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到三一八：楊翠、魏揚對談台灣青年的百年反抗

2008年11月10日，這日過20歲生日的魏揚下課後自清華大學北上，想看看廣場上的青年學生都在做些什麼。

那夜，他走出中正紀念堂捷運站，找不到方向，繞了一下，直到燈光與帳篷入眼，人聲短講現形，方才確定集會所在，從而大步前進。訪談中，他將此定義為：「自己走向社會運動的第一步」。

魏揚走入的這場運動，是在馬英九首次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且就職還不到半年之際發生——2008年10月，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進行第二次「江陳會」，警方以過當手段對付抗議群眾，甚至沒收四處可見的國旗。由於馬英九政府上任後立即親中的態度，讓部分民眾感到不安，而其過度遏制人民聲音的態度，更加深社會疑慮。質疑與衝突四起，因而引發大批青年學生前往行政院門口靜坐，後移至中正紀念堂前抗議。

彼時學生訴求有三：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劉兆玄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台。

這個秋天，幾乎全台各大學校園都有呼應此運動的靜坐活動，包含清華大學。當時就讀清大人社系二年級的魏揚，從中正紀念堂回來的學長姐那兒聽到這件事，也曾買過食物給校園靜坐的學生們墊肚子。魏揚對這場運動的關心，或許原本只會停留在這裡，直到20歲生日前夕，母親楊翠提出建議：「要不要去台北看一看？」

在大學任教的楊翠想著自己的學生都參與這場運動，便也建議魏揚到廣場看看，「這就跟建議他讀一本書一樣。」

但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很會畫畫、文采飛揚、能編劇想成為李安，也有過「王建民夢」的兒子，先因為人社系的知識訓練，再經這場廣場經驗的助瀾，最後竟變成異議性社團的組織者、運動的領導者。

2008年秋天這場以「野草莓」為名的運動，雖經警方不斷驅離，仍持續堅持到該年年底才告解散——表面上是失敗落幕，但參與者實化分為不同群體，回到校園，各自建立異議性社團，包含後來成為三一八學運領袖的陳為廷在清大成立基進筆記、林飛帆在成大成立零貳社等等。這些由北到南的「野草莓」種子，讓2000年後一度消失沉寂的議題性社團，得以萌發，並伴隨著那幾年此起彼落的社會不公義事件彼此串聯，從而積累青年反抗力量，最終於2014年3月，在反對兩岸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背景下，成功佔領國會，也寫下台灣民主化後，重要的歷史一頁。

三一八佔領立法院（太陽花）運動實由當時關心社會議題的群眾一起完成，但專注於反服貿論述與行動制定的核心團體有二：眾多公民團體組成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及青年學生串聯而成的「黑色島國青年」（簡稱黑島青）。而黑島青的總召，便是魏揚。

就在魏揚因這場運動而承受攻擊與壓力後，母親楊翠則透過網路極力替這群青年學生的遭遇辯駁，並提供論述。在她的筆下，還有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前仆後繼、犧牲奮鬥的前輩，甚至，不斷提及在三一八現場提供各種支援或出言聲援的台灣民主運動者。三一八看似一個獨立事件，但這一切發生的，則是台灣世世代代傳遞下來的反抗精神。

3月，在台灣歷史上，是幾次青年學生反抗的時節——從楊逵經歷的二二八事件後各地青年反抗，到楊翠見證的野百合運動，乃至魏揚參與的三一八佔領國會運動，這幾個世代的年輕學子在3月串聯、抗爭，發起一波又一波的行動，為的都是爭取民主、奪回台灣人的主體性。這些抗爭，有成有敗，但都影響台灣政治發展與未來。

因此，在三一八運動即將屆滿十年之際，端傳媒邀請魏揚與楊翠這對母子，暢談台灣四個世代、一百年的青年反抗史。

我這個世代

楊翠：生於黨國教化系統穩固的世代

我生於1962年。我們這個世代剛好處於黨國教化詮釋系統非常穩固的時期，即使像我這種出生在特別家庭的學生，在學校都被根植了黨國意識，當時書讀得越好的小孩，越是相信這個系統，而我就是這樣的學生。一直到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這起事件及其後的美麗島大審，對我們這個世代造成很大的衝擊，當時我還是高中生，同學們在學校會討論這個新聞，但聽他們對「美麗島暴民」感到憤怒，我才感覺到：我們家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阿公楊逵的原因，那些美麗島事件參與者我都認識。楊逵出生在1906年，是橫跨日治與國民政府兩個政權的作家、社會運動者，曾被關在綠島12年，出獄後，不時有各個陣營的人來找他，像是呂秀蓮、陳菊、楊青矗、王拓，還包含後來被視為左統的林正杰、楊祖珺。我印象深刻的是前立法委員黃順興（註：後赴北京擔任中國人民大會代表）一直對阿公感嘆「台灣的山台灣的樹都被砍掉」，讓我覺得他們是值得信賴的人。

當這些阿公的朋友被說是「暴民」時，對我衝擊很大，於是，開始思考這一切，懷疑體制到底教了我什麼？所以，美麗島事件是我的政治啟蒙，是我經歷「裂變」的開始，我自此對自己以前被教育的東西產生疑惑。

那個時期，有些人為了捍衛、守護我們所知道的那套體系，會走在更穩固的黨國教化道路上；但如果有不一樣的契機的話，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樣，在這個時期經歷一場裂變，讓你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拋出問號，並嘗試得到解答。所以，80年代，我的朋友們陸陸續續讀黨外雜誌、參與選舉活動或黨外運動。

魏揚：解嚴後的一代

我出生在1988年，是解嚴後的一代。我是跟著父母去上課演講，才知道白色恐怖對人民的壓迫，但那時我很小，也才小學。

雖然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但我的父母不曾想過將小孩打造成什麼樣子，而是任由我多方認識，所以我小時候讀的中國文史書籍多是三國、水滸，數量比台灣文史還多。

同時，我也是讀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的最後一屆——這是一套由國家主導的課綱教材，內容儘管已不是我父母成長時代那樣的黨國意識形態灌輸，但還是呈現某種大中國主義樣態。

我記得小學時，有個外省籍老師在課堂上說：台灣玉山、濁水溪跟中國的泰山黃河比起來，是小山丘小水溝。我就舉手反駁，說：「玉山是東亞第一高峰，比泰山還高。」老師面子掛不住，不僅斥責我、甚至還拍桌子。（楊翠：魏揚進入教育體制後過得很不開心，很不適應）

我小學到中學，剛好是台灣民主化階段。2000年政黨輪替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楊翠：當時你說要當總統），那時我會寫一些夢想，其中包含要當總統，這代表我生長的時代跟過去威權統治已經有很大的差別，政治對我們這代來說，已經不是那麼遙遠的事，不管是要去挑戰威權，或是像項羽對秦始皇說的「取而代之」那般，都是可以的。

當時，我們同學們甚至會以政治人物來玩角色扮演。沒有人想當陳水扁，我就當陳水扁，結果陳水扁勝選後，還被同學責怪是我害的，但我還是非常高興。上了國中後，我不僅因為台灣在 SARS 期間遭到中共打壓，憤而投書媒體，還跟著父母到台中公園參加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活動。

現在回頭看，我中小學時期，根本就是個政治狂熱的孩子。我不確定與我同世代的人是什麼樣子，但我因為家庭因素，比別人早接觸本土歷史文化跟政治思想，因此不相信國民黨那套說詞，再加上民進黨執政後，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給予青少年批判思辨的空間，因此，自以為博覽群書、恃才傲物的我，在高中期間參加相關營隊後，才發現原來我同世代之中還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才。而當時跟我一起參加活動的學員，日後都成為積極的社會倡議者、行動者，甚至是三一八反服貿運動的主力。

但與此同時，我們這個世代也被稱為「草莓族」——八零年代剛好是台灣經濟奇蹟最後的十年，九七發生亞洲金融風暴，所以，我們這個解嚴前後出生的世代在經濟與政治性格上，擁有「雙重性」：政治視野被打開，擁有更多政治可能性跟行動力，但出社會時又沒有相應的經濟條件，成為需要靠父母的一代。因此，我們常會聽上一代炫耀自己如何在二十歲時白手起家、投入工作，藉此指責新世代青年高挫折、沒有抗壓性、經濟無法獨立，「像草莓一樣，一碰就受傷」。

所以，2008年那場運動，被命名為「野草莓運動」，藉此反諷社會標籤：「既然說我們是草莓，我們就野給你們看。」

上個世代

楊翠：跨越兩個政權的楊逵

我一出生就是被阿公帶大的。楊逵活到八十歲，前40年生在日治時期，後40年活在國民黨威權時期，他的人生跨越了台灣兩個政權，是台灣少數幾位從日治時期寫到國民黨時期的作家之一。諷刺的是，他最大量也最重要的中文寫作時期，正是以政治犯身份被關押在綠島之時。又因為跨越兩個政權，所以他人生有著非常漫長的自我探索、思索：自己生在這裡，到底要做什麼？

楊逵不只是作家，他還是社會參與者跟政治批判者，在各個時代，參與不同階段的反抗運動。最早，當然是1920年代對日本殖民政權所做的文化反抗，當時他不僅投入農民運動，參與台灣文化協會，還創立「台灣新文學」，但也因此不斷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獄。

接下來是戰後，1945到1949年之間。我與家人對楊逵在這段時期生命經歷的空疏與重建，剛好也是台灣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空疏與重建——過往我們都會說，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的聲音是被壓制、瘖啞無聲的，可是最近十多年的研究證明，日本殖民者離開而國民黨政權到來之時，為了國家的重建，台灣人的聲音是非常宏亮的，，像是當時人民能組織什麼團體就組織什麼團體；也有許多雜誌在這段時期創辦，儘管常常只能印出一刊二刊、一期兩期，就沒錢停刊，但他們還是不願放棄。楊逵就是其中一位積極參與戰後文化重建的知識分子。

儘管因為「和平宣言」這僅僅六百字的文章，楊逵在綠島坐了12年的牢，但他跟我說起這件事時，並沒有什麼悲恨情緒，只幽默帶過：「我領過全世界最高的稿費」，因此，我雖然很早就知道阿公是政治犯，卻沒有什麼深刻感覺。而與白色恐佈經歷相比，他幾乎避談二二八。

二二事件發生後，楊逵寫了一篇文章批判國民黨當局，呼喚人民起義，這很少見。因為，即使在日治時期，楊逵也是透過女性或兒童視角夾雜點幽默來反映社會問題、批判殖民政府，就算是《送報伕》也筆帶謹慎，不會展現鮮明的情緒。但三月一日完成的這篇文章盡是直言控訴：除了要求人民團結，也號召群眾組織、自衛。這表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連他憤怒到忍受不了，他確實是在鼓吹革命了。

因為社會氣氛，他很少談當時自己做了什麼，直到1982年，到美國愛荷華駐村接受採訪，才首次稍微完整講出這段過去；美國歸來後，楊逵見代夫出征的黨外人士妻子紛紛在選舉中勝選，方才對台灣的未來感到樂觀，而我也已經大四且懂事了，便在某天拉下落地窗的窗簾，對我細說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二二八發生後，他擬了傳單的文稿，想要找媒體幫忙印，都遭到拒絕。最後只能在中央書局樓上的民意調查所印刷。傳單內容是告訴台中市民台北發生了私菸查緝事件，引起官民衝突，請市民們一起出來討論應對。當時，包含日後擔任二七部隊隊長的鍾逸人，幾個朋友，及楊家一家人都四處發傳單。

我爸爸楊建當時才11歲，也被分派到發傳單的任務。楊逵要求他要投進每一戶人家的信箱內，但他走到比較黑的巷子，不敢再走進去，就把傳單往路上一撒，跑走了。

3月2日，市民大會召開了，楊逵也在現場，這場會議最後推派謝雪紅出面擔任主席。從這一日開始，楊逵連續以數篇文章與實際行動表達對暴政的反抗，每篇力道都很強，甚至要台灣人民有長期抗爭的覺悟。因此，他與妻子葉陶便成為當局通緝的名單，一邊逃亡，一邊協助招募二七部隊隊員。最終無路可逃，雙雙被抓，皆判死刑。然因為各種變數發生，楊逵還是逃過一劫，只是，其他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的死傷不計其數，好長一段時間，都是台灣社會的噤言。

楊逵跟我談起二二八時，已經是80年代。在這之前，曾有眾多黨外人士、各方領袖、知識分子前來東海花園拜訪他，而他會去替黨外人士助選，也擔任《美麗島雜誌》的編輯顧問。儘管深知自己受到國民黨政府嚴密監控，他也無所畏懼，只說：「我這麼老了，他們把我抓去關，也關沒幾年了，沒關係。」

他認為，這個時代的氣氛跟1920年代太像了，而他活到快80歲，還能見到台灣社會力蓬勃的時刻，從而參與民主運動，見證人民選舉的實現，自然願意積極投入。在我看來，這也展現了他思想與精神的一貫性。

魏揚：被白恐閹割的一代人，與決定自己是誰的一代人

我小時候會跟爸爸媽媽去遊行，見過很多他的朋友，當時並不感到有趣，直到長大，伴隨著對台灣史的認識，才對這一切產生具體的了解。

尤其是我阿公（楊建）的經歷，讓我格外有感觸。他在大甲高工教書，是我的數學老師，我跟他感情非常好，像朋友一樣，所以常常對他開玩笑：「阿公你數學比我好，可是我智商比你高。」

但後來聽我媽媽說才知道，阿公文筆很好，學生時代都是模範生，還當選過台中小市長。他原本熱愛寫作，但阿祖（楊逵）成為政治犯後，被迫轉向理工。有時候，聽到別人問他：「還有沒有在寫？」都會難過。

這當然是他自己的決定——除了要扛起家計外，也是擔心自己如若投入文字工作，會走上跟父親一樣的道路。我覺得阿公的選擇，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寫照，他們可能是菁英，也許很會寫作，對政治也有熱忱，但因為白色恐怖，放棄自己的天賦，選擇一條事後令他百般後悔的人生道路。

小時候我對阿公的印象是個笑口常開的人，長大才發現他其實非常「鬱卒」，他本來認為自己的未來應該有無限可能，但如今只剩遺憾。這一代台灣人因為國民黨政府而永遠失去了機會，令他們一生帶著悔恨。

相較於阿公那個世代，我父母這一代，或是野百合這一代，就展現一種「拒絕自己的命運被決定」、「我要決定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姿態。但這樣的姿態，也是一代一代行動者相傳下來的——我父母那一代感受過前輩們的苦悶，也從白色恐怖行動者身上感受到知識與行動的侷限，於是他們這個處於時代變動邊緣的世代，就再也不願被他人所決定。若是如此，他們就非得自我定義不可。

我剛上大學的時候，看父母這代或野百合這個世代，會有一種欣羨感，因為他們處於一個面對巨大敵人、可以與之奮戰的時代，但我們這個時代的校園卻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瀰漫，誰執政對我們這個世代，好像沒什麼差別。但我還是會懷疑：難道這樣就是幸福嗎？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抗爭到底是什麼？

當然，野百合世代在知識與行動上，仍激勵了我們這群野草莓世代——如果仔細比較，會發現我們兩個世代運動的劇碼其實是一樣的：他們寫刊物，我們也寫刊物，他們搞串連，我們也搞串聯，聯合幹訓、共識營的舉辦也都類似。我們這代的運動非常復古、非常八零年代。

但當年那個突破禁忌、很刺激的行動到了今日，當然是不一樣的效果——因為教官並不會取締刊物，而且，不論你寫什麼，不管正面或負面，都沒有人要理你，也沒有人要看。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苦悶。

當然，以結果論來說，我們這個世代，終究還是找到自己要對抗的物事，但我總覺得我們所要對抗的東西，越來越瑣碎且無所不在，它不再只是一個絕對的權威或是單一壓迫的根源，而是越來越世俗化的樣貌。就像馬克思說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沒有人願意相信重要的價值，不在意階級平等，大家會覺得自己什麼都有了，再去召喚這些價值，也沒有什麼意義。

換句話說，在我眼中，「野百合」是想要尋找自我定位的叛逆世代，是台灣第一個大聲說出「我是什麼樣的人」的世代，而「野草莓」則是在巨人倒下後，重新尋找新的戰鬥意義與位置的世代。然而，我們過去爭取的民主、平等，到了現在再提，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面，沒有什麼迴響，不禁讓我好奇，下一個世代怎麼看我們，他們又在想什麼？

我們這個時代的運動

楊翠：作為社會運動「擦邊球」的存在

我以前是個跟在阿公身邊的害羞文藝少女，很像是楊逵的配件，儘管核心的運動人士我都認識，但比較是個邊緣人、旁觀者，而非運動參與者。

早期校園串聯發動運動時，我比那些核心人物小幾歲；野百合學運那些參與者，又比我小幾歲。我是擦邊球那樣的存在，雖然不是運動裡的一部分，但因為可進可出，反而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在解嚴前後訂婚、結婚，也進了《自立晚報》工作，我的丈夫魏貽君（政治犯魏廷朝的堂侄子）也在黨外雜誌工作。因此，雖然沒有在社運組織內，但凡有集會遊行，而我們認同，就會去聲援，去「走街頭」。那個年代的運動訴求多半是族群、性別、農民、階級的。那個時代真的很有意思，南來北往，大家都是在街頭打招呼：「你也來了？」然後在街頭一起走。我甚至還因此寫過一篇文章：「朋友，我們在街頭相見」。

1988年五二零農民運動那天也是這樣，早上先去遊行，再回辦公室上班，但下午接近黃昏時，聽說衝突發生，我們就趕赴現場。那時，隊伍已經到了城中分局（今日的中正一分局），警方正在進行驅趕——一開始是霹靂警察抓人打人，接著是噴水柱。我當時已經懷孕，魏揚在我的肚子裡，因此，原本只是安分站在分局外面觀望，直到眼見分局前面有個被打得滿身是血的男人即將被拖進警局，便激動地跳上前質疑：「你為什麼打人？」

不知道是害怕或激動，我的手一直抖，接著我的手就被情治人員扣住，他們打算把我拖進分局。我就揮舞著記者證，直說自己是要來採訪，質疑他們：「為什麼亂抓人？」對方便回：「記者好好寫就好，不要亂說話。」媒體同業朋友們為了保護我也與他們叫陣，僵持很久，後來有人跑進分局，跟採訪中的魏貽君說這件事，魏貽君便把我帶回家。

我後來聽到魏貽君說著警察如何在分局內踹人刑求，描述內部比外頭鎮壓還像地獄的情況，只能慶幸自己沒有被拖進去，否則魏揚就可能就無法出生了。

魏揚：在台灣學運低迷時期創立異議性社團

還在媽媽肚子裡時，我就跟著父母去遊行，出生後也一起參加，所以還被稱作：「廣場最年幼者」，但我的記憶只有「好吵」，不過也滿好玩的，很多人會給我飲料，對小朋友來說，是有趣的事。

野草莓，是我走向社會運動的第一步。但運動結束，回到校園後，發現校園裡沒有人在談公共議題。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到2008年野草莓運動這之間，台灣學運處於低迷期，除了北部幾所傳統大學外，很多異議性社團都陸續倒社。為了延續對公共議題的關心，我們這些參與過野草莓的學生就自己創立社團，例如，陳為廷在清大成立基進筆記，林飛帆在成大創辦零貳社，東海人間也復社，還有中興大學的黑森林。

剛好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這幾年，社會事件風起雲湧，遍地烽火，涉及的問題除了跟中國的關係外，還有土地徵收、勞工剝削、迫遷、都更與人權議題等等。現在可能很難想像，當時甚至還有學生成立社團被刁難，抗議後遭到退學的事情發生，換句話說，學校對於學生還是一個絕對的威權存在。

如果只是為了國族、為了反國民黨，不可能對青年產生這麼大的召喚，但我們是親眼看著怪手把農民的田毀了，農民絕望到要喝農藥自殺，像這樣的事，當然會對年輕人產生衝擊。

今天回頭來看，這些各地發生的不義作為跟「服務貿易協定」的邏輯是一樣的——政府都以經濟發展為由，要大家相忍為國。但對我們來說，伴隨開發主義而來的迫遷、環境污染，也跟80年代的黨國威權是一樣的。那個年代也是有很多青年學生為了民主自由、人權、反公害而站出來出來反抗，這些反抗的背後夾帶著非常多種價值，不僅是反國民黨而已。就像你問我三一八佔領國會運動的的本質是什麼，也絕對不是反中。

「中國因素」第一次被提出，是在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時，再來是2013年的反服貿運動的再次操練後，台灣公民議題與「中國因素」的扣連，才變得比較成熟。所謂的「中國因素」指的是：中國可能透過經濟來影響台灣政治民主。以服貿為例，這項協議若是簽訂，將會影響台灣的國家安全、民主自由，甚至涉及出版業的言論審查，又或者在兩岸雙邊自由貿易下，會讓年輕人或中小企業的生存處境更艱難，貧富差距更為擴大。

所以，三一八運動的訴求，除了政治，也包含與經濟面向——在經濟這部分，更是具有進步性，像是關注貧富差距與分配的問題。因此，我們不是因為面對中國，所以反對它，而是，正因為是中國，問題會更嚴重。

從2008年到2014年三一八佔領國會運動發生這幾年，有非常多條議題軸線在走，性別、族群等議題，也包含其中。但那是因為是國民黨執政，所以大家出來反嗎？不必然，我對民進黨也不是百分之百滿意，但至少民進黨願意做做樣子、願意讓步，國民黨則是連樣子都不肯做。年輕人其實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激出來。

我希望，不管三一八十週年或是更久之後，大家召喚回來的記憶是這些，而不只是「抗中保台」而已。

我認為，世代一直有著複數樣貌，這些複數樣貌不一定是彼此和諧，但隨著時間演變，我們現在認識的野百合或是白色恐怖，可能比當時更扁平——儘管在這些時代，這些運動內涵可能是非常豐富的，但當我們以回溯性方式認識他們，其面貌勢必會變得扁平。又，如果因為這個扁平，讓我們忘記自己當初站出來，是為了許多正面的價值，並且讓這個運動簡化成「反中」——不管是正面反中還是負面反中，都不是好事。從歷史敘事角度來看，這些認知都過於單向化，是很有問題的。

此外，若是我們都用「反中」去理解三一八，那麼也許民進黨就可以忽略現實，不去實踐當時的承諾，因為只要把「反中」做好，世人就以為三一八精神已被實現。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三一八精神是更多元、更立體的。

下一代

魏揚：沒有組織就可能是無面目的鄉民

我們跟下個世代之間，除了因政治結構不同而受影響，就是物質性的差異。我們以前沒有那麼方便的溝通工具，非得要一群理念相近的人聚一起、辦實體活動，才能真正討論事情。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強調面對面的實體組織作為基地，要加入社團，才有人帶你讀書、去跑訪調；但這個時代，資訊量爆炸，大家不需要加入社團，就可以經由很多管道得到訊息，也不需要與其他人一起激盪討論後產生想法，就可以自行發表言論——隨便一個人都可以是個社團、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這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壞，像香港一些運動是「無大台」的，沒有上對下的組織關係，每個行動者掌握自己的知識、行動或 know-how，就可以自己去做。當然，這也可能變成無面目的鄉民，而台灣的情況比較像後者：每個人都可以是政治評論家、每個人都可以是社會運動者，只要發個文、留個言，就可以表達時事觀點。這跟我們當時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不要想著佔領國會有什麼了不起，當我們把國會奪回到人民手中，下一步要做麼？就是以血肉填補骨架，所謂的民主體制是骨架而已，除了政治民主有沒有社會民主經濟民主？這都是三一八後要討論的。

當時我們有很多場外的民主教室，有街頭審議，那個時候就是要把多元民主的東西留下來，這是我覺得三一八的價值。

楊翠：楊逵的母親支持他，我同樣支持魏揚

儘管楊逵有神經質的地方，但他個性一直很平和。入獄多年、貧窮，受那麼多苦，又罹患肺結核的人，為什麼個性可以這麼平靜，我認為是源於他母親蘇足的信任與支持。

楊逵家裡很窮，但全家人願意攢錢讓他到日本留學。蘇足從不過問他何時衣錦還鄉，對兒子參與社會運動卻很是支持，一心希望兒子能管束惡霸警察，把那些「日本狗」趕回去。

蘇足是個素人畫家，也是個文盲，沒有讀過書，卻有著天生的正義感，即使楊逵因為投入社會運動不斷被抓，她也沒意見，甚至還把那些一起關的男男女女都帶回家，請他們吃飯。我想這就是楊逵可以這麼穩定的原因。

楊逵的母親如此支持他，我當然也這樣去支持魏揚。可能因為魏揚的叛逆期很早，從小學時代就跟體制有許多拉扯，我就得不斷去和學校溝通。當然我也憤怒過，問他：為什麼不能跟別的小孩一樣乖乖的？為什麼他跟我其他同儕的孩子長得不一樣？

然而，在他的成長過程，我只能不斷自我教育，慢慢學習去尊重他個體的特殊性。如果我是個教育家母親，可能會感到很遺憾，因為他具有贏得世俗定義成功的才能，但他卻有不同的選擇。我知道他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也要思考到底要壓迫他，讓他與這個世界同流，或是改變自己？後來我慢慢告訴自己，要尊重他的選擇。

他參與社運，我當然會焦慮，但這個焦慮跟對其他人的焦慮一模一樣，比如他們一起被丟上警備車、被丟包；比如攻佔行政院時被打，我同樣焦慮。但有沒有特別擔心？沒有。

當時有個記者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說：我兒子參加社會運動跟正讀高中的女兒談戀愛相比，女兒談戀愛讓我比較焦慮，因為我不知道她今天快樂還是不快樂，但兒子參加社會運動，也許就是被抓走、被判刑，那都是他自己的選擇。因為我阿公有相關經歷，所以我很清楚。

就連我父親，也都能夠理解魏揚——攻佔行政院那天晚上，父親整晚沒睡覺，因為他耳朵聽不見，只能緊盯著電視上那件藍色衣服（魏揚當晚穿著藍色愛迪達T恤），等到那件藍T消失在電視畫面中，他就知道魏揚被抓了。比我還早知道這件事。

我相信他是非常不忍心的，孫子中他最疼魏揚，他們兩人非常契合，跟朋友一樣，可是，魏揚參與社運過程中，他從來沒有出言阻止。就連我媽當時接受白色恐怖口述訪談時，被問到這件事時都說：雖然會擔心，但是，這種事就是要有人出來做，不能光叫別人出面，自己都不出來，這樣不行。她完全支持孫子的選擇。

我的父母都是政治犯後代，都受過政治暴力的傷害，但從頭到尾都沒有勸說魏揚不要做這個不要做那個，也不曾請我代為阻止。就像我進促轉會（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18年成立，楊翠為首任委員），在鏡頭前被罵，他們也都只是默默看著，從來沒有叫我不要做事。因為我這樣被支持，當然也要支持魏揚。

魏揚擔任黑島青總召，2013年第一次要進立法院、闖內政部前，傳簡訊給我說：最壞的結果就是以首謀身份被抓，「先告訴妳一聲」。我只能回：「你只要想清楚就好。」

所有運動者都要有浪漫情懷地去走這麼一條路，但也要能夠理性思辨自己的路徑與策略。魏揚都會跟我說他們有評估過，他們的策略是什麼，聽完我也能夠接受。

但我去促轉會的決定，魏揚不是很能接受，我那幾年只要受到委屈，他也常會生氣想發文替我報不平。雖說如此，家人都還是支持我的。我們家這幾個世代之間，就跟台灣很多家庭一樣，擁有共同信念，彼此支持。可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是政治受難者家庭，所以反國民黨，其實完全不是，能夠讓我們相互支持的，其實就是核心的普世價值，如此而已。

就像魏揚剛提到，三一八運動被簡化成反中，而楊逵在日治時代的作為，也被簡化成反殖民，其實都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追求一種更有核心價值的目標，就如同楊逵那句：「老幼相扶持，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所以，我們這幾個世代，包含我父親，表面上他只是個受難者家屬，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寬容來保護我們，而他也信任自由民主人權這類跨族群、跨性別、跨政黨、跨階級、跨國族的普世價值，而這就是我們選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