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国荣的“香港地”：当“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经历高潮之后

香港艺人河国荣最广为人知的轶事之一，是他因为喜欢张国荣而改名“国荣”。河国荣原为Gregory Charles Rivers，澳大利亚籍白人，1987年来港，1988年加入无线电视成为艺员。在其三十多年漫长的香港艺人生涯中，他缓慢而持续地进入香港观众的视线。

在很早的时候，他一口流利而接近纯正的广东话已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年后，他离开了以节目制作方式僵化因循见称的无线电视，也减少饰演他过去经常被电视台定型的“殖民地外国人”角色——如传教士、外籍警司、殖民地官员或外国专家等。

观众和网民亦转而关注他“如何成为香港人”的一面，例如他来港经历、他在香港的生活、以及对香港文化的热爱等。亦正因如此，近日传出河国荣自杀的消息，令人惋惜伤痛之处，也惨杂著人们对香港整体社会正在坠落的感慨。

河国荣的“鬼佬”形象则多了一些更致细的本土味。他的广东话相当纯正，某程度上是突破了“鬼佬”的刻板印象。这种突破成了一个契机，增益了“香港人”对自身族群的认知方式。

河国荣改名：黄子华没看出的意义

在1995年的一个栋笃笑演出中，黄子华说过一个笑话：有一个鬼佬（河国荣）居然会为了一个唐人偶像，而把自己的名字改掉，“It’s crazy you know, absolute ridiculous you know.”

这个充满种族主义的笑话是有其独特语境的：这场栋笃笑的主题之一，是关于“鬼佬”这个符号逐渐在香港失去优越性。而笑话其实在暗示，1997年临近，外国人只有改中文名、说广东话，才能在当时的香港继续生存下去，这无疑是自贬身价，也说明了白人殖民者优于香港华人的观念已在香港社会消失了。

这个笑话说明了当时黄子华的视野限制，没有看出“河国荣改名”的文化意义，其中包括香港文化在1980年至1990年代对外国的影响力，以及日后香港本土文化如何在如接纳一个“鬼佬”成为“香港人”的过程，体现何谓“本土”。

在报导河国荣逝世的消息时，一些传媒会用电视台“御用鬼佬”或“御用老外”来标签河国荣。这些媒体多是亲建制媒体，其“御用”之词，大有颂扬过去电视台将河国荣的演出形象刻板化之意。

而用“鬼佬”或“老外”形容外国人，其实并无歧视，而是一种亲暱叫法，其中尤以“鬼佬”这一称呼，更具有香港本土气息。过去“鬼佬”一词有贬意，其中“鬼”字很可能是来自19世纪华人对欧洲白人的蔑称，认为他们的外表不像常人。在早期殖民地香港，由于白人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鬼佬”除了有贬义，也混合了华人对欧洲白人既仰慕又是非我族类的复杂心态。这正正是河国荣在电视剧集里的基本形象设定。

“河国荣改名”的文化意义，包括香港文化在1980年至1990年代对外国的影响力，及日后香港本土文化在如何接纳一个“鬼佬”成为“香港人”的过程，体现何谓“本土”。

可是，“鬼佬”的贬义在香港语境中已大为淡化。“鬼”在粤语中有时会用作副词，跟“死”字一样，有“非常”之意，例如“好劲”（很利害），可以说成“好鬼劲”或“好鬼死劲”。在此，“鬼”字不会用作联想非我族类的负面形象。亦正因如此，“鬼佬”如今已不再作为一种歧视性修辞使用，反而有一种亲近之意，并用作友善地描述对方外表特征（白人外表）的绰号。

但河国荣的“鬼佬”形象则多了一些更致细的本土味。在过去的香港电视电影里，“鬼佬”除了必须是白人外表之外，亦需要讲极不纯正、带有欧式口音的广东话。这种口音有时会用作嘲笑外国人的元素。但河国荣的广东话相当纯正，即使对以港式广东话为母语的香港人来说，河国荣的广东话仍有一点极不明显的欧式口音，却远不足以成为歧视性的笑柄。河国荣最初给观众的印象之一是“广东话讲得好好”，因此他某程度上是突破了“鬼佬”的刻板印象。这种突破，则成了一个契机，增益了“香港人”对自身族群的认知方式。

毛记节目：被正式认可为“香港人”

有说，2016年毛记电视的《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是河国荣演艺事业的“高峰”。这个说法基于两种认知，一是河国荣作为一名香港艺人，他并不十分成功，受其种族外表所限，他长期以来只能饰演“鬼佬”角色。即使在离开无线后，他演的角色已不再那么典型化，但他仍然只能饰演各式各样的“鬼佬”。他改变了“鬼佬”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改变不了他是“鬼佬”的现实。

二是河国荣在毛记电视的节目中终于被观众正式“认可”为香港人。这个以恶搞香港娱乐圈为主的节目，当年引起了很大的哄动，其中自然关系到从2014年雨伞运动遗留下来的集体忧郁，以及对香港本土性的复杂想象。

那时中港矛盾很深，香港本土族群想像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透过跟内地有所区别而达成，二是藉著强调本土文化特征和独特集体经验来完成。身为“鬼佬”的河国荣能操一口近乎纯正的广东话，形象上已比只操普通话而不谙广东话的内地人更“本土”，也更受一般香港人接纳为同一族群的成员。

毛记电视邀请河国荣主唱《亚视永恒》，正好制造了这样的文化二元：一种不本土、内地化的文化资本垄断了电视广播资源，我们则由一个“很本土”的“鬼佬”来嘲笑它。

在节目上，河国荣以一曲《亚视永恒》获奖。此曲原为毛记电视的二次创作，恶搞长期收视低迷也经营不善的亚洲电视，歌词包含了很多观众对亚视的负面印象，其中尤其包括亚视管理层和制作中的内地色彩。对当时的香港观众来说，亚视并不本土，也隐含了内地在文化、资本乃到政治入侵香港的印象。

毛记电视邀请河国荣主唱此曲，正好制造了这样的文化二元：一种不本土、内地化的文化资本垄断了电视广播资源，我们则由一个“很本土”的“鬼佬”来嘲笑它。对当时的香港观众来说，一个很本土“鬼佬”，当然远比一个不本土的华人更有亲切感了。

除了“御用鬼佬”一词，不少媒体则用上“香港艺人”来报导河国荣的死讯。从2016年至今，观众和网民甚至渐渐不用“鬼佬”来辨认河国荣，意思是说，人们将河国荣的“鬼佬”身份悬置不谈，转而强调他是“香港人”。

——当然，这种对其“香港人”身份的强调，是有点放大的。在近年很多访问中，焦点都在河国荣的“香港人”身份上，谈他来港和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他对香港文化和香港人身份的理解等等；而在这些访问里，河国荣一方面会简单描述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但仔细说下去，又往往会说到他“成为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如何接纳他的种种经历。

自此，两种文化身份的认知就在河国荣身上发生融合和同步，一种是本土人对外来人的认同，另一种是外来人对“成为本土人”的自我认同。很多时候，外来者在定居、本土化和融入本地族群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在认知上的差异和张力，外来者试图透过学习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跟本地人交流而完成本土化。

有时外来者可能认为，自己已够“本土”了，却仍受本地人排斥、或仅视之为外来而可敬的“客人”；有时外来者则清楚自己永远无法“成为本地人”，而承认自己永远是客人的身份，但对本地人来说，这外来者可能已经够“本土”了，他们亦愿意接纳其为“本地人”。

其中关键有二，一是本地人如何理解本土、或有什么关键元素构成本土；二是本地人对族群身份的宽紧程度，即一个族群内部是否多元、有多大程度上接纳族群内部的差异。

香港以华人为主，非华裔人士如今常被标签为“少数族裔”，这当然有其历史因素，亦包含了一些关乎大中华主义的认知。但在近十多年中港身份矛盾的文化纷争背景中，形成了一种本土文化上的保护主义，相比起种族，香港人更强调语言（港式广东话）、本土文化和集体回忆对于构成“本土”的作用和重要性。

观众也不会浑忘不理他的“鬼佬”身份。不过，这种差异已彻底被接纳，甚至透过对这种差异的接纳，来强调对另一种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差异）的不接纳。

河国荣在香港娱乐圈打滚三十多年，其“鬼佬”形象早已成了香港电视观众的集体回忆；而在他近年的访问中，人们渐渐得知，河国荣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他因为热爱香港流行曲而来港发展演艺事业（甚至“河国荣”也不是他唯一用过的中文名，他来港之初曾担任谭咏麟演唱会的嘉宾，当时用的中文名是“河咏麟”），他跟妻子决定不生儿女，却在西贡村居所收养大量狗只。

如此种种，构成了河国荣鲜活的生活形象：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香港本土文化之中。可是，却因为“鬼佬”的种族身份，河国荣却又清楚知道他跟“原生”的华裔香港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一直没有消除，正如观众也不会浑忘不理他的“鬼佬”身份。不过，这种差异已彻底被接纳，甚至透过对这种差异的接纳，来强调对另一种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差异）的不接纳。

真‧香港人vs新香港人

2016年《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的另一个高潮位，是河国荣演唱《真‧香港地》。这首歌原来是陈冠希的《香港地》，2004年发行，刚好在2003年之后一年。2003年是香港躁动的一年，那年香港受非典型炎肆虐、经济低迷，后来更发生反廿三条立法的大游行，事件向被视为香港人政治启蒙转捩点之一。而张国荣也在这一年自杀的。

今天我们不容易还原当时的社会气氛，但陈冠希的《香港地》则低调地（相对于像《狮子山下》这类歌曲的高调）成为了凝聚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歌曲之一。歌词中先有一段独白：

呢首歌 送俾我嘅香港
唔理事情有几困难 环境有几乱
你都仲系我屋企 之前系 而家系 将来都系

（翻译：
这首歌 送给我的香港
不理事情有多困难 环境有多乱
你都还是我的家 之前是 现在是 将来都是）

然后开腔唱出歌词：

同热爱这片土地 大家刻骨铭记
愁或喜 生与死 也是香港地

简单几句，却涵盖了关于族群认同的几个重大元素：作为一个地方与族群的集合，香港共同体是困难时势的保护网、亦是人们守护的对象。这种认同，是有著长时间的延续性，以及在情感上是集体而深刻的。

作为一个地方与族群的集合，香港共同体是困难时势的保护网、亦是人们守护的对象。这种认同，是有著长时间的延续性，以及在情感上是集体而深刻的。

歌词也特别提到“生与死”，即将“个人”置于起码是不低于“集体”的位置上，甚至连系到“死亡”——可能隐藏著为族群奉献生命的意思——这是长年崇尚个人主义的香港社会中很少见的表述。2016年河国荣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记者忽然问河国荣：“会唔会为香港而死？”（“会不会为香港而死？”），他的回答是：“未知，老实说话。而家话，我系，我肯为香港而死。而家讲之嘛，点知道到时系咪真㗎。”（“未知，老实说。现在说，我是，我肯为香港而死。现在说说而已，怎知道到时是不是真的呢。”）

描空地说，这是一个想相当奇怪的问题，但访问当刻恰恰在《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之后，河国荣唱的《真‧香港地》一曲，正好有“愁或喜／生与死 ／也是香港地”一句。就是这一句、这一首歌，以及背后的集体情怀，进一步塑造了河国荣在香港人眼中的公众形象：他是“真‧香港人”，以区别“新香港人”，以及其他以“香港人”为名、却不符合本土文化价值的各种社会形象。

《第一届十大劲曲金曲分奖典礼》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一次香港文化高潮。记者提及“为香港而死”可能只是一时轻率之问，却暗示著当时香港人的政治认知和本土文化想像中，已包含了“奉献生命”一环。当然，“个人死亡”跟“为集体奉献生命”之间仍有著相当大的距离。

2004年《香港地》歌词中的“生与死”，应该仅仅是说“至死不离开香港”之意，在九七移民潮过后、香港本土政治意识开始出现之际，这只是一种对“留在香港”的集体期许而已。及至2016年，本土想像逐渐与政治抗争挂勾，“个人死亡”也中有隐约有了“为集体奉献生命”的选项。

歌词也特别提到“生与死”，即将“个人”置于起码是不低于“集体”的位置上，甚至连系到“死亡”——可能隐藏著为族群奉献生命的意思——这是长年崇尚个人主义的香港社会中很少见的表述。

我们不能忽视名人死亡对集体情绪的干扰。2003年张国荣跳楼自杀，震惊全港，这不只是关乎张国荣的名气，事件也令香港人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气氛。如今河国荣轻生猝逝，坊间相信可能只跟他丧妻及久病不愈有关，与社会政治氛围无尤，而河国荣在名声亦跟张国荣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对现已低迷郁闷的香港集体气氛，亦造成了不少冲击。

不少网民同时联想到上去自杀的文化名人柳俊江；在河国荣逝世后一天，也传出资深DJ郑启泰急病猝逝的消息。一时间，死亡的气氛再次弥漫著郁闷的香港社会，但特别是河国荣之逝，不禁令人将“个人死亡”联系到“集体与地方死亡”的想像里；而《香港地》歌词中的种种描述，不仅难以再是凝聚集体认同的励志之词，反而成了一种俨如历史遗迹的地方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