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何时去考公务员？”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A，上一次，我写了父亲的故事，一个失落的油鸡佬。

为了蹭早餐，早上九点起床，是我回澳门以后的生理时钟。在那之前的两小时，父亲刚从屠房回家，洗掉一身猪腥与汗味，睡个回笼觉；十一点再出门打另一份工，当油鸡佬。所以差不多九点他就会醒来，叫上我和母亲到楼下茶餐厅吃早餐。

作为家里唯一在外地工作的人，每次回去，我都很珍惜这段时光。因为家里日常大小事、两老有没有吵架、有没有生病，我都完全错过。像有一次，父亲把腰给弄伤，但他一直没讲，是在吃早餐时，他才说起要去珠海看跌打。又有一次，他顶着一个寸头回家，我问他为什么剪那么短。他说之前去发廊洗头，发型师问他剪不剪，他回了一句：“你话事。”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天下间没有免费早餐，那总是有代价。在那一小时内，我必须要面对父母连珠炮一样的劝教。“你不小了，打算当记者当到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的未来？”母亲双手交叉放到桌上，语重心长。这时在搅拌奶茶的父亲会接着说，“做记者是没前途的，看看公务员什么时候开考，去试试看吧。”

二人唠叨长气，听多了会麻木，但我一贯尽力配合：比如感慨地点头，或一脸正经地胡说八道：“做完今年就辞职了”、“下次开考就报了！”母亲了解我，看得出我在敷衍，“你前一年已经这么说了，一年又一年。”

在卡位里，我一般坐母亲旁边、父亲对面，其实这是这些年来我物理和心离他们最近的时候。但我知道必须跟父母保持距离，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一年多前，我回家住了半年，每当姐姐妹妹上班上学后，我就会跟母亲争吵不断，我们无法沟通：她认为我工作频扑，挣不到钱，我觉得她不理解我，总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知道再吵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定回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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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想考公务员？“人工高福利好”是父母给出的答案。但因为没兴趣，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它。所以我决定认真一下。

在Google 搜索“澳门公务员”，弹出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澳门行政公职局的“公职开考”网站。第二个结果是一个公开的笔记，名字简洁：“点考澳门公务员”。笔记分了好几个小标，从流程、考试题目、准备、如何上诉到Q&A都有，每个人都可以进来修改增补。

我滑到薪酬福利简介，看得瞠目结舌。澳门公务员一般可以以薪俸点来分，分三种：260、350、430；1点，代表94元。以领取260点的公务员为例，每个月房屋津贴有40点，月薪至少有28200澳门元——还没算上公务员一年发14个月工资（香港也没有）、加班算双倍、看医生不用钱、结婚生子有津贴。万一考上430点的职位，年薪至少60万。

算着算着，倍增的数字真让人心动。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坚持不是异类，我找上朋友阿玉，她是我身边极少数不考公务员的澳门朋友，上一年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毕业，现在在一家机构当舆情分析，人工不高，但总算养得到自己。

因为不想加入建制，所以不考，“就是这么简单。”阿玉是个自信的人，个子小小但走路带风，典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她快人快语地解释，公职在澳门从来只是个避风港。2002年赌权开放收入井喷，不少公务员跳槽到博企当公关或高层。只是到2016年，内地整肃赌业、周边竞争加剧，赌业前途黯淡，人们才迫切找一个稳固靠山。

2017年，澳门举行首次公职统考，平均93人争一个位子；同年，大陆国考竞争是49.5人争一个位。

“当外面环境不好就进来躲，当外面环境好就走。”阿玉说这是必然的事实，因为稳定，就是这个城市的核心。澳门见证过邻埠社运，经历过三年疫情，特首贺一诚说澳门不可以乱，“一个地方越来越保守的时候，人们回归的选择就只会越来越稳妥。”

早阵子一次考试放榜，阿玉跟好朋友吃饭，朋友大聊特聊考试有多难、应试时间多短，但阿玉搭不上嘴，朋友就问她，“你没有去考吗? ”阿玉吓一跳，“你觉得我是会去考的人吗?”朋友无意地回：“ 我以为你是报名了不讲而已。”

澳门是个熟人社会，意思就是你要跟队、跟主流，阿玉觉得 ，澳门很多创意或者跟别人的不一样的东西，都不被鼓励。像考公务员一样，每个人都考不代表他们都想考，“我觉得是有一点软性对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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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挤破头考公务员，可以说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同现象。比如韩国，它的社会结构似乎跟澳门有点重合——财阀集团几乎垄断当地所有行业，占全国GDP八成；金融风暴后，青年也一窝蜂去考公务员，甚至称之为“神的职业”。

但我不理解。如果说澳门地方小市场饱和，那韩国是个国家，面积比澳门大八百多倍，产业、机会和选择不是应该更多？我带着这个疑问，在去年11月韩国冰天雪地时，落脚首尔鹭梁津。

鹭梁津位在汉江以南，既是首尔最大海鲜批发市场，也是很有名的考试村。鹭梁津的大厦一般都不高，顶多十来二十层，但天台满是亮着光的补习天王广告灯箱。第一次看见时，我拿出手机一句句翻译，“一口气就过去了！”“我会保证你通过！”我记起高中毕业考时，老师好像说过一番话。

中介给我找了个在斜坡顶的单位，月租60万韩圜，折合大约3500港币。入住前，中介很落力推销着说，这里用密码锁、有地暖洗衣机，还有独立洗手间。她还保证，这里是最顶级的考试院，“肯定不会有床虱”。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高级”的缘故，住那么久，我只在里面碰过三个人。

人都集中在山脚。每次回家，我会经过一个拐角，那里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自助咖啡厅，灯火通明。好几次经过都快十二点，店里还是几乎全场满坐：有人在厚重的应试书上低头猛做，有人甚至把鞋子脱掉，盘腿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机看电脑iPad覆习。

我想找个本地人问问看。但是韩国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很难敞开心扉，更何况我们语言不通。后来，我参加了广东话聚会——一群韩国人因为太热爱香港电影，周末约出来交流广东话。他们对我这个香港人很好奇，问我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我就直接问，韩国青年是不是都很想当公务员？在座的人脸上突然都好像有种尴尬，后来我才知道，韩国人不喜欢这么直接。

但过了几天，一个聚会上认识男生约我出来喝咖啡。他打算今年到香港工作假期，想了解更多香港情况，我很欢迎。他粤语才刚开始学，于是我们一边用英文跟翻译聊天。他谈起，自己整个家族都在体制里工作，因为家人压力，他也不断投考消防员，只是一直都考不上。之前聚会中没有说出来，是因为觉得很丢人。

韩国最近很流行MBTI，但我忘了问他是什么，不然可以知道更多。当一个人遇到瓶颈，解决方式大概也只有三种，第一是继续做下去，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第二是丧失意志，躺平一下，第三就是冲破它。这位男生下一年就满30岁，他说自己不考公了，想到香港看看。他问我，会不会很冲动？我心里替他盘算着：香港租金太贵，人工好低，节奏超快……但是理想无价，于是睁大眼睛地摇头，“不会”。

回家以后，他给我发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其中一句是：“我是一根杂草，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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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端办了一场端小聚，谈到公务员话题时，一名读者在对话框里留言，觉得考公是一种懦弱，“就业市场没有差到这个地步，只是无法独立做选择”。在文首提到的“考公务员笔记”里，有个小标列出什么人不适合打政府工，其中两项是：想在工作找成就感的人、不想变蠢的人。

这也许是我坚持不考的某些原因。以前，凡是知道朋友在考公务员，我都会问他们理由，但那总说服不了我。直到一个朋友让我意识到，自己对考公想法太过片面——想要考公的人，可以说是为了钱，但背后却有着人生百态。

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这个朋友好一段时间经常肚痛、肚泻带血，后来发现患上克隆氏症。那是慢性肠道炎的一种，肠道会发炎、溃疡，没有原因也无法根治——这病在香港，发病率是十万人之一。每个月，他都要靠打针或吃药控制，一枝针一万元。他家境不算好，母亲当洗碗工，他好想进政府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免费医疗。

我把故事告诉阿壮。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现在当中学老师，但同时也不断投考公务员。不过在中学时，阿壮已经是一个对自己未来很有想法、有规划的人，所以她考公我并不意外。只是在我讲完故事后，她才说起自己妈妈在十年前做赌场，挨夜轮班，因为不断吸二手烟，得了肺癌。不过现在十多年了，妈妈身体还不错，“凡是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如果自己做政府工，保障至少还可以延伸到家人，”阿壮说。

认识她这么久，头一回听到这件事，感到有点愧疚，于是连忙补充，当老师也很不错啊，至少更有意义一点。但她淡淡说：“我现在教书的心态已经很不同了。”她被现实磨灭掉理想。入职前，阿壮觉得自己很有抱负，可以教一辈子书，会想教学上怎能做好一点，让课程更流畅；但入职后，学校给的压力太大，你必须跟有限的时间竞跑，写好教学进度、大纲文件、备课纪录等一堆应付学校的文件，还有空的话，才来春风化雨、检讨教书方式。

“我会觉得，我这么为学生著想你（学校）也看不到，但是我只要做你（政府）要求的事，不只高薪OT还有钱。”说话时阿壮很清醒，看得出绝对不是意气用事。去年九月，是她教书的第五年，但在入职的第一个星期，她已经把辞职信打好，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被学校困著我一辈子。”

给她提醒的，还有自己的哥哥。阿壮说，哥哥年轻时在广告公司上班，也超不看起公务员，觉得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在疫情前两个月，他还很帅气地祼辞，但没想到发生疫情，完全找不到工作，积蓄就像水一样流走，“他很要面子的，也只好回原公司工作 。”

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当现实真要冲击你时，那侊似一场精神洗礼，很多人会发现，骨气当不了饭吃。“今天我妈说，他终于考到政府工了，不知道是260还是280。”阿壮说。

记者是理想，但当听到有血有肉的故事越多，我看见自己的任性。那次跟阿玉在茶餐厅分开之前，她对我说了一番话：“在很现实的层面来讲，因为你不是在这里、你不在澳门，他们的压力是迫切和真实地存在，他们每次回家就是面对家人的说话，然后可能你认识了男女朋友，到了一个成家的年纪，那时如果你还是一个无业人士，一定会被打击信心，”阿玉总结，当很多现实迫着你的时候，市场上又没得选择，考公务员至少很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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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知乎上有一个用户发问：父母用命迫你考公务员，怎么办？一个获高赞的网友回答，说自己大四，回家过年天天跟爸妈吵架，曾经试图讲道理但没有用，决定明年不回家——起初正面迎击，中间吵架收场，最后逃避离开，这跟我一样。

一年多前，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迷惘，但回想一下，其实除了刚毕业跟香港社运那阵子，我好似每天都在感到迷惘。什么东西会让一个人更迷惘？就是身边的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我不希望最后是因为屈服父母日日夜夜的唠叨，而选了一条本来不想走的路。我很想知道，他们对我个人和工作的期待。

于是新年后，我回去了澳门，约了一个很随性饭聚，决定认真和母亲聊聊。出席的饭聚有母亲、妹妹、我，还有陪我应战的男朋友。在母亲到场前，我跟妹妹表明来意，请情商高转数快的她帮帮口。虽然最后，整个饭局下来都没有认真就公务员展开话题，但我却得到意料不到的——

今年九月，妹妹要到台湾大学。席间，大家开始聊起学费的问题。母亲说，以前我和姐姐读大学，学费都是父母各人负责一个。妹妹这时好奇，我当年读硕士的钱是谁给的？我马上抢答，“是我自己付的！”

“但读那些多书，最弊照顾不了自己呢！”母亲打开了挖苦我的话匣子，她开始不留情面，“你知不知道她在香港几惨呀？一次她跟她祖母聊电话，讲自己没钱，但她不敢跟我讲，一泡泪在眼里打滚，多可怜，后来我还叫香港朋友过钱给她。”我搥着男友大腿，一边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

吃完饭后，在回家路上我急着跟男友解释说，事情我妈只说了一半，原形是这样子的：那时我刚结束一段恋情，心受重创。人又刚搬进新的房子，租金好贵，钱又没了。而当然说着说着眼就红了。但我不知道母亲就在旁边，不然才不会表现得如此狼孭。

可在覆述一次以后，我突然恍悟了。其实上面的故事，母亲已经笑话我很多次，我早就不尴尬，也没在放心上。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我的问题下回答，我才听得出弦外之音——她觉得我在香港过得不好，她是在担心我。但她永远不直接说出口，只靠嘲讽人，暗藏自己的怜惜。

母亲是从大陆过来的，年轻时挨得很苦。她初中毕业时已经18岁，进去工厂做制衣。改革开放之后出口业兴旺，澳门制衣厂需要大量女工，母亲只拿着外公给的200块，就跟着十来个同乡一起到澳门闯；一年才得回乡一次。

没多久，她认识我父亲，结了婚。但父亲说要去香港工作，她不想去，香港太快了，宁愿自己留在澳门，一星期只见一次。后来她怀孕，两人仍然分隔两地。她说，就算穿了羊水也只是自己去医院，多阴公，男人靠不过。之后父亲烂赌，她觉得世界上最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给能她安全感的不是男人，是钱。

“你说为了理想什么什么，但你要随着环境转变嘛。我都喜欢做制衣啊，但看到不对劲就要寻求出路。”随着工厂北移，她见势色不对开始读会计，转了工当地产。到回归那时，葡国人说走就走，澳门活像个烂摊子，黑帮天天打打杀杀，楼盘都没人买。母亲背起公文袋 coldcall，兼当保险，做到现在。比起父亲，母亲的眼光确实很准。所以凭着三十年拼搏经验，她判定记者没有前途。

回家以后已经快十点，母亲正准备晾衣服，还没睡，我坐下来深入问她。“为什么你觉得记者会没前途呢？”但一问出来，我觉得这问题好蠢。“咁你觉得你掂唔掂吖？”（你觉得你生活行不行？）母亲反问。我知道，她指的是钱够不够生活、存不存到钱。“唔掂”，是心底话，但我要面子：“不交家用的话，起码维持到生活。”

“但你没想到父母会老，父母年纪会大多病痛，都需要开支啊。”她淡淡回了一句，让我突然失语。前阵子，86岁的婆婆因为骨质疏松得太厉害，股骨骨折，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说她以后都走不动，要坐轮椅。家人给婆婆请了一个24小时的护工照顾，一个月要5000元——在大陆，那不是一笔小钱。

我认真问母亲，多少钱的工才算有前途。她说，“最少四五万。”我觉得她想太多。如果是为了钱的话，我一开始就不会挑这工作了。她刚把衣服晾好，站了起来，我鼓起勇气问，“其实你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想当记者？”我还想挣扎呀。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以为她又要无视我的问题。但她又突然开口，认真地发表，“你都要睇个大局啦，一个人系改变唔到历史，改变唔到世界。你看，像苏嘉豪，做不了议员之后现在在做什么？你又看看黎智英，都被人钉死啦。”苏嘉豪，澳门前民主派议员，2021年被指不拥护基本法被DQ；黎智英，应该不用解释。

我的心揪了一下——2019年，我们几乎因为政见反面。我知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很多时候只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们不知道，要达到理想中的社会，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我本能地回了一句，“那你不做怎么知道呢？”母亲没有回复，转身进房睡觉，只剩我留在空荡荡的客厅，看着电视莹幕反射自己的脸。

我想起2019年末，我跟一个大学同学吃饭。那时他准备“入学堂”，练得一身肌肉，再过十个月就是一名澳门警察。“人工高福利好”，是他给我的答案。但香港每天都在流血流泪，我问他，如果上司命令跟你价值判断违相背，你会怎么办？“港澳不一样的⋯⋯”他嘻嘻地说，“我只是照order做事，不过我会就住嚟执法嘅（看着办）。”

在这之后，我没有再跟他见过面；而五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也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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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以后，我跟两老去吃早餐。这个早上，他们都没有劝我考公务员。我不知道是因为聊完以后，他们恍悟了，还是说没睡醒。

前年在跟家人分道扬镳以后，我搬到大屿山梅窝，一个有牛、清静，但完全不多游客的离岛。说实话，家离码头真的好远，可是位落在一片小森林旁边，门前有一棵高大白兰花；每朝醒来，可以透过右手边的窗户望到一棵绿蕉树。

母亲讲了很多遍，说要来我家看看。我以为她是职业病发作，看楼是她的兴趣，但那时候我什么都缺，连电视都没有，村屋又很大，显得我特别家徒四壁。我怕给她闷着了，也怕被她取笑，一直拒绝她来。

但有一次，她真的跟朋友自己来梅窝了，山长水远。澳门到香港的金巴要40分钟，到了港珠澳大桥口岸还要坐15分钟巴士到东涌转乘，搭上梅窝专车还要再坐一小时，光是单程交通时间都差不多三小时。那天我在港岛工作，无法招待她。我家地点很隐蔽，母亲不会用Google map，结果二人只沿着码头逛，连我都没见着，在沙滩踩踩沙就回去了。

我把手中的奶茶倒进另一个杯子，分一半给母亲说：“早阵子我买了电磁炉，试过在家打边炉了，你下次来可以一起吃。”她刷着手机，轻轻回了一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