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导《3体》首两集曾国祥：边缘人可能是好事，“香港电影”一定要在香港拍？

“有人会批评这些不是香港电影，甚至我不是一个香港导演，但我不觉得一定要在香港拍才叫香港电影。香港电影是一个精神，代表了一种香港电影人的精神，就是什么都够胆试，你说不行，我偏做给你看，这才是香港电影。”

改编自刘慈欣原著长篇小说《三体》的科幻剧集《３体》（3 body problem），万众瞩目终于在 Netflix 上架。尽管Netflix的串流服务，至今尚未涵盖中国大陆，但《３体》成为全球焦点的原因，却跟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场火红而血淋淋的文革批斗戏，为《３体》的天外奇想拉开了帷幕，而负责揭幕的人，就是负责执导开首两集的曾国祥。在参与此剧的几位执行导演之中，曾国祥亦是唯一的华人导演。

于《三体》科幻宏图与政治史实之间的风口浪尖，曾国祥可谓首当其冲，受到中国内外的观众争议，为荷里活团队拍摄文革戏码，拍得好是问题，拍得不够好也是问题。拍，本身都是问题。名副其实，是一个“3 body problem”。

“但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件事是我的荣幸。”谈起自己为《３体》的文革戏背书，曾国祥语气并不激昂，也没什么避忌，一如既往答得平淡。

回想过去几年，始终找不到一个正式访问曾国祥的时机，无论是执导《七月与安生》平地一声雷，还是《少年的你》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传媒焦点都离不开他是否靠父荫的坊间嘲讽，以及对他导演实力的质疑。

《３体》似乎为曾国祥平反，因为这个故事终于不是从他的父亲曾志伟开始，而是从“三体危机”始作俑者叶文洁的父亲叶哲泰开始。

“他们会找我，当然都因为我是华人导演。他们需要找一位华人导演来拍这段历史，在他们的角度，这样可以尽量将事情做得准确。”

历史创伤 VS 科幻新纪元

1967 年，文革十年刚刚开始，当时身为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的叶哲泰，因授课内容违背无产阶级思想，以反动罪名被红卫兵公开批斗。其女儿叶文洁目睹父亲惨死，政治现实扭曲，令她藏起一股毁灭人类的决心。

这一幕成为了《３体》的开场白。事实上，于去年“抢先”播出的另一部内地电视剧《三体》，则明显避讳而省略了有关文革的内容，这也被视为内地版《三体》和 Netflix 版《３体》的最大差异。

“他们会找我，当然都因为我是华人导演。他们需要找一位华人导演来拍这段历史，在他们的角度，这样可以尽量将事情做得准确。”曾国祥如是说。

不过，观乎开播以来的评价，都有观众觉得不够准确——不够忠于原著，或不够忠于历史伤痛。但起码准确避过了近年花样百出的“辱华”指控。如果交予同剧其他外籍导演，甚至是《３体》幕后制片人David Benioff和D. B. Weiss亲自处理，后果不难想像。

但曾国祥也不只是《３体》的护航人，他本身也是《三体》作者刘慈欣的书迷，读过原著之后，早年已经觉得它适合变成一个影视作品。“以前都有电影公司尝试过将它拍成电影，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拍成，一直觉得很可惜。”后来他知道David和Daniel，也即是《权力游戏》的制作人已经买下《三体》改编版权，但初时未有想过自己会有份参与其中。直到 2021 年初，他才收到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

“我一听到是要拍《三体》就很兴奋，跟他们Zoom Meeting开了几次会，各自谈了对这本书的看法，很快就确定了我会加入（执行导演）。其实他们已经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我自己给了一些看法，令到我负责的那两集可以authentic（真确）一点。”

“他们拿了这部小说，需要改编成一个面对国际影视市场的作品，譬如说，就一定要将很多故事里面的角色变成非华人，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

他承认，与原著相比，《３体》的剧本有颇大幅度的改动，包括将原著小说主角汪淼一分为五，变相“混血”的处理，让部分书迷感到不满。“毕竟原著本身是一个充满华人色彩的故事，但他们拿了这部小说，需要改编成一个面对国际影视市场的作品，譬如说，就一定要将很多故事里面的角色变成非华人，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不过，从原著小说的中国核心语境扩张到全球（荷里活）视野，曾国祥形容，某程度上这可能对故事的层次更好。

但一如所料，剧集刚刚开始宣传，还未全球上架，就已经因为直接还原文革历史，而惹起华语圈的舆论关注（但至今无正式途径在内地观看《３体》）。曾国祥答道：“虽然是一段很有争议性的内容，但我自己会觉得，原著小说本身就有关于文革的描述，我只是想著去呈现书中写到的内容，没有再去添加任何东西。”

再者，刘慈欣所著的《三体》，他认同是对于华文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国内有很多书迷，会把《三体》的出版视为一个科幻的新纪元，是真正打开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可能性。一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作品，二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导演，可以参与到今次改编，是很荣幸的。所以我不觉得里面有些什么争议，或者会令我身份尴尬，因而需要却步。”

如何苦干，别人眼中都是父干

“由我第一日想做电影开始，都是想留在幕后做导演的。”

2016 年，曾国祥以《七月与安生》在中国大陆崭露头角，电影于票房、口碑双赢，当其时，这一种由香港导演拍摄内地题材剧情片的新形式，跟上一代中港合拍片有所不同。

《３体》主创团队之所以找曾国祥合作，当然都考虑到他可谓得天独厚的资历。香港演艺世家出生，外国读书长大，近年却在内地发展，拍了几部颇有国际市场潜力的作品。以《七月与安生》为例，就迅速卖了改编版权到韩国。《七月与安生》不但标志著曾国祥在内地电影市场的起步，在这之前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很多香港观众来说，曾国祥可能只是一张偶然在电影看到，总是叫不出名字的脸孔，甚至只认得他是“奖门人”曾志伟的儿子。

是的，在彭浩翔执导的《大丈夫》，他还扮演过年轻时的曾志伟。

“当初是有些导演问我有没有兴趣演戏，不妨尝试一下，玩一下，但没想到演了一部，接著有第二部，就意外开始了一段大概十多年的演员生涯。”曾国祥坦言，被大家以为他是玩票性质做演员的那几年，或者仍然只是“曾志伟个仔”的时候，背后都一直有写自己的电影剧本，替人剪片：“由我第一日想做电影开始，都是想留在幕后做导演的。”

几年之后，曾国祥与尹志文一起执导《恋人絮语》，是他作为导演的真正出道之作，但回响不多。直到《七月与安生》，那才让他真正撇低（摒弃）过往十几年的标签，以电影导演身份被观众重新认识。

由于《七月与安生》拍得颇为成熟，卡司大、出手高，已超越一般香港新导演的水平，而且是陈可辛和许月珍担任幕后监制，当时就有一些说法，觉得他们两人才是真正的主脑，曾国祥只是挂名，“扮演”一个年轻导演的门面。

重提往事，再难听的话都听过，曾国祥不免苦笑：“这些说话，我没办法澄清，永远都会有些人觉得，我有戏拍，是因为我爸爸，我能够拍到《七月与安生》这部戏，是因为我认识陈可辛，而陈可辛和我爸爸又是很好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会很想证明给人看，我是我自己，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所以不会跟父亲一起做什么访问，希望大家知道我是我，他是他，我小时候是会很在意的。”

他接著解释：“基本上整部作品都是由我主导。当初Peter（陈可辛）和Jojo（许月珍）找上我，是因为他们看完《恋人絮语》，觉得我颇适合去拍《七月与安生》，这跟我是不是我爸爸的儿子没有关系。”但曾国祥没有否认，当年他刚刚读完大学，回来香港之后，确实是父亲介绍他进入陈可辛的电影公司。

“此后我爸爸就没过问我会做什么，随我自由行动。”曾国祥想了一下，忽然说：“其实那时刚回来香港，我爸爸也很怕别人会觉得我靠他。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觉得我从小到大，因为我爸爸的人脉关系，我从小就会接触电影，我会在片场长大，认识很多电影人。但其实真的完全不是，他是很不想我在这一行的渲染之下长大，基本上就是他工作归工作，我自己归自己，我从小到大是没有真的怎么接触到电影这一行。”

“我想说、想做的事情，我所有的能量，都已经放在我的电影作品里，我没有很觉得我需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发表什么想法。”

虽然生于香港最出名的演艺世家，但曾国祥笑言，年轻时的自己，打死都不承认自己的电影启蒙是跟父亲有关。

“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我爸爸，令我从小到大都很留意电影，但是我爸爸喜欢的是一些很皆大欢喜，让大家看得开心，很大众、很商业的作品。我喜欢的、想研究的电影，其实跟我爸爸很不同。”他转念一想，续说：“真正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人，其实不是我爸爸，是我家姐（曾宝仪）。她在我开始喜欢看书、看电影，会吸收很多东西的时候，推荐了很多小说和电影，总是说这个导演的戏一定要看，这个作家的书一定要读。我会想做电影，想做导演，她的影响应该是最大。”

不过，跟早已投身演艺圈，于父亲盛名下长大的曾宝仪有些不同，曾国祥更倾向选择一条跟父亲保持距离的电影路。“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会很想证明给人看，我是我自己，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所以不会跟他一起做什么访问，希望大家知道我是我，他是他。我小时候是会很在意的。”

尽管今日已非吴下阿蒙，不再只是“曾志伟个仔”，“但无论我自己做得多好，别人的那些说话永远都抹不走的，以前我还年轻，当你愈是很想证明自己，就愈是会在意这些事情。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开了。我确实是他的儿子，大家要怎么说，我无所谓。”说罢，他补充道：“成为导演之后，我都一直很稳定地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

“我爸爸喜欢的是一些很皆大欢喜，让大家看得开心，很大众、很商业的作品。我喜欢的、想研究的电影，其实跟我爸爸很不同。”

曾国祥用“稳定”来形容自己，不过，他有一个高调、高层的父亲，有一个长期于幕前演出，非常入屋的演员妻子，而他作为导演，其实是比“稳定”再低调一些。他闻言笑道：“不是啊？有很多导演都是这样低调的，有谁高调⋯⋯唔，好像其实都有很多。是我性格比较低调嘛，而且我想说、想做的事情，我所有的能量，都已经放在我的电影作品里，我没有很觉得我需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发表什么想法。”

“始终觉得我是靠父荫的人，我没办法了，也就没有再介怀这些偏见了。”他说。

不（只）是香港导演

2019 年，曾国祥再下一城，凭著《少年的你》成为了那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大赢家，但时势不景，刚好那年疫情爆发，金像奖取消了颁奖典礼，他没有机会上台发表感言。一贯低调的他，甚至没公开回应过外界的连串批评。

坦白说，《少年的你》获奖虽多，质疑的声音同样多。

“说这不是一部香港电影，对不对？”曾国祥笑著说。

是的，他也一定有听过。特别是当时香港社会动荡，政治气候恶劣，一个香港导演拍一部完全摒弃香港时代背景的内地题材，拍得再好，再用心去拍，都是污名。

“我一直以来，都有种in-between的状态。我在香港出世，十岁去到加拿大被人觉得是新移民。读完书返港又被觉得是死鬼仔。回到内地我就变香港导演。到外国拍剧，被觉得是中国导演。我的身份永远都卡在in-between的状态，永远都好像入不到主流。”

香港电影曾三度入围奥斯卡外语片，《少年的你》是第三次，在这之前的两次，是陈凯歌《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在90年代，由陈凯歌和张艺谋的作品代表香港出战奥斯卡，没太多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觉得与有荣焉。但时代不同了，《少年的你》作品水准无可质疑，被质疑的却是它没有香港演员，不是香港背景，凭什么代表香港。就结果而言，曾国祥凭电影扬威中外，甚至受到荷李活制作人的关注，唯独在香港这个出身地不获好评，甚至受到唾骂。

“看到这些批评的时候，当然会不开心。但至于说到我是香港导演，回到内地拍戏，到现在我又变成一个中国导演，在外国拍电视剧了。”曾国祥说来有一点感慨：“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有种in-between的状态。我在香港出世，十岁左右去到加拿大，在那边就被人觉得我是新移民。读完书回到香港，人家又觉得我是死鬼仔，是 CBC（Canadian-born Chinese）。到我开始做电影，回到内地我就变成一个香港导演。现在到外国拍剧，人家又觉得我是一个中国导演。我的身份永远都卡在一个in-between的状态，永远都好像入不到主流。”

自觉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像是一个outsider、边缘人，但他已经适应，反而觉得是好事：“身为创作导演，它可以启发我看得多一点，有一些跟别人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所以，我也不需要大家觉得我是香港导演，还是内地导演，或者之后有可能变成一个荷里活导演？总之我拍到好的作品，我觉得对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不需要很确立一个地域身份给自己。”

曾国祥续说：“虽然有人会批评这些不是香港电影，甚至我不是一个香港导演，但我不觉得一定是要在香港拍才叫香港电影。香港电影是一个精神，代表了一种香港电影人的精神。”

如果说中国电影给了他两部叫好叫座的作品，一个吐气扬眉的机会，香港则为他灌输了一份精神上的基础：“那种精神就是很够胆，什么都够胆试，你说不行，我偏做给你看，我觉得这才是香港电影。”

“不是说我在内地拍完以后，我就不会再在香港拍戏。更不代表这件事删除了我在其他地方拍戏的可能性，我是很想继续在内地拍戏的，但是我也很想继续在香港做电影。”他接著说：“香港也会有一些我很喜欢，很吸引我的人和故事，我也会很想做。例如我一直有个电影计划，是想拍香港南亚裔人的故事。可能像我刚刚所说，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能够走入主流，所以我比较会多留意一些边缘的族群，或是一些边缘人的故事。”曾国祥欲言又止，只说计划仍在进行，尚未成事。

闯出国际市场，拍过大型制作的他，更明白要继续在香港做电影，经营小本、小题材，形势只会愈来愈难。

“我也不需要大家觉得我是香港导演还是内地导演，或者之后可能变成一个荷里活导演？总之拍到好作品，对自己已有很好的交代，不需要确立一个地域身份给自己。我会留意一些边缘族群或边缘人的故事。”

入屋要脱鞋，学习别人的游戏规则

2024 年，《３体》在 Netflix 上架，无疑是全球影视界的焦点。在串流平台大势所趋，早已压倒传统电影、电视制作的今日，香港这个昔日的东方荷里活，却逐渐显露了大势已去的萧疏。在串流平台的上架内容里，比起韩国、日本以至其他华语地区，香港本土电影及电视剧占比极低，于国际串流影视市场不受欢迎，已是不争的事实。

“比起以前，即是我们经常讲的香港80年代，所谓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全东南亚的地方都对香港的广东话的内容很渴求。但现在相对不同了，亚洲不同地区的电影市场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没有人再需要广东话的内容。”曾国祥坦言，要接受时代不再让香港独领风潮：

“要面对的现实，就是广东话的内容再没有人想要。拍完《３体》之后，我和监制和其他几个香港导演开了一间新的公司，其实就是想搞一些香港自己开创的本土剧，但当我们出去跟（串流）平台谈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香港很难做，因为广东话的市场实在太小。”

“要面对的现实，就是广东话的内容再没有人想要。我们出去跟（串流）平台谈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香港很难做，因为广东话市场实在太小。”

“但我觉得不是没有办法扭转的，语言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接著说：“这几年其实有很多香港新导演拍的戏也很好，他们都很有才华，拍的题材也很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的东西好像 travel 不到，出不了去？串流平台应该可以帮助这些题材出到去的，只不过难题就是怎样可以尽量保持预算很小，做到一部两部成功的作品，令大家对广东话内容有信心，继而之后有第三第四部，然后慢慢走下去。”

而另一方面，面对内地电影市场剧变，审查制度和观众喜好都不再同日而语，今日被形容是一个后合拍片年代。“因为以前的合拍片，说穿了是一直拿著合拍片的名义，拍的其实都是香港题材。但合拍片现在已经变成香港观众又不想看，内地观众又看厌，如果还想做合拍片这个模式的话，有什么是两边观众都有兴趣想看的东西呢？这会是另一个难题。”

曾国祥形容，现在是一个合拍片的过渡期：“要思考的地方是，作为香港导演，要继续进去内地拍电影的话，可能就要适应、要明白内地观众想要什么，内地整个环境的操作是怎样。如果你想进一个市场，不是要去排斥它，你是要去学习它。”

“合拍片现在已经变成香港观众又不想看，内地观众又看厌，如果还想做合拍片这个模式的话，有什么是两边观众都有兴趣想看的东西呢？这会是另一个难题。”

“正如去美国拍《３体》都是一样，我其实都要从头适应。在筹备和拍摄的过程，其实跟我以往做电影导演的工作模式很不同，在一个美国的大型剧集制作里，导演只是一个执行岗位，其实他们两个制片人（David Benioff 和 D. B. Weiss）才是主脑，所有东西都要和他们谈，他们批准你才可以做，你要进入另外一个市场，你就要去适应。学习别人的游戏规则，他们的做事模式。”他想了一下，补充道：“其实好像去别人的家一样，第一次去一个陌生人的家，你都要遵守别人的家的规矩。你进到门口，如果别人要你脱鞋，你都要脱鞋。要不你就不要进门，要进的话，你就要遵守别人的规矩。”

或者《少年的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香港导演的作品，内地背景的题材，而且为了遵守中国审查制度的游戏规则，最后五至十分钟，就有一个符合主旋律的处理。曾国祥也不转弯抹角，答得直接：“其实大家也都有很多这些手法，尽量去迎合审批，希望自己的戏可以通过。其实《少年的你》真的不是一个很创新的处理，我们在拍的时候，已经‘袋住’几个结局选项，有一个版本是比较黑暗的，另一个就比较阳光一点的，到审批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不过，并非每个香港电影人都有曾国祥这样的适应力。近年在大陆拍戏，审查关卡愈来愈多，诸多限制与禁忌让人却步，但曾国祥对中国电影市场仍然乐观：“其实去哪里拍戏都有它的限制，大家很容易觉得因为有审批，你的创作就有限制了。但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只是你进到别人的地方拍戏，你就一定要遵守别人的游戏规则。在《３体》这样一个美国的大制作之下，其实里面都有很多限制，许多人事上你都要跟演出者、监制、编剧，大家去妥协的东西，达到一个共识才能成事。”

曾氏父子，少谈电影

2010 年，三十出头的曾国祥，以首部导演处女作《恋人絮语》获提名金马最佳新导演。这部作品，也是他绝无仅有与父亲曾志伟的合作。

“一直以来，其实都没跟他合作过什么，是我自己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他有份来帮忙演一个角色。”曾国祥笑著说：“拍完之后，他有看过，但就觉得很不商业。对他来说，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但他会欣赏我这一位新导演的所谓风格也好，或者是我的真诚、我喜欢的东西。”

“这几年很多香港新导演拍的戏都很好，很有才华，题材也好，但为什么大家的东西好像出不去？串流平台应该可以帮助的，只不过难题是怎样可以尽量保持预算很小，做到一两部成功的作品，令大家对广东话内容有信心，继而之后有第三第四部，然后慢慢走下去。”

近年，外界对曾志伟的作风有不少负面声音，曾国祥并非不知道，然而，他眼中的父亲，却始终是个亲厚热诚的电影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行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一个很乐意帮助新人的前辈，他不介意蚀底，很多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由我爸爸为他们做监制。”譬如以《一念无明》赢了金马、金像奖最佳新导演的黄进，还有过去一年凭著《周处除三害》于中港台“杀”出一条血路的黄精甫，他们的出道作都有得到曾志伟的帮助。“他觉得人家好，他就好，大家都好。这是我最欣赏他，也很值得尊敬的其中一件事。”

那，爸爸有没有看过自己后来的作品？

“当然有。”他答得有些腼腆：“我知道他看完《七月与安生》是开心的，觉得儿子终于拍到一部叫做好一点的作品出来吧。”

与之相对，虽然他一直说自己跟曾志伟的电影路数不同，但父亲的作品，其实曾国祥都有看过，而且是真的如数家珍。

“要我选的话，《双城故事》和《甜蜜蜜》吧，他是演得很好。还有《最后胜利》，他这几部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他忽然说：“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很深入讨论过电影，那又不是特别想避开话题的，只是，你知道啦，两仔爷说话有时候是不会说得这么深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