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二八到三一八：杨翠、魏扬对谈台湾青年的百年反抗

2008年11月10日，这日过20岁生日的魏扬下课后自清华大学北上，想看看广场上的青年学生都在做些什么。

那夜，他走出中正纪念堂捷运站，找不到方向，绕了一下，直到灯光与帐篷入眼，人声短讲现形，方才确定集会所在，从而大步前进。访谈中，他将此定义为：“自己走向社会运动的第一步”。

魏扬走入的这场运动，是在马英九首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且就职还不到半年之际发生——2008年10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进行第二次“江陈会”，警方以过当手段对付抗议群众，甚至没收四处可见的国旗。由于马英九政府上任后立即亲中的态度，让部分民众感到不安，而其过度遏制人民声音的态度，更加深社会疑虑。质疑与冲突四起，因而引发大批青年学生前往行政院门口静坐，后移至中正纪念堂前抗议。

彼时学生诉求有三：修改限缩人民权利的集会游行法、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道歉、警政署长王卓钧国安局长蔡朝明应立刻下台。

这个秋天，几乎全台各大学校园都有呼应此运动的静坐活动，包含清华大学。当时就读清大人社系二年级的魏扬，从中正纪念堂回来的学长姐那儿听到这件事，也曾买过食物给校园静坐的学生们垫肚子。魏扬对这场运动的关心，或许原本只会停留在这里，直到20岁生日前夕，母亲杨翠提出建议：“要不要去台北看一看？”

在大学任教的杨翠想著自己的学生都参与这场运动，便也建议魏扬到广场看看，“这就跟建议他读一本书一样。”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很会画画、文采飞扬、能编剧想成为李安，也有过“王建民梦”的儿子，先因为人社系的知识训练，再经这场广场经验的助澜，最后竟变成异议性社团的组织者、运动的领导者。

2008年秋天这场以“野草莓”为名的运动，虽经警方不断驱离，仍持续坚持到该年年底才告解散——表面上是失败落幕，但参与者实化分为不同群体，回到校园，各自建立异议性社团，包含后来成为三一八学运领袖的陈为廷在清大成立基进笔记、林飞帆在成大成立零贰社等等。这些由北到南的“野草莓”种子，让2000年后一度消失沉寂的议题性社团，得以萌发，并伴随著那几年此起彼落的社会不公义事件彼此串联，从而积累青年反抗力量，最终于2014年3月，在反对两岸签订服务贸易协定的背景下，成功占领国会，也写下台湾民主化后，重要的历史一页。

三一八占领立法院（太阳花）运动实由当时关心社会议题的群众一起完成，但专注于反服贸论述与行动制定的核心团体有二：众多公民团体组成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及青年学生串联而成的“黑色岛国青年”（简称黑岛青）。而黑岛青的总召，便是魏扬。

就在魏扬因这场运动而承受攻击与压力后，母亲杨翠则透过网路极力替这群青年学生的遭遇辩驳，并提供论述。在她的笔下，还有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前仆后继、牺牲奋斗的前辈，甚至，不断提及在三一八现场提供各种支援或出言声援的台湾民主运动者。三一八看似一个独立事件，但这一切发生的，则是台湾世世代代传递下来的反抗精神。

3月，在台湾历史上，是几次青年学生反抗的时节——从杨逵经历的二二八事件后各地青年反抗，到杨翠见证的野百合运动，乃至魏扬参与的三一八占领国会运动，这几个世代的年轻学子在3月串联、抗争，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行动，为的都是争取民主、夺回台湾人的主体性。这些抗争，有成有败，但都影响台湾政治发展与未来。

因此，在三一八运动即将届满十年之际，端传媒邀请魏扬与杨翠这对母子，畅谈台湾四个世代、一百年的青年反抗史。

我这个世代

杨翠：生于党国教化系统稳固的世代

我生于1962年。我们这个世代刚好处于党国教化诠释系统非常稳固的时期，即使像我这种出生在特别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都被根植了党国意识，当时书读得越好的小孩，越是相信这个系统，而我就是这样的学生。一直到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发生——这起事件及其后的美丽岛大审，对我们这个世代造成很大的冲击，当时我还是高中生，同学们在学校会讨论这个新闻，但听他们对“美丽岛暴民”感到愤怒，我才感觉到：我们家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阿公杨逵的原因，那些美丽岛事件参与者我都认识。杨逵出生在1906年，是横跨日治与国民政府两个政权的作家、社会运动者，曾被关在绿岛12年，出狱后，不时有各个阵营的人来找他，像是吕秀莲、陈菊、杨青矗、王拓，还包含后来被视为左统的林正杰、杨祖珺。我印象深刻的是前立法委员黄顺兴（注：后赴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大会代表）一直对阿公感叹“台湾的山台湾的树都被砍掉”，让我觉得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

当这些阿公的朋友被说是“暴民”时，对我冲击很大，于是，开始思考这一切，怀疑体制到底教了我什么？所以，美丽岛事件是我的政治启蒙，是我经历“裂变”的开始，我自此对自己以前被教育的东西产生疑惑。

那个时期，有些人为了捍卫、守护我们所知道的那套体系，会走在更稳固的党国教化道路上；但如果有不一样的契机的话，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在这个时期经历一场裂变，让你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抛出问号，并尝试得到解答。所以，80年代，我的朋友们陆陆续续读党外杂志、参与选举活动或党外运动。

魏扬：解严后的一代

我出生在1988年，是解严后的一代。我是跟著父母去上课演讲，才知道白色恐怖对人民的压迫，但那时我很小，也才小学。

虽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但我的父母不曾想过将小孩打造成什么样子，而是任由我多方认识，所以我小时候读的中国文史书籍多是三国、水浒，数量比台湾文史还多。

同时，我也是读国立编译馆教科书的最后一届——这是一套由国家主导的课纲教材，内容尽管已不是我父母成长时代那样的党国意识形态灌输，但还是呈现某种大中国主义样态。

我记得小学时，有个外省籍老师在课堂上说：台湾玉山、浊水溪跟中国的泰山黄河比起来，是小山丘小水沟。我就举手反驳，说：“玉山是东亚第一高峰，比泰山还高。”老师面子挂不住，不仅斥责我、甚至还拍桌子。（杨翠：魏扬进入教育体制后过得很不开心，很不适应）

我小学到中学，刚好是台湾民主化阶段。2000年政党轮替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杨翠：当时你说要当总统），那时我会写一些梦想，其中包含要当总统，这代表我生长的时代跟过去威权统治已经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对我们这代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遥远的事，不管是要去挑战威权，或是像项羽对秦始皇说的“取而代之”那般，都是可以的。

当时，我们同学们甚至会以政治人物来玩角色扮演。没有人想当陈水扁，我就当陈水扁，结果陈水扁胜选后，还被同学责怪是我害的，但我还是非常高兴。上了国中后，我不仅因为台湾在 SARS 期间遭到中共打压，愤而投书媒体，还跟著父母到台中公园参加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活动。

现在回头看，我中小学时期，根本就是个政治狂热的孩子。我不确定与我同世代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我因为家庭因素，比别人早接触本土历史文化跟政治思想，因此不相信国民党那套说词，再加上民进党执政后，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给予青少年批判思辨的空间，因此，自以为博览群书、恃才傲物的我，在高中期间参加相关营队后，才发现原来我同世代之中还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而当时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学员，日后都成为积极的社会倡议者、行动者，甚至是三一八反服贸运动的主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这个世代也被称为“草莓族”——八零年代刚好是台湾经济奇迹最后的十年，九七发生亚洲金融风暴，所以，我们这个解严前后出生的世代在经济与政治性格上，拥有“双重性”：政治视野被打开，拥有更多政治可能性跟行动力，但出社会时又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成为需要靠父母的一代。因此，我们常会听上一代炫耀自己如何在二十岁时白手起家、投入工作，借此指责新世代青年高挫折、没有抗压性、经济无法独立，“像草莓一样，一碰就受伤”。

所以，2008年那场运动，被命名为“野草莓运动”，借此反讽社会标签：“既然说我们是草莓，我们就野给你们看。”

上个世代

杨翠：跨越两个政权的杨逵

我一出生就是被阿公带大的。杨逵活到八十岁，前40年生在日治时期，后40年活在国民党威权时期，他的人生跨越了台湾两个政权，是台湾少数几位从日治时期写到国民党时期的作家之一。讽刺的是，他最大量也最重要的中文写作时期，正是以政治犯身份被关押在绿岛之时。又因为跨越两个政权，所以他人生有著非常漫长的自我探索、思索：自己生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

杨逵不只是作家，他还是社会参与者跟政治批判者，在各个时代，参与不同阶段的反抗运动。最早，当然是1920年代对日本殖民政权所做的文化反抗，当时他不仅投入农民运动，参与台湾文化协会，还创立“台湾新文学”，但也因此不断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狱。

接下来是战后，1945到1949年之间。我与家人对杨逵在这段时期生命经历的空疏与重建，刚好也是台湾社会对这段历史的空疏与重建——过往我们都会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民的声音是被压制、瘖哑无声的，可是最近十多年的研究证明，日本殖民者离开而国民党政权到来之时，为了国家的重建，台湾人的声音是非常宏亮的，，像是当时人民能组织什么团体就组织什么团体；也有许多杂志在这段时期创办，尽管常常只能印出一刊二刊、一期两期，就没钱停刊，但他们还是不愿放弃。杨逵就是其中一位积极参与战后文化重建的知识分子。

尽管因为“和平宣言”这仅仅六百字的文章，杨逵在绿岛坐了12年的牢，但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时，并没有什么悲恨情绪，只幽默带过：“我领过全世界最高的稿费”，因此，我虽然很早就知道阿公是政治犯，却没有什么深刻感觉。而与白色恐布经历相比，他几乎避谈二二八。

二二事件发生后，杨逵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国民党当局，呼唤人民起义，这很少见。因为，即使在日治时期，杨逵也是透过女性或儿童视角夹杂点幽默来反映社会问题、批判殖民政府，就算是《送报伕》也笔带谨慎，不会展现鲜明的情绪。但三月一日完成的这篇文章尽是直言控诉：除了要求人民团结，也号召群众组织、自卫。这表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连他愤怒到忍受不了，他确实是在鼓吹革命了。

因为社会气氛，他很少谈当时自己做了什么，直到1982年，到美国爱荷华驻村接受采访，才首次稍微完整讲出这段过去；美国归来后，杨逵见代夫出征的党外人士妻子纷纷在选举中胜选，方才对台湾的未来感到乐观，而我也已经大四且懂事了，便在某天拉下落地窗的窗帘，对我细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二二八发生后，他拟了传单的文稿，想要找媒体帮忙印，都遭到拒绝。最后只能在中央书局楼上的民意调查所印刷。传单内容是告诉台中市民台北发生了私烟查缉事件，引起官民冲突，请市民们一起出来讨论应对。当时，包含日后担任二七部队队长的钟逸人，几个朋友，及杨家一家人都四处发传单。

我爸爸杨建当时才11岁，也被分派到发传单的任务。杨逵要求他要投进每一户人家的信箱内，但他走到比较黑的巷子，不敢再走进去，就把传单往路上一撒，跑走了。

3月2日，市民大会召开了，杨逵也在现场，这场会议最后推派谢雪红出面担任主席。从这一日开始，杨逵连续以数篇文章与实际行动表达对暴政的反抗，每篇力道都很强，甚至要台湾人民有长期抗争的觉悟。因此，他与妻子叶陶便成为当局通缉的名单，一边逃亡，一边协助招募二七部队队员。最终无路可逃，双双被抓，皆判死刑。然因为各种变数发生，杨逵还是逃过一劫，只是，其他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死伤不计其数，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台湾社会的噤言。

杨逵跟我谈起二二八时，已经是80年代。在这之前，曾有众多党外人士、各方领袖、知识分子前来东海花园拜访他，而他会去替党外人士助选，也担任《美丽岛杂志》的编辑顾问。尽管深知自己受到国民党政府严密监控，他也无所畏惧，只说：“我这么老了，他们把我抓去关，也关没几年了，没关系。”

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气氛跟1920年代太像了，而他活到快80岁，还能见到台湾社会力蓬勃的时刻，从而参与民主运动，见证人民选举的实现，自然愿意积极投入。在我看来，这也展现了他思想与精神的一贯性。

魏扬：被白恐阉割的一代人，与决定自己是谁的一代人

我小时候会跟爸爸妈妈去游行，见过很多他的朋友，当时并不感到有趣，直到长大，伴随著对台湾史的认识，才对这一切产生具体的了解。

尤其是我阿公（杨建）的经历，让我格外有感触。他在大甲高工教书，是我的数学老师，我跟他感情非常好，像朋友一样，所以常常对他开玩笑：“阿公你数学比我好，可是我智商比你高。”

但后来听我妈妈说才知道，阿公文笔很好，学生时代都是模范生，还当选过台中小市长。他原本热爱写作，但阿祖（杨逵）成为政治犯后，被迫转向理工。有时候，听到别人问他：“还有没有在写？”都会难过。

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决定——除了要扛起家计外，也是担心自己如若投入文字工作，会走上跟父亲一样的道路。我觉得阿公的选择，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写照，他们可能是菁英，也许很会写作，对政治也有热忱，但因为白色恐怖，放弃自己的天赋，选择一条事后令他百般后悔的人生道路。

小时候我对阿公的印象是个笑口常开的人，长大才发现他其实非常“郁卒”，他本来认为自己的未来应该有无限可能，但如今只剩遗憾。这一代台湾人因为国民党政府而永远失去了机会，令他们一生带著悔恨。

相较于阿公那个世代，我父母这一代，或是野百合这一代，就展现一种“拒绝自己的命运被决定”、“我要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姿态。但这样的姿态，也是一代一代行动者相传下来的——我父母那一代感受过前辈们的苦闷，也从白色恐怖行动者身上感受到知识与行动的局限，于是他们这个处于时代变动边缘的世代，就再也不愿被他人所决定。若是如此，他们就非得自我定义不可。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看父母这代或野百合这个世代，会有一种欣羡感，因为他们处于一个面对巨大敌人、可以与之奋战的时代，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校园却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弥漫，谁执政对我们这个世代，好像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会怀疑：难道这样就是幸福吗？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抗争到底是什么？

当然，野百合世代在知识与行动上，仍激励了我们这群野草莓世代——如果仔细比较，会发现我们两个世代运动的剧码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写刊物，我们也写刊物，他们搞串连，我们也搞串联，联合干训、共识营的举办也都类似。我们这代的运动非常复古、非常八零年代。

但当年那个突破禁忌、很刺激的行动到了今日，当然是不一样的效果——因为教官并不会取缔刊物，而且，不论你写什么，不管正面或负面，都没有人要理你，也没有人要看。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苦闷。

当然，以结果论来说，我们这个世代，终究还是找到自己要对抗的物事，但我总觉得我们所要对抗的东西，越来越琐碎且无所不在，它不再只是一个绝对的权威或是单一压迫的根源，而是越来越世俗化的样貌。就像马克思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没有人愿意相信重要的价值，不在意阶级平等，大家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再去召唤这些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

换句话说，在我眼中，“野百合”是想要寻找自我定位的叛逆世代，是台湾第一个大声说出“我是什么样的人”的世代，而“野草莓”则是在巨人倒下后，重新寻找新的战斗意义与位置的世代。然而，我们过去争取的民主、平等，到了现在再提，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面，没有什么回响，不禁让我好奇，下一个世代怎么看我们，他们又在想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运动

杨翠：作为社会运动“擦边球”的存在

我以前是个跟在阿公身边的害羞文艺少女，很像是杨逵的配件，尽管核心的运动人士我都认识，但比较是个边缘人、旁观者，而非运动参与者。

早期校园串联发动运动时，我比那些核心人物小几岁；野百合学运那些参与者，又比我小几岁。我是擦边球那样的存在，虽然不是运动里的一部分，但因为可进可出，反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在解严前后订婚、结婚，也进了《自立晚报》工作，我的丈夫魏贻君（政治犯魏廷朝的堂侄子）也在党外杂志工作。因此，虽然没有在社运组织内，但凡有集会游行，而我们认同，就会去声援，去“走街头”。那个年代的运动诉求多半是族群、性别、农民、阶级的。那个时代真的很有意思，南来北往，大家都是在街头打招呼：“你也来了？”然后在街头一起走。我甚至还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朋友，我们在街头相见”。

1988年五二零农民运动那天也是这样，早上先去游行，再回办公室上班，但下午接近黄昏时，听说冲突发生，我们就赶赴现场。那时，队伍已经到了城中分局（今日的中正一分局），警方正在进行驱赶——一开始是霹雳警察抓人打人，接著是喷水柱。我当时已经怀孕，魏扬在我的肚子里，因此，原本只是安分站在分局外面观望，直到眼见分局前面有个被打得满身是血的男人即将被拖进警局，便激动地跳上前质疑：“你为什么打人？”

不知道是害怕或激动，我的手一直抖，接著我的手就被情治人员扣住，他们打算把我拖进分局。我就挥舞著记者证，直说自己是要来采访，质疑他们：“为什么乱抓人？”对方便回：“记者好好写就好，不要乱说话。”媒体同业朋友们为了保护我也与他们叫阵，僵持很久，后来有人跑进分局，跟采访中的魏贻君说这件事，魏贻君便把我带回家。

我后来听到魏贻君说著警察如何在分局内踹人刑求，描述内部比外头镇压还像地狱的情况，只能庆幸自己没有被拖进去，否则魏扬就可能就无法出生了。

魏扬：在台湾学运低迷时期创立异议性社团

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跟著父母去游行，出生后也一起参加，所以还被称作：“广场最年幼者”，但我的记忆只有“好吵”，不过也满好玩的，很多人会给我饮料，对小朋友来说，是有趣的事。

野草莓，是我走向社会运动的第一步。但运动结束，回到校园后，发现校园里没有人在谈公共议题。从1990年野百合学运到2008年野草莓运动这之间，台湾学运处于低迷期，除了北部几所传统大学外，很多异议性社团都陆续倒社。为了延续对公共议题的关心，我们这些参与过野草莓的学生就自己创立社团，例如，陈为廷在清大成立基进笔记，林飞帆在成大创办零贰社，东海人间也复社，还有中兴大学的黑森林。

刚好在马英九执政时期这几年，社会事件风起云涌，遍地烽火，涉及的问题除了跟中国的关系外，还有土地征收、劳工剥削、迫迁、都更与人权议题等等。现在可能很难想像，当时甚至还有学生成立社团被刁难，抗议后遭到退学的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学校对于学生还是一个绝对的威权存在。

如果只是为了国族、为了反国民党，不可能对青年产生这么大的召唤，但我们是亲眼看著怪手把农民的田毁了，农民绝望到要喝农药自杀，像这样的事，当然会对年轻人产生冲击。

今天回头来看，这些各地发生的不义作为跟“服务贸易协定”的逻辑是一样的——政府都以经济发展为由，要大家相忍为国。但对我们来说，伴随开发主义而来的迫迁、环境污染，也跟80年代的党国威权是一样的。那个年代也是有很多青年学生为了民主自由、人权、反公害而站出来出来反抗，这些反抗的背后夹带著非常多种价值，不仅是反国民党而已。就像你问我三一八占领国会运动的的本质是什么，也绝对不是反中。

“中国因素”第一次被提出，是在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时，再来是2013年的反服贸运动的再次操练后，台湾公民议题与“中国因素”的扣连，才变得比较成熟。所谓的“中国因素”指的是：中国可能透过经济来影响台湾政治民主。以服贸为例，这项协议若是签订，将会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民主自由，甚至涉及出版业的言论审查，又或者在两岸双边自由贸易下，会让年轻人或中小企业的生存处境更艰难，贫富差距更为扩大。

所以，三一八运动的诉求，除了政治，也包含与经济面向——在经济这部分，更是具有进步性，像是关注贫富差距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是因为面对中国，所以反对它，而是，正因为是中国，问题会更严重。

从2008年到2014年三一八占领国会运动发生这几年，有非常多条议题轴线在走，性别、族群等议题，也包含其中。但那是因为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大家出来反吗？不必然，我对民进党也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至少民进党愿意做做样子、愿意让步，国民党则是连样子都不肯做。年轻人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激出来。

我希望，不管三一八十周年或是更久之后，大家召唤回来的记忆是这些，而不只是“抗中保台”而已。

我认为，世代一直有著复数样貌，这些复数样貌不一定是彼此和谐，但随著时间演变，我们现在认识的野百合或是白色恐怖，可能比当时更扁平——尽管在这些时代，这些运动内涵可能是非常丰富的，但当我们以回溯性方式认识他们，其面貌势必会变得扁平。又，如果因为这个扁平，让我们忘记自己当初站出来，是为了许多正面的价值，并且让这个运动简化成“反中”——不管是正面反中还是负面反中，都不是好事。从历史叙事角度来看，这些认知都过於单向化，是很有问题的。

此外，若是我们都用“反中”去理解三一八，那么也许民进党就可以忽略现实，不去实践当时的承诺，因为只要把“反中”做好，世人就以为三一八精神已被实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三一八精神是更多元、更立体的。

下一代

魏扬：没有组织就可能是无面目的乡民

我们跟下个世代之间，除了因政治结构不同而受影响，就是物质性的差异。我们以前没有那么方便的沟通工具，非得要一群理念相近的人聚一起、办实体活动，才能真正讨论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调面对面的实体组织作为基地，要加入社团，才有人带你读书、去跑访调；但这个时代，资讯量爆炸，大家不需要加入社团，就可以经由很多管道得到讯息，也不需要与其他人一起激荡讨论后产生想法，就可以自行发表言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是个社团、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这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像香港一些运动是“无大台”的，没有上对下的组织关系，每个行动者掌握自己的知识、行动或 know-how，就可以自己去做。当然，这也可能变成无面目的乡民，而台湾的情况比较像后者：每个人都可以是政治评论家、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运动者，只要发个文、留个言，就可以表达时事观点。这跟我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不要想著占领国会有什么了不起，当我们把国会夺回到人民手中，下一步要做么？就是以血肉填补骨架，所谓的民主体制是骨架而已，除了政治民主有没有社会民主经济民主？这都是三一八后要讨论的。

当时我们有很多场外的民主教室，有街头审议，那个时候就是要把多元民主的东西留下来，这是我觉得三一八的价值。

杨翠：杨逵的母亲支持他，我同样支持魏扬

尽管杨逵有神经质的地方，但他个性一直很平和。入狱多年、贫穷，受那么多苦，又罹患肺结核的人，为什么个性可以这么平静，我认为是源于他母亲苏足的信任与支持。

杨逵家里很穷，但全家人愿意攒钱让他到日本留学。苏足从不过问他何时衣锦还乡，对儿子参与社会运动却很是支持，一心希望儿子能管束恶霸警察，把那些“日本狗”赶回去。

苏足是个素人画家，也是个文盲，没有读过书，却有著天生的正义感，即使杨逵因为投入社会运动不断被抓，她也没意见，甚至还把那些一起关的男男女女都带回家，请他们吃饭。我想这就是杨逵可以这么稳定的原因。

杨逵的母亲如此支持他，我当然也这样去支持魏扬。可能因为魏扬的叛逆期很早，从小学时代就跟体制有许多拉扯，我就得不断去和学校沟通。当然我也愤怒过，问他：为什么不能跟别的小孩一样乖乖的？为什么他跟我其他同侪的孩子长得不一样？

然而，在他的成长过程，我只能不断自我教育，慢慢学习去尊重他个体的特殊性。如果我是个教育家母亲，可能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具有赢得世俗定义成功的才能，但他却有不同的选择。我知道他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也要思考到底要压迫他，让他与这个世界同流，或是改变自己？后来我慢慢告诉自己，要尊重他的选择。

他参与社运，我当然会焦虑，但这个焦虑跟对其他人的焦虑一模一样，比如他们一起被丢上警备车、被丢包；比如攻占行政院时被打，我同样焦虑。但有没有特别担心？没有。

当时有个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儿子参加社会运动跟正读高中的女儿谈恋爱相比，女儿谈恋爱让我比较焦虑，因为我不知道她今天快乐还是不快乐，但儿子参加社会运动，也许就是被抓走、被判刑，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我阿公有相关经历，所以我很清楚。

就连我父亲，也都能够理解魏扬——攻占行政院那天晚上，父亲整晚没睡觉，因为他耳朵听不见，只能紧盯著电视上那件蓝色衣服（魏扬当晚穿著蓝色爱迪达T恤），等到那件蓝T消失在电视画面中，他就知道魏扬被抓了。比我还早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他是非常不忍心的，孙子中他最疼魏扬，他们两人非常契合，跟朋友一样，可是，魏扬参与社运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出言阻止。就连我妈当时接受白色恐怖口述访谈时，被问到这件事时都说：虽然会担心，但是，这种事就是要有人出来做，不能光叫别人出面，自己都不出来，这样不行。她完全支持孙子的选择。

我的父母都是政治犯后代，都受过政治暴力的伤害，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劝说魏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也不曾请我代为阻止。就像我进促转会（按：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于2018年成立，杨翠为首任委员），在镜头前被骂，他们也都只是默默看著，从来没有叫我不要做事。因为我这样被支持，当然也要支持魏扬。

魏扬担任黑岛青总召，2013年第一次要进立法院、闯内政部前，传简讯给我说：最坏的结果就是以首谋身份被抓，“先告诉妳一声”。我只能回：“你只要想清楚就好。”

所有运动者都要有浪漫情怀地去走这么一条路，但也要能够理性思辨自己的路径与策略。魏扬都会跟我说他们有评估过，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听完我也能够接受。

但我去促转会的决定，魏扬不是很能接受，我那几年只要受到委屈，他也常会生气想发文替我报不平。虽说如此，家人都还是支持我的。我们家这几个世代之间，就跟台湾很多家庭一样，拥有共同信念，彼此支持。可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政治受难者家庭，所以反国民党，其实完全不是，能够让我们相互支持的，其实就是核心的普世价值，如此而已。

就像魏扬刚提到，三一八运动被简化成反中，而杨逵在日治时代的作为，也被简化成反殖民，其实都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追求一种更有核心价值的目标，就如同杨逵那句：“老幼相扶持，走向百花齐放的新乐园”。所以，我们这几个世代，包含我父亲，表面上他只是个受难者家属，但他用自己的生命与宽容来保护我们，而他也信任自由民主人权这类跨族群、跨性别、跨政党、跨阶级、跨国族的普世价值，而这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