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的现场：从与禁令赛跑到迈向通稿时代

3月13日清晨，中国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发生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事发地距离北京30多公里，不少国内外媒体记者很快赶赴现场。当天中午，两名央视总台记者在直播连线和采访过程中受阻，黑衣警察推搡著将记者带离现场，相关视频画面很快在网络流传。夜晚九时半，“中国记协”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以《正当采访是记者权利》为题的文章，提出地方政府“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

这篇文章当晚传播广泛，很快累积10万+阅读量。中国记协文章还指出，记者报导可以回应民众关切、制止谣言传播；官方通稿不会面面俱到，媒体对信息补充尤为重要。不过，尽管这篇文章由官方发布，网络舆论仍不买帐，“记者去了只会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现在的报导哪还有公正可言”“第四权是不是跳太久了想试试踩在第一权头上了”。也有人认为，央视采访受阻事件，意外撕开一道口子，将中国媒体的困境暴露在公众视线中。

事实上，近年中国重大事件现场，记者要突破封锁线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与禁令赛跑、删稿，到事前审稿、等待通稿，新闻现场变得越来越模糊。端传媒与几位多年奔走在新闻现场的记者聊了聊，他们怎么看央视被阻事件？他们的现场是什么模样？曾经拥有记者证和不曾被官方认证的他们，对近年的新闻现场变化有什么观察？没有特权的记者会受到什么阻力？

胡宙，摄影记者，入行五年以上

“在现场我会绕著警察走得远远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众。你拿著相机拍，会被群众围观，问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外媒或间谍。”

那天站在30多楼，我的腿是发抖的。一是恐高，第二是能拍到核心现场。我就不由自主地兴奋了，兴奋后又会害怕，会不会在一楼或其他位置，有人盯著我？对方会不会上楼堵我？兴奋又紧张，腿不听使唤，一直抖。激动又害怕的感觉，以前没经历过，这次经历了。是因为我离北京很近吗？回来后这两天，腿都很疼。

燕郊燃爆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30多公里路，到的时候也比较晚了，现场已经封锁。距离爆炸地点还有一公里，我看到交警站在路口，已经把路封了。我发现有条小路能绕过去，恰好那有个小学，离爆炸现场三四百米，中午很多家长在小学门口接小孩，交警封路没有那么绝对。我就跟著人流走，距离爆炸现场300米，再也过不去了。肉眼可以见到事故现场的一个角落在冒烟，我也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印象很深刻的画面是，一辆辆报废的车往外拉。很多人围观，有人管制，但比较宽泛。我就拿出小相机。当时我不太敢拿大相机，看到别人拿，我才敢拿出来。现在出去拍照，尤其这种突发，我都会拿小相机，大相机放包里。大相机目标太大，我担心被警察找，不让拍摄，甚至会被问哪个单位的。

我去现场会考虑著装，背个普通的黑色书包，但在现场背包也很显眼，所以只能尽量不露出设备。外媒记者因为一张面孔，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也很不容易。

在燕郊的现场，警察看著外媒记者的面孔会紧张，互相使眼色，提醒一下，这哥们要过来了，警察便排成一排，用后背挡著。外媒记者移动一下，警察就会挡一下。我在人群中还听到有人打了个电话，说现场很多记者，我们要想方设法降低舆情，要找手段压一压。

在现场我会绕著警察走得远远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众。你拿著相机拍，会被群众围观，问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外媒或间谍。在燕郊现场也有看到普通群众围住记者，指著老外说：你们不懂，我们中国国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瞎拍瞎发，不要抹黑，我们也不会阻止你报导，但你要真实地报导。群众说不是不让拍，但所有举动，就是不想让记者拍。燕郊离北京很近，那些人说话都是北京腔、大爷的感觉，指指点点。我观察到这个情况后，担心一旦拿出相机，内部矛盾就激化了。只有一次，在人群中拿出长焦镜头，在缝隙中迅速按下快门。不过也只能拍到局部，没有太核心的内容。

据我观察，封锁线内只有央视或有记者证的能进去。我还遇到一个有证件的同行，说该拍的都拍了，准备下班。我听说机构里大部分同事都没有记者证，很被动，都是野生状态。

有证件还是比较硬气的。我在现场看到有个人，亮出证，和警察沟通沟通，就能往前走，进入到封锁线内。我内心就觉得，妈的有证真好。

跑这种突发现场，可以用航拍拍摄，但我基本不太考虑带航拍。一旦带航拍，目标更大。而且突发事件的现场警察针对航拍有一套机制，可能专门有人监控，有设备打下来。这种情况下，航拍危险系数最大。我后来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爬楼，找一个制高点拍摄。

上午的封锁还是有漏洞。我从人群中慢慢迂回，先找到一个大厦，但进不去。后面看到有条胡同没有封锁，穿过去后找到一个公寓，那栋楼有30多层，住了好多人。我直接去到高层，天台锁了。当时正好有个居民出来，向我请教怎么用手机直播。原来有媒体想让那位居民直播。我说家里信号好，有WiFi。居民就领我去家里，把手机软件下载好了。进到家里，我发现视线很好，整个现场都能拍到。

这位居民年纪也大了，不太会弄直播。我后来建议居民别直播了。因为我在现场看到有个老人做直播，三四个警察或辅警就朝老人走去，围在一起，很郑重说你在干嘛、要检查手机，把老人逼到一个墙角。要是这个居民想帮媒体直播，很容易能判断出在哪里直播，一下就能找到。居民听完我的话，有点害怕，就帮那个媒体拍了几个视频。我就在居民家里拍到照片。离开那栋居民楼后，封锁线就出现了，楼下多了穿制服的年轻人站岗。

傍晚，封锁越来越严格，封锁线还往外扩了。我还挺想再进去的。后来看到有几个消防员出来，我问里面什么进展。消防员看著我，直接摇了摇头回答，我们不能说。我就不和他们聊天了。旁边有个人，他们去搬水。大概是说，要把一层挖一下，可能有人。后来我看都封锁了，当天就回去了。

跑现场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主要是少，很多媒体都不太跑现场了。我们认为比较不错的媒体，不如二三线的地方媒体跑得前。但地方媒体是流量导向，因为有热点才去现场。我所在的Z媒体，大家也不太跑现场了。

在目前这个媒体生态，记者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说自己是摄影爱好者、自媒体、网红，假装粉丝有几十万，他们就会说你这人太了不起。大部分时间，我就说自己是摄影爱好者，不乱发，只留资料。一般大家视觉是在文字后面，摄影是文字的补充，或是配合文字就好了。对于我们想做影像报导的有一些困难。

我们同事聊天也说，解释Z媒体没用，有时候就说自媒体就好了。大家也不知道Z媒体是什么。我去县城采访的时候，把Z媒体的内容递过去，对方都不知道这间媒体。第二，透露记者身份会对别人造成压力。大部分接触的人知道是记者就不说话了。

上一次遇到现场记者被阻拦，是马航开庭。当时也有一堆记者，被圈在封锁线内，宽度一米多，长度三四米的区域。我幸亏去得有点晚，因为早到的话，需要有记者证才能进入封锁区。封锁的地方离法院也有几十米，那时冬天，胡同里没阳光，很冷。那就是无意义的等待，最后家属也没有出来受访。社区的工作人员发挥的作用也挺大的，会帮助警察会维持秩序。

央视的事出来后，有跑现场的朋友把视频发到群组里安慰我，连央视记者都这样。大家是调侃的味道。没有大惊小怪的，普通人看到记者被阻拦会觉得奇怪，但对我们就是习以为常。

我都不知道记协的存在。晚上看到记协的文章，还是有点看热闹的心情。朋友圈里面很多媒体人在刷这个文章。但到了第二天，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篇文章也不可能改变了什么。我那晚也转发了。我也不是心情特别激动地转发，记协的文章也算个小切口，让我反思一下，我也会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经历。平时我很少说在现场的经历。

李克强去世的时候，我也去了故居现场。在一个楼道里拍照的时候，发现头上有个人。那是隔著一条街的另一栋楼，有个人指著我让我别拍。对方手上有设备，应该是用来干扰无人机。后来整理李克强现场的相片，能看到相片里面，献花者和便衣的眼神不一样，他们透过镜头盯著我。在很多人的现场拍照的时候我发现不了，静下心会看到。经过这个事，再跑突发的时候，到现场会很紧张，担心有很多眼睛看著你。

我现在每次出门都会带几张储存卡，拍了上百张照片，就把卡藏起来，塞进鞋里，短时间搜身可能会搜不到。要是进入楼道，也会先看有几个出口，有几个电梯。在楼道里面，听到脚步声也会紧张。这几年暗哨很多，冷不丁一个人可能就是便衣。

以前灾难现场会拍的东西，现在舆论反应不一样了。例如，以前拍摄灾难现场的普通人遭遇，是很常见的。现在若在社交媒体发出这样的真实相片，例如水灾灾民撤离、人们在地震现场排队领取物资等，这种会触及人心的相片，会被网友指责涉及隐私、侵犯肖像权，也被认为是给外媒递刀子。我觉得那些评论有些极端，大家都不讨论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情况。

我们都在抱怨媒体环境太差，有指令、审核，空间越来越小。但我毕业入行时已经不是媒体黄金期了，已经是快死掉的状态。我看到以前的报导，会惊呼一声，这种题竟然以前也会报导，只会这样感慨一下。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局面是“正常”的，空间就这样，能做就做，不做也可以，也会特别去抱怨。不是温水煮青蛙，是根本没经历过大尺度报导的时代。

十年前做摄影记者，大家是神仙打架。有那个气氛和土壤，大家都在做，能出好报导。现在的确已经出现了断层，无论是知识还是跑现场，缺乏很有经验的人带你。只能自己去闯，或者自己去总结。不过也没有总结了吧，就是混著。现在不追流量的新闻平台也很少了，我还是想做些有公共价值的事。但现在入职媒体，可能会听到“别总想著搞大新闻，安安分分就好了”的说法。

最后燕郊现场的相片发布数量有限。朋友安慰我，不发就不发吧，留在硬盘里，反正也不是为他们拍的。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现在就想著是为自己拍的，过一二十年拿出来对自己有个交代。

安凌，入行逾十年，社会新闻记者

“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发不出来，第三发出来也会被删。你知道没有博弈的空间了，没有权力和他们讨论。我觉得我们已经彻底失权。”

我去过马航、天津爆炸的现场。过去的灾难现场还有窗口期，天津爆炸前一周没人管你在做什么，我还遇到好几个香港记者。

那时候感觉媒体很多，大家不会等通报，也不会等央视、新华社。这十年好像逐渐消灭了民间、媒体的声音，树立起很权威的通报。现在如果抢在通报前发东西，我觉得在舆论上挺危险的，会说官方还没发，你就发了是不可信，是要抢流量，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能说出20种典型发言。

以前死亡人数是媒体报导中很重要的内容，会涉及追责到什么层级的人。为什么要有死者的名字，每个死者有自己的姓名，这样才不会瞒报，这是逼问真相的方式。现在你看东航，再也没有姓名了。现在把名字放出来，还会觉得涉及伦理，说你没有经过家人允许。

现在记者个人受到的威胁也会更多。前几年，我去某省采访，宣传部的女工作人员，把酒店房间打开，来陪我睡觉。后来买高铁票，她们左右一人坐一边，把我送回家。但那时候还觉得你是记者，不会用硬手段把你离送出境。

两三年前，湖南养老院暴雷的事件，当时有老人自杀投河，才爆出这个事情。好多老人投钱在里面，事件涉及官商勾结。有个特稿平台的记者去了，但后来北京警察直接找了机构还是记者，还不是湖南警察找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动的。以前当地宣传部会和媒体交涉，媒体还是有保护记者的角色。现在机构式微也弱势，个人要承担多少压力，不是个人可以预见的，我觉得挺模糊的。按照的原来的经验，有些事情我们感觉没有很严重。但如果警察来找你，怎么办，我们没有应对的经验。你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会触发这个机制。

以前有重大事件出现后，媒体有一套应对机制，编辑部有一套流程，决定要派哪些记者去，不会只一篇稿。有人去现场，前两天会有还原事件的特稿，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有逝者的人物类稿件；也会有调查，监督性质的，去看和政府、政策有没有关系，有反思和追问。这是有一套完整的行动的机制，每个媒体提供的都只是一个拼图。那时候几十家上百家媒体，每家媒体提供一点信息，事情会逐渐清晰、完整。我刚入行时是十多年前，还是可以逐渐完成拼图。

体制外的媒体在2017至2020年，空间逐渐缩小，原来的整顿只是不让你发稿，写检讨，或者总编辑会说这段时间比较紧张，比如要开两会，或者前段时间有篇稿子出事了，那最近就小心点，机构和监管部门之间会有博弈。

疫情之前，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就是封号。要是禁言一个月，就收敛一下。但不需要事前审查，所以还是有些空间。我们去跑突发也还行，只是没有原来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没有记者证。疫情后，各种东西叠加在一起。对于跑突发来说，防疫成为一个好理由，出去会说是破坏疫情大局。疫情期间最大的新闻，不就是最后两年动态清零产生的悲剧，但这些都没法做，只能拐弯抹角做，疫情引起的经济萧条，但也不能直接写，只能写很小的角度。

疫情三年带来了驯化，比如等通报来公布有多少人确诊。那时候，大家就有心理上的转变，都要看权威的发布。或者说过去三年加剧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疫情就变成某种叙事。由于疫情在武汉开始，国家和疫情被联系起来。当时大家会嘲笑别的国家，我们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像欧美一开始死了很多人。那时候就变成民族自信心的体现，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再质疑什么。直到最后，忍无可忍了才说点话。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加剧的过程，开始容不下其他声音，媒体能做的很少，那时候去采访都胆战心惊的，怕弹窗、隔离。

印象很深的一个事情，2022年四川甘孜地震，很多媒体都去了。我从成都坐大巴到了那里，下了高速路有个卡口，就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不是当地人不能进。其实当地那时候没什么疫情。说要看行程码，但我的码也没有其他地方的记录。最后就说户籍地不是这里，也没有介绍信，比如你要去某个街道，要街道办事处书记开证明接收你。最后弄半天我进不去，就回成都了。

现在有大的现场，大家还是想去的。但危险在哪里呢，过去这几年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发不出来，第三发出来也会被删。你知道没有博弈的空间了，没有权力和他们讨论。我觉得我们已经彻底失权，这个是最严重的，你已经不会去碰突发。我们机构挺久没做了，你知道没有空间了，去还是不去，结果是一样的，肯定发不出来。因为有事前审查。

做选题前肯定会有自我审查吧。之前看到讨论，如果知道写这个东西不会被人看到，还会继续吗？如果是我，知道不能发出来，我肯定不会做了。武汉疫情后面一个月，彻底不能发稿了。我会写日记，几万字，我怕自己会忘记，但我也没想过要发出来。我也会想，如果只是写在日记本，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不是个体，我是一个记者。如果不是为了发表去写，我就不会去写。可能我这个想法比较现实。慢慢就变成这样了，那我做不了的话，就算了吧，还能怎么样呢。

现在有突发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是选题性质，如果和地方政府相关，例如爆炸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他们会严防死守，我们也发不出来。如果主编派我去，我会去，但我不会自己申请去。如果去的话要付出代价，有些事情可能就算了，例如燕郊爆炸；有些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再来一次武汉疫情我还是会马上去，这是特别重大的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

每个媒体的空间不一样，其他媒体可能会给出不同答案。不同的媒体被管制的方法不一样，可能取决于你的后台，受到的保护不同。类似南方系，受当地宣传部管，就比较严格，说不能就不能。现在还能发点稿的地方，多少是受体制保护，就算外表看起来是市场化、独立的，背后还是有双手在保护。

我的机构不会传达禁令，去现场前我就会问一圈同行，看看收到的禁令是什么程度。有的说不能炒作，那还是可以做，只是不要“大肆”去做。现在有的规定特别细，例如东航坠机事件，包括不要采访家属等好几条规定，算是很细了。

到了现场有一种魔力，人确实就是会互相帮助。很多人一起，我们都是和宣传部躲猫猫。有的现场偏僻，多一个人比较安全，可以彼此鼓励。之前的报社是不允许的，因为要抢独家、要突破、要最先发稿，不能和别人一起采访。后来已经很难突破了，有同伴一起会安全一点。现在同行之间会有种守望相助吧，不要彼此为难了。

跑突发的同行之间都很有感情。我以前一年见同事五六面，反而见同行特别多。以前在路上，挨个发微信问对方去不去，有些人上个月见到，这个月又见到了。在现场和同行建立的情谊是特别珍贵，是经历过考验。在跑突发的时候，能知道有些人的行为无法认同，有些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现在就比较难看到了。

那天我在朋友圈有看到央视被阻拦的视频，心里一阵冷笑：他们当了那么久公主王子，终于能感受到凡人的感受。有特权本来就不对的。

以前都市报同行采访有这种遭遇，大家会很真心声援，打电话给宣传部，给对方施压。这是一种守望相助。但我觉得央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央视从来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跑突发的时候，央视有自己的帐篷，或直接可以进来。他们不会看非官媒之外的人，都不会看你一眼，有一副不想知道你是谁的样子。我也不是很幸灾乐祸，只不过我也不同情。我的心情就是，你早该知道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后来看到记协的声明，我也毫无感觉。按他们定义的话，我们这些没记者证的是不正当采访，记协发言也不是为了我们这些记者，是为了那些记者。而且记协是副部级单位，在维护正部级单位央视的权威，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情我很冷漠，早就该戳破的遮羞布，现在终于被看到了，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处境呀，一个保安就能把你治得死死的。

许斐，入行近十年，突发、调查记者

“现场经常要伪装身份、使用隐蔽手段才能采访，这不能称之为是能力，是生存技术吧。”

燕郊央视采访受阻这件事，如果不是被外地同行问起，我根本不会关注。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采访的时候被拒绝、被推出来而已，没有特别的感受。

我当晚很快看到记协的文章，微信群组、朋友圈大家都在转发。记协文章发出三个疑问，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属实的话……”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我想，记协是怎么回事，不能先验证真实性再来发文章吗？

这件事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央视的人也不例外，进不去、被赶出来。还有，记协竟然为记者发声了。但也有人说，只有央视记者配得上他们发声。我之前知道记协的存在，但记协没什么存在感，我也没有打过交道。对了，可以在记协网站上查记者证。如果查不到，说明在官方眼里你不是正式的记者。

我的采访经历告诉我，记者证对采访没有太大影响。我在上个单位有记者证，但能出示的机会很少。和官方接触需要，例如进政府机关的大门或和一些机构组织沟通的时候会出示。如果要跑两会就一定要记者证。但有很多采访是不透露身份的，也就不会出示记者证。

如果是灾难现场，记者证也没什么用。不是有记者证就能出入，能进去可能是和当地政府沟通好才放行。我有过持证但进不去现场的体验。2020年山西农村的饭店倒了，砸死29人，当地封锁现场，政府各部门包括宣传部官员都在，我亮出记者证，但不让进。他们说现场危险，接著宣传部就会派专人跟著，你去到哪他们就去哪，还说会安排采访之类的话。其实就是不希望你擅自找人采访，而是报导官方消息。

亮不亮证有时候是基于我自己对禁令的判断。你选择亮证，是判断这事不会被禁令，可以暴露供职机构。如果很有可能出禁令，就不要暴露机构。如果暴露了，可能会被“点杀”，直接被召唤回去。

央媒有时候确实有特权，比如东航坠机现场的核心区只有三大央媒能进。但我不觉得有了央媒这个身份，所有采访就能畅通无阻。亮名这个身份，可能会被重视，但也可能会被派人盯著，看到的东西很可能是被安排的。我接触的央媒记者也有很专业的，有人也会做暗访。

中国大陆有一些报导惯例，比如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以及全国两会，在这期间报导限制会更多。比如，这个春节前后，农村就发生了好几起恶性案件，但我没有看到有记者发出现场报导。可能有的媒体能发稿，线上去找目击者采访。很多媒体连发稿也不可以了，更别说派记者去现场。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重大突发现场的记者越来越少了。除了政府这一关，媒体和记者本身也有原因。不派记者去现场，可能是媒体收到了禁令，但也可能是为了缩减出差的成本，或是能出差的记者变少了。另外，我想也有记者自己的原因，不想动了，或者觉得去了也做不出什么。

现在政府对灾害现场的处置特别快。年初云南一个山村发生山体滑坡，很多村民反映和采矿可能有关系，但官方说是天气影响。这种事情，理应是记者去现场实地勘查，找专家采访地质结构，但事发之后几天，政府就将整个村子围起来，把村民们全部迁走。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有滑坡风险，政府组织搬迁不是可以保障村民安全吗？但你细想一下，滑坡到底是不是采矿引起，应不应该要追责，如果只是天气引发的偶然事件，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搬走？被要求搬走的村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是否有争辩的权利？你到网上看，大家都觉得，政府做得太好了，发挥了体制优势，所以相信这个体制的人会更相信体制。

另外，最近的情况是，不只是政府的人，有些突发事件的目击者，都会说以官方通报为准。可能是他们自己这么认为，也可能是收到政府指令了。所以现在连打电话采访的速度都要加快了，可能第一个人会跟你说，第二个、第三个人就不会说了。

现场采访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有吃瓜群众会突然兴奋地大声嚷嚷“哎这里有记者……”，引起众人围观。比如武汉疫情的时候，急诊室有很多人等著看病，我挨个去问。旁边有“好事者”听到我是记者就大喊，“哎记者同志，我想和你讲……”ta可能是好意，但会把医院工作人员吸引过来，可能采访就进行不下去了。发生这种情况赶紧离开就是，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要揭穿、攻击记者，他们不知道记者的处境需要隐蔽身份，以为记者都是官方的，都可以和政府部门、医院打交道。也有一些针对记者的，有一次在黑龙江报负面新闻，手机被人夺走。

在有基本规则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香港采访，注重预约，不像在内地会直接上门。政府机构对待记者查询一般也是会给回应的，内地不一样，听到记者是回避、抵触，甚至直接挂电话。因此在中国大陆记者拿料，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如果你面对强权机关，只是开展正常采访活动，目的是想知道应该公开但他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用受害者家属、普通市民身份问。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不能冒充其他职业，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公检法、律师等。大多数情况下，对普通人可以表明身份，但也有特殊场景，例如去某个被监督的公司，面对保安就不会表明记者身份。

因此，中国大陆记者在现场经常要伪装身份、使用隐蔽手段才能开展采访，我不认可这些是真正的调查技术，但这在大陆又是必须的，算是生存技术吧，不能称之为能力，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你每做一次这样的事情，都意味著你要伪装、欺骗、寻找各种手段。我不喜欢谈论这些，里面有很多违背伦理、违背人与人正常交往的东西。但能通过种种手段拿到料，往往会让一些中国记者很自豪。我更希望有机会学习真正的调查技术，比如开源工具，数据分析等，是真的可以称之为调查技术的东西，可以做突破信息封锁的报导。

我觉得讲现场报导受到的种种限制，最终指向的无非是大环境越来越紧，一句话就说完了。但你觉得做调查报导有多少是和自由相关？在中国大陆做不了调查报导，真的完全是因为没有自由吗？但你看，俄罗斯也好，哥伦比亚也好，他们的社会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闻。我不想把所有问题指向环境收缩就完了，所处的环境的确是限制了很多自由，但调查报导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没有能力做，有没有强大的意愿去做。

林谕，入行逾五年，社会新闻记者

“以前我们会聊这个选题要怎么做，现在变成，我们‘咬’一口吧。”

我在现场第一反应都是不要和官方的人碰撞、起正面冲突。现在不算特别负面的社会事件，到了现场，那边的街道工作人员或警察，都会阻止拍照。若接触现场周边居民，也不会轻易暴露身份。

我觉得燕郊的封锁在2022年之后算是常态了。以前总能找到一些漏洞。跑突发事件越来越难了，官方的封锁线拉得很长、很快，警力部署也很快。官方的应急措施，会很快和家属达成协议，或威胁家属，家属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把经历告诉媒体。家属对媒体暴露出来的不信任感也更强，他们会觉得媒体不能帮到自己，或者媒体“乱写”会让他们的谈判更难。

禁令也更快了。以前可能还有半天、一天的空窗期，现在可能一个事件发生，自媒体冲上热搜，官媒报导之后就开始算窗口期了，几个小时禁令就下来了。我记得甘肃地震半夜发生，我早上写了消息，中午我就想去现场，觉得应该会有故事写，领导就说有禁令了，不采事故家属、不写现场、不扩散事故影响。

我之前和做辅警的人聊，想知道他们怎么对付媒体。他们的处理是，一收到应急事件，要很快到达现场疏散人群、避免引起舆情。他们也会伪装成群众，让大家不要闹。

现场的群众对记者也愈发不信任。记得2018年那时候接触维权的人，在酒店房间里面采访完，我说不知道这篇稿子最后能不能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但我会尽力做。对方说：自己小时候一直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要是你们也帮不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求谁了。

以前我和领导聊天，要不要做什么事件，我们是会聊这件事重要、会聊要怎么做。现在变成，我们“咬”一口吧。作为媒体没有那么大能量了，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只能用调侃的语气。

“咬”和“藏”是这两年最大的感受。以前一件事发生了，能直接写。现在具体事件也不能直接写了，例如关于死亡的、自杀的，不能“渲染”，不能把时间、地点、人物具体写出来。另外一种是藏地名，某个地方发生事件，但不能把地名写出来。例如之前国内的某县城发生房产烂尾，或是某地方出现裁员潮，这些和地方财政相关的事，如果直接点名，就会引来当地宣传部门的关注，只好把地名隐去。

因为央视的事，所谓发生的冲突，至少能让这个行业的问题暴露在大家视线当中，或许也会好点。类似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练习过，但天然知道这种事情。大家潜意识会知道，不要和政府对抗，得用一些方法，才能顺利完成一些工作。躲躲藏藏，不暴露自己身份，看到警察就躲开。

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之前广州大桥塌了，本地媒体是不能做负面的。那个周末我不是为了工作，去现场走了一圈。一开始打的士进去，到路口就拦下来。我说住这的，要去拿点东西。后来就下车往前走。遇到第二道警戒线，我往远处走，站在路边抽烟，看著一辆辆警车驶过。我当时心里特别坦荡，我也不是来做报导的，发现我都敢和警察对视了。

燕郊燃爆事件当天下午，我在微信视频号看到央视女记者被警察推出现场。看到时候我也没有太大反应，后来看到朋友圈都在刷这个视频。一位资深媒体人说，现在的环境没有那么苦，现在记者养不活自己，要么因为懒，要么因为业务不行。

到了夜晚八九点，朋友圈炸开了，都在转发记协的文章。也看到有媒体人声援，要求记者平权。我不想参与这种狂欢，心里有异样的感受。有这么多人在发声，或许是好事吧？但这个生态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篇文章的形式和内文是一种制度暴力的延伸，体系内权力机构的相互保护而已。文章维护的是有记者证的记者，我这类的记者，也从来没意识到记协存在的意义。

不只官方阻挡造成问题，是整个媒体生态出了问题。本身也有很多错误，例如会冒充其他身份。有的地方都市报同行在采访的时候，会和受访者说自己是央媒的。某地发生社会事件，乡镇级别的政府部门，他们通常不会去核实记者的身份。

我自己也有伪装身份的情况。去医院采访，我会说我是病人家属。我心里会有些纠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我记得两年前去寺庙采访，现场很多警察，那次采不到很多东西。我和寺庙里面的法师聊，他们都不愿意说，于是我说自己是帮朋友祈福立牌位，法师就很诚恳和我聊。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去骗人家。后来我打电话给法师道歉。

外部环境也给内部带来了很多变化，不只是指令，记者们对现场失去好奇心。去年几次灾难事件，编辑很生气，记者在线上做了几篇稿子，但没有人提出想去现场看看。现场会遇到各种各样艰难的时刻，你会去和警察有冲突，想要应对他们，都是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

前两天我和同行聊天，ta的状态是，每天跑到办公室泡一杯茶，拿一本书看。那天我们聊天，我问，你看到爆炸，不会想去做吗，不会想在场吗？对方说，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啊，我做不做也没什么意义。他还提到，官民以及媒体之间有结界，很多我们关心的、引起舆论的事，在一些人眼里根本微不足道，也传递不到他们的身边。

（应受访者要求，胡宙、安凌、许斐、林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