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二十大後中共官場：哪些人幫習近平治國？新派系現身了嗎？

2024年3月，中國召開了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第二次全國兩會。在一週的時間裡，全國近3000名人大代表、2100名全國政協委員齊集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國政治儀式。今年的「兩會」引起外界最大關注之處，莫過於往年例行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取消。一些分析認為這反映了在習近平於中共「二十大」上完全掌握黨內大權後，中國國務院總理一職進一步變成最高領導人的下屬而非平級的同事。

在2022年召開的「二十大」上，未達到退休年齡的常委李克強、汪洋退休，代表非習近平派系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層面淡出。開啟第三個任期的習近平真正成為了說一不二的中國政治至高權威。然而，就算這樣，習也並非中國政治的全部——擁有98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無法脫離龐大的黨機器和官僚幹部隊伍。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在習一人之下，是其他6名常委和17名委員組成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含習在內共24人），然後是由205名中央委員（含包括習在內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和有出席權但沒投票權的17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這一群體是如此龐大，以致於其在承接最高領導人的要求之外，依舊有自身的邏輯和動力驅動運作。

在習一人之下，中共官場並非看起來那樣千人一面：究竟誰在管治中國，當中有哪些群體？他們的性別、年齡、民族、教育特徵為何？又可能怎樣影響中國政治的走向？本文整理公開信息中第二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幹部人事資料，供讀者一覽習近平第三個任期中共最高領導機關的群體特徵和趨勢。

地區團體：浙江、福建、上海

在當代中共歷史中，作為「紅二代」的習近平的履歷和聯繫可謂豐富，其家族和他在不同地區求學和工作所建立的淵緣和關係，成為他任總書記後選擇核心幹部的不同來源。

在習近平第三個任期中，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習本人之外的2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幾乎都是習信任的人物，其中許多人更是長期親信。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不同群體的區分——以籍貫和仕途起始地劃分，便可以看到出現了三個新的群組，即「浙江系」、「福建系」和「新上海系」。

在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習近平曾在2002-2007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這段時間與習近平有聯繫的幹部可稱作「浙江系」。他們隨著習近平高升而逐漸在中共官場佔有重要位置。

現時中共二號人物、國務院總理李強，便是習近平在浙江時期的同事，也是當時身邊的大秘書（浙江省委秘書長）。李強是2022年「二十大」的最大贏家之一——雖然沒有國務院工作的經歷，但他直接晉升為國務院總理，成為統領政務系統和經濟團隊的中國政府首長。

除李強之外，「浙江系」的政治局委員包括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其他重要的「浙江系」中央委員則有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陝西省委書記趙一德、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和中央軍委辦主任兼軍委主席辦主任鍾紹軍。

其中，陳敏爾是較為矚目的「浙江系」官員。出生在1960年的陳敏爾在仕途初期多在浙江地方的宣傳系統歷練，習近平2002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時，陳敏爾同為浙江省委常委，任省宣傳部部長。期間，他負責習近平在《浙江日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其後結集為《之江新語》一書。

在2012年習近平任中共總書記後，陳敏爾被調往西部貧窮省份貴州，成為了習近平的心腹、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栗戰書的副手。在五年間陳敏爾歷任貴州省長和省委書記，促使貴州發展迅速，大興土木建路造城，GDP 增速亦位列全球前列。作為一個經濟落後的內陸省份，陳治下的貴州在科技行業走在前列，重點發展大數據經濟。然而，債務驅動的經濟模式亦埋下隱患，近年貴州債務問題爆雷，要向中央求援。

在2017年7月，陳敏爾受命任重慶市委書記，接替因貪腐和「政治野心和個人私慾極度膨脹」而落馬的孫政才。外界當時頗視陳敏爾為接班的潛在人選。在二十大前，外界多預期陳敏爾入常，但最後他僅連任政治局委員身份，並在年末轉任另一個直轄市天津市的市委書記。

在浙江，習近平擔任了五年「一把手」，但習近平紮根最久的省份是福建省（1985-2002），他也在此地完成從地廳級到省部級的跨越。這段時期在閩工作的「福建系」官員，成為習近平近年來重用的一個群體。

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是「福建系」的代表人物，他曾長時間在地方政府工作，包括福建及浙江，官場層級也一直不算突出。但習近平任最高領導人後不久，蔡奇被調至中央，任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並快速在2016年被提拔為首都北京的市委副書記，2017年接任北京市委書記。

二十大後，蔡奇任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統領中宣部長、中組部長、中央統戰部長、中央政法委書記以及中紀委排名第一的副書記，可見蔡奇幾乎統管全部黨務運作，可視作「副總書記」。同時，蔡奇又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是習近平的「大內總管」和「中南海大管家」，既要陪總書記視察、出訪，又負責黨中央日常文秘、機要、行政、安保等工作。據《南華早報》近日報導，蔡奇亦要分管控制互聯網的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不但反映習近平下放職責給親信副手的趨勢，更顯示蔡奇得到習近平的「堅實信任」。

除此，「福建系」的政治局委員還有廣東省委書記黄坤明和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何立峰。至于「福建系」的中央委員，則有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和現任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黨組書記裴金佳。在軍隊方面，「福建系」軍官也位居高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何衛東和委員苗華都曾服役以廈門為軍部的解放軍第三十一集團軍。

「福建系」的何立峰是習近平經濟團隊的重要一員，也是國務院四位副總理中唯一一位有經濟和金融背景的高級官員。畢業於廈門大學財政金融系，何立峰在閩仕途達20多年，在習近平1980年代中任廈門市副市長時，何立峰任廈門市財政局長；在習近平任福建省省長期間（1999年-2002年），何立峰擔任其下屬。

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後，何立峰於2014年被調職至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改委，不到三年獲提拔為發改委主任。在2023年3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何立峰接替劉鶴成為中美經貿對話的「中方牽頭人」，並在2023年11月訪美，與美財長耶倫（Janet Yellen）舉行數次會談，直接應對中美貿易爭端等問題。現時何立峰還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金融辦）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金融工委）書記。

經濟領域的另一名重要官員鄭柵潔也是福建出身且擁有浙江工作經驗。在何立峰升任副總理後接任發改委主任的鄭柵潔，是何立峰的老同事。1980年代中期，何立峰在廈門市政府任職時，比他年輕6歲的鄭柵潔從工人做起，一路成為廈門一間國有企業的廠長，其後再升任區長、市政府秘書長。何立峰在2005年回廈門擔任市委書記時，鄭柵潔已經是廈門市發改委主任。鄭的仕途其後一路上升，先是成為福建省發改委主任，再歷任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國台辦副主任、浙江省寧波市委書記、浙江省長、安徽省委書記。

在2007年3月-7月，習近平曾在上海短暫擔任市委書記，與他同期在滬工作、後來被提拔的官員則可稱作「新上海系」，以此與江澤民時代的「上海幫」官員區分。

在習近平主政上海期間，丁薛祥是習的秘書。在習近平任國家領導人後，丁調任中央，成為習的幕僚長，在其第二任期中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現時丁薛祥已成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兼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負責發展改革、教育、科技和港澳事務。除了丁薛祥，「新上海系」的中央委員還有現任貴州省委書記徐麟、江西省委書記尹弘、湖南省委書記沈曉明和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在政治局中，除了上述的浙江系、福建系、新上海系，還有一些中共頂層政治菁英與習近平有其他淵源和背景。如排名第三的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與習近平一樣是陝西人，有說法認為趙樂際的堂祖父趙壽山曾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曾一道在西北共事；政治局常委、執掌中紀委的李希雖在職業生涯早期與習無直接共事經歷，但曾在1980年代中期任甘肅省委書記李子奇的秘書，而李子奇與習仲勳有密切聯繫。另外，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據一些說法也同樣與習仲勳有聯繫。

在十八屆和十九屆的政治局，習近平在清華大學（1975-1979）求學的同學和室友、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陳希被委以重任，執掌中共最大「人力資源」部門——中央組織部，到二十屆時因為年齡原因，陳希不再是中央委員，但陳希在清華大學的老同事陳吉寧晉升政治局。

陳吉寧長期在清華大學工作，曾是清華大學校長，他也是中共少數擁有海外博士學歷的領導幹部，其博士學位就讀於英國帝國理工學院。陳吉寧在2015年由學入仕，任環境保護部部長，成為習近平關注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保政策的重要推動者。此後他在2017年擔任北京市長，成為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蔡奇的副手。二十大後，陳吉寧再進一步，接替進入中央的李強出任上海市委書記。

除了清華大學，中央黨校也是習近平挑選官員的重要來源。在2007-2012年，習近平在身兼「儲君」位置時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黨校副校長、習近平的副手李書磊和石泰峰，在二十大後皆當選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其中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李書磊如今執掌中央宣傳部，主管「筆桿子」系統；石泰峰則先後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書記，任內推動打擊「阿化沙化清真泛化」和強力推行統一漢語教學，其後於2022年的「二十大」上轉而统管中央統戰部，負責執行黨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

在政治局中，有些頂層政治菁英在習近平做總書記前沒有交集，但相信憑藉表現獲得總書記的重用。如常委中排名第四的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是中共高層少有的人文學者出身人物，在江澤民時期被徵召入京，其後仕途高升，被外界稱為「三朝國師」。而政治局委員王毅則是中共外交的老將，現年72歲的王毅是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在2023年7月外長秦剛「神隱」後更「回爐」兼任外交部部長。

除此之外，中國公共衛生專家尹力亦在政治局有一席位。在2020年1月疫情爆發初期時，身為四川省長的尹力率先推行「網格化管理」等措施，被形容為「教科書級」防疫，相信為他贏得政治資本。此後尹力在2020年11月升至福建省委書記，後在2022年11月主政首都，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另一個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則以「表忠」聞名，他任地方大員時政治嗅覺靈敏，曾在天津市委書記任上提出「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要求始終與領導人保持高度一致。

同樣與習近平早年沒有工作關係，但獲得升職的政治局委員還有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陳文清的仕途從四川基層公安系統開始，在2006年-2012年間他任福建省委常委和紀委書記，到2012年習近平成為總書記，陳文清上京任中紀委副書記，協助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反腐打貪。到2015年，陳文清轉至國安系統，任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在2018年-2022年更擔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任——國安委是習近平在2013年新成立並親自擔任主席的委員會，目標是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在二十大，陳文清進入政治局，也是十五年來首位非公安部長升任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如今統領公安、國安、司法等「刀把子」系統。

在二十屆政治局，我們還見證了一群新的技術官僚晉升權力頂層，他們與習近平並沒有工作關係，但有五人進入政治局。這個群體被外界稱為「航天軍工系」。

航天軍工系：從造炮彈飛船到治國封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技術官僚治國並非新鮮事，如江澤民、李鵬、胡錦濤和溫家寶各有電機、水電、水利、地質等傳統工程背景，然而習近平時代，尤其是二十大後的新技術官僚有所不同，他們多來自航空、航天、軍工系統。

儘管「航天軍工系」沒有人擔任常委，但這個群體有5人入政治局，佔13位政治局新委員的四成。這5人中有2人是國務院副總理，2人是地方大員，1人執掌黨務機構，成为耀眼的新星幹部群體。他們的整體年齡較年輕，二十大時平均年齡是59.6歲，比政治局平均年齡的64.5要少5歲。

在國務院團隊的四位副總理中，一人是「新上海系」的丁薛祥，一人是「福建系」的何立峰，另外兩人張國清和劉國中則是航天軍工出身。

現年59歲的張國清被稱為「兵工少帥」，他早年取得軍工高校光電技術和工業對外貿易的兩個學位，後在1987年進入軍工企業，首先任職中國北方工業公司，推進中國與中東（特別是伊朗）的武器製造和貿易，後來該公司劃歸為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張國清一路晉升，官至這家營收超3000億人民幣的軍工巨頭的總經理。在2013年後，中央調職張國清任地方大員，歷任重慶市長、天津市長和遼寧省委書記。2023年3月，張國清上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工業和信息化、國資監督、市場監督，同時兼任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主任。

與張國清相比，另一位副總理劉國中的航天軍工背景相對較短。現年61歲的劉國中早年讀炮彈設計和工程，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碩士生，步入1990年代他進入政壇，仕途從東北的黑龍江開始。2007到2010年，劉國中曾和習近平的心腹栗戰書一起在黑龍江省委工作。2013年，劉國中上京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不到三年輾轉四川、吉林、陝西地方官場。當中，劉國中在2017年末調任習近平的家鄉陝西，一直工作到2023年。在這段時期的「秦嶺違建別墅案」持續受到習近平關注，在習近平於2018年7月做出第六次批示後，中央派出專項整治工作組入駐陝西，劉國中等當地政府官員配合聯合整治行動。最終，陝西官場迎來地震，一大批省、市涉案高級官員落馬。在2023年3月，劉國中調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醫療衛生工作。

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馬興瑞和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被稱為「航天少帥」，兩人都是較出名的「航天軍工系」地方大員。

出生於1959年的馬興瑞是軍工系統的高知幹部，他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取得飛行動力學博士，並在這間全中國最重要的軍工大學任職教授和領導。在1996年馬興瑞調任中國航天系統，之後擔任了繞月探測工程副總指揮（2004-2005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2007-2008年）、中國新一代運載火箭工程總指揮（2008）和中國月球探測項目「嫦娥三號」總指揮（2013年）。在2012年十八大後，馬在翌年3月出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8個月後南下廣東，任省委副書記。在2015年，馬興瑞任深圳市委書記，兩年後升至廣東省長，是近30年來首位出任廣東省政府的「非本土系」主官。

在廣東官場8年後，馬興瑞在2021年北上任新疆一把手，接替陳全國主政國際關注的維吾爾族省份。據指馬興瑞緩和過往高壓反恐的氣氛，強調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恢復星期六為休息日，移除區內的居民區閘門，減少街道上巡邏的軍警，還邀請其他省份的企業家來疆投資。在2024年兩會，馬興瑞首次在中外媒體前亮相，稱「現在三股勢力（指在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還活動頻繁，但不能因此而不開放」， 此外馬也強調：「每個人都知道，新疆的伊斯蘭教需要中國化，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在中國航天系統，袁家軍和馬興瑞的背景相似，他們也曾共事五年。現年61歲的袁家軍早年獲得北京航空學院（後來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飛機設計與應用力學學位，其後取得航空航天工業部飛行器設計專業碩士。畢業後袁家軍開始在中國航天系統任職，40多歲時擔任神舟二號至五號飛船系統總指揮，又取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行器設計工學博士。2007-2012年，袁家軍官至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理，是時任總經理馬興瑞的副手。在習近平登頂的十八大前，袁家軍開始轉到地方任職，先在寧夏兩年，後在浙江8年，官至浙江省委書記。在2021年，袁家軍主政的浙江成為習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示範區」。二十大後，袁家軍轉到經濟總量突破3萬億元人民幣的製造業重鎮重慶。

在黨務系統，中共中央組織部這個關鍵部門同樣由「航天軍工系」的李幹傑執掌。李幹傑有清華大學物理系學士學位和核能技術設計研究院碩士學位，畢業後他先後在國家核安全局和環保系統工作多年。在2020年，李出任山東省地方官員，到2023年初回到北京，接替退休的陳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根據我們的統計，現時中央委員會除上述5位政治局委員外，至少還有12位中央委員和14位候補委員來自航天軍工背景。中央委員包括：張慶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勇（全國政協副主席），金壯龍（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怀進鵬（教育部部長），賀軍科（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蔡剑江（中央空管委辦公室黨委書記），雷凡培（中央軍民融合辦副主任），唐登杰（山西省委書記），郝鹏（遼寧省委書記），金湘軍（山西省長）、趙剛（陝西省長），黄强（四川省長）。

而候補委員則有朱芝松（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劉敬楨（中國醫藥集團董事長），李建榕（中國航空發動機研究院院長），張忠陽（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張榮橋（中國行星探測工程總設計師），陳宏敏（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主任），杭義洪（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黨委書記），袁潔（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徐留平（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曹淑敏（中宣部副部長），溫剛（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肖川（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總研究師），余劍鋒（中國核工業集團董事長）和宋志勇 （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比起中央委員，「航天軍工系」的候補委員多在自身系統內和國企歷練居多，甚少轉任地方官員，但未來他們或有更多人踏足地方政壇。

值得指出的是，大規模任用航天軍工背景官員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象。為何航天軍工的技術人員可以做大官，由造炮彈飛船轉到治國封疆？

一個原因是中共實行「黨管幹部」的體制，航天軍工科研和企業單位的高級職員並非自由擇業的私人企業僱員，而是受到黨組織管轄的黨員幹部，可以調任至地方政府、國務院部委、國企等單位。根據2019年施行、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黨要「拓寬選人視野和渠道」，黨政領導幹部要注意「從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單位以及社會組織」中發現選拔。

然而，為何現時中共領導層特別青睞航天軍工背景的官員？這可能與近年中美戰略競爭下中共強調自主創新和軍民融合有關。選拔具科技背景的航天軍工系官員有助推進創科戰略，尤其當他們任職省市領導，有機會加強地方的科技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航天軍工背景官員的某些特質也可能符合習近平時代的治理風格和需要。

在2024年的兩會上，袁家軍就被外媒問到設計宇宙飛船和管理重慶哪個更有挑戰性。袁談到這個話題時，指自己從航天系統到地方政府工作，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選拔使用幹部的一種視野、一種邏輯，通過這種跨部門、多崗位交流培養，逐步提升我們幹部隊伍發展能力、服務群眾能力、化解風險能力。」袁指出，兩者共性都是「複雜性」，設計飛船是「封閉巨系統」，設計到晚上累了，可以把設計圖紙鎖到抽屜，第二天也不會變；但社會管理工作是「開放複雜巨系統」，跟人打交道，「今天你說好了，明天它變了，變了你怎麼變？」實際上是複雜系統更多了，但它也「符合系統工程原理」。

袁進一步表示，搞載人航天要確保百分之百成功，必須把所有能想到的問題都要解決掉；而管理重慶也是要做好頂層設計，基層一旦發生問題，各級幹部的頭腦之中馬上要浮現場景是什麽、問題出在哪里，迅速采取措施。他認為，「二者最重要的是要構建一個重大風險管控體系和有效的機制，都是挑戰。」

「頂層設計」和「管控風險」是袁家軍回答的重點，這些航天軍工官員的思路特質或正正符合習近平的需要。

有中國特色的權力平衡與牽制？

上述的浙江系、福建系、新上海系、清華、黨校網絡和航天軍工系，是現時中共高層政治中容易辨識到的幹部群體。在二十大後，外界多以「習派大獲全勝」理解，稱中共的派系政治已經結束，畢竟經過習近平近十年的權力上收，舊的「上海幫」、「團派」已經逐漸邊緣化，尤其是共青團派系的下一代代表人物胡春華被「能上能下」地排除出政治局。然而，上述的幹部群體會不會形成新的派系——一個政治利益和價值更加接近且聯繫緊密的團體？

根據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面上的派系和「團團伙伙」是政治禁忌：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不准在黨內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係、培植個人實力、結成利益集團。然而，毛澤東亦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因此中共存在派別是可以想像的。即便在毛澤東晚年，就算整個政治局都是毛澤東的人馬，他們仍有不同的派系，互相爭相競爭和討好最高領導。

習近平接下來的任期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根據政治學者吳國光的看法，二十大後並非派系的消失，反而可能是新派系在習近平的最高權力傘下浮現。雖然現階段確定派系為時尚早，但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的跡象。他認為派系競爭無可避免，中共不同的幹部難以真正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

在習核心的政治格局下，權力至高者也很可能希望底下的幹部群會互相競爭，保持緊張的關係，這樣可以互相牽制和制衡，只要幹部群不會形成真正具威脅、偏離核心的「團團伙伙」，而他們之間的競爭也沒有激烈到影響團結大局即可。當然，幹部之間的關係是多變、動態，外界難以得知，上述的幹部群體也只是依據共同身份、相似經歷、相關職業背景的可能分類，真實的幹部關係和可能形成的派系會交叉複雜更多。

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就算官員屬任何一個獲信任的幹部群體和來源，有關官員的仕途也非一勞永逸，且在習時代常常戰戰兢兢。一旦他們表現不佳，失去最高領導人的信任，甚至犯嚴重錯誤，等待他們的就是整頓和換人。在二十大後的一年內，我們就見證了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這兩位重要的、由習信賴並選拔的高級別官員的快速落馬。

整頓外交部和火箭軍，經濟部委換人

自2023年6月25日開始，「最年輕」的外交部長秦剛消失於公眾視野。一個月後，秦剛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此前他的仕途一路高升，兩年內快速由副部級連升兩級至副國級，被認為深得習本人的信任。現時官方仍未解釋免職原因，外界出現各種流言，較多流言指秦和一名新聞女主播有親密關係，又或有其他違紀問題等等，但這些傳言均未有機會予以證實或證僞。

在秦剛被免職一個月後，國防部長李尚福也自2023年8月29日後從公衆視野中消失。外界曾傳言其已被立案調查，並有傳聞指調查與其在中央軍委總裝備部任職時涉嫌貪腐有關。而李尚福被免職並非軍方的單一事件，早前據報解放軍火箭軍的司令員李玉超被反腐敗部門帶走接受調查，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劉光斌和張振中等火箭軍現任和前任高級將領。到2023年10月24日，李尚福被宣告罷免國防部長，至本文發稿時也未交代原因。2023年12月29日，甚至不是中央軍委委員的前解放軍海軍司令董軍獲任命為新國防部長。2024年初，人大系統亦宣布有九位任職全國人大代表的軍中高官下馬，有五名來自火箭軍系統、三名來自裝備部門。

近年在幹部群體中頗為重要的航天軍工系統，也懷疑捲入火箭軍貪腐案。據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劉石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顯示三人可能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另外還有說法指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也捲入其中，他是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在二十大後，外交部和火箭軍事件是最矚目的官場整頓。除此之外，國務院經濟團隊也開始換人。

2023年7月，潘功勝接替65歲的易綱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擁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劍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並在哈佛大學甘迺迪（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自2012年以來，潘功勝一直是中國央行的副行長。2016年，他被任命為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局長，負責管理約3.2萬億（兆）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

在2023年9月，財政部長亦易帥，由蓝佛安接替近67歲的劉昆。蓝佛安是科班出身的專家型幹部，也是罕見的廣東人高官。他在湖北財經學院畢業後進入財政部工作，1988調往廣東省財政廳任職，此後近30年時間一直在廣東省工作，官至廣東副省長。2001年他出任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次年劉昆出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兩人共事4年多。藍佛安在2017年-2023年出任海南省和山西省地方大員，直到2023年9月上京主政財政部。他既有地方工作經驗，又是財政審計系統的專業幹部。

外界更關注的經濟系統官員換人發生在今年2月。踏入2024年，中國股票市場持續震盪下挫，市場悲觀情緒不斷蔓延，到農曆新年前的2月2日，上證指數一度下跌擊穿2700點關口，至近四年來的最低點。在中央出手入市之際，原證監會黨委書記兼主席易會滿在2月7日被免職，改由曾經在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任職過、有「券商屠夫」之稱的上海市委副書記吳清接任。根據中國股市跌漲記錄，每輪救市時先換帥撤人已經成為慣例。吳清的特殊之處是，往屆證監會主席均出自央行或大型國有銀行，而他是首位證監繫統出身的。其工作履歷中的亮點是在風險處置辦公室打擊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牟利的「老鼠倉」。另一方面，吳清是國務院總理李強的舊部，在李強主政上海期間（2017-2022），吳清從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黨委書記進入上海市政府擔任副市長。比起兼任中央委員的原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吳清地位較低，只是中委候補委員，但依舊獲得「火線提拔」。

性別、民族、學歷、籍貫：中央委員會的群像分析

上文主要關注中共官場重點組別的重點人物，以及近來的重要人事變動。對於中共高層政治的群像，我們還可從籍贯、性別、民族、學歷等類別來分析。在中央委員會中，有205位中央委員和171位候補委員，其中涵蓋94名中央官員，137名地方大員，45名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研究機構官員，62名解放軍軍官，以及29名人大、政協、群團組織幹部。我們可發現，這批中共政治菁英的主流構成是：華東省籍、男性、漢族、博士、理工科（第一學歷）、1960年代生。

在中國大陸，籍貫指父親與祖父的長居地，各個時期中共高層菁英有不同的籍貫分佈，與人口和經濟比例未必一致。

按籍貫來源劃分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可以發現，華東四省一市（江蘇、山東、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加在一起，佔全國人口的27%，全國 GDP 的36%，但中央委員佔比卻高於這兩個數字不少，達到了42.98%（91人），位列榜首。

與之相比，中部地區（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全國人口佔比19.04%，全國 GDP 佔比16.18%，中央委員佔比與人口比例相若，是21.07%。

排名第三的東北地區（黑龍江、吉林、遼寧）雖然全國人口只佔比7%，GDP 只佔比4.78%，但中央委員佔比卻有10.11%，達36人。

最為墊底的地區則是包含廣東在內的嶺南地區，雖然廣東、廣西和海南在全國人口中和 GDP 中的佔比都是約13%，但這三個省籍的中央委員加在一起只佔全體委員數目的2.25%。

而如果具體分省來看的話，最多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的籍貫來源如下：江蘇43人、山東41人、浙江28人、河南28人、福建25人。

更能直觀反應哪一省籍貫高官相對較多的數字，則是中央委員人數和該省常住人口的比例。計算發現，上述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籍貫來源最多的省份，如果按照該省份每百萬人口對應的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來排序的話，排行榜首的是福建，每百萬人有0.60位中央委員；其後則是江蘇（0.51位）、浙江（0.43位）和山東（0.40位）。考慮到此前中共官場給人的「北方人主導，南方人較少」的印象，福建和浙江在習時代官場的地位可以說是更具時代意義。

在性別方面，儘管黨高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旗幟，但高層政治菁英歷來都是男性主宰，這個現象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尤為明顯。

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合共只有33名女性，佔比8.78%。而越是靠近權力核心，女性比例更是越低：中央委員中女性只有11人，佔比低至5.37%；在24人的中央政治局，女性幹部更是清零。打破自2002年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開始至少有一位女性代表擔任副總理的慣例（之前三屆分別是吳儀、劉延東和孫春蘭）。

現時中共最高權力的女官員是分管人社、民政、文化旅遊、民族、婦女兒童等事務的國務委員諶貽琴，她亦是全國婦聯主席。諶貽琴上京前的職務是貴州省委書記。而她離任後全國暫時不再有女性擔任省級行政單位的「一把手」。

與性別一樣，民族身份也構成中共官場的天花板，中共的政治菁英歷來是漢族主導。而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層面上這一趨勢有加強之勢：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少數民族合共只有32人，佔比8.51%，是25年來的低位。越是靠近權力核心，非漢族比例越低：中央委員少數民族只有9人，佔比不到5%；在24人的中央政治局，更沒有少數民族的代表。

現時中共高層的「副國級」少數民族實權官員只有國務委員諶貽琴（白族）。其他數人，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洛桑江村（藏族）、雪克來提·扎克爾（維吾爾族）、全國政協副主席巴特爾（蒙古族）、陳武（壯族）、咸輝（回族）等人均不是中共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身分。

值得指出的是，國務院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此前慣例由少數民族幹部擔任，但這個傳統在2020年打破。這一年因政府推行漢語教學，改變原先的雙語教學政策，導致內蒙古爆發反對改制的示威。其後原中紀委副書記陳小江接替蒙古族的巴特爾，成為66年來首位漢族的國家民委主任。自2022年6月，另一位漢族潘岳（中央委員）接任民委主任至今。

在學歷方面，自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中共日益注重官員的學歷，以致現時頂層政治菁英學歷頗高。據本文作者統計，中央委員會文官（包含非解放軍的161名中央委員和149名候補委員）只有1%以下的官員是大學以下學歷，近半是博士學歷（46.8%），碩士也有近四成（38.7%）。當然，這些碩士和博士學歷不少是「在職研究生」，博士中有66%是在職取得，碩士中有72.5%是在職碩士和在職黨校碩士。而官場的「公開秘密」是：不少「在職研究生」並非領導幹部親力親為全程修讀，而是由他的下屬協助完成。

從中共政治菁英的教育背景來看，科技理工是領導幹部的主要學科。統計中央委員會310位文官的第一學歷，可見科技理工背景達45%，遠多於第二多的文史哲（15%）和第三多的經濟/金融/管理（14%）。

基於大部分中央委員會文官都有研究生學歷，若我們看最高學歷，最多官員進修的學科則變成經濟/金融/管理（41%）——因為很多官員都修讀公共行政管理或工商管理的研究課程。但科技理工此時仍佔32%。另在中央委員會的文官中，高知幹部數量頗多，院士有29人（9.4%），教授有21人（6.8%）；另工程師有49人（15.8%），經濟師亦有16人（5.2%）。

在台灣和香港，法律和醫學教育背景的官員佔比不少，但中共高層並沒有太多這類背景的官員，第一學歷是法律和法學背景的官員只有21人（7%），醫學則有5人（2%）。此外，中國是農業大國，但黨政文官幹部只有13人（4%）是以農業為第一學歷。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有海外留學和進修經驗的中央委員會文官達77人，佔比24.8%，差不多每4人中就有1人。這批官員大多（62%）在海外留學進修多於一年，如修讀碩士、博士或出任訪問學者，其餘（38%）則是少於一年的交流。擁有如此龐大的海外留學和進修幹部群體，得益於改革開放後中外交流增加。現時高層較亮眼的「海歸」高知幹部有北京市委書記尹力（蘇聯/俄羅斯科學院博士）、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環境系統分析專業博士）和中宣部副部長胡和平（日本東京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

除了讀研究課程和訪問學者，中共幹部較常見的海外進修是與各地名校合作的培訓，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便與中國政府合作由來而久，有人稱之為「中共第二黨校」。在1998年，香港財團贊助「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每年保送近20名表現卓越的中國領導幹部學習。2002年肯尼迪學院更啟動大規模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項目，每年培訓60名高級官員。在2012年習近平成為總書記後，哈佛大學的培訓項目始慢慢減少。

無論是長年留學還是短期進修，海外經驗不代表官員就偏向和親近西方價值觀，是否會存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樣，官員即便學到國際經驗，最終也都轉化成黨國體制的一部分？這只有在權力結構有所變化，各級官員不用焦慮於表忠心，擁有更大自主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顯現。

結語：老人政治的重臨？

合理的領導層年齡結構和代際輪替對中共存繼非常重要。但習近平時代進入第三個任期，官員老齡化，年輕血液不足的問題開始展現。

比較年齡數據，現時中共高層的平均年齡是近二十年之冠：在二十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是65.1歲，中央委員會則是57.2歲。在不同程度上，習近平都打破了中共高層的年齡慣例。

為確保權力交接平穩，以及領導人年齡不會太年長，過去中共發展出有關年齡的一套明文規則和兩套潛規則：任期限制，「七上八下」和「儲君制」。

任期限制指中共一號人物最多做兩屆（即10年）國家主席和總書記。「七上八下」指中央領導人（包括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在黨代會召開之時67歲的可晉升、留任，68歲或以上的則要離任。

基於國家領導人需要時間培養，中共的一二號人物慣例至少在登頂前10年任中央委員，如習近平（16屆中委；17屆政治局常委、18屆-20屆總書記）；李克強（15屆-16屆中委，17屆常委，18屆-19屆總理）；李強（18屆候補成中委；19屆政治局委員，20屆總理）；胡錦濤（13屆中委，14-15屆政治局常委，16-17屆總書記）；溫家寶（13-14屆中委，15屆政治局委員，16-17屆總理）。這種安排確保最高領導人在權力核心有起碼十年的歷練，然後再統領全局十年，恍然「儲君制」。

在習近平時代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七上八下」的慣例基本遵循，兩屆政治局委員當選時都是67歲或以下；在2017年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69歲，便按照「七上八下」潛規則離開常委會。

但到了二十大，「七上八下」已不再是硬規定，不過仍發揮作用。一方面，這一屆黨代表大會中習近平的盟友栗戰書（72歲）、劉鶴（70歲）、陳希（69歲）都退出中央委員會。另一方面，習近平（69歲）、張又俠（72歲）和王毅（69歲）繼續留任高位，而李克強（67歲），汪洋（67歲）則「能上能下」地退出中央委員會，十九屆政治局委員胡春華（59歲）更被降級至中央委員。當中，習近平也打破任期限制，實現「三連任」。

2012年習近平接班成為最高領導人時，生於1963年的孫政才和胡春華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是中共的「儲君」，但這兩人目前都已出局，前者在2017年落馬，後者則在二十大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這一邊緣化職位。2018年習近平的著作或解釋兩人出局的原因：「優秀年輕幹部不能搞成特殊群體，不能像『儲君』一樣供在那裏坐等提拔。要動態更新，把相形見絀的調整出去，同時注意補充新的優秀人選，始終保持一池活水。」

習近平將以何種方式交接權力，目前沒有確鑿的跡象。假設他不會做足終身，那麼按照慣例，在2027年召開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將要有一個交接權力的選項。但至今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未見接班人的跡象。最年輕的常委是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2027年丁薛祥將會是64歲，如果接班，至多只能做一屆總書記，不符合總書記做10年的慣例。而在政治局委員中，最年輕的有1964年出生的李幹傑、李書磊、張國清、陳吉寧，他們在二十一大時將會是62歲，如果入常，他們都有機會做足10年，因此他們的仕途發展相當值得關注。

但就算習近平屆時不考慮接班問題，整體的中央委員團隊也都將面臨「老齡化」的考驗。

如果說中央委員需要按部就班輪替的話，通過更多扮演榮譽角色的、平均年齡更低的中央候補委員群體，則能夠一窺中共高層老齡化的情況：171名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中，絕大多數都是1960-69年出生的「60後」，到2027年「二十一大」時，他們中最年輕的也將達到58歲。而171人中的35名「70後」，則有31人是1970-74年出生，到2027年時最年輕的也將50歲。

當前各省正在進入副省級幹部崗位的「70後」和「75後」被視為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下一代梯隊。但目前為止，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梯隊」年齡更迭的速度相比上一個十年週期變緩：截至發稿時，在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黨委常委中雖已有相當比例的「70後」，但同級別的「75」後幹部數量約只有10人。與之相比，2013年7月，也即是11年前，整個中國幹部體制中就已經有15名「65後」幹部。同樣，2013年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中已有6名政府首長（省長/直轄市市長/自治區主席）是「60後」擔任，而11年後的當前，中國暫時仍沒有「70」後擔任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的政府首長職務。

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有一個細節：4名「75後」中，兩名是基層幹部（新疆哈巴河縣副縣長朱文祥和湖南花垣縣雙龍鎮副鎮長、十八洞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施金通），另兩名是廳局級實權幹部——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洪慶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廳廳長祖力亞提·司馬義。而這兩人的履歷均有些微尷尬：都有明顯的共青團系統歷練痕跡。這也證明，此前共青團系統提供的青年幹部上升機制仍然相當「超前」，以至於習時代的年輕幹部隊伍中還能出現其痕跡。

以目前的趨勢，隨著整體幹部隊伍的老化，是否需要新的機制幫助幹部隊伍「年輕化」將成為一道新的命題。屆時也將意味著新的問題：如果要為年輕人讓位的話，年齡到位該分到合適頭銜的幹部該如何安置？屆時官場體制本身將會面臨制度改革的壓力。無論如何，現時中共高層明顯出現了「老人政治」的雛形——習近平很多盟友仍高齡就業，如張又俠、王毅、陳希（仍然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夏寶龍；而習近平也頗有可能至少再做一屆。再往後，如何順利培養接班人和完成權力轉移，讓黨「始終保持一池活水」，將是中共「兩個一百年」事業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