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二十大后中共官场：哪些人帮习近平治国？新派系现身了吗？

2024年3月，中国召开了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第二次全国两会。在一周的时间里，全国近3000名人大代表、2100名全国政协委员齐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国政治仪式。今年的“两会”引起外界最大关注之处，莫过于往年例行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取消。一些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在习近平于中共“二十大”上完全掌握党内大权后，中国国务院总理一职进一步变成最高领导人的下属而非平级的同事。

在2022年召开的“二十大”上，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常委李克强、汪洋退休，代表非习近平派系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层面淡出。开启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真正成为了说一不二的中国政治至高权威。然而，就算这样，习也并非中国政治的全部——拥有98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无法脱离庞大的党机器和官僚干部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习一人之下，是其他6名常委和17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含习在内共24人），然后是由205名中央委员（含包括习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出席权但没投票权的17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一群体是如此庞大，以致于其在承接最高领导人的要求之外，依旧有自身的逻辑和动力驱动运作。

在习一人之下，中共官场并非看起来那样千人一面：究竟谁在管治中国，当中有哪些群体？他们的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特征为何？又可能怎样影响中国政治的走向？本文整理公开信息中第二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人事资料，供读者一览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中共最高领导机关的群体特征和趋势。

地区团体：浙江、福建、上海

在当代中共历史中，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的履历和联系可谓丰富，其家族和他在不同地区求学和工作所建立的渊缘和关系，成为他任总书记后选择核心干部的不同来源。

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中，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习本人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3名委员，几乎都是习信任的人物，其中许多人更是长期亲信。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群体的区分——以籍贯和仕途起始地划分，便可以看到出现了三个新的群组，即“浙江系”、“福建系”和“新上海系”。

在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习近平曾在2002-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与习近平有联系的干部可称作“浙江系”。他们随着习近平高升而逐渐在中共官场占有重要位置。

现时中共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强，便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同事，也是当时身边的大秘书（浙江省委秘书长）。李强是2022年“二十大”的最大赢家之一——虽然没有国务院工作的经历，但他直接晋升为国务院总理，成为统领政务系统和经济团队的中国政府首长。

除李强之外，“浙江系”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其他重要的“浙江系”中央委员则有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中央军委办主任兼军委主席办主任钟绍军。

其中，陈敏尔是较为瞩目的“浙江系”官员。出生在1960年的陈敏尔在仕途初期多在浙江地方的宣传系统历练，习近平2002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陈敏尔同为浙江省委常委，任省宣传部部长。期间，他负责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其后结集为《之江新语》一书。

在2012年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后，陈敏尔被调往西部贫穷省份贵州，成为了习近平的心腹、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书的副手。在五年间陈敏尔历任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促使贵州发展迅速，大兴土木建路造城，GDP 增速亦位列全球前列。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陈治下的贵州在科技行业走在前列，重点发展大数据经济。然而，债务驱动的经济模式亦埋下隐患，近年贵州债务问题爆雷，要向中央求援。

在2017年7月，陈敏尔受命任重庆市委书记，接替因贪腐和“政治野心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而落马的孙政才。外界当时颇视陈敏尔为接班的潜在人选。在二十大前，外界多预期陈敏尔入常，但最后他仅连任政治局委员身份，并在年末转任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的市委书记。

在浙江，习近平担任了五年“一把手”，但习近平扎根最久的省份是福建省（1985-2002），他也在此地完成从地厅级到省部级的跨越。这段时期在闽工作的“福建系”官员，成为习近平近年来重用的一个群体。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是“福建系”的代表人物，他曾长时间在地方政府工作，包括福建及浙江，官场层级也一直不算突出。但习近平任最高领导人后不久，蔡奇被调至中央，任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快速在2016年被提拔为首都北京的市委副书记，2017年接任北京市委书记。

二十大后，蔡奇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统领中宣部长、中组部长、中央统战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以及中纪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可见蔡奇几乎统管全部党务运作，可视作“副总书记”。同时，蔡奇又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和“中南海大管家”，既要陪总书记视察、出访，又负责党中央日常文秘、机要、行政、安保等工作。据《南华早报》近日报导，蔡奇亦要分管控制互联网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不但反映习近平下放职责给亲信副手的趋势，更显示蔡奇得到习近平的“坚实信任”。

除此，“福建系”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和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至于“福建系”的中央委员，则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和现任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党组书记裴金佳。在军队方面，“福建系”军官也位居高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何卫东和委员苗华都曾服役以厦门为军部的解放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福建系”的何立峰是习近平经济团队的重要一员，也是国务院四位副总理中唯一一位有经济和金融背景的高级官员。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何立峰在闽仕途达20多年，在习近平1980年代中任厦门市副市长时，何立峰任厦门市财政局长；在习近平任福建省省长期间（1999年-2002年），何立峰担任其下属。

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后，何立峰于2014年被调职至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不到三年获提拔为发改委主任。在2023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何立峰接替刘鹤成为中美经贸对话的“中方牵头人”，并在2023年11月访美，与美财长耶伦（Janet Yellen）举行数次会谈，直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等问题。现时何立峰还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金融办）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工委）书记。

经济领域的另一名重要官员郑栅洁也是福建出身且拥有浙江工作经验。在何立峰升任副总理后接任发改委主任的郑栅洁，是何立峰的老同事。1980年代中期，何立峰在厦门市政府任职时，比他年轻6岁的郑栅洁从工人做起，一路成为厦门一间国有企业的厂长，其后再升任区长、市政府秘书长。何立峰在2005年回厦门担任市委书记时，郑栅洁已经是厦门市发改委主任。郑的仕途其后一路上升，先是成为福建省发改委主任，再历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国台办副主任、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长、安徽省委书记。

在2007年3月-7月，习近平曾在上海短暂担任市委书记，与他同期在沪工作、后来被提拔的官员则可称作“新上海系”，以此与江泽民时代的“上海帮”官员区分。

在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丁薛祥是习的秘书。在习近平任国家领导人后，丁调任中央，成为习的幕僚长，在其第二任期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现时丁薛祥已成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兼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和港澳事务。除了丁薛祥，“新上海系”的中央委员还有现任贵州省委书记徐麟、江西省委书记尹弘、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政治局中，除了上述的浙江系、福建系、新上海系，还有一些中共顶层政治菁英与习近平有其他渊源和背景。如排名第三的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与习近平一样是陕西人，有说法认为赵乐际的堂祖父赵寿山曾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一道在西北共事；政治局常委、执掌中纪委的李希虽在职业生涯早期与习无直接共事经历，但曾在1980年代中期任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的秘书，而李子奇与习仲勋有密切联系。另外，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据一些说法也同样与习仲勋有联系。

在十八届和十九届的政治局，习近平在清华大学（1975-1979）求学的同学和室友、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被委以重任，执掌中共最大“人力资源”部门——中央组织部，到二十届时因为年龄原因，陈希不再是中央委员，但陈希在清华大学的老同事陈吉宁晋升政治局。

陈吉宁长期在清华大学工作，曾是清华大学校长，他也是中共少数拥有海外博士学历的领导干部，其博士学位就读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陈吉宁在2015年由学入仕，任环境保护部部长，成为习近平关注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保政策的重要推动者。此后他在2017年担任北京市长，成为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的副手。二十大后，陈吉宁再进一步，接替进入中央的李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除了清华大学，中央党校也是习近平挑选官员的重要来源。在2007-2012年，习近平在身兼“储君”位置时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党校副校长、习近平的副手李书磊和石泰峰，在二十大后皆当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李书磊如今执掌中央宣传部，主管“笔杆子”系统；石泰峰则先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任内推动打击“阿化沙化清真泛化”和强力推行统一汉语教学，其后于2022年的“二十大”上转而统管中央统战部，负责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政治局中，有些顶层政治菁英在习近平做总书记前没有交集，但相信凭借表现获得总书记的重用。如常委中排名第四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是中共高层少有的人文学者出身人物，在江泽民时期被征召入京，其后仕途高升，被外界称为“三朝国师”。而政治局委员王毅则是中共外交的老将，现年72岁的王毅是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在2023年7月外长秦刚“神隐”后更“回炉”兼任外交部部长。

除此之外，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尹力亦在政治局有一席位。在2020年1月疫情爆发初期时，身为四川省长的尹力率先推行“网格化管理”等措施，被形容为“教科书级”防疫，相信为他赢得政治资本。此后尹力在2020年11月升至福建省委书记，后在2022年11月主政首都，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则以“表忠”闻名，他任地方大员时政治嗅觉灵敏，曾在天津市委书记任上提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要求始终与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

同样与习近平早年没有工作关系，但获得升职的政治局委员还有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陈文清的仕途从四川基层公安系统开始，在2006年-2012年间他任福建省委常委和纪委书记，到2012年习近平成为总书记，陈文清上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协助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反腐打贪。到2015年，陈文清转至国安系统，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在2018年-2022年更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国安委是习近平在2013年新成立并亲自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目标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在二十大，陈文清进入政治局，也是十五年来首位非公安部长升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如今统领公安、国安、司法等“刀把子”系统。

在二十届政治局，我们还见证了一群新的技术官僚晋升权力顶层，他们与习近平并没有工作关系，但有五人进入政治局。这个群体被外界称为“航天军工系”。

航天军工系：从造炮弹飞船到治国封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技术官僚治国并非新鲜事，如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和温家宝各有电机、水电、水利、地质等传统工程背景，然而习近平时代，尤其是二十大后的新技术官僚有所不同，他们多来自航空、航天、军工系统。

尽管“航天军工系”没有人担任常委，但这个群体有5人入政治局，占13位政治局新委员的四成。这5人中有2人是国务院副总理，2人是地方大员，1人执掌党务机构，成为耀眼的新星干部群体。他们的整体年龄较年轻，二十大时平均年龄是59.6岁，比政治局平均年龄的64.5要少5岁。

在国务院团队的四位副总理中，一人是“新上海系”的丁薛祥，一人是“福建系”的何立峰，另外两人张国清和刘国中则是航天军工出身。

现年59岁的张国清被称为“兵工少帅”，他早年取得军工高校光电技术和工业对外贸易的两个学位，后在1987年进入军工企业，首先任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推进中国与中东（特别是伊朗）的武器制造和贸易，后来该公司划归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张国清一路晋升，官至这家营收超3000亿人民币的军工巨头的总经理。在2013年后，中央调职张国清任地方大员，历任重庆市长、天津市长和辽宁省委书记。2023年3月，张国清上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业和信息化、国资监督、市场监督，同时兼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与张国清相比，另一位副总理刘国中的航天军工背景相对较短。现年61岁的刘国中早年读炮弹设计和工程，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硕士生，步入1990年代他进入政坛，仕途从东北的黑龙江开始。2007到2010年，刘国中曾和习近平的心腹栗战书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2013年，刘国中上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不到三年辗转四川、吉林、陕西地方官场。当中，刘国中在2017年末调任习近平的家乡陕西，一直工作到2023年。在这段时期的“秦岭违建别墅案”持续受到习近平关注，在习近平于2018年7月做出第六次批示后，中央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刘国中等当地政府官员配合联合整治行动。最终，陕西官场迎来地震，一大批省、市涉案高级官员落马。在2023年3月，刘国中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医疗卫生工作。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马兴瑞和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被称为“航天少帅”，两人都是较出名的“航天军工系”地方大员。

出生于1959年的马兴瑞是军工系统的高知干部，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取得飞行动力学博士，并在这间全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大学任职教授和领导。在1996年马兴瑞调任中国航天系统，之后担任了绕月探测工程副总指挥（2004-2005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2007-2008年）、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2008）和中国月球探测项目“嫦娥三号”总指挥（2013年）。在2012年十八大后，马在翌年3月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8个月后南下广东，任省委副书记。在2015年，马兴瑞任深圳市委书记，两年后升至广东省长，是近30年来首位出任广东省政府的“非本土系”主官。

在广东官场8年后，马兴瑞在2021年北上任新疆一把手，接替陈全国主政国际关注的维吾尔族省份。据指马兴瑞缓和过往高压反恐的气氛，强调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恢复星期六为休息日，移除区内的居民区闸门，减少街道上巡逻的军警，还邀请其他省份的企业家来疆投资。在2024年两会，马兴瑞首次在中外媒体前亮相，称“现在三股势力（指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还活动频繁，但不能因此而不开放”， 此外马也强调：“每个人都知道，新疆的伊斯兰教需要中国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中国航天系统，袁家军和马兴瑞的背景相似，他们也曾共事五年。现年61岁的袁家军早年获得北京航空学院（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学位，其后取得航空航天工业部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毕业后袁家军开始在中国航天系统任职，40多岁时担任神舟二号至五号飞船系统总指挥，又取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工学博士。2007-2012年，袁家军官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是时任总经理马兴瑞的副手。在习近平登顶的十八大前，袁家军开始转到地方任职，先在宁夏两年，后在浙江8年，官至浙江省委书记。在2021年，袁家军主政的浙江成为习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二十大后，袁家军转到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的制造业重镇重庆。

在党务系统，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关键部门同样由“航天军工系”的李干杰执掌。李干杰有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和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国家核安全局和环保系统工作多年。在2020年，李出任山东省地方官员，到2023年初回到北京，接替退休的陈希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根据我们的统计，现时中央委员会除上述5位政治局委员外，至少还有12位中央委员和14位候补委员来自航天军工背景。中央委员包括：张庆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勇（全国政协副主席），金壮龙（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怀进鹏（教育部部长），贺军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蔡剑江（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党委书记），雷凡培（中央军民融合办副主任），唐登杰（山西省委书记），郝鹏（辽宁省委书记），金湘军（山西省长）、赵刚（陕西省长），黄强（四川省长）。

而候补委员则有朱芝松（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刘敬桢（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李建榕（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院长），张忠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荣桥（中国行星探测工程总设计师），陈宏敏（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杭义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书记），袁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徐留平（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曹淑敏（中宣部副部长），温刚（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川（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研究师），余剑锋（中国核工业集团董事长）和宋志勇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比起中央委员，“航天军工系”的候补委员多在自身系统内和国企历练居多，甚少转任地方官员，但未来他们或有更多人踏足地方政坛。

值得指出的是，大规模任用航天军工背景官员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为何航天军工的技术人员可以做大官，由造炮弹飞船转到治国封疆？

一个原因是中共实行“党管干部”的体制，航天军工科研和企业单位的高级职员并非自由择业的私人企业雇员，而是受到党组织管辖的党员干部，可以调任至地方政府、国务院部委、国企等单位。根据2019年施行、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要“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党政领导干部要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

然而，为何现时中共领导层特别青睐航天军工背景的官员？这可能与近年中美战略竞争下中共强调自主创新和军民融合有关。选拔具科技背景的航天军工系官员有助推进创科战略，尤其当他们任职省市领导，有机会加强地方的科技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航天军工背景官员的某些特质也可能符合习近平时代的治理风格和需要。

在2024年的两会上，袁家军就被外媒问到设计宇宙飞船和管理重庆哪个更有挑战性。袁谈到这个话题时，指自己从航天系统到地方政府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选拔使用干部的一种视野、一种逻辑，通过这种跨部门、多岗位交流培养，逐步提升我们干部队伍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化解风险能力。”袁指出，两者共性都是“复杂性”，设计飞船是“封闭巨系统”，设计到晚上累了，可以把设计图纸锁到抽屉，第二天也不会变；但社会管理工作是“开放复杂巨系统”，跟人打交道，“今天你说好了，明天它变了，变了你怎么变？”实际上是复杂系统更多了，但它也“符合系统工程原理”。

袁进一步表示，搞载人航天要确保百分之百成功，必须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要解决掉；而管理重庆也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基层一旦发生问题，各级干部的头脑之中马上要浮现场景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迅速采取措施。他认为，“二者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重大风险管控体系和有效的机制，都是挑战。”

“顶层设计”和“管控风险”是袁家军回答的重点，这些航天军工官员的思路特质或正正符合习近平的需要。

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平衡与牵制？

上述的浙江系、福建系、新上海系、清华、党校网络和航天军工系，是现时中共高层政治中容易辨识到的干部群体。在二十大后，外界多以“习派大获全胜”理解，称中共的派系政治已经结束，毕竟经过习近平近十年的权力上收，旧的“上海帮”、“团派”已经逐渐边缘化，尤其是共青团派系的下一代代表人物胡春华被“能上能下”地排除出政治局。然而，上述的干部群体会不会形成新的派系——一个政治利益和价值更加接近且联系紧密的团体？

根据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面上的派系和“团团伙伙”是政治禁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实力、结成利益集团。然而，毛泽东亦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因此中共存在派别是可以想像的。即便在毛泽东晚年，就算整个政治局都是毛泽东的人马，他们仍有不同的派系，互相争相竞争和讨好最高领导。

习近平接下来的任期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据政治学者吴国光的看法，二十大后并非派系的消失，反而可能是新派系在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伞下浮现。虽然现阶段确定派系为时尚早，但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迹象。他认为派系竞争无可避免，中共不同的干部难以真正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在习核心的政治格局下，权力至高者也很可能希望底下的干部群会互相竞争，保持紧张的关系，这样可以互相牵制和制衡，只要干部群不会形成真正具威胁、偏离核心的“团团伙伙”，而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激烈到影响团结大局即可。当然，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多变、动态，外界难以得知，上述的干部群体也只是依据共同身份、相似经历、相关职业背景的可能分类，真实的干部关系和可能形成的派系会交叉复杂更多。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就算官员属任何一个获信任的干部群体和来源，有关官员的仕途也非一劳永逸，且在习时代常常战战兢兢。一旦他们表现不佳，失去最高领导人的信任，甚至犯严重错误，等待他们的就是整顿和换人。在二十大后的一年内，我们就见证了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两位重要的、由习信赖并选拔的高级别官员的快速落马。

整顿外交部和火箭军，经济部委换人

自2023年6月25日开始，“最年轻”的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于公众视野。一个月后，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此前他的仕途一路高升，两年内快速由副部级连升两级至副国级，被认为深得习本人的信任。现时官方仍未解释免职原因，外界出现各种流言，较多流言指秦和一名新闻女主播有亲密关系，又或有其他违纪问题等等，但这些传言均未有机会予以证实或证伪。

在秦刚被免职一个月后，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自2023年8月29日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外界曾传言其已被立案调查，并有传闻指调查与其在中央军委总装备部任职时涉嫌贪腐有关。而李尚福被免职并非军方的单一事件，早前据报解放军火箭军的司令员李玉超被反腐败部门带走接受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刘光斌和张振中等火箭军现任和前任高级将领。到2023年10月24日，李尚福被宣告罢免国防部长，至本文发稿时也未交代原因。2023年12月29日，甚至不是中央军委委员的前解放军海军司令董军获任命为新国防部长。2024年初，人大系统亦宣布有九位任职全国人大代表的军中高官下马，有五名来自火箭军系统、三名来自装备部门。

近年在干部群体中颇为重要的航天军工系统，也怀疑卷入火箭军贪腐案。据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显示三人可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另外还有说法指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也卷入其中，他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二十大后，外交部和火箭军事件是最瞩目的官场整顿。除此之外，国务院经济团队也开始换人。

2023年7月，潘功胜接替65岁的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自2012年以来，潘功胜一直是中国央行的副行长。201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负责管理约3.2万亿（兆）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

在2023年9月，财政部长亦易帅，由蓝佛安接替近67岁的刘昆。蓝佛安是科班出身的专家型干部，也是罕见的广东人高官。他在湖北财经学院毕业后进入财政部工作，1988调往广东省财政厅任职，此后近30年时间一直在广东省工作，官至广东副省长。2001年他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次年刘昆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两人共事4年多。蓝佛安在2017年-2023年出任海南省和山西省地方大员，直到2023年9月上京主政财政部。他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是财政审计系统的专业干部。

外界更关注的经济系统官员换人发生在今年2月。踏入2024年，中国股票市场持续震荡下挫，市场悲观情绪不断蔓延，到农历新年前的2月2日，上证指数一度下跌击穿2700点关口，至近四年来的最低点。在中央出手入市之际，原证监会党委书记兼主席易会满在2月7日被免职，改由曾经在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过、有“券商屠夫”之称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吴清接任。根据中国股市跌涨记录，每轮救市时先换帅撤人已经成为惯例。吴清的特殊之处是，往届证监会主席均出自央行或大型国有银行，而他是首位证监系统出身的。其工作履历中的亮点是在风险处置办公室打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牟利的“老鼠仓”。另一方面，吴清是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旧部，在李强主政上海期间（2017-2022），吴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党委书记进入上海市政府担任副市长。比起兼任中央委员的原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吴清地位较低，只是中委候补委员，但依旧获得“火线提拔”。

性别、民族、学历、籍贯：中央委员会的群像分析

上文主要关注中共官场重点组别的重点人物，以及近来的重要人事变动。对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群像，我们还可从籍贯、性别、民族、学历等类别来分析。在中央委员会中，有205位中央委员和171位候补委员，其中涵盖94名中央官员，137名地方大员，45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官员，62名解放军军官，以及29名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干部。我们可发现，这批中共政治菁英的主流构成是：华东省籍、男性、汉族、博士、理工科（第一学历）、1960年代生。

在中国大陆，籍贯指父亲与祖父的长居地，各个时期中共高层菁英有不同的籍贯分布，与人口和经济比例未必一致。

按籍贯来源划分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发现，华东四省一市（江苏、山东、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加在一起，占全国人口的27%，全国 GDP 的36%，但中央委员占比却高于这两个数字不少，达到了42.98%（91人），位列榜首。

与之相比，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全国人口占比19.04%，全国 GDP 占比16.18%，中央委员占比与人口比例相若，是21.07%。

排名第三的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虽然全国人口只占比7%，GDP 只占比4.78%，但中央委员占比却有10.11%，达36人。

最为垫底的地区则是包含广东在内的岭南地区，虽然广东、广西和海南在全国人口中和 GDP 中的占比都是约13%，但这三个省籍的中央委员加在一起只占全体委员数目的2.25%。

而如果具体分省来看的话，最多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的籍贯来源如下：江苏43人、山东41人、浙江28人、河南28人、福建25人。

更能直观反应哪一省籍贯高官相对较多的数字，则是中央委员人数和该省常住人口的比例。计算发现，上述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籍贯来源最多的省份，如果按照该省份每百万人口对应的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来排序的话，排行榜首的是福建，每百万人有0.60位中央委员；其后则是江苏（0.51位）、浙江（0.43位）和山东（0.40位）。考虑到此前中共官场给人的“北方人主导，南方人较少”的印象，福建和浙江在习时代官场的地位可以说是更具时代意义。

在性别方面，尽管党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旗帜，但高层政治菁英历来都是男性主宰，这个现象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尤为明显。

在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合共只有33名女性，占比8.78%。而越是靠近权力核心，女性比例更是越低：中央委员中女性只有11人，占比低至5.37%；在24人的中央政治局，女性干部更是清零。打破自2002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开始至少有一位女性代表担任副总理的惯例（之前三届分别是吴仪、刘延东和孙春兰）。

现时中共最高权力的女官员是分管人社、民政、文化旅游、民族、妇女儿童等事务的国务委员谌贻琴，她亦是全国妇联主席。谌贻琴上京前的职务是贵州省委书记。而她离任后全国暂时不再有女性担任省级行政单位的“一把手”。

与性别一样，民族身份也构成中共官场的天花板，中共的政治菁英历来是汉族主导。而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层面上这一趋势有加强之势：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少数民族合共只有32人，占比8.51%，是25年来的低位。越是靠近权力核心，非汉族比例越低：中央委员少数民族只有9人，占比不到5%；在24人的中央政治局，更没有少数民族的代表。

现时中共高层的“副国级”少数民族实权官员只有国务委员谌贻琴（白族）。其他数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藏族）、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蒙古族）、陈武（壮族）、咸辉（回族）等人均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身分。

值得指出的是，国务院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此前惯例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但这个传统在2020年打破。这一年因政府推行汉语教学，改变原先的双语教学政策，导致内蒙古爆发反对改制的示威。其后原中纪委副书记陈小江接替蒙古族的巴特尔，成为66年来首位汉族的国家民委主任。自2022年6月，另一位汉族潘岳（中央委员）接任民委主任至今。

在学历方面，自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共日益注重官员的学历，以致现时顶层政治菁英学历颇高。据本文作者统计，中央委员会文官（包含非解放军的161名中央委员和149名候补委员）只有1%以下的官员是大学以下学历，近半是博士学历（46.8%），硕士也有近四成（38.7%）。当然，这些硕士和博士学历不少是“在职研究生”，博士中有66%是在职取得，硕士中有72.5%是在职硕士和在职党校硕士。而官场的“公开秘密”是：不少“在职研究生”并非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全程修读，而是由他的下属协助完成。

从中共政治菁英的教育背景来看，科技理工是领导干部的主要学科。统计中央委员会310位文官的第一学历，可见科技理工背景达45%，远多于第二多的文史哲（15%）和第三多的经济/金融/管理（14%）。

基于大部分中央委员会文官都有研究生学历，若我们看最高学历，最多官员进修的学科则变成经济/金融/管理（41%）——因为很多官员都修读公共行政管理或工商管理的研究课程。但科技理工此时仍占32%。另在中央委员会的文官中，高知干部数量颇多，院士有29人（9.4%），教授有21人（6.8%）；另工程师有49人（15.8%），经济师亦有16人（5.2%）。

在台湾和香港，法律和医学教育背景的官员占比不少，但中共高层并没有太多这类背景的官员，第一学历是法律和法学背景的官员只有21人（7%），医学则有5人（2%）。此外，中国是农业大国，但党政文官干部只有13人（4%）是以农业为第一学历。

值得注意的是，现时有海外留学和进修经验的中央委员会文官达77人，占比24.8%，差不多每4人中就有1人。这批官员大多（62%）在海外留学进修多于一年，如修读硕士、博士或出任访问学者，其余（38%）则是少于一年的交流。拥有如此庞大的海外留学和进修干部群体，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增加。现时高层较亮眼的“海归”高知干部有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苏联/俄罗斯科学院博士）、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系统分析专业博士）和中宣部副部长胡和平（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

除了读研究课程和访问学者，中共干部较常见的海外进修是与各地名校合作的培训，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便与中国政府合作由来而久，有人称之为“中共第二党校”。在1998年，香港财团赞助“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每年保送近20名表现卓越的中国领导干部学习。2002年肯尼迪学院更启动大规模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培训60名高级官员。在2012年习近平成为总书记后，哈佛大学的培训项目始慢慢减少。

无论是长年留学还是短期进修，海外经验不代表官员就偏向和亲近西方价值观，是否会存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样，官员即便学到国际经验，最终也都转化成党国体制的一部分？这只有在权力结构有所变化，各级官员不用焦虑于表忠心，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显现。

结语：老人政治的重临？

合理的领导层年龄结构和代际轮替对中共存继非常重要。但习近平时代进入第三个任期，官员老龄化，年轻血液不足的问题开始展现。

比较年龄数据，现时中共高层的平均年龄是近二十年之冠：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是65.1岁，中央委员会则是57.2岁。在不同程度上，习近平都打破了中共高层的年龄惯例。

为确保权力交接平稳，以及领导人年龄不会太年长，过去中共发展出有关年龄的一套明文规则和两套潜规则：任期限制，“七上八下”和“储君制”。

任期限制指中共一号人物最多做两届（即10年）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七上八下”指中央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在党代会召开之时67岁的可晋升、留任，68岁或以上的则要离任。

基于国家领导人需要时间培养，中共的一二号人物惯例至少在登顶前10年任中央委员，如习近平（16届中委；17届政治局常委、18届-20届总书记）；李克强（15届-16届中委，17届常委，18届-19届总理）；李强（18届候补成中委；19届政治局委员，20届总理）；胡锦涛（13届中委，14-15届政治局常委，16-17届总书记）；温家宝（13-14届中委，15届政治局委员，16-17届总理）。这种安排确保最高领导人在权力核心有起码十年的历练，然后再统领全局十年，恍然“储君制”。

在习近平时代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七上八下”的惯例基本遵循，两届政治局委员当选时都是67岁或以下；在2017年习近平的盟友王岐山69岁，便按照“七上八下”潜规则离开常委会。

但到了二十大，“七上八下”已不再是硬规定，不过仍发挥作用。一方面，这一届党代表大会中习近平的盟友栗战书（72岁）、刘鹤（70岁）、陈希（69岁）都退出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习近平（69岁）、张又侠（72岁）和王毅（69岁）继续留任高位，而李克强（67岁），汪洋（67岁）则“能上能下”地退出中央委员会，十九届政治局委员胡春华（59岁）更被降级至中央委员。当中，习近平也打破任期限制，实现“三连任”。

2012年习近平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时，生于1963年的孙政才和胡春华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中共的“储君”，但这两人目前都已出局，前者在2017年落马，后者则在二十大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边缘化职位。2018年习近平的著作或解释两人出局的原因：“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要动态更新，把相形见绌的调整出去，同时注意补充新的优秀人选，始终保持一池活水。”

习近平将以何种方式交接权力，目前没有确凿的迹象。假设他不会做足终身，那么按照惯例，在2027年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将要有一个交接权力的选项。但至今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未见接班人的迹象。最年轻的常委是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2027年丁薛祥将会是64岁，如果接班，至多只能做一届总书记，不符合总书记做10年的惯例。而在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有1964年出生的李干杰、李书磊、张国清、陈吉宁，他们在二十一大时将会是62岁，如果入常，他们都有机会做足10年，因此他们的仕途发展相当值得关注。

但就算习近平届时不考虑接班问题，整体的中央委员团队也都将面临“老龄化”的考验。

如果说中央委员需要按部就班轮替的话，通过更多扮演荣誉角色的、平均年龄更低的中央候补委员群体，则能够一窥中共高层老龄化的情况：171名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1960-69年出生的“60后”，到2027年“二十一大”时，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将达到58岁。而171人中的35名“70后”，则有31人是1970-74年出生，到2027年时最年轻的也将50岁。

当前各省正在进入副省级干部岗位的“70后”和“75后”被视为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下一代梯队。但目前为止，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梯队”年龄更迭的速度相比上一个十年周期变缓：截至发稿时，在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委常委中虽已有相当比例的“70后”，但同级别的“75”后干部数量约只有10人。与之相比，2013年7月，也即是11年前，整个中国干部体制中就已经有15名“65后”干部。同样，2013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已有6名政府首长（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是“60后”担任，而11年后的当前，中国暂时仍没有“70”后担任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政府首长职务。

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有一个细节：4名“75后”中，两名是基层干部（新疆哈巴河县副县长朱文祥和湖南花垣县双龙镇副镇长、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施金通），另两名是厅局级实权干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洪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厅长祖力亚提·司马义。而这两人的履历均有些微尴尬：都有明显的共青团系统历练痕迹。这也证明，此前共青团系统提供的青年干部上升机制仍然相当“超前”，以至于习时代的年轻干部队伍中还能出现其痕迹。

以目前的趋势，随着整体干部队伍的老化，是否需要新的机制帮助干部队伍“年轻化”将成为一道新的命题。届时也将意味着新的问题：如果要为年轻人让位的话，年龄到位该分到合适头衔的干部该如何安置？届时官场体制本身将会面临制度改革的压力。无论如何，现时中共高层明显出现了“老人政治”的雏形——习近平很多盟友仍高龄就业，如张又侠、王毅、陈希（仍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夏宝龙；而习近平也颇有可能至少再做一届。再往后，如何顺利培养接班人和完成权力转移，让党“始终保持一池活水”，将是中共“两个一百年”事业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