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生存状况：被困住的少数族裔，永恒的“内部敌人”

【导语】在二战之后，没有任何一场冲突像巴以冲突一样，长久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而谈到巴勒斯坦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居住在如今状况惨烈的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人们；其次是大量流亡在其他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而现在仍然生活在以色列境内，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却往往被人所遗忘。他们被人类学家称作是“被困住的少数族裔”（trapped minority）：这些无法建立属于自己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虽然拥有国籍，却无法像以色列犹太人一样被政权平等对待。

10月7日哈以战争爆发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各项公民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无法抗议游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会引火上身。长久以来的二等公民身份，在战争语境下变得更加屈辱甚至危险：在加沙之后，会不会轮到的就是他们了呢？

耶路撒冷：不相交的平行线

初春的圣城耶路撒冷还有些冷，但天气晴好的时候，温度颇为舒适，在人口稠密的街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似乎看不出这是一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而在7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带，已有三万余人丧生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炮火之下。

在老城北侧的入口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城门内就是老城四个城区之一的穆斯林区，城门外则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集区之一。耶路撒冷如今鲜少游客，在大马士革门进进出出的大多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但在城门处荷枪实弹把手城门的，都是以色列的军队。

本地人告诉我说，自战争开始，大马士革门的警卫增加了不少。他们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大抵是还在服兵役，彼此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响亮的希伯来语越过来往人群的头顶。穿城门而过的人们，三三俩俩，说着阿拉伯语。守卫者和被守卫者们，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换，甚至没有任何的目光接触，像两条并行流淌的溪水，互不相交。

这一幕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的状况展现得颇为形象。75年来，拥有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一直保持着脆弱的共存关系。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看不同的新闻；他们对于同一段历史有截然不同的记忆，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冲突：1948年是犹太人的建国之年，却是巴勒斯坦人的“Nakba”（阿拉伯语“灾难之意”），在这场浩劫中，有70到8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离开故土。除去个别混居的城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大多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犹太人孩子多数去犹太学校接受教育，而巴勒斯坦人的孩子则去阿拉伯学校。他们或许在大学和公司一同学习和工作，却甚少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跨种族的婚姻更是少之又少。

“许多犹太人对阿拉伯人是不信任并害怕的，但是保持着礼貌和尊重；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于犹太社会有愤怒，但当面对单个的犹太人时，并不会表现出来”， 希勒尔·哈尔金（Hillel Halkin）在《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中如是描写。这种共存关系被形容成是“冰冷的和平”，艰难而勉强地被双方维系着。

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和平。根据以色列一家社会和科学组织aChord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这轮冲突爆发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猜疑、仇恨和恐惧都急剧上升。

以色列政府呼吁犹太市民要“武装自己”，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推动放松严格的枪支许可要求，并建立更多随时待命的民间安保小组。在2023年10月到12月之间，以色列相关部门收到了25.6万份携带私人枪支的申请，这一数字在去年全年是4.2万。本-格维尔还宣布采购一万支步枪给民间安保团队，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城镇以及像耶路撒冷这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

穿过熙熙攘攘的阿拉伯人商铺区，就来到了西墙脚下，虽然偶尔也会遇到说着英文的游客，但和往日相比，这里依然显得冷清。从西墙广场一则的木质扶梯进入圣殿山后，更有些人迹罕至的意味，完全不似往日的圣殿山，要排几个小时才进得去。而入口处的军警数量，比游客还要多。

在圆顶清真寺的一角，坐着两个带着头巾的年轻阿拉伯女性。她们说，战争开始后，游客和朝拜者都急剧减少。不少穆斯林在战争开始后，就不能自由进入圆顶清真寺和圣殿山。

“就是今天，在入口的地方，以色列士兵们还跟我说，让我回自己的地方去。那我该去哪儿呢？我的家就在这儿，我是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大的，我的祖祖辈辈都在这儿，你让我到哪里去呢？”其中一位带着粉色头巾，正在学习药剂师专业的女生对我说。

巴勒斯坦人，究竟应该在哪里呢？

在地中海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约6000平方公里、古时被称作“巴勒斯坦”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约720万的以色列犹太人和689万的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共有984万人具有以色列国籍，以色列政府也是这片土地上唯一有管理权的政体。

犹太人大部分生活在以色列国土境内，约50万被联合国裁定为是“非法定居”在约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人，约319万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超过200万被禁锢于狭长的加沙地带，剩余的不到17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如今的以色列境内。

以色列政府将这些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纳入“以色列阿拉伯人”（Israeli Arab）这一称呼当中，根据2022年底的数据，有208万人，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21%。在以色列政府的叙事中，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分是复杂的，在宗教、文化、族群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从宗教和民族来看，主要有穆斯林、基督徒、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 而这样的多样性让阿拉伯人无法在政治议题上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以色列政府一直以来对于阿拉伯人的治理方式，就是分而治之。在1949年一份泄露的政府机密文件中明确写道，“政府的政策就是将阿拉伯人口分成不同的社群和宗教…社群政策和部族划分也是在分裂阿拉伯的统一”。

但在今天的以色列，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个身份标识是拒绝的。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将他们称作阿拉伯人，就是希望人们会逐渐忘记他们其实是巴勒斯坦人。被定义为泛化的阿拉伯人，意味着他们和这片从罗马帝国时期就被叫做“巴勒斯坦”的土地没有绝对的联系，更加没有所有权，因此可以被驱赶到任何一个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从以色列建国到现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然人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 根据《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内部冲突》（Israel’s Palestinians -The Conflict Within）一书的作者伊兰·佩列格（Ilan Peleg）和多夫·瓦克斯万（Dov Waxwan）, 目前最能准确反映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共同身份的称呼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Palestinian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中，除去现今依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还有很多如今被以色列占领的城市，曾被划分为是巴勒斯坦的属地。这些地区，被称为是“48属地”（48 territories）。其中一些城市，比如以色列重要的海港城市海法，曾经主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居住地，如今是一座以犹太人为主，但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城市。

海法：被噤声的巴勒斯坦人

海法，被称作是以色列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从绵长的海岸线沿着主街道向市中心耸起的山丘走去，就到了世界最年轻的宗教之一巴哈伊信仰的总部所在地。阶梯式的花园层级而上，铺满了整个面向海岸的山岗，远远望去仿佛是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显化在当今世界的样子。

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 Adalah，就坐落在离花园入口不远处的一幢写字楼里。自1996年起，Adalah 致力于维护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以及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帮助他们在土地和住房权利、政治参与、言论自由等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各个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和压迫进行法律援助。

2023年10月7日以来，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加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万人，其中有70%是妇女和儿童，尤其是死去儿童的数量，比过去四年全球冲突中造成的总和还多；这场通过全媒体向全球直播的惨案，无不表明现在是一个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异常危险的时代。近年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在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下，扩张非法定居点，袭击巴勒斯坦人。联合国报告显示，从10月7日至12月23日，300余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其中包括79名儿童。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全境，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正在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以战争为幌子压制反对其政策的巴勒斯坦公民和左翼犹太人。

自战争爆发，以色列政府就发起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目标首先是那些对加沙人表示任何形式同情的巴勒斯坦公民。大量大专院校的犹太学生被征召入伍，组成网络大军开展监控和追捕。支持和同情加沙人的游行被全面禁止，并被贴上“支持哈马斯”的标签，警察局长科比·沙布泰（Kobi Shabtai）公开威胁说，任何认同加沙的人，他会帮助他们坐上直达加沙的巴士。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68岁的海法居民、巴勒斯坦人权活动家约阿夫·巴尔（Yoav Bar）。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在他的住所查获了大量涉嫌构成煽动的物资和媒体材料。而在拘留期间，患有慢性疾病的巴尔未能得到必要的护理，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恶化到需要住院治疗，但警方坚持要继续继续关押巴尔。 在 Adalah 代理律师提起上诉后，当地法庭释放了巴尔。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将巴尔和法官称之为是“内部的敌人”。

Adalah 的新闻发言人阿里·雷麦兹（Ari Remez），在接受端采访时表示，从2023年10月7日至11月1日的二十多天里，有170多起类似的案件。而以色列政府所使用的“内部的敌人”这一说法，也是一直以来官方对巴勒斯坦公民全面压制的背景。

除去无法上街游行和抗议，巴勒斯坦人在网上的表态也受到了全面的监控，他们甚至无法将社交媒体的封面照片换成是黑白色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加沙人的哀悼”，雷麦兹说。

2023年11月8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暂时修正法案，将“观看和阅读涉及恐怖主义媒体内容”作为一项新的刑事犯罪，最高一年监禁。这一法案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

以色列民权协会认为，这在其他民主国家是“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样模棱两可的内容最终将解释权交由执行当局，极容易造成权利的滥用。Adalah 也警告说，修正案将“被动使用社交媒体”也定为犯罪，会加强针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监视和限制言论自由的氛围。

与此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已同意推进立法，因与言论有关的犯罪而被定罪的个人会被剥夺以色列公民身份和居留权。内政部随即在2023年11月2日公布了一份“法律备忘录”，提议凡被判定犯有与恐怖组织或煽动恐怖主义有关罪行的个人，将被取消以色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Adalah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以色列的部长们，显然有意利用当前的国家紧急状态，向巴勒斯坦公民发出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的地位和权利是以拒绝自己的民族身份为条件的，他们面临着被驱逐出祖先家园的威胁。”

在以色列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也屡屡被“特别关照”。海法大学对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学生采取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则被开除。从2023年10月7日到11月中旬，有近160名学生受到处分。校园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团体会自发监视巴勒斯坦学生，看到“违反纪律”的行为，比如社交媒体上同情巴勒斯坦的帖子，就会上报给学校。而海法大学会将部分“恶劣学生”的姓名及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截图交给警方，警方随即会对这些学生进行逮捕。据统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以色列全境，有251起针对学生的案件，其中121起是由于社交媒体内容。

警方的声明表示，这些社交媒体内容是与恐怖主义和哈马斯相关的，但被指控的具体罪行却甚少被提及。

一位在诺夫哈-加利尔学院 （Nof Ha-Galil College）读书的女学生深夜在家中被突袭逮捕。警方提供的罪证是，这位女生在社媒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一名以色列妇女在吉普车上被劫持为人质的照片，并配上了说明，“我想被这张照片感动，但与占领军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对于长期观察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少数族裔的学者而言，以色列国家机器对巴勒斯坦人的监视，是自1948年以来的长期实践。《以色列的凝视》作者埃利亚·祖雷克（Elia Zureik）分析说，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是出了名的间谍国家，通过电影、小说等流行文化以及外交界的助力，以色列的多个情报机构如摩萨德（Mossad）、辛贝特（Shin Bet）和阿曼（Aman）开展隐身间谍活动而先发制人成为了以色列独特的国家品牌。而以色列强大的间谍网络也深入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社会纤维之中，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体制结构，借助各政府部门和机构，比如教育、警察、军队、统计局、情报机构和土地登记部门，对领土和管辖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口进行监视。

以色列在监视活动的早期，还没有类似人脸识别这样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使用的主要是老式的人盯人间谍网。而这个网络如今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这些间谍网扎根于当地阿拉伯社区，目标就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而这些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作者和告密者，他们与政府的合作更多是出于个人和经济上的需要，而并非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认同。

针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最重要的组织是 The Mista’ravim，是以色列的一支精英卧底部队。这些特工伪装成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收集情报、渗透抗议活动并实施暗杀，目的就是在阿拉伯社群制造恐慌和猜忌的情绪，从内部进行分裂。

Mista’ravim 工作的主要地区是巴勒斯坦人密集的以色列城市。如今大约80%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 居住在48属地内，其中就包括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镇——拿撒勒。

拿撒勒：巴勒斯坦人的未来

沿着77国道，从海法出发，开车50分钟就到了距离地中海40多公里外的拿撒勒。这座在圣经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古老城市，是来以色列进行朝圣的基督徒的必经之地。

在以色列境内，拿撒勒最重要的标签之一，是最大的阿拉伯城市。 在拿撒勒的7.8万人口中，超过99%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约69%是穆斯林，30.9%信奉基督教。

在拿撒勒老城中心，有一处不太起眼的白色石头建成的水井，若不注意，来朝圣的游客往往会错过这个在圣经中所记载的玛利亚之井：圣母玛利亚正是在这座井边打水时，天使加百利现身报喜，告知她将怀上帝之子。也正是这个原因，不远处的东正教堂被称为东正报喜教堂，而基督教徒朝圣之旅的第一站，拿撒勒最大的教堂被称为圣母报喜教堂。

这些在宗教史和朝圣地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建筑，都在拿撒勒的老城。但与世界各地宗教圣城相比，拿撒勒的老城出奇的破败，是一个高犯罪率、卫生环境差的危险之地。

在2023年，拿撒勒市区共有17人死于暴力犯罪，是48属地城市当中数量最多的城市，如果加上周边地区的话，这个数字高达28人。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社区和城市，与枪支有关的犯罪层出不穷。根据常年追踪犯罪统计数据的组织亚伯拉罕倡议（Abraham Initiatives）发布的年终报告，2023 年在以色列境内被杀害的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共有244人，同比增加了一倍有余，其中有88%是枪击谋杀案。同时，这些案件中的大部分都是犯罪集团之间的械斗。近些年来，犯罪团伙越来越猖獗，很多本地人把责任归咎于由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的右翼政府，因为执政以来，他的政府在打击针对阿拉伯公民的犯罪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并且取消了部分拨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社群发展的资金。

根据以色列独立媒体的报道，这20年来，枪击案数量逐渐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bet）所采取的相关政策。

为了对管辖区域内的阿拉伯人进行监控，辛贝特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在阿拉伯社群安插线人。这些线人多是有案底的阿拉伯犯罪分子，比如涉及到武器或者是毒品贩卖，通过与辛贝特的合作或是提供信息来避免牢狱以及获得需要的许可，这也是以色列政府为监视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所布下的网络中的一环。这些辛贝特合作者们由此也将犯罪活动带到了他们被安插的社群，进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和安全状况。

拿撒勒居民, “公民抵制犯罪”运动的创始人萨利姆·阿巴斯（Salim Abba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以色列政府指控暴力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是从1998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只有83人死于暴力犯罪。

在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辛贝特开始更多地植入线人，根据统计，从2000年1月到2022年7月，有1466名巴勒斯坦公民被杀。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地区，共有约40万件未被登记的武器流散坊间，大多数都来自于以色列军队的库存。

由于歧视性政策和受到的限制，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群体与犹太人群体相比，更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向犯罪团伙借高利贷；较高的青年的失业率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低下让这些地区的年轻男性也更容易被这些团体收编而成为敢死徒。数据显示，大部分的团伙成员年龄在15-28岁之间。

而校方也并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拿撒勒居民, “公民抵制犯罪”运动的创始人萨利姆·阿巴斯（Salim Abbas）认为，学校在这一方面碌碌无为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数的教师根本不在乎教学，只是来“挣学费”的。而在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学校的校长，需要通过辛贝特的批准才能被雇佣，因此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成为校长。

沿着狭长的白色石板路，从车辆川流不息的主街道走到拿撒勒的老城，在战争期间，几乎看不到太多的路人。在众多小路汇聚的中心，视线豁然开朗，一个不大的广场出现在眼前，两家咖啡店彼此相对，和一家亮着灯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成三角状，与四周门窗紧闭的街巷形成鲜明对比。

2020年4月，致力于促进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青年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的组织 Baladna，在拿撒勒老城建立了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我在拿撒勒期间，参与了一场他们的例会，而他们正在为去巴塞罗那的一个交流活动做准备。

来参会的是十几位高中生和大学生，战争开始几个多月，加沙死伤无数，会议氛围不免沉重。而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不约而同的说起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在心理上的困境。

“我有时候会突然哭泣，我努力不去看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但又忍不住。我又会为自己的哭泣而羞耻，和遭受着灭顶之灾的加沙人相比，他们甚至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我们所承受的又算什么？” 一位看来十七八岁的长发女孩子说。

“我特别能感受你的那种羞耻感，情况已经这么糟糕了，我却和压迫者住在一起。以色列人的身份明明是我们的特权，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能上街，甚至不能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同胞发声，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一位清瘦的男生补充说。

他们谈起身份认同，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这个身份的抗拒，作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自己究竟是谁”这个话题，对很多的青少年来说，都是一场持久的存在主义危机。

“我们从开始上学就被不断的洗脑，虽然是阿拉伯语的，但我们的教材都是以色列教育部审核过的，‘Nakba’从来没有被提到过”， 一位男生说，他的老师把这个词写在黑板上，然后说，“更多的我就不说了，但我们都心知肚明”。

会议的组织者，活动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玛利亚说，“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但我们还得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做点什么，才能在铺天盖地的幻灭感中，继续生活”。

与其他以色列城市相比，拿撒勒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只有旅游业是支柱产业，而以色列闻名全球的高科技、国防技术、医疗保健甚至农业技术产业在拿撒勒几乎无迹可寻。

不仅是在拿撒勒，在整个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聚集区与犹太人聚集区相比，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都要远远落后。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以色列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阿拉伯家庭的1.6倍；阿拉伯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比犹太家庭高2.9倍；70.4%的犹太人对目前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而在阿拉伯人中为51.1%。犹太人的平均寿命比阿拉伯人高，婴儿死亡率比阿拉伯人口要低。在教育方面，36.6%的犹太人有高等学位，这一数据在阿拉伯人口中为16.2%。而被问及是否担心会受到伤害时，阿拉伯人中的数字为19.5%，犹太人中则是7.5%。

在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中写着，“以色列国……将尽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于所有的居民； 将以以色列先知所梦想的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充分享受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

如今距以色列建国已经75年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们和先父们做出的承诺，在今天的以色列彻底成为了泡影。

被遗忘的巴勒斯坦人

自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第一次当选以色列总理的二十多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强化以色列的“犹太”属性，进一步限制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根据 Adalah 的统计，目前在以色列至少有60多条歧视巴勒斯坦公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法律条款。

在2011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一项法案中规定，受政府资助的机构，如果在任何形式上参与浩劫日（Nakba）的活动，或是发表被视为“否定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存在”的言论，都将被处以重罚。

再比如在2018年通过的《民族国家法》，规定“以色列是犹太人民的民族国家，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独享民族自治权”，“唯有犹太人能够自决”，鼓励犹太人建立定居点，以及将阿拉伯语从官方语言的地位降到“特殊语言”。一位阿拉伯裔的议员将这份法律称为以色列“民主之死”和“种族主义的巅峰”。

在《民族国家法》颁布之前，即使没有法律的规定，以色列早就被看做是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在诸多语境中，包括以色列政客的演讲中、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中，时常被默认为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而其中被忽略的，就是占以色列人口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族群。

不仅仅国际社会时常会忘记这个规模庞大的少数族裔的存在，事实上，连巴解组织（PLO）——代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组织，也会忘记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不管是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还是2003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都没有提到，如果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归宿应当是什么。

在《被遗忘的巴勒斯坦人》一书中，Ilan Pappé 详尽地描述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与这片被称为家园的土地建立起的复杂关系，称在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几乎所有讨论中，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都被遗忘了。

跟据《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这本书的分析，巴勒斯坦少数族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歧视和压迫后，越来越被边缘化，已经受够了低人一等的身份。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硬，开始拥抱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并且有变得更加极端的风险；由于不信任以色列政府会代表巴勒斯坦人，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度逐年降低，在以色列政界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低。作者认为，关于巴勒斯坦少数族裔的讨论必须成为巴以冲突讨论的一部分，这事关以色列的稳定、民主的质量，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

虽然，现在谈论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为时过早，但即使在目前最有希望能将长达一个世纪的血泪冲突划上句号的两国方案，也从未提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然人的归宿。

Let’s talk Palestine 播客的匿名主理人之一是来自于拿撒勒的巴勒斯坦人。他质疑说，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划定的边界各自为营。若是实行两国方案分而治之后，拿撒勒将继续属于以色列，因此他们也将继续保持以色列人的身份，“但这怎么能说是公平的呢？我将继续在我的祖父母和数百年前的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当一个外国人。以色列将在各个方面成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而我的存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矛盾。”

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指的是：包括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人，贝都因人以及其他国籍的阿拉伯人等。而本文的主要对象，借用伊兰·佩列格和多夫·瓦克斯万的定义，就是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称作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本文中为行文方便，有时写作“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或在语境符合的情况下，写作“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