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何時去考公務員？」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A，上一次，我寫了父親的故事，一個失落的油雞佬。

為了蹭早餐，早上九點起床，是我回澳門以後的生理時鐘。在那之前的兩小時，父親剛從屠房回家，洗掉一身豬腥與汗味，睡個回籠覺；十一點再出門打另一份工，當油雞佬。所以差不多九點他就會醒來，叫上我和母親到樓下茶餐廳吃早餐。

作為家裡唯一在外地工作的人，每次回去，我都很珍惜這段時光。因為家裡日常大小事、兩老有沒有吵架、有沒有生病，我都完全錯過。像有一次，父親把腰給弄傷，但他一直沒講，是在吃早餐時，他才說起要去珠海看跌打。又有一次，他頂着一個寸頭回家，我問他為什麼剪那麼短。他說之前去髮廊洗頭，髮型師問他剪不剪，他回了一句：「你話事。」就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天下間沒有免費早餐，那總是有代價。在那一小時內，我必須要面對父母連珠炮一樣的勸教。「你不小了，打算當記者當到什麼時候？」「你有沒有認真想過你的未來？」母親雙手交叉放到桌上，語重心長。這時在攪拌奶茶的父親會接着說，「做記者是沒前途的，看看公務員什麼時候開考，去試試看吧。」

二人嘮叨長氣，聽多了會麻木，但我一貫盡力配合：比如感慨地點頭，或一臉正經地胡說八道：「做完今年就辭職了」、「下次開考就報了！」母親了解我，看得出我在敷衍，「你前一年已經這麼說了，一年又一年。」

在卡位裡，我一般坐母親旁邊、父親對面，其實這是這些年來我物理和心離他們最近的時候。但我知道必須跟父母保持距離，才能避免互相傷害——一年多前，我回家住了半年，每當姐姐妹妹上班上學後，我就會跟母親爭吵不斷，我們無法溝通：她認為我工作頻撲，掙不到錢，我覺得她不理解我，總是激動得淚流滿面。我知道再吵下去不是辦法，於是決定回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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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家都想考公務員？「人工高福利好」是父母給出的答案。但因為沒興趣，我從來都沒有了解過它。所以我決定認真一下。

在Google 搜索「澳門公務員」，彈出來的第一個結果是澳門行政公職局的「公職開考」網站。第二個結果是一個公開的筆記，名字簡潔：「點考澳門公務員」。筆記分了好幾個小標，從流程、考試題目、準備、如何上訴到Q&A都有，每個人都可以進來修改增補。

我滑到薪酬福利簡介，看得瞠目結舌。澳門公務員一般可以以薪俸點來分，分三種：260、350、430；1點，代表94元。以領取260點的公務員為例，每個月房屋津貼有40點，月薪至少有28200澳門元——還沒算上公務員一年發14個月工資（香港也沒有）、加班算雙倍、看醫生不用錢、結婚生子有津貼。萬一考上430點的職位，年薪至少60萬。

算着算着，倍增的數字真讓人心動。但為了證明自己的堅持不是異類，我找上朋友阿玉，她是我身邊極少數不考公務員的澳門朋友，上一年剛從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畢業，現在在一家機構當輿情分析，人工不高，但總算養得到自己。

因為不想加入建制，所以不考，「就是這麼簡單。」阿玉是個自信的人，個子小小但走路帶風，典型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她快人快語地解釋，公職在澳門從來只是個避風港。2002年賭權開放收入井噴，不少公務員跳槽到博企當公關或高層。只是到2016年，內地整肅賭業、周邊競爭加劇，賭業前途黯淡，人們才迫切找一個穩固靠山。

2017年，澳門舉行首次公職統考，平均93人爭一個位子；同年，大陸國考競爭是49.5人爭一個位。

「當外面環境不好就進來躲，當外面環境好就走。」阿玉說這是必然的事實，因為穩定，就是這個城市的核心。澳門見證過鄰埠社運，經歷過三年疫情，特首賀一誠說澳門不可以亂，「一個地方越來越保守的時候，人們回歸的選擇就只會越來越穩妥。」

早陣子一次考試放榜，阿玉跟好朋友吃飯，朋友大聊特聊考試有多難、應試時間多短，但阿玉搭不上嘴，朋友就問她，「你沒有去考嗎? 」阿玉嚇一跳，「你覺得我是會去考的人嗎?」朋友無意地回：「 我以為你是報名了不講而已。」

澳門是個熟人社會，意思就是你要跟隊、跟主流，阿玉覺得 ，澳門很多創意或者跟別人的不一樣的東西，都不被鼓勵。像考公務員一樣，每個人都考不代表他們都想考，「我覺得是有一點軟性對抗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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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人們擠破頭考公務員，可以說是整個東亞社會的共同現象。比如韓國，它的社會結構似乎跟澳門有點重合——財閥集團幾乎壟斷當地所有行業，佔全國GDP八成；金融風暴後，青年也一窩蜂去考公務員，甚至稱之為「神的職業」。

但我不理解。如果說澳門地方小市場飽和，那韓國是個國家，面積比澳門大八百多倍，產業、機會和選擇不是應該更多？我帶着這個疑問，在去年11月韓國冰天雪地時，落腳首爾鷺梁津。

鷺梁津位在漢江以南，既是首爾最大海鮮批發市場，也是很有名的考試村。鷺梁津的大廈一般都不高，頂多十來二十層，但天台滿是亮着光的補習天王廣告燈箱。第一次看見時，我拿出手機一句句翻譯，「一口氣就過去了！」「我會保證你通過！」我記起高中畢業考時，老師好像說過一番話。

中介給我找了個在斜坡頂的單位，月租60萬韓圜，折合大約3500港幣。入住前，中介很落力推銷着說，這裡用密碼鎖、有地暖洗衣機，還有獨立洗手間。她還保證，這裡是最頂級的考試院，「肯定不會有床蝨」。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高級」的緣故，住那麼久，我只在裡面碰過三個人。

人都集中在山腳。每次回家，我會經過一個拐角，那裡有一家24小時營業的自助咖啡廳，燈火通明。好幾次經過都快十二點，店裡還是幾乎全場滿坐：有人在厚重的應試書上低頭猛做，有人甚至把鞋子脫掉，盤腿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機看電腦iPad覆習。

我想找個本地人問問看。但是韓國人自我保護意識很強，很難敞開心扉，更何況我們語言不通。後來，我參加了廣東話聚會——一群韓國人因為太熱愛香港電影，周末約出來交流廣東話。他們對我這個香港人很好奇，問我有沒有什麼想知道。我就直接問，韓國青年是不是都很想當公務員？在座的人臉上突然都好像有種尷尬，後來我才知道，韓國人不喜歡這麼直接。

但過了幾天，一個聚會上認識男生約我出來喝咖啡。他打算今年到香港工作假期，想了解更多香港情況，我很歡迎。他粵語才剛開始學，於是我們一邊用英文跟翻譯聊天。他談起，自己整個家族都在體制裡工作，因為家人壓力，他也不斷投考消防員，只是一直都考不上。之前聚會中沒有說出來，是因為覺得很丟人。

韓國最近很流行MBTI，但我忘了問他是什麼，不然可以知道更多。當一個人遇到瓶頸，解決方式大概也只有三種，第一是繼續做下去，直到解決問題為止，第二是喪失意志，躺平一下，第三就是衝破它。這位男生下一年就滿30歲，他說自己不考公了，想到香港看看。他問我，會不會很衝動？我心裡替他盤算着：香港租金太貴，人工好低，節奏超快......但是理想無價，於是睜大眼睛地搖頭，「不會」。

回家以後，他給我發了一首自己寫的詩，其中一句是：「我是一根雜草，所以我沒有什麼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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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端辦了一場端小聚，談到公務員話題時，一名讀者在對話框裡留言，覺得考公是一種懦弱，「就業市場沒有差到這個地步，只是無法獨立做選擇」。在文首提到的「考公務員筆記」裡，有個小標列出什麼人不適合打政府工，其中兩項是：想在工作找成就感的人、不想變蠢的人。

這也許是我堅持不考的某些原因。以前，凡是知道朋友在考公務員，我都會問他們理由，但那總說服不了我。直到一個朋友讓我意識到，自己對考公想法太過片面——想要考公的人，可以說是為了錢，但背後卻有着人生百態。

大學畢業之後沒多久，這個朋友好一段時間經常肚痛、肚瀉帶血，後來發現患上克隆氏症。那是慢性腸道炎的一種，腸道會發炎、潰瘍，沒有原因也無法根治——這病在香港，發病率是十萬人之一。每個月，他都要靠打針或吃藥控制，一枝針一萬元。他家境不算好，母親當洗碗工，他好想進政府去，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免費醫療。

我把故事告訴阿壯。她是我的中學同學，現在當中學老師，但同時也不斷投考公務員。不過在中學時，阿壯已經是一個對自己未來很有想法、有規劃的人，所以她考公我並不意外。只是在我講完故事後，她才說起自己媽媽在十年前做賭場，捱夜輪班，因為不斷吸二手煙，得了肺癌。不過現在十多年了，媽媽身體還不錯，「凡是想到這件事，就覺得如果自己做政府工，保障至少還可以延伸到家人，」阿壯說。

認識她這麼久，頭一回聽到這件事，感到有點愧疚，於是連忙補充，當老師也很不錯啊，至少更有意義一點。但她淡淡說：「我現在教書的心態已經很不同了。」她被現實磨滅掉理想。入職前，阿壯覺得自己很有抱負，可以教一輩子書，會想教學上怎能做好一點，讓課程更流暢；但入職後，學校給的壓力太大，你必須跟有限的時間競跑，寫好教學進度、大綱文件、備課紀錄等一堆應付學校的文件，還有空的話，才來春風化雨、檢討教書方式。

「我會覺得，我這麼為學生著想你（學校）也看不到，但是我只要做你（政府）要求的事，不只高薪OT還有錢。」說話時阿壯很清醒，看得出絕對不是意氣用事。去年九月，是她教書的第五年，但在入職的第一個星期，她已經把辭職信打好，提醒自己，「千萬不要被學校困著我一輩子。」

給她提醒的，還有自己的哥哥。阿壯說，哥哥年輕時在廣告公司上班，也超不看起公務員，覺得一點挑戰性都沒有。在疫情前兩個月，他還很帥氣地祼辭，但沒想到發生疫情，完全找不到工作，積蓄就像水一樣流走，「他很要面子的，也只好回原公司工作 。」

所有人都是普通人，當現實真要衝擊你時，那侊似一場精神洗禮，很多人會發現，骨氣當不了飯吃。「今天我媽說，他終於考到政府工了，不知道是260還是280。」阿壯說。

記者是理想，但當聽到有血有肉的故事越多，我看見自己的任性。那次跟阿玉在茶餐廳分開之前，她對我說了一番話：「在很現實的層面來講，因為你不是在這裡、你不在澳門，他們的壓力是迫切和真實地存在，他們每次回家就是面對家人的說話，然後可能你認識了男女朋友，到了一個成家的年紀，那時如果你還是一個無業人士，一定會被打擊信心，」阿玉總結，當很多現實迫着你的時候，市場上又沒得選擇，考公務員至少很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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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知乎上有一個用戶發問：父母用命迫你考公務員，怎麼辦？一個獲高讚的網友回答，說自己大四，回家過年天天跟爸媽吵架，曾經試圖講道理但没有用，決定明年不回家——起初正面迎擊，中間吵架收場，最後逃避離開，這跟我一樣。

一年多前，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迷惘，但回想一下，其實除了剛畢業跟香港社運那陣子，我好似每天都在感到迷惘。什麼東西會讓一個人更迷惘？就是身邊的人都不支持你的時候。我不希望最後是因為屈服父母日日夜夜的嘮叨，而選了一條本來不想走的路。我很想知道，他們對我個人和工作的期待。

於是新年後，我回去了澳門，約了一個很隨性飯聚，決定認真和母親聊聊。出席的飯聚有母親、妹妹、我，還有陪我應戰的男朋友。在母親到場前，我跟妹妹表明來意，請情商高轉數快的她幫幫口。雖然最後，整個飯局下來都沒有認真就公務員展開話題，但我卻得到意料不到的——

今年九月，妹妹要到台灣大學。席間，大家開始聊起學費的問題。母親說，以前我和姐姐讀大學，學費都是父母各人負責一個。妹妹這時好奇，我當年讀碩士的錢是誰給的？我馬上搶答，「是我自己付的！」

「但讀那些多書，最弊照顧不了自己呢！」母親打開了挖苦我的話匣子，她開始不留情面，「你知不知道她在香港幾慘呀？一次她跟她祖母聊電話，講自己沒錢，但她不敢跟我講，一泡淚在眼裡打滾，多可憐，後來我還叫香港朋友過錢給她。」我搥着男友大腿，一邊皮笑肉不笑地點點頭。

吃完飯後，在回家路上我急着跟男友解釋說，事情我媽只說了一半，原形是這樣子的：那時我剛結束一段戀情，心受重創。人又剛搬進新的房子，租金好貴，錢又沒了。而當然說着說着眼就紅了。但我不知道母親就在旁邊，不然才不會表現得如此狼孭。

可在覆述一次以後，我突然恍悟了。其實上面的故事，母親已經笑話我很多次，我早就不尷尬，也沒在放心上。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在我的問題下回答，我才聽得出弦外之音——她覺得我在香港過得不好，她是在擔心我。但她永遠不直接說出口，只靠嘲諷人，暗藏自己的憐惜。

母親是從大陸過來的，年輕時捱得很苦。她初中畢業時已經18歲，進去工廠做製衣。改革開放之後出口業興旺，澳門製衣廠需要大量女工，母親只拿着外公給的200塊，就跟着十來個同鄉一起到澳門闖；一年才得回鄉一次。

沒多久，她認識我父親，結了婚。但父親說要去香港工作，她不想去，香港太快了，寧願自己留在澳門，一星期只見一次。後來她懷孕，兩人仍然分隔兩地。她說，就算穿了羊水也只是自己去醫院，多陰公，男人靠不過。之後父親爛賭，她覺得世界上最能相信的人只有自己；給能她安全感的不是男人，是錢。

「你說為了理想什麼什麼，但你要隨着環境轉變嘛。我都喜歡做製衣啊，但看到不對勁就要尋求出路。」隨着工廠北移，她見勢色不對開始讀會計，轉了工當地產。到回歸那時，葡國人說走就走，澳門活像個爛攤子，黑幫天天打打殺殺，樓盤都沒人買。母親背起公文袋 coldcall，兼當保險，做到現在。比起父親，母親的眼光確實很準。所以憑着三十年拼搏經驗，她判定記者沒有前途。

回家以後已經快十點，母親正準備晾衣服，還沒睡，我坐下來深入問她。「為什麼你覺得記者會沒前途呢？」但一問出來，我覺得這問題好蠢。「咁你覺得你掂唔掂吖？」（你覺得你生活行不行？）母親反問。我知道，她指的是錢夠不夠生活、存不存到錢。「唔掂」，是心底話，但我要面子：「不交家用的話，起碼維持到生活。」

「但你沒想到父母會老，父母年紀會大多病痛，都需要開支啊。」她淡淡回了一句，讓我突然失語。前陣子，86歲的婆婆因為骨質疏鬆得太厲害，股骨骨折，住了一個月醫院，醫生說她以後都走不動，要坐輪椅。家人給婆婆請了一個24小時的護工照顧，一個月要5000元——在大陸，那不是一筆小錢。

我認真問母親，多少錢的工才算有前途。她說，「最少四五萬。」我覺得她想太多。如果是為了錢的話，我一開始就不會挑這工作了。她剛把衣服晾好，站了起來，我鼓起勇氣問，「其實你能不能理解，為什麼我想當記者？」我還想掙扎呀。

我們沉默了好一陣子，以為她又要無視我的問題。但她又突然開口，認真地發表，「你都要睇個大局啦，一個人係改變唔到歷史，改變唔到世界。你看，像蘇嘉豪，做不了議員之後現在在做什麼？你又看看黎智英，都被人釘死啦。」蘇嘉豪，澳門前民主派議員，2021年被指不擁護基本法被DQ；黎智英，應該不用解釋。

我的心揪了一下——2019年，我們幾乎因為政見反面。我知道，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很多時候只看到失敗的結果，但他們不知道，要達到理想中的社會，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我本能地回了一句，「那你不做怎麼知道呢？」母親沒有回覆，轉身進房睡覺，只剩我留在空盪盪的客廳，看着電視瑩幕反射自己的臉。

我想起2019年末，我跟一個大學同學吃飯。那時他準備「入學堂」，練得一身肌肉，再過十個月就是一名澳門警察。「人工高福利好」，是他給我的答案。但香港每天都在流血流淚，我問他，如果上司命令跟你價值判斷違相背，你會怎麼辦？「港澳不一樣的⋯⋯」他嘻嘻地說，「我只是照order做事，不過我會就住嚟執法嘅（看着辦）。」

在這之後，我沒有再跟他見過面；而五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也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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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來以後，我跟兩老去吃早餐。這個早上，他們都沒有勸我考公務員。我不知道是因為聊完以後，他們恍悟了，還是說沒睡醒。

前年在跟家人分道揚鑣以後，我搬到大嶼山梅窩，一個有牛、清靜，但完全不多遊客的離島。說實話，家離碼頭真的好遠，可是位落在一片小森林旁邊，門前有一棵高大白蘭花；每朝醒來，可以透過右手邊的窗戶望到一棵綠蕉樹。

母親講了很多遍，說要來我家看看。我以為她是職業病發作，看樓是她的興趣，但那時候我什麼都缺，連電視都沒有，村屋又很大，顯得我特別家徒四壁。我怕給她悶着了，也怕被她取笑，一直拒絕她來。

但有一次，她真的跟朋友自己來梅窩了，山長水遠。澳門到香港的金巴要40分鐘，到了港珠澳大橋口岸還要坐15分鐘巴士到東涌轉乘，搭上梅窩專車還要再坐一小時，光是單程交通時間都差不多三小時。那天我在港島工作，無法招待她。我家地點很隱蔽，母親不會用Google map，結果二人只沿着碼頭逛，連我都沒見着，在沙灘踩踩沙就回去了。

我把手中的奶茶倒進另一個杯子，分一半給母親說：「早陣子我買了電磁爐，試過在家打邊爐了，你下次來可以一起吃。」她刷着手機，輕輕回了一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