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耀明重磅專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香港公開唱歌

「給散失已久曾並肩的我倆，寄封信，如為斷了線的點一柱香。」——《石沈大海》

【寫在前面】

2023年伊始那日，到2024年的4月5日，黃耀明分別在台北、高雄、曼徹斯特、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墨爾本、悉尼，最後又是台北，舉辦了共計十場演唱會。南北半球，走走唱唱，繞了一大圈之後，明哥又從那個廣闊世界，歸來香港。

這場大巡演叫「黃耀明邊走邊唱演唱會」。「邊走邊唱」來自他1993年的一首單曲。最初，明哥曾把演唱會叫做「一個人在途上」，後來覺得「邊走邊唱」更有一種行動感，好像可以令人拭目以待。

巡唱舞台上的黃耀明，時戴墨鏡或一頂華麗的帽子，T-shirt印著各種如「Imagine」、「My Energy Comes from Freedom」，或小說《發條橙》的文字。台上樂器不多，永遠只有兩個樂手傍著。有時是老拍檔李端嫻，有時是「絕命青年」的Soni，或「人山人海」的蔡德才。一切回到基本。

對上一次在香港舞台公開演出，是2021年12月，伊利沙伯體育館，「達明一派Replay Live 2021」演唱會。其後這些年，明哥一直嘗試申請香港不同的演出場地，但均無結果。2023年1月，他的團隊收到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回覆，說可於那年8月舉辦演唱會。但到了5月25日，又收到會展信件及退回訂金的支票，沒有給予理由之下，取消訂場申請。明哥的戰友何韻詩，也面對同樣問題。

聽眾離黃耀明下一場在香港的公開演出有多遠？無人知曉，遙遙無期。當然，中國內地演出就更不可能，雨傘運動十週年了，2014年黃耀明因參與那場運動已被內地封殺。十年來，中國內地的歌迷要漂流在外，來聽明哥；而自這兩年起，香港觀眾也同樣。

2019年前，何桂藍在演唱會上替中國內地歌迷向黃耀明獻花；2023年，在曼徹斯特，有來自內地的歌迷，代在獄中的何桂藍向明哥獻花。

明哥的舞台，不得不成為一艘大船，漂流、停泊又啟航。但他更喜歡自己是一條橋的意象，連著香港，也通向世界不同角落的歌迷，特別是離散港人。明哥的歌聲因應幻變時代，也因橫越香港變遷中最重要的四十年，折射的情感也更為複合。

他在不同時區的舞台上，也唱了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歌。他在台灣，第一次唱台語歌：《望你早歸》和《港都夜雨》。台灣作曲家楊三郎（1919-1989）寫於1946年的《望你早歸》，原來也是禁歌，1961年被台灣警備總部指為「過於悲哀，有失正常，使阿兵哥懷憂喪志」而被禁。

他在柏林又唱德文歌《Lili Marleen》，世界大戰時期從德國士兵傳遍不同陣營的歌，優美動人，但被納粹因歌曲回瓦解士兵意志而禁止播放。明哥在舞台上唱了它一半的德文版，另一半是黃霑填詞、林子祥主唱的廣東話版《莉莉瑪蓮》。

今次訪問中，他也談到近年新歌《石沉大海》，就彷彿港版的《望你早歸》、《Lili Marleen》，一首「我」與「你」之間的情歌，卻也超越一首情歌——在失聯、失散、及失落的時代，送予香港人以及香港。「給散失已久曾並肩的我倆，寄封信，如為斷了線的點一柱香。」歌曲填詞人黃偉文後來在倫敦場上台，說道《石沉大海》是寫信給真正下落不明的人，他自己希望終有一日收到回信。

「即使漂泊流離、世事多變，也要開心唱、笑著過。」

訪問這日，明哥一身清爽白衫白褲，像招呼完客人，回到家一樣。人山人海office一株靠窗的植物，生長了「心」的模樣，明哥回頭一望，又笑笑。明哥在這個小客廳，做過無數次訪問，窗外中環層疊的風景變幻最多。

「人山人海」office座落的小巷，旁邊就是前殖民地古蹟大館，石梯走下去就是燈紅酒綠的蘇豪區，再走下去就是金融商業中心一帶。如今卻有形在、神不在的既視感。眼前從外面繞過一圈回來的明哥，把一切變與不變的風景，都見證過。

「邊走邊唱演唱會」的海報，畫著塔羅牌裡的「愚者」（the fool）。一張沒有編號、代表「天真、自由、無拘無束」的牌，專程為明哥設計海報的漫畫家黎達達榮這樣講。明哥又希望海報加上小王子的「玫瑰」。「小王子」也是眾人對黃耀明的稱呼，他那不老、善感柔情的特質，大概是他讓我們見著的、不是尋常易見、而更應珍重的物事。

「走邊唱演唱會」的宣傳寫過一句：「即使漂泊流離、世事多變，也要開心唱、笑著過。」明哥提過，自己在演唱會上對著來自不同地方的聽眾，反覆唱到《天國近了》一句：「天國近了，你們應當遊戲。」

他喜歡這種快樂態度、Party精神。在此時此刻，提醒你末世到來，也提醒你要好玩，更要及時行樂，就像他自己小王子式的行走——「活在一個這樣的時代，在一個這麼繃緊、荒謬的時代，其實我們應該尋找一種comic relief。」「邊走邊唱」由此不盡然是歷史傷感的重複，而是加上「輕身上路、繼續唱下去」的深意，這也是他作為歌者的能量與信念。

以下是端傳媒對黃耀明的訪談。

「我只是miss我站在我的家鄉，唱歌給我的同鄉聽。以後沒有一萬人看我都不要緊，我能夠在這個地方公開唱歌，我希望有那一天，我在香港，講香港的故事。」

面向世界 但回不去香港

是我對你不起 是我愛你不起
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
其實我太留戀這禁地
而必須出走都只因為你
如若我再離不開這地
誰讓我將這首歌贈你

《邊走邊唱》

端：明哥你從2023年開始了不同的演唱方式，到世界各地包括台灣、英國、澳洲、德國、荷蘭等地，邊走邊唱。這種小型巡演方式對歌迷而言並不陌生，例如2018年你去過日本新宿Loft LIVE HOUSE；2019年「明曲晚唱」在美加巡演等等。但來到2023年，「邊走邊唱」的演唱形式有一部分應對港人離散時代而生嗎？這種形式對你或歌迷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明：這不過是我的另一個演唱會，這個演唱會在全世界都可以做到，除了香港。故事是這樣的，演唱會不能在香港搞，只能去其他地方。Concert tour叫「黃耀明邊走邊唱」。

《邊走邊唱》寫在1993年，三十幾年前，靈感來自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苦戀》。林夕把靈感變成一首歌，講一個人對國家的愛、忠誠。Concert tour不一定關於這種情感，更多是關於為什麼在這個歷史時刻，一個人可以在其他地方唱歌，但無法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唱歌？

我們的樂隊編制很小，一或者兩個人，加上我只有三人。幸好我的音樂比較注重電子。早在「邊走邊唱」演唱會之前，我們已經做過這種細小形式，例如日本，當時日本不是香港人熱門演出的地方，但這是當年的我的心願，很想到日本演出。

今天我也覺得日本是個選擇，很多香港人都在當地讀書、工作。最近日本所謂五一黃金周，我去看李志的演唱會，他是中國大陸的歌手，情況和我有點相似。原來日本那邊有非常多華人，我不知道他們是來自香港、台灣，還是其他華語地區，當中我想很多來自中國大陸。李志演出第二日，我才知道張惠妹也在那邊開演唱會，結果在黃金周我看了李志，又看了張惠妹。

2014年以前，我的工作很大部分都在內地，過去十年我已經沒有再回內地了，而最近這兩三年，連在香港演出也不行了。正因為這樣，我們開始探索另外的地方。有時焉知非福，當然觀眾量很不同，在柏林和在大陸的觀眾量相差很遠，但這是很好的經驗，以前從來沒想過。我常回頭看，發生這樣的事，反而令我有新的Adventure。

端：這一個怎樣的狀態？對比以往明哥你在香港的演唱會，美學呈現與主題的論述之廣，自成舞台風格。現在一切要從簡，創作部分怎樣轉變？

明：因為那個tour的方式、觀眾的數量，都不容許我們成本增加很多、帶很多東西過去。基本上是一個strip down、還原基本的一個演出。我很享受，就是邊走邊唱，很輕鬆。嗯，應該怎麼說呢？舊時你好像規劃得太多，想太多才做，現在輕裝上路，因為人少一點，我可以隨時調整或者改變，再不需要由頭改變所有的燈光或影像，很靈活。去到那個城市，我可以唱另一set歌。回到音樂最基本，不靠其他東西，就只靠音樂。

未來一些地方如果有多點的投資，我們會做多一點。我在構想「邊走邊唱」之後，下一次可以做多一點規劃，或複雜一點的演出？譬如英國，今次我第一次去演唱，而英國是比較多觀眾的市場，或者下次我們嘗試做多一點。

端：明哥你這幾年都在海外演出，掛住香港的舞台嗎？

明：那是一種很抽象的東西。其實外面也有舞台，當然可能你在香港，觀眾多一點，可以做複雜一點的演出。但比較複雜、或者用很多錢才做到的演出，我不是很miss，因為我已經做過。所以我才說很抽象的，我只是miss我站在我的家鄉，唱歌給我的同鄉聽。

我不是一定要再回到紅館，或者回到伊館，要有一萬人來看我。以後沒有一萬人看我都不要緊，我能夠在這個地方公開唱歌，我希望有那一天，我在香港，講香港的故事。但現在我不能在香港講香港的故事，這是很諷刺的事。

記者手記：明哥提到的小說《苦戀》裡，有一對父女的對話。父親忠誠熱愛著自己的國家，而女兒覺得要離開。女兒問父親：「你苦苦留戀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有沒有愛過你？」已移居台灣的填詞人林夕在後來台北場「邊走邊唱演唱會」上，聽著這首自己填詞的歌，接受傳媒訪問，他特別講到這句歌詞，像應驗更多人的命運般，包括自己的命運：「是我對你不起，是我愛你不起，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

「我常和觀眾說，希望去到不同地方，那裡有老移民或新移民，甚至有的人在那邊出生，有些是外國人，我希望他們重新認識一個我覺得很值得留住的香港。」

老歌的時間循環

闖一番新世界 挺身發奮圖強
要將我根和苗 再種新土壤
就算受挫折也當平常 發揮抉擇力量
再起我新門牆 勝我舊家鄉

《抉擇》

端：大家一聽完你的演唱會，都在Facebook立刻分享你的歌單，歌單很直接變成你的言說。你怎樣鋪排？不同城市有沒有不同的主題？

明：「邊走邊唱」第一場，2023年1月1日由台北開始，之後是高雄。在台北和高雄，我都選了一些台語歌。（選歌）過程很organic，一直生長。還記得，1月1日唱了台語歌，到1月7日演出之前收到消息，顧嘉煇去世。當時我人在高雄，開始把一部分顧嘉煇的歌放在演出裡，當時我想起，顧嘉煇的去世象徵香港很多的東西也會逝去，想起早一兩年，黎小田的去世。

我在不同時間，分別向他們做了tribute，錄了整張向他們致敬的專輯，甚至整個演出都唱他們的歌（註，指2004年致敬專輯《明日之歌》、2011年《明日之歌廳─黃耀明唱顧嘉煇》、2016年《美麗的呼聲聽證會》）。「邊走邊唱」歐洲部分，我索性在演出加一個section ，唱黎小田的歌,另一個section唱顧嘉煇的歌，一頭一尾。

他們都是香港流行音樂、粵語流行音樂裡重要的大師。我常和觀眾說，希望去到不同地方，那裡有老移民或新移民，甚至有的人在那邊出生，有些是外國人，我希望他們重新認識一個我覺得很值得留住的香港。所以我將黎小田和顧嘉煇，放在演出很重要的部分。

去年年底 ，因為我經常去台灣，和喜歡黎小田、顧嘉煇的原因一樣，我開始也喜歡台語老歌，發現作曲家楊三郎。最初我只是選一首歌（《望你早歸》），然後選另一首歌（《港都夜雨》），發現咦？為什麼兩首歌都是他寫？後來我找來他的作品列表，一聽，非常喜歡他寫的旋律。必須講，我選這些歌基於它們的旋律多過內容 。

很有趣，老台語歌產生於所謂悲情一點的時代。無論作曲人、歌者，都有一種辛酸在裡面，很容易投射。很多離散的香港人，因為各種原因不在自己的城市居住，我亦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在自己的城市唱歌。我們都投射某一種感情在這些老台語歌裡，最後我選了這兩首歌錄製推出。

譬如《望你早歸》，是台灣戒嚴時期的禁歌。當時的台灣是不自由的威權社會，很多不能做，不能說，甚至連歌也不能唱 。後來也很多人唱過這首歌，我在齊秦的專輯，見到一段文字講它的背景。日本帝國掀起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戰爭末期，他們徵召一些台灣人充當軍伕，軍伕是幫手，不是真的打仗那班。送那些人去南洋，要他們出生入死。所以有很多台灣人，因為這場大戰而葬身異地。很多去了戰場的人，他們的家人，或者情人，日夜思念他們，希望他們回來。

《望你早歸》正是此大時代的歌。為什麼去到戒嚴年代要禁？戒嚴之下，有很多政治犯被抓了。這首歌，他們容易將那種希望犯人早日回家的感情產生投射，所以那時的政府就不讓他們唱，電台也不準播放。時代一直在變，本來那首歌是寫在二戰時，誰知道50年代、60年代，台灣社會也有很多政治犯。

你問我，為什麼選擇它？我覺得背後那個故事，我想在香港，今天的人，都有某一種共鳴，有一些我們身邊的人，我們愛的人，我們的家人，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在我們身邊。我們都希望可以早日和他們相聚。

我去到每個城市，就選那個城市的歌來唱。在台灣，我選台語歌。但去到歐洲，例如柏林，我選了一首等於是柏林版《望你早歸》，叫《Lili Marleen》，我嘗試在柏林唱德文，我本來不懂德文，但自學唱德文。Lily Marleen的故事好像《望你早歸》，寫在二次大戰，一個歌女希望上了戰場的情郎早日回來見面。

「我唱顧嘉煇的《忘盡心中情》，也是武俠片插曲，好像突然間在這個時代，對上了，很奇怪。對於所發生的事、那些記憶，我們全部都要丟掉，我們要孤身地向前走 ，這件事是很多現在的人的景況。」

那個時代很簡單，他們唱一些很直接、很簡單的情感，類近何日君再來、望你早歸之類。我在柏林唱《Lili Marleen》，就有很多新發現，原來林子祥在80年代，將這首歌改編為廣東話，所以我在柏林，將這首歌用德文和廣東話一起唱。

舊時我只在香港或大陸演出，會少一點這些新發現、這些adventure。以前我們慣性只是唱流行曲，頻密去不同地方巡演。現在反而有多點時間沉澱，究竟你希望帶給每一個城市的人一個什麼訊息，跟他們分享一些什麼故事。

端：去到新北，見到明哥你Encore的歌單，有《楚留香》、《啼笑姻緣》，想像到香港人在台灣聽到這些香港經典金曲，生出因熟悉感而來的亢奮。你以前做過向顧嘉煇或者黎小田致敬的演唱會，但在「邊走邊唱」再度致敬，意味有點不同嗎？

明：很有趣，歌有自己的生命。我唱譬如顧嘉煇、黎小田寫的歌，那些武俠片或電視劇，很多我都沒看過，我投射了另一種感情。譬如《天蠶變》，我不知道武俠片《天蠶變》是什麼劇情，但歌詞講了另一種fearless的心境，我就放在setlist裏面。當然我玩的版本，一點都不武俠片，那個版本似現代音樂、一個鋼琴的piece。

我唱顧嘉煇的《忘盡心中情》，也是武俠片插曲，那些歌好像突然間在這個時代，對上了，很奇怪。對於所發生的事、那些記憶，我們全部都要丟掉，我們要孤身地向前走 ，這件事是很多現在的人的景況。譬如我唱顧嘉煇的《決擇》，不是武俠片，應該80年代初的一個電視劇，講當時的移民，所以我也想唱給在外面的新移民聽。

「闖一番新世界，挺身發奮圖強，再起我生活牆，勝我舊家鄉。」那些歌詞很有趣。寫在70、80年代的歌，過了50年之後，原來可以幫你抒發感情。音樂是很奇妙，所以我在演出裏，一路見那些離開了香港的人，同時我亦因為去不同的地方，嘗試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和音樂。

端：你年輕時主要接觸外國音樂，你怎樣看當時的粵語流行音樂？特別由影視文化生產出來的經典金曲，包括黎小田、顧嘉煇等人的作品？

明：我出道的80年代，張國榮和梅艷芳有一部分歌，都是黎小田寫和監製，所以我和他有overlap。如果沒記錯，達明一派第一個紅館演唱會，黎小田好像有份幫忙找投資者，我跟他多多少少有點淵源。我怎麼看黎小田？我必須說，我不是最喜歡當時他們製作出來那些歌曲。我對當時主流的所謂廣東音樂、Canto Pop——-當時沒有這個字，我覺得不夠有趣，所以我和劉以達才想做出新的品種。

顧嘉煇其實在我出道時，已開始沒那麼活躍。70年代、80年代初他最活躍，而我們出道在80年代後期。直至1997年，你開始要回望香港的歷史，當時我們為香港藝術節做一個舞台演出，叫「人山人海」（注：這也是人山人海公司成立的源起，明哥說，演出後，覺得這班人很適合一起工作，就說，不如開公司囉！1999年6月16日，也是明哥生日當日，他們成立「人山人海公司」）。

其實藝術節想叫我們做一個黃耀明演唱會，我們想，在這一刻的香港，只做一個黃耀明的演唱會，夠不夠？不如我們做一個講香港歷史的演唱會？結果我們演出這麼多年來的香港流行音樂，變成了「黃耀明演唱會」裡沒有唱黃耀明的歌。我們唱了很多顧嘉煇、梅艷芳的歌，將幾十年香港流行音樂的歷史，唱出來。唯一唱了一首黃耀明的歌，就叫《人山人海》。

正是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回看香港的流行音樂歷史，覺得顧嘉煇的歌很有趣，萌生了我以後要做顧嘉煇的專輯。2004年我開始做顧嘉煇的致敬專輯，做完我開始想，下一個要做黎小田。直到2016年，我才做了「美麗的呼聲演唱會」，致敬黎小田，因為2016年亞視結束，黎小田大部分的歌都是亞視電視和麗的電視的劇集主題曲。歷史是這樣一直走下來。

1986年，我和劉以達做音樂時，顧嘉煇或者黎小田我們都不理，覺得這是舊時代的東西，我們要做新時代的東西。當你活到、工作到不同年代，或者在歷史不同轉折點時，你回頭看，才發現這些人很重要，他們值得我們好好記住和保留。

你問他們代表怎樣的香港流行音樂歷史、怎樣的香港聲音？我和他們一樣，我們既中又西，或者不中不西。一個不中不西的香港才孕育了顧嘉煇、孕育了黎小田，孕育達明一派，我覺得這樣很好。

記者手記：80年代中出道，明哥及達明一派走前衛與另類路線，甚至離經叛道。訪問時，明哥說一出道時，懶理所謂主流樂壇的粵語流行音樂。若干年後他再說反而懂得欣賞，希望用音樂做香港流行文化歷史的存檔。這最早發生在上文提到的1997年「黃耀明人山人海演唱會」，張學友、梅豔芳、鄧麗君、汪明荃、關菊英、鄭少秋等人的歌都被他唱出，當中不少是顧嘉煇、黃霑的作品，如《輪流轉》、《倚天屠龍記》、《狂潮》等。明哥當年接受傳媒訪問，講到：「我唱回別人的時代流行曲，正是說着香港的歷史，我們的生活，是大眾的文化。」如今他在台灣重唱楊三郎的台語老歌等等，也是一樣。

「我們既中又西，或者不中不西。一個不中不西的香港才孕育了顧嘉煇、孕育了黎小田，孕育達明一派，我覺得這樣很好。」

末世離散

當掛牽如石沉大海的信仰
要堅信
還未說再見的終可以補上

《石沉大海》

端：你自己的歌呢？很多人都覺得你的音樂作品也有這種特性，永遠不過時，永遠都可以對應到當下時代、人的心境。這次演唱會，你的歌為離散港人帶來什麼訊息？

明：唱了快40年歌，我自己的歌也已經是老歌了，所以找回自己的舊歌出來唱，譬如《邊走邊唱》。這首歌超過30年，我覺得驚訝，30年前寫的歌，為什麼這麼生動地講到這一刻我們的狀態呢？

除了其他人或我自己的老歌外，也希望帶來新作品給觀眾。在倫敦，我第一次在台上唱今年推出的《石沉大海》。新歌針對了很多香港人現時的境況而寫，我去到每個城市，都會碰到一些原來認識的人，啊？原來你都移居了這裡？原來你來了這裡？

有些是他們自己決定離開香港；有些是不情願，不想離開，但一定要離開。所以心中有很多感觸，為什麼我們的家園、故鄉變成這樣？我希望他們建立新的家園，有新的朋友，希望他們好好地生活，建立一個新的社群。希望偶爾我們還會見面，如果他們懷念家鄉，我們會去見他們，帶來一些家鄉的消息、家鄉的歌。

端：你和移居了的朋友在異鄉見面，彼此有沒有一些難忘的對話？

明：有些不能說（笑）。當然，大家永遠都有一個說不完、討論不完的話題，就是為什麼他要離開？為什麼我又要留下？這是一個永遠都講不清的問題。每次見面都會再說一次，仍然說不清楚。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理由、他的權利，選擇過他們想過的生活，去他們想去的城市。

「有些是他們自己決定離開；有些是不情願，但一定要離開。所以很多感觸，為什麼我們的家園、故鄉變成這樣？我希望他們建立新的家園，有新的朋友，好好生活，建立新的社群。希望偶爾我們還會見面，如果他們懷念家鄉，我們會去見他們，帶來一些家鄉的消息、家鄉的歌。」

端：《今天應該很高興》及《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兩首歌，分別屬於1989、2020年兩個離散時代，對於香港一再出現的移民潮，你的音樂作品也橫跨這些時代，你自覺怎樣歷經這種時間線？

明：《今天應該很高興》應該是1988年，六四事件發生前的半年，1988年的聖誕節推出。那個歌講1984年中英草簽、塵埃落定之後香港的移民潮。當然1989年之後，又有另一個移民潮。其實幾好笑，無論我或達明一派的歌，基本上都是不斷講末世，譬如我們有首歌叫《末世情》，《世紀末顏色》，基本上我們描繪很多末世的情況。

1989年之後，即1990年初，我們創作了一張唱片，達明一派最後一張唱片《神經》，裡面都有直接講移民的歌，叫《你情我願》。很有趣，那個歌沒有主打。那是一首情歌，直接講我想和你結婚，如果你給我一本護照的話。

情歌裡，感覺很溫馨，說我願意，即是Yes, I do。「願意跟你朝夕／願意跟你經歷／兩心齊和愛歌。」因為我希望得到另一個國籍，結婚之後，我們一起和唱一個新的國歌，最後響起英國國歌。因為在1989年之後，英國推出一個叫居英權計劃（British Nationality (Hong Kong) Act 1990），很多朋友申請居英權，移民英國。那首《你情我願》用另一個方法講移民，幾好笑，總之我希望和你一起，但最重要你給我護照，我們一起去唱新的愛歌，就是一首新的國歌。所以香港經歷了很多個「這樣」的時代。

回望接近四十年，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活在這四十年，是香港最重要、風起雲湧的四十年，而我一直在做音樂，用音樂去記錄香港的歷史。縱使現在這一刻，我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公開演唱，但這四十年，我在香港，和香港人一起經歷很多的歷史轉變，給了我很多的創作泉源。

端：2024年推出的《石沉大海》，也是一首離散的歌，對比你的前作《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今天應該很高興》，狀態更纏綿孤寂，也應對當前晦暗不明的景況，你覺得情感上有分別嗎？這首歌是在英國倫敦舞台上，首次演出？

明：是，當時黃偉文剛剛寫好詞，他也身在英國。我記得在英國第一次演出的時候，很emotional，因為那裡是這麼多的站當中，最多香港人。其實很多地方我都很emotional，譬如第一場在台北，經過疫情，台北封關很久，很多人艱難地特別來台北看我。接著去到英國，收到一首新歌，寫歌給我的那個人，正好坐在下面，而這首歌是關於大家的歌，所以也一樣很emotional。

「為什麼他要離開？為什麼我又要留下？這是一個永遠都講不清的問題。每次見面都會再說一次，仍然說不清楚。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理由、他的權利，選擇過他們想過的生活，去他們想去的城市。」

兩首歌我也有多感觸，《今天世上所有地方》是達明一派的舊歌，《今天應該很高興》的續篇，旋律和音樂當然很不同。但《石沉大海》比較personal，好像暗暗地其實是一首情歌，像是《望你早歸》、《何日君再來》。這些歌可以寫一千首——我們曾經愛過，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一起、不再見到大家，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再見。你也可以講它more than一首情歌。《今次世上所有地方》比較是跳出來，客觀講一個很多人的reality，多於是我和你之間。

記者手記：達明一派在80年代中出道，前後正值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後來歷經八九六四、香港九七回歸等香港歷史轉捩點，「移民」、「家國」、「身份認同」等成為達明音樂中反覆出現的題材。明哥說，達明一派的音樂一向充滿了末世情懷，概也源自那種「大限將至」的歷史氛圍。「邊走邊唱」演唱會上，《今天應該很高興》及其續集《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兩首歌接連著唱，都是潘源良所寫，分別寫於1984、2020兩次移民潮之後。明哥提及的達明《你情我願》，則寫於1989年後英國推出「居英權計劃」之時。

周耀輝在2024年《台灣香港的文化跨域交流：回望與前行》的演講中，引用達明一派的作品，強調有時政治不是一般認為的集體化，公眾化，反而是個人，私密，甚至是模糊的。這也是達明一派扣連政治的音樂作品特色，不少是藉由情歌、我與你之間的關係，側寫政治隱喻、性別或社會議題。2024年《石沉大海》，離散、期待重逢的纏綿情感，始於戀人之間，也更為私密及普世。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活在這四十年，是香港最重要、風起雲湧的四十年，而我一直在做音樂，用音樂去記錄香港的歷史。縱使現在這一刻，我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公開演唱，但這四十年，我在香港，和香港人一起經歷很多的歷史轉變，給了我很多的創作泉源。」

必須要留下來的香港

認真的嬉戲 快樂到死
從今天開始相信天國近了
是再會無期 仍滿心歡喜
遊遍快樂場地 從此插翼難飛
從今天開始一切都變遊戲

《天國近了》

端：這幾年社會大變，對人山人海這團體有沒有影響？聽說，人山人海成員李端嫻已移居台灣？

明：沒什麼影響。人山人海不是有很多人，名字就很厲害，人山人海（笑）。其實李端嫻很早就離開了人山人海，但她是人山人海創始人之一，所以我們感情很好，這次tour 她回來幫我手。至於其他人，據我所知都沒有移民。譬如蔡德才，陳浩峰，何秀萍等等，他們都仍在香港。于逸堯是加拿大人，但他生活在香港。梁基爵就很活躍，現在做很多藝術的installation，接下來鄭秀文演唱會，他做樂隊的band leader。很多我的夥伴還在香港，所以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我會還留在香港？你看我很多夥伴都還在，我不捨得他們。

有趣的是，幫我寫歌詞的人，基本上全部都不在這裡（包括移居台灣的林夕、潘源良；移居英國的黃偉文）。除了一位詞人，剛剛掉轉，就是周耀輝，因為他很早就移民荷蘭，現在在浸會大學教書，反而生活在香港。周耀輝住過荷蘭，住過英國，又住過東南亞某些地方，他以前大部分歌詞都不是在香港寫的。我經常問他，這首歌你在哪個國家寫的？

他們寫詞，哪裡都寫到。周耀輝給我的很多歌詞，都在歐洲寫的。世界很不同，那個運作方式，令他們去到哪裡都可以創作。例如《今日世上所有地方》，潘源良也是疫症時滯留加拿大寫的。

端：明哥你自己呢？自覺這幾年，有沒有一種情緒或者狀態比較強烈？

明：這幾年，反而見多了朋友，這一刻我其實淡定一點。我想，國安法推出時，身邊很多朋友都走了，那時我有一點點沉重。有些朋友離開後才告訴你，我走了。靜靜地走。我覺得那個時代很荒謬，連我們想講一聲再見，也不敢說，所以每一次聽到，或者唱《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其中一個歌詞，我都很感觸。

「你說你擁有是無限量荒涼，照片都不想讓我看一看。」他們離開的時候，甚至不想告訴你。明明我們那麼喜歡用Instagram，那麼喜歡自拍，但他們甚至照片都不想讓你看一看，就是想告訴你，我不想讓你知道我現在在哪裡，不想讓你知道我的境況。我一唱那句歌詞，覺得崩潰，因為有很多朋友真的說：「你不要問，我日後再告訴你。」或者「到埗我才告訴你。」當我收到這句歌詞，每次唱這一句，我都很不開心，當然我唱了那麼多次，現在心態調整了。

過了三、四年，有些朋友在異地安定下來，也有些朋友陸續離開。我已經接受了我的朋友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當然我很幸運，經常見面的朋友，很多仍留在香港。朋友是我最大的資產，沒有錢，沒有房子都不要緊，朋友是最重要。

你問我，這幾年最大的感觸，是看到香港越來越陌生，我愛的香港有些東西不見了。就算每天你叫香港人要說好香港的故事，我想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怎樣講這個故事，不知道怎樣可以講好一點這個故事。我也想講好這個「香港故事」。

「有些朋友離開後才告訴你，我走了。靜靜地走。我覺得那個時代很荒謬，連我們想講一聲再見，也不敢說，所以每一次聽到，或者唱《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其中一個歌詞，我都很感觸。」

端：你和那些移民了的人，經常都討論：你為何走，你又為何留下？這問題我想你一定答過很多次。但也想再問，你留下的原因？

明：很簡單，我留下，是因為我還留戀這個城市某些的事，某些的物及某些的地方，然後最重要是那些人。這裡有那些我愛的人，他們很多都仍在香港，所以為了這些人，我會繼續在這裡。當然這不是一個promise，我也不需要向別人promise。可能有一天，我都會完全對這個地方沒有愛？那一天可能我會離開？但是這一刻，我對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有我的愛。

我是一個創作人，如果我能夠繼續經歷著這裡的生活、這裡的歷史，我盡量留在這裡，因為我希望繼續用我的創作，記錄這個城市。

端：明哥你剛剛講到，你的音樂和香港歷史緊緊扣連。我們透過你的音樂作品了解香港的大時代。而以往你和達明一派，以反叛、顛覆介入這些歷史敘述。這個禁言、大變的時代，你會怎樣重新思考這兩者的關係？這是一個再難顛覆、反叛的時代？

明：不一定，我會向那些我很尊敬、一些在中國大陸的創作人、歌手，向他們借鏡，他們怎樣在隙縫裏面創作，找到空間演出。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繼續在香港演出，現在暫時不可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現在我仍然可以寫歌、可以創作，香港立了很多新的法例，變成了一些紅線，我們要很小心，你要變得更聰明，比審查你的人更聰明。

早幾天看到一個我很喜歡的大陸電影導演婁燁，他拍過非常多電影，如《頤和園》等，最近有一套戲，叫《一套未完成的電影》，在康城首演，據說疫情時候在上海封城時拍的。而他上一套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很厲害，一開場就講廣州城中村的拆遷。這些藝術創作者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之下，沒有停止創作，給了我很多啟發。我這一刻還在香港生活，我不會停止創作。

「我留下，是因為我還留戀這個城市某些的事，某些的物及某些的地方，然後最重要是那些人。這裡有那些我愛的人，他們很多都仍在香港，所以為了這些人，我會繼續在這裡。」

端：你自覺以什麼態度面對眼下這個末世？

明：你不可以只是很肉緊，被時代逼得緊，然後變成瘋狂。我覺得你可以將那種瘋狂，或者憤怒，變成音樂。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種comic relief，活在一個這樣繃緊、荒謬的時代，其實我們應該尋找一種comic relief，人才可以生存下去。幽默感很重要，幽默感給你活下去的力量。

也不是個個認為我帶出積極、鼓勵的一面。有些人覺得你很悲觀，你的歌很消極。我覺得有兩面，我自己也經常呈現那個黑暗、或者憤怒，在音樂裡。其實你藏起來，或者遮住它，才有問題，才叫消極。當你呈現出來，其實是將問題挖出來、講出來，這是一個積極的行動。兩面我都會做。

記者手記：2021年，廉政公署起訴黃耀明涉嫌違反選舉舞弊條例，其後撤控。2021年8月5日他步出法庭後，唱出《問我》：「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全心去承受結果。面對世界一切，哪怕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這首由黃霑填詞、1976年面世的作品，根據學者吳俊雄的說法是香港粵語流行歌首次提出「我係我」，並把本土香港人對自己負責一事提出。

明哥總是在各種訪問、音樂演出，為香港人加油、打氣，他的道德、勇氣和風骨，給予眾人力量。甚少見到明哥「放負」，他一直靜默消化著自己的困難與憂慮，然後才告訴大家，他已經度過那些情緒的難關。他沒有認為自己是只背負著公眾形象的黃耀明，只是談起沉重的事，也是輕描淡寫，那些他已經默默地消化了。特別他說到這一句，留在香港，他是一個不完全、也不自由的人，而他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這樣。仍然是輕輕一句，沒有放上再多的重量。

「現在我仍然可以寫歌、可以創作，香港立了很多新的法例，變成了一些紅線，我們要很小心，你要變得更聰明，比審查你的人更聰明。」

一個靜默的願望

他們住在高樓
我們淌在洪流
不為日子皺眉頭
答應你
只為吻你才低頭
手牽手
往歷史下流
往歷史下流
往歷史下流
往歷史下流
往歷史下流
往歷史下流

《下流》

記者手記：臉書專頁「AnthonyWong Archive」有著非常多明哥的舊訪問、舊剪報，及最新動態等，由一班明哥的歌迷設立，為了「不甘心他被如此打壓、抹殺和改寫。」事實上，也類同於明哥在不同領域做的「文化行動」、「流行文化的歷史保育」。專頁也是預備是次明哥專訪的重要資源庫，包括何桂藍曾寫過的一個與盧凱彤有關的片段，其中盧凱彤跟明哥說的一段話，當令不少香港人共鳴。

端：劉以達的自傳《方丈尋根記》講到，達明一派一唱一彈的二人結構，靈感來源來自Pet Shop Boys，IG見到最近你雀躍地買了他們最新的一張album《Nonetheless》。你們出道的年代都在80年代，Pet Shop Boys的Chris Lowe、Neil Tennant都是50後，大你幾歲。四十幾年來，兩隊組合一同變老。當你聽他們最新的album，最大的感覺是什麼？

明：影響達明一派，或者影響我們的人，有很多，Pet Shop Boys是其中一隊。在某些形式上大家都是兩人，就會參考他們著衫，或者拍照，其實音樂方面，劉以達不是很Pet Shop，他音樂影響來自搖滾音樂或者日本譬如YMO，坂本龍一，甚至是David Bowie。他和我都喜歡David Bowie，而Pet Shop Boys的偶像也是David Bowie。所以一切都是來自David Bowie。

但我可以說，到今天我都很喜歡Pet Shop Boys，他們很有時代的觸覺，亦都是很有歷史的觸覺，反而是他們的觸覺影響我，多過是他們的音樂影響我。他們怎樣將最摩登、最有時代感的東西玩出來，將思想的潮流和歷史的改變放在很摩登的音樂裡，那樣東西才是最常青。流行音樂可以水過鴨背，但我覺得Pet Shop Boys 厲害的一件事，是將歷史很多的哲學或者思想，放在流行音樂裡，這件事影響我多一點。他們歌充滿了歷史感，他們講社會、講政治，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歌more than流行音樂。

他們最新一張album，我覺得沒有新鮮的感覺，但是他們將最好的東西再次呈現，例如他們從來沒有試過這麼「不電子」，因為他們是電子，這次反而用了很多管弦樂，那種編排，其實很舊，他們將很舊的東西拿回來這個時代，就變得新。我很享受，因為他們將一些很vintage的東西，值得留念、復刻的東西，他們復刻了。

他們甚至曾經在社交媒體表態，關於香港2019年發生的事情。甚至早兩年出了一張EP，裡面有提及到香港，所以不枉我喜歡他們。

端：何桂藍曾寫過一個小片段，盧凱彤經常都聽到明哥講， David Bowie怎樣影響自己，怎樣神級。但盧凱彤當時心中默然，想：明哥你經常講誰誰影響你，誰誰是你的偶像，你知不知道，你才是我心中的David Bowie。我想，何桂藍寫的這個小片段，令不少香港人有共鳴，因為你的音樂深刻地影響了香港人、以及香港。

明：我不敢這樣講，我希望，如果我的音樂仍然有存在的價值，給到他們某一種共鳴，某一種啟發，或者是某一種安慰，音樂有很多時候扮演的角色都是這樣。我的存在，希望可以陪伴到香港，無論你是在香港，還是在外地，我都希望可以提供剛才我講的價值。

作為一個創作人，我希望盡了我那一點點的責任，其實這個不是責任，沒有人需要負這個責任，是我自己喜歡而已，貢獻了我一點點的一部分，留下香港某一點的歷史，某一點的故事。我希望我的存在可以是這樣。

端：明哥你是一個相信音樂、或者相信創作力量的一個人，以往你接觸的音樂，包括David Bowie的音樂，怎樣令到黃耀明成為今天的黃耀明？

明：應該這樣講，是香港令到我成為今天的我。香港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來自那個年代的香港 ，沒有什麼國家觀念，因為香港是殖民地。對我來說，我可以很坦白說，這不是一件壞事，我是相信John Lennon說：「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 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magine there is no religion.」

「如果我的音樂仍然有存在的價值，給到他們某一種共鳴，某一種啟發，或者是某一種安慰，音樂有很多時候扮演的角色都是這樣。我的存在，希望可以陪伴到香港，無論你是在香港，還是在外地，我都希望可以提供剛才我講的價值。」

我希望沒有這些界限，這些boundaries，所以我是一個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因為我來自一個被殖民的地方，而我們不特別愛我們的殖民者，我只愛在我身邊的鄰舍和朋友。這很奇特，其他地方的人都有嚴重的國家觀念，但香港人沒有，至少我來自的那個香港沒有。

我沒有受過國民教育，所以我覺得我是global citizen，而我來自那個香港，也是一個很cosmopolitan，很國際化的香港。那個國際化的香港養了一個這樣的我，我有很多西方的養份，但我又不完全當自己是一個西人，我也不當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我們從小的教育裡，沒有告訴你，你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我既不是一個英國人，又不是一個中國人。不是一個哪裏的人 ，我只能夠identify我生活的那個城市。

對我來說，我望向世界，我的養份是英國音樂，德國、法國電影，我聽顧嘉煇，聽英國的流行音樂，也聽台灣的國語時代曲，香港是一個很混雜的地方，我們比西方人更容易接觸到日本文化，小時候會有很多日本歌、日本劇集，這在西方沒有。

所以這不是一個笑話，香港人去日本像回鄉下，香港人就是這樣，香港是一個melted pot，一個熔爐，將愛的東西都掉入去，可能愛某一種英國人留下的司法制度，掉入去；愛某一種日本的流行文化，掉入去；愛一些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掉入去。我覺得這個就是香港。而這個香港養大了我，變成今天的黃耀明。

「我高興我在這裡，就算我不能完全自由地生活，或工作，我都高興，因為我正經歷這一部份的香港。現在是不完整的，作為一個不完全、不自由的人，我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這樣。但幾好（蠻好的），我有份經歷這件事，你可以說我是阿Q。」

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很多都是這樣。我爸爸媽媽可能不是，他們在中國大陸出生，移民過來，下一代在香港出生。現在這一代是97之後，不是在殖民地之下的香港出生，可能他們的身分也不同了。我們那個年代是很不一樣的年代，但是我必須說一句，我不是戀殖，我不喜歡被人殖民，不過殖民者曾留下某東西有價值，值得學習而已。

我由1986年出第一張唱片，已經開始編寫香港的故事，已經寫了38年，我覺得還沒寫完，會繼續寫下去。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香港故事，從我的音樂裏面，從我的演出，看到點點滴滴的香港的故事。

端：你和何韻詩在2012年同一年出櫃之後，並肩作戰了很長時間。最近見到你們有音樂上的合作，你為她的新歌任監製。這幾年，你們是怎樣一同走著這條難路？

明：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這從來沒有想過的。我們的出發點不同、起步點不同。我是80年代出道，而她在2000年代開始。我們的音樂也不一樣。但過去這10年我們走在一起，雨傘運動讓我們走得更近，變成這兩個人不只是好朋友，更是兩個戰友。

2012年之後我們兩個一起經歷了很多事，不同的社會運動，無論是同志平權，還是雨傘運動。我們也共同經歷過2019年，互相一起嘗試理解，究竟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發生在我們香港的這些事，互相解釋給大家聽。突然間在這10年，這位小姐成為我最親密的戰友，很有趣，我們一起走著這條路。

過去在音樂上，我們很少有交集，因為我們玩的音樂很不同，當然曾在大家的演出做過嘉賓，點到即止而已。直到今年，之前我從沒有幫她監製過。這次真是將大家的心挖出來，你想做一個什麼音樂？你想做一個怎樣的東西？我又將我懂的東西、好的東西拋出來給她，幫她發展一個新的、不同的音樂領域，所以很開心，我們不單一起參加社會運動，原來還可以一起創作，重新在音樂那裡，有多一點在一起的感覺。

端：在這個地方，一個歌手不可以開演唱會，沒有主流傳媒敢訪問，很多工作機會都失去，身處於反常的狀態。明哥，你如何感受到作為表演者、歌手，某一部分的失落？

明：你說我是阿Q也好，或者自我安慰也好，剛才我說，留在香港，我經歷了香港最重要的四十年，就算這一刻，對我來說是一個這麼奇怪、這麼陌生的香港。我都高興我在這裡，就算我不能完全自由地生活，或工作，我都高興，因為我正經歷這一部份的香港。現在是不完整的，作為一個不完全、不自由的人，我理想中的香港人不是這樣。但幾好（蠻好的），我有份經歷這件事，你可以說我是阿Q。

端：明哥，今年你的生日剛好在台北過？你是一個會許願的人嗎？

明：剛好因為（台灣）有人請我在那一天做演出，其實那一天不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是6月15號。但那個音樂節很有趣，是一個半夜音樂節，由晚上8點做到黎明，至早上6點，我出場的時候，正正是6月16號，剛剛跨過了我的生日，你的生日跟很多人一起過，其實更加開心。

我想，年輕一點的時候會許願，但現在都一把年紀，大部分我願望其實都達成了。我不會特別說現在有什麼願望。或者，現在都應該只留在心底裏面，有些願望，或者終有日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