择过他们想过的生活，去他们想去的城市。

“有些是他们自己决定离开；有些是不情愿，但一定要离开。所以很多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家园、故乡变成这样？我希望他们建立新的家园，有新的朋友，好好生活，建立新的社群。希望偶尔我们还会见面，如果他们怀念家乡，我们会去见他们，带来一些家乡的消息、家乡的歌。”

端：《今天应该很高兴》及《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两首歌，分别属于1989、2020年两个离散时代，对于香港一再出现的移民潮，你的音乐作品也横跨这些时代，你自觉怎样历经这种时间线？

明：《今天应该很高兴》应该是1988年，六四事件发生前的半年，1988年的圣诞节推出。那个歌讲1984年中英草签、尘埃落定之后香港的移民潮。当然1989年之后，又有另一个移民潮。其实几好笑，无论我或达明一派的歌，基本上都是不断讲末世，譬如我们有首歌叫《末世情》，《世纪末颜色》，基本上我们描绘很多末世的情况。

1989年之后，即1990年初，我们创作了一张唱片，达明一派最后一张唱片《神经》，里面都有直接讲移民的歌，叫《你情我愿》。很有趣，那个歌没有主打。那是一首情歌，直接讲我想和你结婚，如果你给我一本护照的话。

情歌里，感觉很温馨，说我愿意，即是Yes, I do。“愿意跟你朝夕／愿意跟你经历／两心齐和爱歌。”因为我希望得到另一个国籍，结婚之后，我们一起和唱一个新的国歌，最后响起英国国歌。因为在1989年之后，英国推出一个叫居英权计划（British Nationality (Hong Kong) Act 1990），很多朋友申请居英权，移民英国。那首《你情我愿》用另一个方法讲移民，几好笑，总之我希望和你一起，但最重要你给我护照，我们一起去唱新的爱歌，就是一首新的国歌。所以香港经历了很多个“这样”的时代。

回望接近四十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活在这四十年，是香港最重要、风起云涌的四十年，而我一直在做音乐，用音乐去记录香港的历史。纵使现在这一刻，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公开演唱，但这四十年，我在香港，和香港人一起经历很多的历史转变，给了我很多的创作泉源。

端：2024年推出的《石沉大海》，也是一首离散的歌，对比你的前作《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今天应该很高兴》，状态更缠绵孤寂，也应对当前晦暗不明的景况，你觉得情感上有分别吗？这首歌是在英国伦敦舞台上，首次演出？

明：是，当时黄伟文刚刚写好词，他也身在英国。我记得在英国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很emotional，因为那里是这么多的站当中，最多香港人。其实很多地方我都很emotional，譬如第一场在台北，经过疫情，台北封关很久，很多人艰难地特别来台北看我。接著去到英国，收到一首新歌，写歌给我的那个人，正好坐在下面，而这首歌是关于大家的歌，所以也一样很emotional。

“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我又要留下？这是一个永远都讲不清的问题。每次见面都会再说一次，仍然说不清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他的权利，选择过他们想过的生活，去他们想去的城市。”

两首歌我也有多感触，《今天世上所有地方》是达明一派的旧歌，《今天应该很高兴》的续篇，旋律和音乐当然很不同。但《石沉大海》比较personal，好像暗暗地其实是一首情歌，像是《望你早归》、《何日君再来》。这些歌可以写一千首——我们曾经爱过，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一起、不再见到大家，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再见。你也可以讲它more than一首情歌。《今次世上所有地方》比较是跳出来，客观讲一个很多人的reality，多于是我和你之间。

记者手记：达明一派在80年代中出道，前后正值香港前途谈判时期，后来历经八九六四、香港九七回归等香港历史转捩点，“移民”、“家国”、“身份认同”等成为达明音乐中反复出现的题材。明哥说，达明一派的音乐一向充满了末世情怀，概也源自那种“大限将至”的历史氛围。“边走边唱”演唱会上，《今天应该很高兴》及其续集《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两首歌接连著唱，都是潘源良所写，分别写于1984、2020两次移民潮之后。明哥提及的达明《你情我愿》，则写于1989年后英国推出“居英权计划”之时。

周耀辉在2024年《台湾香港的文化跨域交流：回望与前行》的演讲中，引用达明一派的作品，强调有时政治不是一般认为的集体化，公众化，反而是个人，私密，甚至是模糊的。这也是达明一派扣连政治的音乐作品特色，不少是借由情歌、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侧写政治隐喻、性别或社会议题。2024年《石沉大海》，离散、期待重逢的缠绵情感，始于恋人之间，也更为私密及普世。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活在这四十年，是香港最重要、风起云涌的四十年，而我一直在做音乐，用音乐去记录香港的历史。纵使现在这一刻，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公开演唱，但这四十年，我在香港，和香港人一起经历很多的历史转变，给了我很多的创作泉源。”

必须要留下来的香港

认真的嬉戏 快乐到死
从今天开始相信天国近了
是再会无期 仍满心欢喜
游遍快乐场地 从此插翼难飞
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变游戏

《天国近了》

端：这几年社会大变，对人山人海这团体有没有影响？听说，人山人海成员李端娴已移居台湾？

明：没什么影响。人山人海不是有很多人，名字就很厉害，人山人海（笑）。其实李端娴很早就离开了人山人海，但她是人山人海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们感情很好，这次tour 她回来帮我手。至于其他人，据我所知都没有移民。譬如蔡德才，陈浩峰，何秀萍等等，他们都仍在香港。于逸尧是加拿大人，但他生活在香港。梁基爵就很活跃，现在做很多艺术的installation，接下来郑秀文演唱会，他做乐队的band leader。很多我的伙伴还在香港，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会还留在香港？你看我很多伙伴都还在，我不舍得他们。

有趣的是，帮我写歌词的人，基本上全部都不在这里（包括移居台湾的林夕、潘源良；移居英国的黄伟文）。除了一位词人，刚刚掉转，就是周耀辉，因为他很早就移民荷兰，现在在浸会大学教书，反而生活在香港。周耀辉住过荷兰，住过英国，又住过东南亚某些地方，他以前大部分歌词都不是在香港写的。我经常问他，这首歌你在哪个国家写的？

他们写词，哪里都写到。周耀辉给我的很多歌词，都在欧洲写的。世界很不同，那个运作方式，令他们去到哪里都可以创作。例如《今日世上所有地方》，潘源良也是疫症时滞留加拿大写的。

端：明哥你自己呢？自觉这几年，有没有一种情绪或者状态比较强烈？

明：这几年，反而见多了朋友，这一刻我其实淡定一点。我想，国安法推出时，身边很多朋友都走了，那时我有一点点沉重。有些朋友离开后才告诉你，我走了。静静地走。我觉得那个时代很荒谬，连我们想讲一声再见，也不敢说，所以每一次听到，或者唱《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其中一个歌词，我都很感触。

“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他们离开的时候，甚至不想告诉你。明明我们那么喜欢用Instagram，那么喜欢自拍，但他们甚至照片都不想让你看一看，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不想让你知道我的境况。我一唱那句歌词，觉得崩溃，因为有很多朋友真的说：“你不要问，我日后再告诉你。”或者“到埗我才告诉你。”当我收到这句歌词，每次唱这一句，我都很不开心，当然我唱了那么多次，现在心态调整了。

过了三、四年，有些朋友在异地安定下来，也有些朋友陆续离开。我已经接受了我的朋友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当然我很幸运，经常见面的朋友，很多仍留在香港。朋友是我最大的资产，没有钱，没有房子都不要紧，朋友是最重要。

你问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是看到香港越来越陌生，我爱的香港有些东西不见了。就算每天你叫香港人要说好香港的故事，我想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怎样讲这个故事，不知道怎样可以讲好一点这个故事。我也想讲好这个“香港故事”。

“有些朋友离开后才告诉你，我走了。静静地走。我觉得那个时代很荒谬，连我们想讲一声再见，也不敢说，所以每一次听到，或者唱《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其中一个歌词，我都很感触。”

端：你和那些移民了的人，经常都讨论：你为何走，你又为何留下？这问题我想你一定答过很多次。但也想再问，你留下的原因？

明：很简单，我留下，是因为我还留恋这个城市某些的事，某些的物及某些的地方，然后最重要是那些人。这里有那些我爱的人，他们很多都仍在香港，所以为了这些人，我会继续在这里。当然这不是一个promise，我也不需要向别人promise。可能有一天，我都会完全对这个地方没有爱？那一天可能我会离开？但是这一刻，我对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有我的爱。

我是一个创作人，如果我能够继续经历著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历史，我尽量留在这里，因为我希望继续用我的创作，记录这个城市。

端：明哥你刚刚讲到，你的音乐和香港历史紧紧扣连。我们透过你的音乐作品了解香港的大时代。而以往你和达明一派，以反叛、颠覆介入这些历史叙述。这个禁言、大变的时代，你会怎样重新思考这两者的关系？这是一个再难颠覆、反叛的时代？

明：不一定，我会向那些我很尊敬、一些在中国大陆的创作人、歌手，向他们借镜，他们怎样在隙缝里面创作，找到空间演出。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继续在香港演出，现在暂时不可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现在我仍然可以写歌、可以创作，香港立了很多新的法例，变成了一些红线，我们要很小心，你要变得更聪明，比审查你的人更聪明。

早几天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大陆电影导演娄烨，他拍过非常多电影，如《颐和园》等，最近有一套戏，叫《一套未完成的电影》，在康城首演，据说疫情时候在上海封城时拍的。而他上一套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很厉害，一开场就讲广州城中村的拆迁。这些艺术创作者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没有停止创作，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这一刻还在香港生活，我不会停止创作。

“我留下，是因为我还留恋这个城市某些的事，某些的物及某些的地方，然后最重要是那些人。这里有那些我爱的人，他们很多都仍在香港，所以为了这些人，我会继续在这里。”

端：你自觉以什么态度面对眼下这个末世？

明：你不可以只是很肉紧，被时代逼得紧，然后变成疯狂。我觉得你可以将那种疯狂，或者愤怒，变成音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comic relief，活在一个这样绷紧、荒谬的时代，其实我们应该寻找一种comic relief，人才可以生存下去。幽默感很重要，幽默感给你活下去的力量。

也不是个个认为我带出积极、鼓励的一面。有些人觉得你很悲观，你的歌很消极。我觉得有两面，我自己也经常呈现那个黑暗、或者愤怒，在音乐里。其实你藏起来，或者遮住它，才有问题，才叫消极。当你呈现出来，其实是将问题挖出来、讲出来，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两面我都会做。

记者手记：2021年，廉政公署起诉黄耀明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其后撤控。2021年8月5日他步出法庭后，唱出《问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这首由黄沾填词、1976年面世的作品，根据学者吴俊雄的说法是香港粤语流行歌首次提出“我系我”，并把本土香港人对自己负责一事提出。

明哥总是在各种访问、音乐演出，为香港人加油、打气，他的道德、勇气和风骨，给予众人力量。甚少见到明哥“放负”，他一直静默消化著自己的困难与忧虑，然后才告诉大家，他已经度过那些情绪的难关。他没有认为自己是只背负著公众形象的黄耀明，只是谈起沉重的事，也是轻描淡写，那些他已经默默地消化了。特别他说到这一句，留在香港，他是一个不完全、也不自由的人，而他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这样。仍然是轻轻一句，没有放上再多的重量。

“现在我仍然可以写歌、可以创作，香港立了很多新的法例，变成了一些红线，我们要很小心，你要变得更聪明，比审查你的人更聪明。”

一个静默的愿望

他们住在高楼
我们淌在洪流
不为日子皱眉头
答应你
只为吻你才低头
手牵手
往历史下流
往历史下流
往历史下流
往历史下流
往历史下流
往历史下流

《下流》

记者手记：脸书专页“AnthonyWong Archive”有著非常多明哥的旧访问、旧剪报，及最新动态等，由一班明哥的歌迷设立，为了“不甘心他被如此打压、抹杀和改写。”事实上，也类同于明哥在不同领域做的“文化行动”、“流行文化的历史保育”。专页也是预备是次明哥专访的重要资源库，包括何桂蓝曾写过的一个与卢凯彤有关的片段，其中卢凯彤跟明哥说的一段话，当令不少香港人共鸣。

端：刘以达的自传《方丈寻根记》讲到，达明一派一唱一弹的二人结构，灵感来源来自Pet Shop Boys，IG见到最近你雀跃地买了他们最新的一张album《Nonetheless》。你们出道的年代都在80年代，Pet Shop Boys的Chris Lowe、Neil Tennant都是50后，大你几岁。四十几年来，两队组合一同变老。当你听他们最新的album，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明：影响达明一派，或者影响我们的人，有很多，Pet Shop Boys是其中一队。在某些形式上大家都是两人，就会参考他们著衫，或者拍照，其实音乐方面，刘以达不是很Pet Shop，他音乐影响来自摇滚音乐或者日本譬如YMO，坂本龙一，甚至是David Bowie。他和我都喜欢David Bowie，而Pet Shop Boys的偶像也是David Bowie。所以一切都是来自David Bowie。

但我可以说，到今天我都很喜欢Pet Shop Boys，他们很有时代的触觉，亦都是很有历史的触觉，反而是他们的触觉影响我，多过是他们的音乐影响我。他们怎样将最摩登、最有时代感的东西玩出来，将思想的潮流和历史的改变放在很摩登的音乐里，那样东西才是最常青。流行音乐可以水过鸭背，但我觉得Pet Shop Boys 厉害的一件事，是将历史很多的哲学或者思想，放在流行音乐里，这件事影响我多一点。他们歌充满了历史感，他们讲社会、讲政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歌more than流行音乐。

他们最新一张album，我觉得没有新鲜的感觉，但是他们将最好的东西再次呈现，例如他们从来没有试过这么“不电子”，因为他们是电子，这次反而用了很多管弦乐，那种编排，其实很旧，他们将很旧的东西拿回来这个时代，就变得新。我很享受，因为他们将一些很vintage的东西，值得留念、复刻的东西，他们复刻了。

他们甚至曾经在社交媒体表态，关于香港2019年发生的事情。甚至早两年出了一张EP，里面有提及到香港，所以不枉我喜欢他们。

端：何桂蓝曾写过一个小片段，卢凯彤经常都听到明哥讲， David Bowie怎样影响自己，怎样神级。但卢凯彤当时心中默然，想：明哥你经常讲谁谁影响你，谁谁是你的偶像，你知不知道，你才是我心中的David Bowie。我想，何桂蓝写的这个小片段，令不少香港人有共鸣，因为你的音乐深刻地影响了香港人、以及香港。

明：我不敢这样讲，我希望，如果我的音乐仍然有存在的价值，给到他们某一种共鸣，某一种启发，或者是某一种安慰，音乐有很多时候扮演的角色都是这样。我的存在，希望可以陪伴到香港，无论你是在香港，还是在外地，我都希望可以提供刚才我讲的价值。

作为一个创作人，我希望尽了我那一点点的责任，其实这个不是责任，没有人需要负这个责任，是我自己喜欢而已，贡献了我一点点的一部分，留下香港某一点的历史，某一点的故事。我希望我的存在可以是这样。

端：明哥你是一个相信音乐、或者相信创作力量的一个人，以往你接触的音乐，包括David Bowie的音乐，怎样令到黄耀明成为今天的黄耀明？

明：应该这样讲，是香港令到我成为今天的我。香港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我来自那个年代的香港 ，没有什么国家观念，因为香港是殖民地。对我来说，我可以很坦白说，这不是一件坏事，我是相信John Lennon说：“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 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magine there is no religion.”

“如果我的音乐仍然有存在的价值，给到他们某一种共鸣，某一种启发，或者是某一种安慰，音乐有很多时候扮演的角色都是这样。我的存在，希望可以陪伴到香港，无论你是在香港，还是在外地，我都希望可以提供刚才我讲的价值。”

我希望没有这些界限，这些boundaries，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的人，因为我来自一个被殖民的地方，而我们不特别爱我们的殖民者，我只爱在我身边的邻舍和朋友。这很奇特，其他地方的人都有严重的国家观念，但香港人没有，至少我来自的那个香港没有。

我没有受过国民教育，所以我觉得我是global citizen，而我来自那个香港，也是一个很cosmopolitan，很国际化的香港。那个国际化的香港养了一个这样的我，我有很多西方的养份，但我又不完全当自己是一个西人，我也不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里，没有告诉你，你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既不是一个英国人，又不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一个哪里的人 ，我只能够identify我生活的那个城市。

对我来说，我望向世界，我的养份是英国音乐，德国、法国电影，我听顾嘉煇，听英国的流行音乐，也听台湾的国语时代曲，香港是一个很混杂的地方，我们比西方人更容易接触到日本文化，小时候会有很多日本歌、日本剧集，这在西方没有。

所以这不是一个笑话，香港人去日本像回乡下，香港人就是这样，香港是一个melted pot，一个熔炉，将爱的东西都掉入去，可能爱某一种英国人留下的司法制度，掉入去；爱某一种日本的流行文化，掉入去；爱一些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掉入去。我觉得这个就是香港。而这个香港养大了我，变成今天的黄耀明。

“我高兴我在这里，就算我不能完全自由地生活，或工作，我都高兴，因为我正经历这一部份的香港。现在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不完全、不自由的人，我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这样。但几好（蛮好的），我有份经历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阿Q。”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我爸爸妈妈可能不是，他们在中国大陆出生，移民过来，下一代在香港出生。现在这一代是97之后，不是在殖民地之下的香港出生，可能他们的身分也不同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很不一样的年代，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我不是恋殖，我不喜欢被人殖民，不过殖民者曾留下某东西有价值，值得学习而已。

我由1986年出第一张唱片，已经开始编写香港的故事，已经写了38年，我觉得还没写完，会继续写下去。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香港故事，从我的音乐里面，从我的演出，看到点点滴滴的香港的故事。

端：你和何韵诗在2012年同一年出柜之后，并肩作战了很长时间。最近见到你们有音乐上的合作，你为她的新歌任监制。这几年，你们是怎样一同走著这条难路？

明：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这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的出发点不同、起步点不同。我是80年代出道，而她在2000年代开始。我们的音乐也不一样。但过去这10年我们走在一起，雨伞运动让我们走得更近，变成这两个人不只是好朋友，更是两个战友。

2012年之后我们两个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不同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同志平权，还是雨伞运动。我们也共同经历过2019年，互相一起尝试理解，究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发生在我们香港的这些事，互相解释给大家听。突然间在这10年，这位小姐成为我最亲密的战友，很有趣，我们一起走著这条路。

过去在音乐上，我们很少有交集，因为我们玩的音乐很不同，当然曾在大家的演出做过嘉宾，点到即止而已。直到今年，之前我从没有帮她监制过。这次真是将大家的心挖出来，你想做一个什么音乐？你想做一个怎样的东西？我又将我懂的东西、好的东西抛出来给她，帮她发展一个新的、不同的音乐领域，所以很开心，我们不单一起参加社会运动，原来还可以一起创作，重新在音乐那里，有多一点在一起的感觉。

端：在这个地方，一个歌手不可以开演唱会，没有主流传媒敢访问，很多工作机会都失去，身处于反常的状态。明哥，你如何感受到作为表演者、歌手，某一部分的失落？

明：你说我是阿Q也好，或者自我安慰也好，刚才我说，留在香港，我经历了香港最重要的四十年，就算这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么奇怪、这么陌生的香港。我都高兴我在这里，就算我不能完全自由地生活，或工作，我都高兴，因为我正经历这一部份的香港。现在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不完全、不自由的人，我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这样。但几好（蛮好的），我有份经历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阿Q。

端：明哥，今年你的生日刚好在台北过？你是一个会许愿的人吗？

明：刚好因为（台湾）有人请我在那一天做演出，其实那一天不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是6月15号。但那个音乐节很有趣，是一个半夜音乐节，由晚上8点做到黎明，至早上6点，我出场的时候，正正是6月16号，刚刚跨过了我的生日，你的生日跟很多人一起过，其实更加开心。

我想，年轻一点的时候会许愿，但现在都一把年纪，大部分我愿望其实都达成了。我不会特别说现在有什么愿望。或者，现在都应该只留在心底里面，有些愿望，或者终有日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