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好坏，都构成现在的我”：五位太阳花学运参与者的十年转瞬

【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以2014年3月18日抗争者冲进立法院为座标的那日，到4月10日退场为止，为期24日的太阳花学运（亦称318学运、反黑箱服贸占领立法院行动）剧烈冲击台湾社会，并为群众运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如今刻度将跨越十年。十年的跨距，在浩瀚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人类有限的光谱中，却足以留下物换星移的印痕。端传媒深入访谈五位在运动中或远或近的参与者，邀请他们探索记忆虫洞，描绘彼时通往此刻的轨迹。

有人只是外围的声援者，却因为一首歌留下创伤。有人被迫指挥现场，却难以控制事态发展，进而陷入官司缠讼。但也有人在庶务中发展出互助的同侪情谊，有人在冗长的会议中习得某种生存技能，有人则是在场外打造了挑战权威的电音基地，实践公社精神。

这五篇生命故事，依照参与者的相对位置排序，包含他们于距离占领现场的地理空间，还有人际关系的社会空间；描绘心灵地景的距离宛如地图，让我们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场，循线探查他们个人的行动抉择以及自我定位。

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这场运动之于台湾社会的意义，它与中国因素高度相关，但没有停留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它承载了台湾公民运动前几年的能量，包含工运、环运、居住权的倡议，以及马政府时期越演越烈的抗中行动，但却从旧有的网络中绽放出全新的群众动能。我们看到被称为“冲组”的当代青年行动者，在一波波抗争中被磨练得刚强，面对分歧时也烦恼挣扎，又如何带著伤痕仍需前行。

转瞬十年仿佛须臾之间，那场运动后，他们开展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当时的经验无论好坏，都构成他们在各自领域往下走的养份。

如同受访者许恩恩所述：“318是超出当时社会的事，它是社会运动，也不只是社会运动。”在那短短24日，台湾社会被卷动／召唤／激发出来的丰沛能量，远远超过当时的想像。现在我们想邀请读者一起，透过他们从跨越时空和人我之际折射出来的记忆碎片，一窥十年路径间，个体生命和集体历史交织的光影。

吴易澄，当时36岁，精神科医师，外围声援者

那一夜，打开我对苦难的想像。

我是医生，2013年看到大埔张药房强拆事件的冲击，改编了一首歌，变得好像明星一样，到处被邀请上台唱歌。反服贸运动在3月23日占领行政院那一晚，我也在现场唱歌。但我很少告诉别人，我后来不知道该怎么谈这首歌了。作为处理创伤的专家，这首歌却成为我的创伤。

我在彰化出生长大，父亲也是精神科医师，从小我就对医疗不陌生，但在当医师前，影响我更多的是大学学运社团，学长姐带我们参加罢工、接触各种议题。

在318运动之前，发生很多社会事件，包含大埔张药房强拆、苑里反风车、反媒体垄断⋯⋯当时我在念清大人类所，很多学生也积极参与，所以我自然而然跟著朋友一起关心。我在医疗工作是处理比较后端，当人的受苦已经变成病痛的问题，但关心社会议题让我发现，其实人的受苦是在很前端的“社会结构”。

当时的社会气氛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应该要说些或做点什么。我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悲惨世界》那首歌，我想：“如果用台语唱应该会很有感觉！”所以我把它改编成台语版。

3月18日他们冲进议场以后，里面有人来问我：“可不可以进去带大家唱歌？”那些年我被邀请去很多社运场合唱歌，已经有点疲惫了。我想我何德何能，对于服贸经济民主的论述，我也不是最清楚的人。但很多朋友都在运动中，后来我被说服了。

3月23日当天，我到了济南路他们搭的台子上。一面唱歌，一面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喧哗声。当天主持人是林世煜先生，他马上宣布：“先中断一下！”他告诉大家，因为行政院有发生一些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去行政院支援？但也需要有人留在济南路，必须有人手牵手，把立法院的门挡著，免得立法院里面的警察冲出来。后来募集到一些人，整完队之后，他们就带队过去。

当时感受有点复杂，只是我还在台上，好像也必须鼓舞大家，所以我就还是继续唱。唱完我就搭车回新竹了，所以后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回新竹以后，睡一觉醒来，却发现有同学被打，还被打得很惨。

看到新闻时，我整个人非常崩溃。我问我自己，我昨天晚上在干嘛？我昨天晚上在唱一首歌叫大家去被打！当天我走在路上，也有经过中正一分局、也看到警备车、也看到里面有警察。但再怎么样，我也没想到后来会这样⋯⋯。

我到现在还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也过了很久，我才能好好讲这件事。即便我只是一个过水的人，我并不是直接在行政院前面被打的人，而且我在台上被大家鼓掌，可是那也是一种伤，那是一种幸存者的亏欠。

这种感觉我没跟人家讲过，这是我的创伤，很深很深，我甚至失去一部分记忆。那几天我帮诗人朋友李长青写过一篇书序，后来我却完全忘记我做过这件事。我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一个“伤”，我的大脑把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潜抑（repress）掉了。

回新竹后还是陆续有人问我：“吴医师，你可不可以去跟同学讲一下怎么面对心理创伤？”但我要说的是，没人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创伤啊！创伤本来就很复杂，而且当下很多人还处在结构性的痛苦和暴力中。

这些过程让我更深刻思考，什么叫做心理创伤？到现在，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社会事件随便把 PTSD 拿出来讲，我都觉得没那么简单。运动伤害并不是扁平单一的，每个人所经历的时空脉络有不同的轴线。也没有文献告诉我们什么是运动伤害 ， 加害者也不一定是政府。有些人是面对警察，有人是在组织中的不信任，可能是各种煎熬，或是跟家庭关系的撕裂。

我也有进去议场，因为有医师很热心组织大家排班，只是比较像稳定军心，因为你也不可能在里面干嘛。在那个当下，是一个集体无助的状态，专业工作者并没有多高明。

我后来访谈了很多当时在第一线的人，有些人在场边开了小团体，透过诉说来彼此支持。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反而是我这个临床医师，仿佛是协助大家处理创伤的专家，在真正遇到时，我根本不知所措。因为治疗者要很清楚要治疗什么，但政治暴力不是专业工作者坐在诊间里就能清楚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318前，苗栗苑里居民为了阻挡风机公司在他们村落里面盖基地，他们组成自救会，24小时轮班在那边挡。地方政府也派警察去殴打他们，他们被围起来打，也很惨烈，只是没有像318变成头条新闻被大家看到。

在3月24日行政院流血冲突事件后，苑里乡亲虽然还在抗争，但他们组队到台北声援学生。我看见他们拉了一张布条，上面写：“互相来疗伤”。我很震撼，也很感动，这就是一种能动性，甚至那意义大过于一个精神医疗专业工作者可以提供的东西。

十年后回顾，如果精神科医师处理的是人的苦难，这过程也打开了我对苦难的想像。而实际上经历政治暴力的人，也实践了一种互相疗愈的行动能力，在运动中受伤的人，也可以是治疗者。这就是那场运动给我的反思。

杨子瑄，当时24岁，咖啡店店长，在场外发起贱民解放区

我想要的社群，是不会压迫彼此的。

今日，我们这些仿佛被工具化来守护立院议场，却被排挤在决策参与外的行动者──以济南路上的台大校友会馆及公厕之间的空间作为聚集地，正式成立“贱民解放区”。——节录自《贱民解放区宣言》

3月23日晚上，我和朋友守在立院外当纠察队，稳住动荡的群众，也怕警察趁机闯进去。后来局面稳定了，我朋友火车说：“在外面守这么多天，真的好想进去现在的议场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喔！”我们就决定去参观，结果发现要爬上城墙 、又规定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很像在进京面圣。幸好我们有认识守城门的人，可以快速通关。

进去以后就发现，哇，真的是皇城，物资超多，比如说橘子就会有人剥好放在那里，还有真正穿白袍的医生说“我帮你量个体温”，服务非常周到。当时我们在外面露宿很多天了，连便当都没拿到过。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同一场运动里面，他们是皇民，我们是贱民。

我从2008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那是一场跟中国因素有关的大型集会，被称为“野草莓运动”，很多人在自由广场静坐。当时我在念东吴大学社会系，每天在广场找人聊天，我好奇大家来参加的动机，我会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也问“有没有想一起干嘛？”但当时野草莓就有一些奇怪的排除，包含拉出封锁线，把学生跟其他人隔开。这种排除也跟我想的运动不同。

后来野草莓退场了，我们几个广场认识的人不想散掉，决定用公社的方式开一家店——直走咖啡。那时有十几、二十人一起决定事情，小到怎么打扫，大到为什么要有这家店。开店之后就很不想去学校，以前念社会系是想改变社会，但学校提供的是书上的解释，上课变成非常痛苦和无聊的事，反而在店里，很多 NGO 会来办活动，我们也号召大家投入反核，这家店变成我实践的场域，也是当年台北运动圈的基地。

但后来邻居觉得太吵，房东不续约，大家都有点内挫。结束营业后，我到处打工，参与剧场，用小卡车在反核游行放电音。我还是关心社会，但那两年陷入一种卡关的状态。3月17日当天，反核电音阵线在小地方开会，有人突然说：“反服贸的人闯进去了！ 要不要过去？”

占领立法院让大家很雀跃，我心想：“赞欸！那我们进去立法院放歌！”但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没有本来想的那么简单，有朋友劝我们不要放电音， 因为顾虑观感问题。我们后来拉去外面台大校友会馆的阶梯放歌，那一区人越聚越多，多半是想做点什么，但被议场“弹”出来的人。比如说有人想冲八巷（编按：即立法院外道路林森南路八巷，警方可从此巷通往立法院镇江街侧门），把警察全面赶出去。我也还是想做电音，因为电音有一种调性，可以打开那个场子，让人变得比较松，就可以开始谈话。

我们也曾试著跟议场内的决策者沟通，他们能不能理解外面有很多动力，像高压锅快炸掉了？大家已经不想坐在那里听演讲，当没有面貌的群众了。在3月18日到3月23日之间，外面的冲突张力是很高的，多路人马都在酝酿想干嘛。但当我们这边还在整合时，行政院那边的压力锅就爆炸了。

23日当晚非常混乱，警察持续清场，很多人去了行政院。 我们这群相对有运动经验的人，决定留守现场，意外成为当晚的总纠察，这位置让我发现有超多不同纠察的复杂系统，消息杂乱。 整晚我们就是在街头不断筛选资讯，还要稳定群众，帮大家做一些组训，被警察抬时要怎么作之类的。

一整夜后，随著行政院的人被警察击溃，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最鸡巴是立法院那边的态度是切割的。我开始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狗屎！”在那当下，我和我的朋友决定以后也不用顾虑议场了，我们要做自己的运动。

隔天我们重新回到一开始放电音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交换昨晚行政院发生的事，有一些新面孔加入，很多人第一次被警察暴力对待，大家都吓到。但即使有运动经验的人， 被打到这强度也是不常见。

后来又发现外面抗争者跟议场内的差别待遇，我们觉得自己这区可以叫“贱民解放区”，因为我们驻扎在公厕旁。后来有人认真起草了贱民的宣言，有人挂起布条。有人进行论坛，但你听一听，不认同就可以去拿麦克风，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就这样，从互相疗伤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的社群慢慢诞生。

318退场后，贱民的社群也不想散掉，正好我稍早答应朋友的邀约，在台大附近开了“半路咖啡”，大家就继续聚在这里维持关系。我们分很多小组，比如说有一组叫“穷人生活地图”，轮流去不同的成员家煮饭吃。当你进去别人的套房或雅房，你会更理解在台北租房的贫穷青年。还有一组是郭家颖医师带大家谈各自生命跟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有邀请香港安那其（编按：anarchism 中译，无政府主义）和左翼社群的伙伴来交流，他们在旺角煮火锅跟打乒乓球，做一些比较生活化或有趣的事，就被现场群众或是网民大力指责，说他们破坏运动，或说他们只是来玩的，跟我们面临到的处境有点像。

这十年来社会运动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街头现场，跟我们的生命经验差异很大。但我在意的还是社群，而且是有抵抗的社群，我们一起煮饭吃，节省开销，也组织到一票伙伴。我们不直接做任何议题， 但我们在做的，我觉得还是社会运动。

当年卡住的我，318让我重新找到了对社群的想像。回顾当年对抗的事情，我更清楚了，我想要的社群，是彼此是不压迫彼此的。

许恩恩，当时21岁，大学生，在议场内担任秘书组

“对话”本身就是意义。

我的工作是专门帮别人“开会”——设计会议、工作坊，再引导大家讨论。但如果没有318的经验，我不会长出这种能力。因为我人生开过最可怕的会，就是当年在立法院里讨论“退场”的会。

那真是个 nightmare，好像永远不会结束。有天晚上我还梦到我在议场里面，拿著小白板，在写隔天的 run down。

我在高雄出生长大，18岁之后才来台北，念台北大学社会系，加入学运社团“翻墙社”，2014年3月18日，刚好是翻墙社社课，应该是探讨土地议题，所以晚上社课完，有人滑脸书，说“立法院外面的群众要冲了！”我们就一群人浩浩荡荡，从三峡搭著台北客运去声援。

那里人潮汹涌，我从长老教会爬楼梯进去，济南路群众正在推门，停车场那边也传来消息说想要冲，声东击西，真的非常混乱，我也不能保证自己记得的版本，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

我跟著人潮进到议场，一开始很兴奋：“耶！占下来了！”但大家都抱持著一种几小时后要被清场的心情。第一次身处立法院的空间，感觉很新鲜，现场有些人一直拿麦克风咆哮，指挥大家守这边守那边。

第二天，吕家华来找我，我们在青年运动者培力交流《庶人之乱》一起合作过，她说暂时不会被清场，既然占领了这里，要不要找点事情做？她跟一些学者和 NGO 伙伴想透过一些设计带议场里的人讨论议题，他们觉得我很适合加入。

我答应帮忙，这样的活动需要很多桌长来带小组讨论，我就出去外面找其他学生。直到4月10日退场前，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有时我纪录，有时我主持，请大家讲话，再抛出问题“这要怎么执行？”或“有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每天都睡在议场地板上，睡醒就是开会。洗头可以在二楼厕所洗手台弯腰洗，有发型师来义剪，食物也很多，三明治、排骨便当，什么都不缺。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去，外面济南路 NGO 棚子，我也没有熟到可以加入，学校也停课了。所以就算出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议场已经成为我新的人际圈，虽然我社团朋友大部分都在社科院那边，但因为324行政院流血事件很多人受伤，团体之间互相猜疑，我作为“里面”的人就不好意思过去，也怕自己白目说错什么。

可能我也很需要分散注意力，318前一年，我处在一段很不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当时的男朋友在某次争吵后，对我动粗。我逃离了那段关系，却面临要不要提告的挣扎。我记得318那段期间，刚好是告诉期六个月的届满，我告诉自己，我放弃提告是因为投身这场运动更重要，但我可能是在逃避。也幸好在忙这些，才不会那么痛苦。

3月30日应该是一个转折点，那是动员的最高峰，4月慢慢开始走向下坡，在议场里面确实出现了疲累的气氛， 开始讨论“退场”。

关于退场的会议很冗长，因为参与者边界很松，只要有轮值的人都可以讲话，很多人不满，他们觉得怎么莫名其妙退场了？不管是守著门的、还是守著二楼的，他们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在这里，却是不在这里的人决定这里要退？”

有人提出要全国公投，有人说要让外面的人民一起来决定、还有人说要做剧场收尾⋯⋯等等，而我就是一直拿个白板站在那里， 纪录、整理这些意见。虽然很多意见不可行，因为大家都很崩溃，讲出来的话都很激动。中间我还喊暂停，大家需要冷静一下。

后来还是退场了。每组人对退场都有自己的仪式，比如说二楼的人就决定要从他们的天梯那里退。我则是回到学校、念了研究所，毕业后曾在唐凤办公室工作（编按：唐凤为现任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后来跟前同事一起出来开了一个小工作室，帮人“开会”。

这确实是我在议场学到的技能，而且是以前没有想过的技能。318之前，没发现开会如此重要，因为其他抗争不会这么长时间共处一个封闭空间、跟异质性这么高的一群人进行这么大量的讨论。那时才会被迫思考，人们怎么讨论事情？局限在哪里？

所以十年后回看，318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是野外求生，也是开会大赛、开会马拉松，是超现实的、我人生不会再发生一次的事情，是超出社会的事，是社会运动，但也不只是社会运动。整体来说，这十年我过得比上个十年快乐。

后来我主持了很多场共识营，最后通常都没有共识，但即使如此，有几小时，让大家说出一些话，你就可以了解别人、了解自己。我发现我喜欢看到这个过程，如果本来对话的品质是10分、20分，透过一些设计，不可能到满分，但以让对话提升50到60分之间。如果有冲突，就爆发出来，总是有方法处理的。

这就是我在议场里面学到的，“对话”本身就是意义，而不是产生的结论才有意义，开会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好好讲话”，不要把别人排除在外。

魏扬，当时24岁，研究生，担任行政院占领现场指挥

我也有点怀念慷慨激昂的自己。

2014年3月23日晚上，我从新竹要搭车回台北，原本要回占领立法院的现场，但听说行政院也有行动，客运下车后就立刻赶去行政院，当时里里外外，人已经超级多，还有人不断要从大门或是围墙翻进去。

进去却发现没有什么熟面孔，大家互不相识，也没有很明确的指挥体系，现场一团混乱。我看到有人拿麦克风，就上前问：“要不要帮忙？”他说：“太好了！” 马上把麦克风给我。

我所处的位置，是行政院大门前面的广场，但围绕行政院的几个门，也都塞满了群众。我整晚拿著麦克风，忙著处理各种消息，比如说有人受伤了，就要问：“现场有没有医师？”有媒体距离太近，跟群众冲突，就要呼吁大家保持距离。还有爸爸妈妈来到现场说：“我的小孩有没有在这里？他还是高中生！” 我们就要帮他协寻。

刚进来时很兴奋，虽然这不是我发起的，但大家真的满了不起的，占领立法院之后又占领了行政院，感觉运动很有希望。那时，我还没想到后面会发生的事。

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算是愤青，不像陈为廷（编按：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高中就会参加社运，我的兴趣是写小说、写剧本，我本来有推甄台大戏剧系，只是后来没上，但我的梦想是当作家。后来在清大搞社团，我的参与也不是第一线，比较是写论述，打笔战的脚色。

但后来到了2013年，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爽已经到了极致。发生了苗栗大埔两次强拆，洪仲丘事件，全国关厂工人连线也卧轨抗争。那一年大家都在多头作战，我们虽然在清大，也越来越常去参加校外的社运冲场，只是要搭末班车回新竹。

所以服贸对我来说，也只是很多议题当中的一个。

直到某天，当时负责串联的台大历史博士生周馥仪问我，可否去赖中强律师抗议服贸的活动当纠察？那时我也不清楚服贸是什么，还去找郝明义（编按：台湾出版人）的文章来看。那年代，我们讲“纠察”，意思就是要跟警察推挤。立法院抗争也差不多长那样，就是在中山南路集合，讲几句话，摇一下栅栏，翻进去躺在地上，然后警察就会说：“好啦，同学可以了。”就请你出去，这就是一个 Pattern。

先是在3月17日发生张庆忠的30秒事件（编按：指国民党立委张庆忠透过自备的无线麦克风，以30秒的时间通过服贸协议），大家决定要再冲一场，有小道消息说18日当天警力好像会比较薄弱，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个“三面进攻”。济南路就是主舞台，再请台派去撞一下康园（编按：康园位处济南路上，为国会餐厅）的铁门，应该可以吸引一些警力，这时候社运干部就从青岛东路快速冲进去。虽然这样规划，也没想过会成功。

当时我跟曾柏瑜（编按：曾于2022年11月递补上新北市议员）在济南路舞台上当主持人，我们一边推挤啊，喊啊喊的，突然听到“有人进去了！”大家就士气大振， 还在观望的人就一拥而上，后来就是势如破竹，意外地占领了议场。 所以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这就是历史吧，机缘巧合就发生了。

占领后我也去里面看了一下，大家都很兴奋，混乱中我还把手机弄不见了，要跟别人借手机传讯息给我爸妈 。到了18日早上，议场跟警察对峙的关系就僵持下来，没有太多变化。

但场外的群众一直很躁动，大家不知道这场运动下一步要走去哪？所以社科院的干部，也包含我，还把林飞帆、陈为廷从议场里面叫出来，进行了冗长的讨论，问他们到底要不要进一步行动？不然我们自己动也可以。

中间我回了新竹一趟，准备发表 STS 年会。 结束后，回家喂了猫，再搭车北上。当时我已经听说有人准备要冲一波。客运开到台北时，看网路才发现行政院已经被占领了。

到了行政院广场上，混乱中我拿起麦克风主持，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安抚大家，因为很多人还想往里面冲，但我觉得很危险，又不确定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中间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有来现场，我有犹豫，还是让他们讲话，因为当时已经传出要清场的风声，我本来期待他们可以吓阻一些警察的镇压。

果然到了午夜，警察就开始驱离，他们从北平东路那一侧开始。有人跑来广场回报，说警察会直接用槌子捶你，不然就是用盾牌剁你的脚，或是把你拉进去盾牌之后，人就不见了。

一直听到这些消息，我好几次跑去北平东路，试图劝退大家，我大声疾呼：“我们是非暴力抗争，如果警察攻击，大家可以退回到行政院中央的广场！”

但我每次讲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起来撤退，大家都很悲愤坐著，很坚定地看著他们的伙伴被拖到盾牌后面消失。我只好回去广场，改成募集安全帽：“现在如果有人手上有安全帽的，我们就送到前面去！”现在想想也没什么用，也是杯水车薪。整晚疲于奔命，还是难以力挽狂澜。

后来中山北路那侧，也开始有警察把防线往内推，镇暴水车也从那边开过来。没过多久，我的麦克风也没电了，只能改用大声公，不停对大家喊话，不久后大声公也没电了。警察慢慢逼近，他们已经把北平东路清掉了，逼到了广场中间。我默默看著魔幻写实的这一切，水一直在喷，警察一直在打人。我甚至跟我旁边的伙伴说：“我决定了，今天之后我就要退出社运。”因为这场面实在太震撼了。

突然有两三个全身黑衣黑帽、俗称黑龟的镇暴警察，一拥而上，直接把我压在地上，反手扣在背后，用膝盖压著背，把我上铐。

我心想：“大势已去。”但我还是想耍个嘴皮子，看警匪片不是都会宣读权利吗，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跟压住我的警察说：“我的权利呢！” 他也愣住，回呛我：“你现在不配拥有权利啦！”

我被压在地上，听著警察整齐画一的脚步声，还有他们喊：“整－队！”的口号，搭配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到近，听著整个广场从原本很吵杂，后来只剩下警察整队的声音，最后趋于寂静。

后来我被抓到保安大队，顾立雄和尤伯祥律师来帮我。检察官没办法证明我有预谋，最后我被无保请回。但为了避免被抗告，我还是先回到新竹避避风头。我情绪上也想休息一下，因为行政院那晚发生的事情，搞得我对大家的信任度有点低——立法院里的人第一时间是切割，所以我很不爽。

我对社科院也不爽，快被驱离前，我接到那边打来的电话，叫我把现场的群众撤回立法院。但我光是去劝群众撤退到广场他们都不愿意，何况是叫大家离开，我又不是在玩世纪帝国那种模拟战略游戏，滑鼠滑一滑人就会动。

在318结束后，生活很忙碌，很多年轻人加入，黑岛青变得很大。我们后续还发动很多行动，但我怕大家变成无脑冲组，便试著带读书会，应该是说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大家读些政治经济的书。

但后来成效不佳，我只好接受现况，虽然一开始是对中国不满才吸引到这么多人，但大家也不是对于这些论述很有兴趣才加入我们，很多人当初踏入运动走上街头，都是向往那种血气方刚的冲撞。

我常在想，从大学弄基进笔记，后来弄黑岛青，我总是被推到这位置上，不论是社长、主编或总召，都没有很成功，总觉得自己组织做失败，但我也没看到组织真的做得很好的人或团体，是不是这本来就很难?  因为做组织很累，你又要对人的状态很敏锐，我不擅长这个，他们吵架也好，或是路线问题，或是他们动力很低，我都觉得好烦。

后来我离开了组织，出国念书又回来，一边帮环境 NGO 工作，一边念博班，这选择可能也跟年纪有关，至少不用再处理人的问题，真是太好了。现在上了年纪有点社交恐惧，我也一直希望自己有更多时间，好好把一些问题想清楚。

至于占领行政院的官司，去年（2023）我们“煽惑罪”不受理那次之后，案件就全部结束。现在心情当然是有比较轻松，可是也有点惆怅，因为好像倡议了六七年，法律上也没有突破，好像就不了了之了。但一起被告的大家可以平安无事，就太好了。（编按：魏扬因占领行政院事件遭检方以煽惑犯罪、入侵建筑物等罪遭起诉，经历缠讼7年，于2021年获判无罪定谳。）

回看这十年，如果要比较，我还是会喜欢做研究的自己多一点 ，但运动也有很多让人慷慨激昂、肾上腺素爆发的时候，我也怀念这样子的自己。这可能是三十几岁的我，对二十几岁的自己一种缅怀的滤镜 。那些熬夜开会，在街头刮风下雨、大声疾呼的感觉真的满好的。事后回想，当时喊的东西很多都站不住脚。 但我想，就是那股素朴的情感、那股激动愤怒的感觉，如此深刻，并让人成瘾。其实研究和运动都很像是鸦片，都有让人著迷的地方。

318打乱了我人生的规划，但我也从来不会后悔当时做了这些事吧！因为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如果没经过这些事情，无论是好的坏的，我也无法想像自己会变成甚么样子 。

黄燕茹，当时26岁，研究生，议场纠察组组长

如果我再坚强一点，是不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声音？

318运动，我在立法院24天，担任纠察组长，很多人说我是警总，但他们没办法看到我在保护什么。其实我也太晚才发现，真正该保护的是什么。

我在高雄左营的一个眷村长大，大家后来都说我是冲组，但念社工系的我是个书呆子，因为我需要奖学金，所以大学四年就是疯狂念书，我要求自己平均成绩要85分以上，每科课本都会念三次，也几乎不缺席任何一堂课。后来考上辅大社工所，我才到北部生活，但人生地不熟，生活变得更封闭。

有一次我学妹李佳庭约我出去，她告诉我现在外面学运正夯，她很兴奋：“那两个带头的陈为廷、林飞帆很萌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BL 之爱！”我就被她约去济南路看 BL，当时是媒体并购案要送去公平委员会，公民团体大动员，结果我都到了，她却没来，我只好留在现场听演讲，听一听，事情好像有点严重，那我关注一下好了。隔几天我又去声援记者会，现场只有八个人，记者会结束后林飞帆就宣布：“我们回去开会！”我也莫名其妙跟去开会。

从那天起，我人生就整个歪掉，我自愿加入草根组，帮忙画图、做懒人包，串联组织，去校园宣讲。我还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的问题，比我想得更大，那是烽火连天的时代，有迫迁、劳权的抗争，还有土地正义的问题，每个团体最缺人手的时候就是跟警察对峙，愿意在前线冲撞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还要到处跑去相挺别人。

很多人会关心我有没有运动伤害或暴力阴影，我是没有这一块，我的伤口都是皮肉伤，常常旧伤口没好，又有新伤口，手臂上也都是磨擦、破皮，我也没感觉害怕。从小我的原生家庭每天吵吵闹闹，父母间冲突的张力很高，所以我一直就很习惯空气中有压力的生活。再加上抗争现场就是任务取向，你没时间思考，只想达成目标。

后来社运动员越来越难，我们再怎么冲，现场都才五六十人。那时我的收入很惨淡，要参与社运，只能弹性打工，我到处借住朋友家，有一阵子还住在仓库，以定义上来说，那时我就是个街友。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提供住宿的工运团体，当时已经搬去他们宿舍，准备要投入职场了。

但318爆发后，我很难不关心，对我来说，反服贸那些团体是我的娘家啊！大家又一直呼唤我，说需要冲撞的人，我忍不住跑去现场。进去以后，反而要先面对，这么多人怎么一起工作？有人要做资讯组，有人想当翻译，有人想修水电，有人可以去拉网路⋯⋯我成名得比较早，大家都说：“我认识燕茹！”我就帮这些人协调、互相介绍，在现场你认识越多人，会越有话语权，最后我成了纠察组长。

占领前几天陷入僵局，因为江宜桦和马英九都不回应，或是回应得很糟，只会叫学生回家，后来外面就爆发了行政院的事情。纠察组就要关注警察动向，因为警察会挑衅，会突然逮捕学生，或是在交班时趁机扩张他们的领域，我们就要再把警察推回去。

除了突发状况，还有一堆庶务，我早上忙记者会，下午开联席会，发早餐午餐晚餐，还要把前一天决策小组开会的内容通知给80个组员 ，这就耗费了我一整天。除此之外 ，每天都会有新的人进来静坐，就要清点人数，还要资源回收、物资盘点、发工作证、如果有人遗失还要补发⋯⋯每天都很多拉哩拉扎的事情。然后参与者对于占领行动也很焦虑，有人跟女朋友分手，有人跟家里吵架 ，有人赶不及考期中考被当又怎么办？我花很多时间听每个人说话。

有人说我在议场里面的权力很大，但信服我的人也很多，因为议场里的人对于决策小组完全不熟，我是他们唯一会看到的干部，其他学运明星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但每天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只有我。我也每天都在处理组员的心情，怕他们被决策小组甩出去，也不能让他们觉得被利用。

我记得有一天我昏倒了，昏倒前想的是：“千万不能被媒体拍到！”所以硬撑著走出议场门口才倒下。真的太累了，好险我没暴毙，但其他人都没发现，他们还以为我睡著。

但对我来说最辛苦的一刻，就是退场。很突然地我们就被告知，决策组已经决定了日期，我只能转身说服组员。但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退场？我要怎么做到让每个人接受？有点像是公司倒闭，要关厂了，我是资方代表，只能宣布“上面”的决定。

一开始我的组员没人要退场，大家都很难接受。我们纠察组承受了运动的骂名，以前的朋友说我是警总 ，又说我们人身控管、排外、说我们军队， 核心决策圈也对我不爽，觉得我意见太多。但到最后，这些付出，也没看到诉求达成，就跟我们说结束了。最后我们决定，既然这场运动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就提早离开。

其实也是在同一日的白天，4月10日， 我从青岛东路侧门走出去的。我们是最后一批纠察，没有任何欢呼、 感谢，也没有说再见。我们很像一群路人，就这样走了。晚上我回到借住的朋友家，在电视里面看著他们的退场晚会。

我回到日常生活，思考自己以后要干嘛，但我发现当时退场得太快，很多人无法适应，还是有5、600人在立法院周围游荡。我也担心我的组员，每天都会回去一下看看状况。后来我联络那些纠察组的，我说：“大家各带一道菜，我们来济南路上围炉吧！”这个一人一菜的聚餐维持了好几个月。

十年后的我，又回到了社工的位置。我曾在政党和国会工作几年，2022年工人作家林立青（编按：著有《做工的人》等畅销书）找我去他新创的“友洗”上班，这是一家由无家者组成，承揽洗地、清理遗屋、垃圾屋的社会企业。我除了在现场工作，每天还要帮街友申请社会福利，买日用品，带他们看医生。很多时间也要跟其他人沟通街友就业的状况，要解释“为什么给弱势者好的设备，工作对他们来说还是那么困难？”几乎每一刻都在沟通，其实跟当年在议场里做的事，也很像。

回头看，318运动让我了解，反对的声音很重要。当年我听到很多不满我们作为的声音，我也很生气，我想“我这么累了，为什么没办法体谅我再多一点？”但是如果这场运动一定要有人做坏人，怎么有制度化地去把议场管理做得更包容一点？以前一起抗争的朋友，当他们对决策有质疑时，我可以怎么调整？可能当时我尽力了，但没有做好。

如果再来一次 ，如果我再坚强一点，是不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声音？所谓的坚强不是强势，我希望有更多的能量，来捍卫当初跟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太晚发现，要保护的不是决策小组，而是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