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清晨,中国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发生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事发地距离北京30多公里,不少国内外媒体记者很快赶赴现场。当天中午,两名央视总台记者在直播连线和采访过程中受阻,黑衣警察推搡著将记者带离现场,相关视频画面很快在网络流传。夜晚九时半,“中国记协”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以《正当采访是记者权利》为题的文章,提出地方政府“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
这篇文章当晚传播广泛,很快累积10万+阅读量。中国记协文章还指出,记者报导可以回应民众关切、制止谣言传播;官方通稿不会面面俱到,媒体对信息补充尤为重要。不过,尽管这篇文章由官方发布,网络舆论仍不买帐,“记者去了只会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现在的报导哪还有公正可言”“第四权是不是跳太久了想试试踩在第一权头上了”。也有人认为,央视采访受阻事件,意外撕开一道口子,将中国媒体的困境暴露在公众视线中。
事实上,近年中国重大事件现场,记者要突破封锁线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与禁令赛跑、删稿,到事前审稿、等待通稿,新闻现场变得越来越模糊。端传媒与几位多年奔走在新闻现场的记者聊了聊,他们怎么看央视被阻事件?他们的现场是什么模样?曾经拥有记者证和不曾被官方认证的他们,对近年的新闻现场变化有什么观察?没有特权的记者会受到什么阻力?
胡宙,摄影记者,入行五年以上
“在现场我会绕著警察走得远远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众。你拿著相机拍,会被群众围观,问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外媒或间谍。”
那天站在30多楼,我的腿是发抖的。一是恐高,第二是能拍到核心现场。我就不由自主地兴奋了,兴奋后又会害怕,会不会在一楼或其他位置,有人盯著我?对方会不会上楼堵我?兴奋又紧张,腿不听使唤,一直抖。激动又害怕的感觉,以前没经历过,这次经历了。是因为我离北京很近吗?回来后这两天,腿都很疼。
燕郊燃爆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30多公里路,到的时候也比较晚了,现场已经封锁。距离爆炸地点还有一公里,我看到交警站在路口,已经把路封了。我发现有条小路能绕过去,恰好那有个小学,离爆炸现场三四百米,中午很多家长在小学门口接小孩,交警封路没有那么绝对。我就跟著人流走,距离爆炸现场300米,再也过不去了。肉眼可以见到事故现场的一个角落在冒烟,我也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印象很深刻的画面是,一辆辆报废的车往外拉。很多人围观,有人管制,但比较宽泛。我就拿出小相机。当时我不太敢拿大相机,看到别人拿,我才敢拿出来。现在出去拍照,尤其这种突发,我都会拿小相机,大相机放包里。大相机目标太大,我担心被警察找,不让拍摄,甚至会被问哪个单位的。
我去现场会考虑著装,背个普通的黑色书包,但在现场背包也很显眼,所以只能尽量不露出设备。外媒记者因为一张面孔,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也很不容易。
在燕郊的现场,警察看著外媒记者的面孔会紧张,互相使眼色,提醒一下,这哥们要过来了,警察便排成一排,用后背挡著。外媒记者移动一下,警察就会挡一下。我在人群中还听到有人打了个电话,说现场很多记者,我们要想方设法降低舆情,要找手段压一压。
在现场我会绕著警察走得远远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众。你拿著相机拍,会被群众围观,问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外媒或间谍。在燕郊现场也有看到普通群众围住记者,指著老外说:你们不懂,我们中国国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瞎拍瞎发,不要抹黑,我们也不会阻止你报导,但你要真实地报导。群众说不是不让拍,但所有举动,就是不想让记者拍。燕郊离北京很近,那些人说话都是北京腔、大爷的感觉,指指点点。我观察到这个情况后,担心一旦拿出相机,内部矛盾就激化了。只有一次,在人群中拿出长焦镜头,在缝隙中迅速按下快门。不过也只能拍到局部,没有太核心的内容。
据我观察,封锁线内只有央视或有记者证的能进去。我还遇到一个有证件的同行,说该拍的都拍了,准备下班。我听说机构里大部分同事都没有记者证,很被动,都是野生状态。
有证件还是比较硬气的。我在现场看到有个人,亮出证,和警察沟通沟通,就能往前走,进入到封锁线内。我内心就觉得,妈的有证真好。
跑这种突发现场,可以用航拍拍摄,但我基本不太考虑带航拍。一旦带航拍,目标更大。而且突发事件的现场警察针对航拍有一套机制,可能专门有人监控,有设备打下来。这种情况下,航拍危险系数最大。我后来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爬楼,找一个制高点拍摄。
上午的封锁还是有漏洞。我从人群中慢慢迂回,先找到一个大厦,但进不去。后面看到有条胡同没有封锁,穿过去后找到一个公寓,那栋楼有30多层,住了好多人。我直接去到高层,天台锁了。当时正好有个居民出来,向我请教怎么用手机直播。原来有媒体想让那位居民直播。我说家里信号好,有WiFi。居民就领我去家里,把手机软件下载好了。进到家里,我发现视线很好,整个现场都能拍到。
这位居民年纪也大了,不太会弄直播。我后来建议居民别直播了。因为我在现场看到有个老人做直播,三四个警察或辅警就朝老人走去,围在一起,很郑重说你在干嘛、要检查手机,把老人逼到一个墙角。要是这个居民想帮媒体直播,很容易能判断出在哪里直播,一下就能找到。居民听完我的话,有点害怕,就帮那个媒体拍了几个视频。我就在居民家里拍到照片。离开那栋居民楼后,封锁线就出现了,楼下多了穿制服的年轻人站岗。
傍晚,封锁越来越严格,封锁线还往外扩了。我还挺想再进去的。后来看到有几个消防员出来,我问里面什么进展。消防员看著我,直接摇了摇头回答,我们不能说。我就不和他们聊天了。旁边有个人,他们去搬水。大概是说,要把一层挖一下,可能有人。后来我看都封锁了,当天就回去了。
跑现场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主要是少,很多媒体都不太跑现场了。我们认为比较不错的媒体,不如二三线的地方媒体跑得前。但地方媒体是流量导向,因为有热点才去现场。我所在的Z媒体,大家也不太跑现场了。
在目前这个媒体生态,记者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说自己是摄影爱好者、自媒体、网红,假装粉丝有几十万,他们就会说你这人太了不起。大部分时间,我就说自己是摄影爱好者,不乱发,只留资料。一般大家视觉是在文字后面,摄影是文字的补充,或是配合文字就好了。对于我们想做影像报导的有一些困难。
我们同事聊天也说,解释Z媒体没用,有时候就说自媒体就好了。大家也不知道Z媒体是什么。我去县城采访的时候,把Z媒体的内容递过去,对方都不知道这间媒体。第二,透露记者身份会对别人造成压力。大部分接触的人知道是记者就不说话了。
上一次遇到现场记者被阻拦,是马航开庭。当时也有一堆记者,被圈在封锁线内,宽度一米多,长度三四米的区域。我幸亏去得有点晚,因为早到的话,需要有记者证才能进入封锁区。封锁的地方离法院也有几十米,那时冬天,胡同里没阳光,很冷。那就是无意义的等待,最后家属也没有出来受访。社区的工作人员发挥的作用也挺大的,会帮助警察会维持秩序。
央视的事出来后,有跑现场的朋友把视频发到群组里安慰我,连央视记者都这样。大家是调侃的味道。没有大惊小怪的,普通人看到记者被阻拦会觉得奇怪,但对我们就是习以为常。
我都不知道记协的存在。晚上看到记协的文章,还是有点看热闹的心情。朋友圈里面很多媒体人在刷这个文章。但到了第二天,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篇文章也不可能改变了什么。我那晚也转发了。我也不是心情特别激动地转发,记协的文章也算个小切口,让我反思一下,我也会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经历。平时我很少说在现场的经历。
李克强去世的时候,我也去了故居现场。在一个楼道里拍照的时候,发现头上有个人。那是隔著一条街的另一栋楼,有个人指著我让我别拍。对方手上有设备,应该是用来干扰无人机。后来整理李克强现场的相片,能看到相片里面,献花者和便衣的眼神不一样,他们透过镜头盯著我。在很多人的现场拍照的时候我发现不了,静下心会看到。经过这个事,再跑突发的时候,到现场会很紧张,担心有很多眼睛看著你。
我现在每次出门都会带几张储存卡,拍了上百张照片,就把卡藏起来,塞进鞋里,短时间搜身可能会搜不到。要是进入楼道,也会先看有几个出口,有几个电梯。在楼道里面,听到脚步声也会紧张。这几年暗哨很多,冷不丁一个人可能就是便衣。
以前灾难现场会拍的东西,现在舆论反应不一样了。例如,以前拍摄灾难现场的普通人遭遇,是很常见的。现在若在社交媒体发出这样的真实相片,例如水灾灾民撤离、人们在地震现场排队领取物资等,这种会触及人心的相片,会被网友指责涉及隐私、侵犯肖像权,也被认为是给外媒递刀子。我觉得那些评论有些极端,大家都不讨论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情况。
我们都在抱怨媒体环境太差,有指令、审核,空间越来越小。但我毕业入行时已经不是媒体黄金期了,已经是快死掉的状态。我看到以前的报导,会惊呼一声,这种题竟然以前也会报导,只会这样感慨一下。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局面是“正常”的,空间就这样,能做就做,不做也可以,也会特别去抱怨。不是温水煮青蛙,是根本没经历过大尺度报导的时代。
十年前做摄影记者,大家是神仙打架。有那个气氛和土壤,大家都在做,能出好报导。现在的确已经出现了断层,无论是知识还是跑现场,缺乏很有经验的人带你。只能自己去闯,或者自己去总结。不过也没有总结了吧,就是混著。现在不追流量的新闻平台也很少了,我还是想做些有公共价值的事。但现在入职媒体,可能会听到“别总想著搞大新闻,安安分分就好了”的说法。
最后燕郊现场的相片发布数量有限。朋友安慰我,不发就不发吧,留在硬盘里,反正也不是为他们拍的。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现在就想著是为自己拍的,过一二十年拿出来对自己有个交代。
安凌,入行逾十年,社会新闻记者
“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发不出来,第三发出来也会被删。你知道没有博弈的空间了,没有权力和他们讨论。我觉得我们已经彻底失权。”
我去过马航、天津爆炸的现场。过去的灾难现场还有窗口期,天津爆炸前一周没人管你在做什么,我还遇到好几个香港记者。
那时候感觉媒体很多,大家不会等通报,也不会等央视、新华社。这十年好像逐渐消灭了民间、媒体的声音,树立起很权威的通报。现在如果抢在通报前发东西,我觉得在舆论上挺危险的,会说官方还没发,你就发了是不可信,是要抢流量,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能说出20种典型发言。
以前死亡人数是媒体报导中很重要的内容,会涉及追责到什么层级的人。为什么要有死者的名字,每个死者有自己的姓名,这样才不会瞒报,这是逼问真相的方式。现在你看东航,再也没有姓名了。现在把名字放出来,还会觉得涉及伦理,说你没有经过家人允许。
现在记者个人受到的威胁也会更多。前几年,我去某省采访,宣传部的女工作人员,把酒店房间打开,来陪我睡觉。后来买高铁票,她们左右一人坐一边,把我送回家。但那时候还觉得你是记者,不会用硬手段把你离送出境。
两三年前,湖南养老院暴雷的事件,当时有老人自杀投河,才爆出这个事情。好多老人投钱在里面,事件涉及官商勾结。有个特稿平台的记者去了,但后来北京警察直接找了机构还是记者,还不是湖南警察找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动的。以前当地宣传部会和媒体交涉,媒体还是有保护记者的角色。现在机构式微也弱势,个人要承担多少压力,不是个人可以预见的,我觉得挺模糊的。按照的原来的经验,有些事情我们感觉没有很严重。但如果警察来找你,怎么办,我们没有应对的经验。你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会触发这个机制。
以前有重大事件出现后,媒体有一套应对机制,编辑部有一套流程,决定要派哪些记者去,不会只一篇稿。有人去现场,前两天会有还原事件的特稿,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有逝者的人物类稿件;也会有调查,监督性质的,去看和政府、政策有没有关系,有反思和追问。这是有一套完整的行动的机制,每个媒体提供的都只是一个拼图。那时候几十家上百家媒体,每家媒体提供一点信息,事情会逐渐清晰、完整。我刚入行时是十多年前,还是可以逐渐完成拼图。
体制外的媒体在2017至2020年,空间逐渐缩小,原来的整顿只是不让你发稿,写检讨,或者总编辑会说这段时间比较紧张,比如要开两会,或者前段时间有篇稿子出事了,那最近就小心点,机构和监管部门之间会有博弈。
疫情之前,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就是封号。要是禁言一个月,就收敛一下。但不需要事前审查,所以还是有些空间。我们去跑突发也还行,只是没有原来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没有记者证。疫情后,各种东西叠加在一起。对于跑突发来说,防疫成为一个好理由,出去会说是破坏疫情大局。疫情期间最大的新闻,不就是最后两年动态清零产生的悲剧,但这些都没法做,只能拐弯抹角做,疫情引起的经济萧条,但也不能直接写,只能写很小的角度。
疫情三年带来了驯化,比如等通报来公布有多少人确诊。那时候,大家就有心理上的转变,都要看权威的发布。或者说过去三年加剧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疫情就变成某种叙事。由于疫情在武汉开始,国家和疫情被联系起来。当时大家会嘲笑别的国家,我们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像欧美一开始死了很多人。那时候就变成民族自信心的体现,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再质疑什么。直到最后,忍无可忍了才说点话。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加剧的过程,开始容不下其他声音,媒体能做的很少,那时候去采访都胆战心惊的,怕弹窗、隔离。
印象很深的一个事情,2022年四川甘孜地震,很多媒体都去了。我从成都坐大巴到了那里,下了高速路有个卡口,就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不是当地人不能进。其实当地那时候没什么疫情。说要看行程码,但我的码也没有其他地方的记录。最后就说户籍地不是这里,也没有介绍信,比如你要去某个街道,要街道办事处书记开证明接收你。最后弄半天我进不去,就回成都了。
现在有大的现场,大家还是想去的。但危险在哪里呢,过去这几年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发不出来,第三发出来也会被删。你知道没有博弈的空间了,没有权力和他们讨论。我觉得我们已经彻底失权,这个是最严重的,你已经不会去碰突发。我们机构挺久没做了,你知道没有空间了,去还是不去,结果是一样的,肯定发不出来。因为有事前审查。
做选题前肯定会有自我审查吧。之前看到讨论,如果知道写这个东西不会被人看到,还会继续吗?如果是我,知道不能发出来,我肯定不会做了。武汉疫情后面一个月,彻底不能发稿了。我会写日记,几万字,我怕自己会忘记,但我也没想过要发出来。我也会想,如果只是写在日记本,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不是个体,我是一个记者。如果不是为了发表去写,我就不会去写。可能我这个想法比较现实。慢慢就变成这样了,那我做不了的话,就算了吧,还能怎么样呢。
现在有突发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是选题性质,如果和地方政府相关,例如爆炸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他们会严防死守,我们也发不出来。如果主编派我去,我会去,但我不会自己申请去。如果去的话要付出代价,有些事情可能就算了,例如燕郊爆炸;有些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再来一次武汉疫情我还是会马上去,这是特别重大的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
每个媒体的空间不一样,其他媒体可能会给出不同答案。不同的媒体被管制的方法不一样,可能取决于你的后台,受到的保护不同。类似南方系,受当地宣传部管,就比较严格,说不能就不能。现在还能发点稿的地方,多少是受体制保护,就算外表看起来是市场化、独立的,背后还是有双手在保护。
我的机构不会传达禁令,去现场前我就会问一圈同行,看看收到的禁令是什么程度。有的说不能炒作,那还是可以做,只是不要“大肆”去做。现在有的规定特别细,例如东航坠机事件,包括不要采访家属等好几条规定,算是很细了。
到了现场有一种魔力,人确实就是会互相帮助。很多人一起,我们都是和宣传部躲猫猫。有的现场偏僻,多一个人比较安全,可以彼此鼓励。之前的报社是不允许的,因为要抢独家、要突破、要最先发稿,不能和别人一起采访。后来已经很难突破了,有同伴一起会安全一点。现在同行之间会有种守望相助吧,不要彼此为难了。
跑突发的同行之间都很有感情。我以前一年见同事五六面,反而见同行特别多。以前在路上,挨个发微信问对方去不去,有些人上个月见到,这个月又见到了。在现场和同行建立的情谊是特别珍贵,是经历过考验。在跑突发的时候,能知道有些人的行为无法认同,有些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现在就比较难看到了。
那天我在朋友圈有看到央视被阻拦的视频,心里一阵冷笑:他们当了那么久公主王子,终于能感受到凡人的感受。有特权本来就不对的。
以前都市报同行采访有这种遭遇,大家会很真心声援,打电话给宣传部,给对方施压。这是一种守望相助。但我觉得央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央视从来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跑突发的时候,央视有自己的帐篷,或直接可以进来。他们不会看非官媒之外的人,都不会看你一眼,有一副不想知道你是谁的样子。我也不是很幸灾乐祸,只不过我也不同情。我的心情就是,你早该知道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后来看到记协的声明,我也毫无感觉。按他们定义的话,我们这些没记者证的是不正当采访,记协发言也不是为了我们这些记者,是为了那些记者。而且记协是副部级单位,在维护正部级单位央视的权威,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情我很冷漠,早就该戳破的遮羞布,现在终于被看到了,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处境呀,一个保安就能把你治得死死的。
许斐,入行近十年,突发、调查记者
“现场经常要伪装身份、使用隐蔽手段才能采访,这不能称之为是能力,是生存技术吧。”
燕郊央视采访受阻这件事,如果不是被外地同行问起,我根本不会关注。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采访的时候被拒绝、被推出来而已,没有特别的感受。
我当晚很快看到记协的文章,微信群组、朋友圈大家都在转发。记协文章发出三个疑问,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属实的话......”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我想,记协是怎么回事,不能先验证真实性再来发文章吗?
这件事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央视的人也不例外,进不去、被赶出来。还有,记协竟然为记者发声了。但也有人说,只有央视记者配得上他们发声。我之前知道记协的存在,但记协没什么存在感,我也没有打过交道。对了,可以在记协网站上查记者证。如果查不到,说明在官方眼里你不是正式的记者。
我的采访经历告诉我,记者证对采访没有太大影响。我在上个单位有记者证,但能出示的机会很少。和官方接触需要,例如进政府机关的大门或和一些机构组织沟通的时候会出示。如果要跑两会就一定要记者证。但有很多采访是不透露身份的,也就不会出示记者证。
如果是灾难现场,记者证也没什么用。不是有记者证就能出入,能进去可能是和当地政府沟通好才放行。我有过持证但进不去现场的体验。2020年山西农村的饭店倒了,砸死29人,当地封锁现场,政府各部门包括宣传部官员都在,我亮出记者证,但不让进。他们说现场危险,接著宣传部就会派专人跟著,你去到哪他们就去哪,还说会安排采访之类的话。其实就是不希望你擅自找人采访,而是报导官方消息。
亮不亮证有时候是基于我自己对禁令的判断。你选择亮证,是判断这事不会被禁令,可以暴露供职机构。如果很有可能出禁令,就不要暴露机构。如果暴露了,可能会被“点杀”,直接被召唤回去。
央媒有时候确实有特权,比如东航坠机现场的核心区只有三大央媒能进。但我不觉得有了央媒这个身份,所有采访就能畅通无阻。亮名这个身份,可能会被重视,但也可能会被派人盯著,看到的东西很可能是被安排的。我接触的央媒记者也有很专业的,有人也会做暗访。
中国大陆有一些报导惯例,比如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以及全国两会,在这期间报导限制会更多。比如,这个春节前后,农村就发生了好几起恶性案件,但我没有看到有记者发出现场报导。可能有的媒体能发稿,线上去找目击者采访。很多媒体连发稿也不可以了,更别说派记者去现场。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重大突发现场的记者越来越少了。除了政府这一关,媒体和记者本身也有原因。不派记者去现场,可能是媒体收到了禁令,但也可能是为了缩减出差的成本,或是能出差的记者变少了。另外,我想也有记者自己的原因,不想动了,或者觉得去了也做不出什么。
现在政府对灾害现场的处置特别快。年初云南一个山村发生山体滑坡,很多村民反映和采矿可能有关系,但官方说是天气影响。这种事情,理应是记者去现场实地勘查,找专家采访地质结构,但事发之后几天,政府就将整个村子围起来,把村民们全部迁走。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有滑坡风险,政府组织搬迁不是可以保障村民安全吗?但你细想一下,滑坡到底是不是采矿引起,应不应该要追责,如果只是天气引发的偶然事件,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搬走?被要求搬走的村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是否有争辩的权利?你到网上看,大家都觉得,政府做得太好了,发挥了体制优势,所以相信这个体制的人会更相信体制。
另外,最近的情况是,不只是政府的人,有些突发事件的目击者,都会说以官方通报为准。可能是他们自己这么认为,也可能是收到政府指令了。所以现在连打电话采访的速度都要加快了,可能第一个人会跟你说,第二个、第三个人就不会说了。
现场采访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有吃瓜群众会突然兴奋地大声嚷嚷“哎这里有记者......”,引起众人围观。比如武汉疫情的时候,急诊室有很多人等著看病,我挨个去问。旁边有“好事者”听到我是记者就大喊,“哎记者同志,我想和你讲......”ta可能是好意,但会把医院工作人员吸引过来,可能采访就进行不下去了。发生这种情况赶紧离开就是,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要揭穿、攻击记者,他们不知道记者的处境需要隐蔽身份,以为记者都是官方的,都可以和政府部门、医院打交道。也有一些针对记者的,有一次在黑龙江报负面新闻,手机被人夺走。
在有基本规则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香港采访,注重预约,不像在内地会直接上门。政府机构对待记者查询一般也是会给回应的,内地不一样,听到记者是回避、抵触,甚至直接挂电话。因此在中国大陆记者拿料,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如果你面对强权机关,只是开展正常采访活动,目的是想知道应该公开但他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用受害者家属、普通市民身份问。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不能冒充其他职业,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公检法、律师等。大多数情况下,对普通人可以表明身份,但也有特殊场景,例如去某个被监督的公司,面对保安就不会表明记者身份。
因此,中国大陆记者在现场经常要伪装身份、使用隐蔽手段才能开展采访,我不认可这些是真正的调查技术,但这在大陆又是必须的,算是生存技术吧,不能称之为能力,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你每做一次这样的事情,都意味著你要伪装、欺骗、寻找各种手段。我不喜欢谈论这些,里面有很多违背伦理、违背人与人正常交往的东西。但能通过种种手段拿到料,往往会让一些中国记者很自豪。我更希望有机会学习真正的调查技术,比如开源工具,数据分析等,是真的可以称之为调查技术的东西,可以做突破信息封锁的报导。
我觉得讲现场报导受到的种种限制,最终指向的无非是大环境越来越紧,一句话就说完了。但你觉得做调查报导有多少是和自由相关?在中国大陆做不了调查报导,真的完全是因为没有自由吗?但你看,俄罗斯也好,哥伦比亚也好,他们的社会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闻。我不想把所有问题指向环境收缩就完了,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限制了很多自由,但调查报导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强大的意愿去做。
林谕,入行逾五年,社会新闻记者
“以前我们会聊这个选题要怎么做,现在变成,我们‘咬’一口吧。”
我在现场第一反应都是不要和官方的人碰撞、起正面冲突。现在不算特别负面的社会事件,到了现场,那边的街道工作人员或警察,都会阻止拍照。若接触现场周边居民,也不会轻易暴露身份。
我觉得燕郊的封锁在2022年之后算是常态了。以前总能找到一些漏洞。跑突发事件越来越难了,官方的封锁线拉得很长、很快,警力部署也很快。官方的应急措施,会很快和家属达成协议,或威胁家属,家属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把经历告诉媒体。家属对媒体暴露出来的不信任感也更强,他们会觉得媒体不能帮到自己,或者媒体“乱写”会让他们的谈判更难。
禁令也更快了。以前可能还有半天、一天的空窗期,现在可能一个事件发生,自媒体冲上热搜,官媒报导之后就开始算窗口期了,几个小时禁令就下来了。我记得甘肃地震半夜发生,我早上写了消息,中午我就想去现场,觉得应该会有故事写,领导就说有禁令了,不采事故家属、不写现场、不扩散事故影响。
我之前和做辅警的人聊,想知道他们怎么对付媒体。他们的处理是,一收到应急事件,要很快到达现场疏散人群、避免引起舆情。他们也会伪装成群众,让大家不要闹。
现场的群众对记者也愈发不信任。记得2018年那时候接触维权的人,在酒店房间里面采访完,我说不知道这篇稿子最后能不能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但我会尽力做。对方说:自己小时候一直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要是你们也帮不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求谁了。
以前我和领导聊天,要不要做什么事件,我们是会聊这件事重要、会聊要怎么做。现在变成,我们“咬”一口吧。作为媒体没有那么大能量了,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只能用调侃的语气。
“咬”和“藏”是这两年最大的感受。以前一件事发生了,能直接写。现在具体事件也不能直接写了,例如关于死亡的、自杀的,不能“渲染”,不能把时间、地点、人物具体写出来。另外一种是藏地名,某个地方发生事件,但不能把地名写出来。例如之前国内的某县城发生房产烂尾,或是某地方出现裁员潮,这些和地方财政相关的事,如果直接点名,就会引来当地宣传部门的关注,只好把地名隐去。
因为央视的事,所谓发生的冲突,至少能让这个行业的问题暴露在大家视线当中,或许也会好点。类似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练习过,但天然知道这种事情。大家潜意识会知道,不要和政府对抗,得用一些方法,才能顺利完成一些工作。躲躲藏藏,不暴露自己身份,看到警察就躲开。
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之前广州大桥塌了,本地媒体是不能做负面的。那个周末我不是为了工作,去现场走了一圈。一开始打的士进去,到路口就拦下来。我说住这的,要去拿点东西。后来就下车往前走。遇到第二道警戒线,我往远处走,站在路边抽烟,看著一辆辆警车驶过。我当时心里特别坦荡,我也不是来做报导的,发现我都敢和警察对视了。
燕郊燃爆事件当天下午,我在微信视频号看到央视女记者被警察推出现场。看到时候我也没有太大反应,后来看到朋友圈都在刷这个视频。一位资深媒体人说,现在的环境没有那么苦,现在记者养不活自己,要么因为懒,要么因为业务不行。
到了夜晚八九点,朋友圈炸开了,都在转发记协的文章。也看到有媒体人声援,要求记者平权。我不想参与这种狂欢,心里有异样的感受。有这么多人在发声,或许是好事吧?但这个生态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篇文章的形式和内文是一种制度暴力的延伸,体系内权力机构的相互保护而已。文章维护的是有记者证的记者,我这类的记者,也从来没意识到记协存在的意义。
不只官方阻挡造成问题,是整个媒体生态出了问题。本身也有很多错误,例如会冒充其他身份。有的地方都市报同行在采访的时候,会和受访者说自己是央媒的。某地发生社会事件,乡镇级别的政府部门,他们通常不会去核实记者的身份。
我自己也有伪装身份的情况。去医院采访,我会说我是病人家属。我心里会有些纠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两年前去寺庙采访,现场很多警察,那次采不到很多东西。我和寺庙里面的法师聊,他们都不愿意说,于是我说自己是帮朋友祈福立牌位,法师就很诚恳和我聊。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去骗人家。后来我打电话给法师道歉。
外部环境也给内部带来了很多变化,不只是指令,记者们对现场失去好奇心。去年几次灾难事件,编辑很生气,记者在线上做了几篇稿子,但没有人提出想去现场看看。现场会遇到各种各样艰难的时刻,你会去和警察有冲突,想要应对他们,都是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
前两天我和同行聊天,ta的状态是,每天跑到办公室泡一杯茶,拿一本书看。那天我们聊天,我问,你看到爆炸,不会想去做吗,不会想在场吗?对方说,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啊,我做不做也没什么意义。他还提到,官民以及媒体之间有结界,很多我们关心的、引起舆论的事,在一些人眼里根本微不足道,也传递不到他们的身边。
(应受访者要求,胡宙、安凌、许斐、林谕为化名)
"我觉得讲现场报导受到的种种限制,最终指向的无非是大环境越来越紧,一句话就说完了。但你觉得做调查报导有多少是和自由相关?在中国大陆做不了调查报导,真的完全是因为没有自由吗?但你看,俄罗斯也好,哥伦比亚也好,他们的社会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闻。我不想把所有问题指向环境收缩就完了,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限制了很多自由,但调查报导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强大的意愿去做。" i agree.请问"俄罗斯也好,哥伦比亚也好,他们的社会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闻。",这两国家有过什么很好的新闻?
"我觉得讲现场报导受到的种种限制,最终指向的无非是大环境越来越紧,一句话就说完了。但你觉得做调查报导有多少是和自由相关?在中国大陆做不了调查报导,真的完全是因为没有自由吗?但你看,俄罗斯也好,哥伦比亚也好,他们的社会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闻。我不想把所有问题指向环境收缩就完了,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限制了很多自由,但调查报导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强大的意愿去做。" i agree
用ta或許有多重因素,比如記者的同事不認可「他」或「她」的性別二元論,比如作者不想暴露同事的具體信息。但對於港台讀者而言這個寫法的確是陌生的,或許可以備註一下:ta是大陸地區「她、他、它」的漢語拼音,用來指代性別不明或者不願暴露性別的個體,或者表達不限定性別。
『他』其實可以不只限定男性,但確實存在預設男性的問題。ta的使用作為一般網文使用我認為沒有問題,但就專業文字工作者來說恐怕是取巧了,就我印象以前(在台灣)比較常看到的是他/她;當然這也可能是跟中國慣常使用拼音有關。
很開心能看到 TA 作為性別中性的語言使用。
Touching Article
因为作者是想要指代一个不限性别的个人,然而“他”只能指代男性吧?
說個題外,在中文文章中使用『ta』看著還是挺彆扭的。
大家都冷漠了,挺好的,加速加速,趕快爆炸吧
小朝鲜…
to @Lulobada ——围着采访的可能是被外长点名的“跳科目三的中东记者”,属于娱乐新闻范畴。不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崇洋媚外,自信心强一点。
在中國做記者,好像越來越難做,好像也越來越好做...
有意思……国人还是很多崇洋媚外的……都是记者……一堆中国记者采访老外记者?搞笑呢?
反對黨媒黨姓的人已經入獄了。
当年任志强出来反对“党媒姓党”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滋生了这么多恶果。
只不过说得好像我能够反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