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國榮的「香港地」：當「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經歷高潮之後

香港藝人河國榮最廣為人知的軼事之一，是他因為喜歡張國榮而改名「國榮」。河國榮原為Gregory Charles Rivers，澳洲籍白人，1987年來港，1988年加入無綫電視成為藝員。在其三十多年漫長的香港藝人生涯中，他緩慢而持續地進入香港觀眾的視線。

在很早的時候，他一口流利而接近純正的廣東話已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許多年後，他離開了以節目製作方式僵化因循見稱的無綫電視，也減少飾演他過去經常被電視台定型的「殖民地外國人」角色——如傳教士、外籍警司、殖民地官員或外國專家等。

觀眾和網民亦轉而關注他「如何成為香港人」的一面，例如他來港經歷、他在香港的生活、以及對香港文化的熱愛等。亦正因如此，近日傳出河國榮自殺的消息，令人惋惜傷痛之處，也慘雜著人們對香港整體社會正在墜落的感慨。

河國榮的「鬼佬」形象則多了一些更緻細的本土味。他的廣東話相當純正，某程度上是突破了「鬼佬」的刻板印象。這種突破成了一個契機，增益了「香港人」對自身族群的認知方式。

河國榮改名：黃子華沒看出的意義

在1995年的一個棟篤笑演出中，黃子華說過一個笑話：有一個鬼佬（河國榮）居然會為了一個唐人偶像，而把自己的名字改掉，「It’s crazy you know, absolute ridiculous you know.」

這個充滿種族主義的笑話是有其獨特語境的：這場棟篤笑的主題之一，是關於「鬼佬」這個符號逐漸在香港失去優越性。而笑話其實在暗示，1997年臨近，外國人只有改中文名、說廣東話，才能在當時的香港繼續生存下去，這無疑是自貶身價，也說明了白人殖民者優於香港華人的觀念已在香港社會消失了。

這個笑話說明了當時黃子華的視野限制，沒有看出「河國榮改名」的文化意義，其中包括香港文化在1980年至1990年代對外國的影響力，以及日後香港本土文化如何在如接納一個「鬼佬」成為「香港人」的過程，體現何謂「本土」。

在報導河國榮逝世的消息時，一些傳媒會用電視台「御用鬼佬」或「御用老外」來標籤河國榮。這些媒體多是親建制媒體，其「御用」之詞，大有頌揚過去電視台將河國榮的演出形象刻板化之意。

而用「鬼佬」或「老外」形容外國人，其實並無歧視，而是一種親暱叫法，其中尤以「鬼佬」這一稱呼，更具有香港本土氣息。過去「鬼佬」一詞有貶意，其中「鬼」字很可能是來自19世紀華人對歐洲白人的蔑稱，認為他們的外表不像常人。在早期殖民地香港，由於白人的社會地位一般較高，「鬼佬」除了有貶義，也混合了華人對歐洲白人既仰慕又是非我族類的複雜心態。這正正是河國榮在電視劇集裡的基本形象設定。

「河國榮改名」的文化意義，包括香港文化在1980年至1990年代對外國的影響力，及日後香港本土文化在如何接納一個「鬼佬」成為「香港人」的過程，體現何謂「本土」。

可是，「鬼佬」的貶義在香港語境中已大為淡化。「鬼」在粵語中有時會用作副詞，跟「死」字一樣，有「非常」之意，例如「好勁」（很利害），可以說成「好鬼勁」或「好鬼死勁」。在此，「鬼」字不會用作聯想非我族類的負面形象。亦正因如此，「鬼佬」如今已不再作為一種歧視性修辭使用，反而有一種親近之意，並用作友善地描述對方外表特徵（白人外表）的綽號。

但河國榮的「鬼佬」形象則多了一些更緻細的本土味。在過去的香港電視電影裡，「鬼佬」除了必須是白人外表之外，亦需要講極不純正、帶有歐式口音的廣東話。這種口音有時會用作嘲笑外國人的元素。但河國榮的廣東話相當純正，即使對以港式廣東話為母語的香港人來說，河國榮的廣東話仍有一點極不明顯的歐式口音，卻遠不足以成為歧視性的笑柄。河國榮最初給觀眾的印象之一是「廣東話講得好好」，因此他某程度上是突破了「鬼佬」的刻板印象。這種突破，則成了一個契機，增益了「香港人」對自身族群的認知方式。

毛記節目：被正式認可為「香港人」

有說，2016年毛記電視的《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是河國榮演藝事業的「高峰」。這個說法基於兩種認知，一是河國榮作為一名香港藝人，他並不十分成功，受其種族外表所限，他長期以來只能飾演「鬼佬」角色。即使在離開無綫後，他演的角色已不再那麼典型化，但他仍然只能飾演各式各樣的「鬼佬」。他改變了「鬼佬」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卻改變不了他是「鬼佬」的現實。

二是河國榮在毛記電視的節目中終於被觀眾正式「認可」為香港人。這個以惡搞香港娛樂圈為主的節目，當年引起了很大的哄動，其中自然關係到從2014年雨傘運動遺留下來的集體憂鬱，以及對香港本土性的複雜想象。

那時中港矛盾很深，香港本土族群想像的兩種主要方式，一是透過跟內地有所區別而達成，二是藉著強調本土文化特徵和獨特集體經驗來完成。身為「鬼佬」的河國榮能操一口近乎純正的廣東話，形象上已比只操普通話而不諳廣東話的內地人更「本土」，也更受一般香港人接納為同一族群的成員。

毛記電視邀請河國榮主唱《亞視永恆》，正好製造了這樣的文化二元：一種不本土、內地化的文化資本壟斷了電視廣播資源，我們則由一個「很本土」的「鬼佬」來嘲笑它。

在節目上，河國榮以一曲《亞視永恆》獲獎。此曲原為毛記電視的二次創作，惡搞長期收視低迷也經營不善的亞洲電視，歌詞包含了很多觀眾對亞視的負面印象，其中尤其包括亞視管理層和製作中的內地色彩。對當時的香港觀眾來說，亞視並不本土，也隱含了內地在文化、資本乃到政治入侵香港的印象。

毛記電視邀請河國榮主唱此曲，正好製造了這樣的文化二元：一種不本土、內地化的文化資本壟斷了電視廣播資源，我們則由一個「很本土」的「鬼佬」來嘲笑它。對當時的香港觀眾來說，一個很本土「鬼佬」，當然遠比一個不本土的華人更有親切感了。

除了「御用鬼佬」一詞，不少媒體則用上「香港藝人」來報導河國榮的死訊。從2016年至今，觀眾和網民甚至漸漸不用「鬼佬」來辨認河國榮，意思是說，人們將河國榮的「鬼佬」身份懸置不談，轉而強調他是「香港人」。

——當然，這種對其「香港人」身份的強調，是有點放大的。在近年很多訪問中，焦點都在河國榮的「香港人」身份上，談他來港和在香港生活的經歷、他對香港文化和香港人身份的理解等等；而在這些訪問裡，河國榮一方面會簡單描述他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但仔細說下去，又往往會說到他「成為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如何接納他的種種經歷。

自此，兩種文化身份的認知就在河國榮身上發生融合和同步，一種是本土人對外來人的認同，另一種是外來人對「成為本土人」的自我認同。很多時候，外來者在定居、本土化和融入本地族群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在認知上的差異和張力，外來者試圖透過學習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跟本地人交流而完成本土化。

有時外來者可能認為，自己已夠「本土」了，卻仍受本地人排斥、或僅視之為外來而可敬的「客人」；有時外來者則清楚自己永遠無法「成為本地人」，而承認自己永遠是客人的身份，但對本地人來說，這外來者可能已經夠「本土」了，他們亦願意接納其為「本地人」。

其中關鍵有二，一是本地人如何理解本土、或有什麼關鍵元素構成本土；二是本地人對族群身份的寬緊程度，即一個族群內部是否多元、有多大程度上接納族群內部的差異。

香港以華人為主，非華裔人士如今常被標籤為「少數族裔」，這當然有其歷史因素，亦包含了一些關乎大中華主義的認知。但在近十多年中港身份矛盾的文化紛爭背景中，形成了一種本土文化上的保護主義，相比起種族，香港人更強調語言（港式廣東話）、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對於構成「本土」的作用和重要性。

觀眾也不會渾忘不理他的「鬼佬」身份。不過，這種差異已徹底被接納，甚至透過對這種差異的接納，來強調對另一種差異（香港與內地的差異）的不接納。

河國榮在香港娛樂圈打滾三十多年，其「鬼佬」形象早已成了香港電視觀眾的集體回憶；而在他近年的訪問中，人們漸漸得知，河國榮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他因為熱愛香港流行曲而來港發展演藝事業（甚至「河國榮」也不是他唯一用過的中文名，他來港之初曾擔任譚詠麟演唱會的嘉賓，當時用的中文名是「河詠麟」），他跟妻子決定不生兒女，卻在西貢村居所收養大量狗隻。

如此種種，構成了河國榮鮮活的生活形象：他的生活和事業都在香港本土文化之中。可是，卻因為「鬼佬」的種族身份，河國榮卻又清楚知道他跟「原生」的華裔香港人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一直沒有消除，正如觀眾也不會渾忘不理他的「鬼佬」身份。不過，這種差異已徹底被接納，甚至透過對這種差異的接納，來強調對另一種差異（香港與內地的差異）的不接納。

真‧香港人vs新香港人

2016年《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的另一個高潮位，是河國榮演唱《真‧香港地》。這首歌原來是陳冠希的《香港地》，2004年發行，剛好在2003年之後一年。2003年是香港躁動的一年，那年香港受非典型炎肆虐、經濟低迷，後來更發生反廿三條立法的大遊行，事件向被視為香港人政治啟蒙轉捩點之一。而張國榮也在這一年自殺的。

今天我們不容易還原當時的社會氣氛，但陳冠希的《香港地》則低調地（相對於像《獅子山下》這類歌曲的高調）成為了凝聚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歌曲之一。歌詞中先有一段獨白：

呢首歌 送俾我嘅香港
唔理事情有幾困難 環境有幾亂
你都仲係我屋企 之前係 而家係 將來都係

（翻譯：
這首歌 送給我的香港
不理事情有多困難 環境有多亂
你都還是我的家 之前是 現在是 將來都是）

然後開腔唱出歌詞：

同熱愛這片土地 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

簡單幾句，卻涵蓋了關於族群認同的幾個重大元素：作為一個地方與族群的集合，香港共同體是困難時勢的保護網、亦是人們守護的對象。這種認同，是有著長時間的延續性，以及在情感上是集體而深刻的。

作為一個地方與族群的集合，香港共同體是困難時勢的保護網、亦是人們守護的對象。這種認同，是有著長時間的延續性，以及在情感上是集體而深刻的。

歌詞也特別提到「生與死」，即將「個人」置於起碼是不低於「集體」的位置上，甚至連繫到「死亡」——可能隱藏著為族群奉獻生命的意思——這是長年崇尚個人主義的香港社會中很少見的表述。2016年河國榮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記者忽然問河國榮：「會唔會為香港而死？」（「會不會為香港而死？」），他的回答是：「未知，老實說話。而家話，我係，我肯為香港而死。而家講之嘛，點知道到時係咪真㗎。」（「未知，老實說。現在說，我是，我肯為香港而死。現在說說而已，怎知道到時是不是真的呢。」）

描空地說，這是一個想相當奇怪的問題，但訪問當刻恰恰在《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之後，河國榮唱的《真‧香港地》一曲，正好有「愁或喜／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一句。就是這一句、這一首歌，以及背後的集體情懷，進一步塑造了河國榮在香港人眼中的公眾形象：他是「真‧香港人」，以區別「新香港人」，以及其他以「香港人」為名、卻不符合本土文化價值的各種社會形象。

《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一次香港文化高潮。記者提及「為香港而死」可能只是一時輕率之問，卻暗示著當時香港人的政治認知和本土文化想像中，已包含了「奉獻生命」一環。當然，「個人死亡」跟「為集體奉獻生命」之間仍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2004年《香港地》歌詞中的「生與死」，應該僅僅是說「至死不離開香港」之意，在九七移民潮過後、香港本土政治意識開始出現之際，這只是一種對「留在香港」的集體期許而已。及至2016年，本土想像逐漸與政治抗爭掛勾，「個人死亡」也中有隱約有了「為集體奉獻生命」的選項。

歌詞也特別提到「生與死」，即將「個人」置於起碼是不低於「集體」的位置上，甚至連繫到「死亡」——可能隱藏著為族群奉獻生命的意思——這是長年崇尚個人主義的香港社會中很少見的表述。

我們不能忽視名人死亡對集體情緒的干擾。2003年張國榮跳樓自殺，震驚全港，這不只是關乎張國榮的名氣，事件也令香港人聯想到當時的社會氣氛。如今河國榮輕生猝逝，坊間相信可能只跟他喪妻及久病不癒有關，與社會政治氛圍無尤，而河國榮在名聲亦跟張國榮不可同日而語，但這對現已低迷鬱悶的香港集體氣氛，亦造成了不少衝擊。

不少網民同時聯想到上去自殺的文化名人柳俊江；在河國榮逝世後一天，也傳出資深DJ鄭啟泰急病猝逝的消息。一時間，死亡的氣氛再次彌漫著鬱悶的香港社會，但特別是河國榮之逝，不禁令人將「個人死亡」聯繫到「集體與地方死亡」的想像裡；而《香港地》歌詞中的種種描述，不僅難以再是凝聚集體認同的勵志之詞，反而成了一種儼如歷史遺跡的地方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