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诉以色列：二战与殖民记忆交叠处的种族灭绝案

新年伊始，南非控告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在海牙开庭。“种族灭绝”这个因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设立的罪名，终于被用来指控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而德国宣布将在法庭支持以色列的声明又迅疾受到其前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炮轰，带出一场120年前德国在纳米比亚实施的至今未能实现和解的种族灭绝。

这一连串事件以强烈的戏剧性凸显出一个主题，那就是被西方的二战和大屠杀记忆所塑造和规范的国际秩序，正面对“全球南方”国家源自殖民主义记忆的不满。

以色列在海牙

1月11日，联合国旨在解决国家间争议的司法机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荷兰海牙举行公开聆讯，听取南非陈述其对以色列提起的一项诉讼，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指控其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后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犯下种族灭绝（genocide）罪行，请求法庭紧急下达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停止和防范多种《公约》禁止和未明确禁止但可能造成种族灭绝的行为，并保护相关证据。

这是世界因纳粹大屠杀而制定《种族灭绝公约》以来，国际法院审理的第五起相关案件。前四起分别是1993年波黑诉南联盟、1996年克罗地亚诉南联盟、2019年冈比亚诉缅甸，和2022年乌克兰诉俄罗斯。

面对坐在台上的15名大法官和两名分别由南非和以色列指派的特别法官，南非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陈述。其多国法律团队用大量来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NGO的报告和证词细致且饱含悲情地刻绘加沙在以色列在近100天的军事行动中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平均每天有247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或者有被杀害的风险，其中很多人被炸成碎片。他们中包括每天48位母亲——每小时两位——以及超过117名儿童”，“史无前例的93%的加沙人口面临危机级别的饥饿。全世界目前受到危机级别的饥饿的人口中，超过80%在加沙。”

他们认为以色列存在八种可被认定为种族灭绝的行为——杀戮，造成严重身体和精神伤害，大规模驱逐和强制迁移，剥夺充足的食物和水，剥夺庇护所、衣物、卫生和保洁，剥夺充分的医疗条件，摧毁巴勒斯坦生活（指对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摧毁），以及阻挠生育。

同时，南非法律团队引用诸多国际法院的判例，认为加沙今日的状况理应被予以下达临时措施，阻止事态无可挽回地恶化。他们还诉诸世界的道德责任，引用国际法院过去的法律意见，指出《种族灭绝公约》并不仅仅是关于判例，而是关于“对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确认和背书”。即便从去年10月19日以来，国际专家就不断警告加沙战事存在倒向种族灭绝的巨大风险，但国际社会仍然没能避免加沙惨剧的发生。因此，南非引用在地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的话说，加沙现状所代表的已不啻为一场世界的“道德无能”（moral failure），为此“世界应感到愧疚”。是否能下达临时措施，事关“国际法的声誉”。

根据《种族灭绝公约》，一种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的法律前提是它具有蓄意性。这通常被认为是此类案件中最难证明的，但这起案件似乎是个例外。因为从开战伊始，以色列从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到部长和议会成员在内的各种政治人物不断抛出的大量煽动性言论，罕见地为证明蓄意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南非团队不仅大量引用了他们诸如用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要求灭绝“亚玛力人”的神命来进行战斗动员、将巴勒斯坦人称作“人形动物”、号召用核弹摧毁加沙等极端言论，还引用了来自一线以军官兵的言行，证明上层的种族灭绝意图为其所领会。这其中包括一段视频：一群以色列士兵11月在加沙载歌载舞，他们唱道：“我奉行一条神命，那就是铲除亚玛力人的种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没有无辜平民’。”

而即便是犹太精英也担心政客煽动的后果。以色列出生的犹太裔学者、美国布朗大学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教授奥马尔·巴托夫（Omer Bartov）在去年11月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最大的担忧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经“存在种族灭绝意图，而这很容易变成种族灭绝的行动”。去年12月，一群以色列学者、前外交官、议员和记者、活动家向该国司法部门负责人致公开信，抗议司法系统未对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大量煽动种族灭绝的言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信中指出，根据以色列作为其缔约方的《种族灭绝公约》，煽动种族灭绝是一种应该受到惩治的罪行。

关于以色列究竟是否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法庭可能需要数年审理才能裁决。在现阶段，南非的目标是寻求法院下达紧急临时措施。它引用国际法院在冈比亚诉缅甸、波黑诉南联盟两起种族灭绝案件中的裁决，提出就下达临时措施而言，法庭无需确凿认定，而只需“初步认定”（prima facie）以色列的相关行为有可能属于种族灭绝，或者确认被告具有实施种族灭绝的“特定意图”（dolus specialis），即拥有管辖权来下达临时措施，防止事态不可挽回地恶化。

南非在去年12月底提起诉讼之际，以色列就报以强烈反应。以色列外交部就将其称为“血祭诽谤”（经典的“反犹主义”典故，指中世纪欧洲基督徒诽谤犹太人会杀害基督徒，以将受害者的血进行宗教仪式）。在南非作出庭上陈述后，以色列外交部又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善表演之一”，指责南非扮演了“哈马斯法律部门”的角色。内塔尼亚胡还声称“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即便是海牙”。但以色列还是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法律团队来应诉。其指定的特别法官阿荣·巴拉克（Aharon Barak）是以色列当前相对开明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的缔造者，而当前极右翼政府自2022年底上台伊始就企图以一场司法改革限制司法系统的制衡权和独立性，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抗议，仅仅是因为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在以色列杀害1200多人、掳走250名人质的袭击事件才让这场抗议暂时缓和，但政府仍未放弃其司法改革议程。因此这场诉讼让一些以色列人喜忧参半——忧的是以色列被以种族灭绝罪名起诉，喜的是司法系统的现状有望得到维持。

以色列法律团队在第二天的庭上陈述全盘否认指控，将南非的诉讼称为“诽谤”。其法律策略，一方面是否认蓄意性的存在，坚称南非所引用的政治人物煽动性言论并非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它声称南非所要求的临时措施将阻碍其自卫。此外，它还从程序问题入手，认为南非在起诉前只是就自己的立场进行了单方面的表达，双方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和互动，因此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公约》第九条所述的“争端”，法庭的管辖权无从建立。

对两场陈述截然不同的反应，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分裂。南非的控告被认为是南非自1994年民主化以来最令南非人自豪，最令外界感到振奋的时刻。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与以色列政府曾在外交、军事乃至核武领域上开展合作，而非国大和巴解组织则相互支持彼此的抵抗运动。1997年曼德拉曾说“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南非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被日渐广泛地谴责为另一场“种族隔离”和“定居殖民主义”的当下提起这项诉讼，被广泛认为尽管其民主制度面临种种挑战，但终究没有忘记曼德拉的政治遗产，继续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对伪善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而在另一边，长期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包括对本轮加沙攻势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的西方国家，则依旧一致反对南非的指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南非的诉讼“让世界的注意力从重要的和平与安全努力上转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说南非的诉讼“毫无道理、起反作用、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称“无法探测到以色列在面对武装恐怖组织进行自卫的过程中有任何这种（种族灭绝）意图。”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发言人称南非的诉讼“完全不正当和错误”，并称“英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国际法框架下自我防卫的毫无疑问的权利”。

1月26日，国际法院就南非的临时措施请求作出裁定。法庭认为可以“初步认定”南非和以色列之间存在关于《种族灭绝公约》的争端，并认为南非罗列的以色列的众多行动和疏漏中“至少部分”有可能落入《公约》禁止的范围，因此法庭具有管辖权。法庭继而以15:2或16:1的压倒性多数向以色列下达多项临时措施，要求其“尽其所能”预防，并确保其军队立即停止多种《公约》第二条中禁止的行为，“立即而有效地”向加沙提供基础服务和人道救援，惩罚煽动种族灭绝的言论，保护与种族灭绝罪行相关的证据，并在一个月内向法庭报告执行进展。

这个裁定并未支持南非关于以色列立即停火的请求，也没有要求以色列停止实施驱逐和强制迁移，以及“摧毁巴勒斯坦生活”这两种《公约》中没有相关条文的行为，而是谨慎地在《种族灭绝公约》的边界之内采取措施预防加沙形势进一步恶化。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不可上诉，但却没有相应的执法手段。缺少停火令的临时措施能否阻止加沙这场已造成超过2.6万人死亡的人道灾难进一步恶化，仍然高度不确定。对以色列来说，虽然避免了最坏的结果，但被国际法院认为“有可能”犯下了“种族灭绝”这种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被命名的罪行，是对其 “永恒受害者”身份的亵渎，将严重影响其未来继续以“自卫”为自己的巴勒斯坦政策辩护。裁定一出，以色列官员毫不意外地指责国际法院“反犹”。

被遗忘的殖民史

在国际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超越了表态。在以色列陈述的当天，德国宣布将作为第三方介入国际法院的聆讯，为以色列辩护。其声明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在哈马斯10月7日暴行之后的自卫，哈马斯意在毁灭以色列。继而写道：“德国由于其历史和在纳粹大屠杀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联邦政府对《种族灭绝公约》具有特别的投身。该公约是国际法实践‘永远不再’（nie wieder，英文never again）的核心工具，我们反对任何政治利用”。“联邦政府坚决和明确地反对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该指控毫无根据。”

虽说“反对政治利用”，但短短的声明却充满了政治，和历史认识的陷阱。那个广为流传但语焉不详的政治口号“永远不再”，从未说明是对谁而言“永远不再”——是仅仅对犹太人，还是全人类？如果种族灭绝不应该在任何民族身上重演，那么即便对此案在法律上持不同观点，面对加沙人间地狱般的现状和以色列政客连篇累牍的种族灭绝言论，为何将南非的控告说成是毫无根据的政治操弄？在这则以历史教训为名的声明中，没有巴勒斯坦人的位置，没有对历史可能重演的警惕，却重复了一个长期存在并正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现象，那就是德国对纳粹大屠杀的纪念和“责任担当”帮助以色列垄断受害者身份，以此合理化其自身的暴行。（详见笔者此前的文章《险被剥夺的汉娜·阿伦特奖，和“历史之外”的大屠杀记忆》）

正当事态变得复杂之际，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那就是德国鲜为人知的前殖民地、曾与南非共同反抗种族隔离的纳米比亚。1月14日，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Geingob）通过其推特账号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声明，反对德国作为第三方在国际法院支援以色列。声明开篇写道：“在1904-1908年，在纳米比亚的领土上，德国犯下了20世纪的第一宗种族灭绝罪行，数万无辜纳米比亚人在最无人道和残酷的条件下死去。德国政府至今未能对其这宗种族灭罪行绝进行充分的弥补。”声称德国不可能在投身《种族灭绝公约》的同时，却支持正在加沙发生的“纳粹大屠杀等价物”和“种族灭绝”。它要求德国“重新考虑这一不合时宜的决定”。在写作本文时，这条声明已有近两千六百万次阅读。

前殖民地对殖民主义的记忆，和西方对欧洲二战的记忆，两条长长的影子因为一场诉讼和两则声明交叠在了一起。建立在这两种记忆上的不同的国际秩序观，在阴影最浓重处狭路相逢。

德国在1880年代开始正式殖民今纳米比亚，将其称作“德属西南非洲”，向那里输送大量德国定居者，随之而来对原住民的土地掠夺和其他权利的侵犯，最终激起了后者的反抗。1904年1月12日，当地游牧民族赫雷罗（Herero）部落起事，袭击德国定居者并杀死其中100多人。这开启了绵延五年的以赫雷罗和纳玛（Nama）为主的原住民族与德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事，其被纷繁地称作“赫雷罗战争”、“赫雷罗与纳玛战争”、“德国-赫雷罗冲突”，或“德国-纳米比亚战争”。随后，赫雷罗部落与德军展开了游击战。为了平息叛乱，德国调来了曾在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将军洛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8月，特罗塔的部队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击败了赫雷罗部落。10月，特罗塔下达了一份“灭绝令”，要求赫雷罗人离开这片土地，不然，在“德国边境”之内，每一个赫雷罗人都将被射杀，包括妇女和儿童。

德军将溃败的赫雷罗人包围，将其驱赶进炎热的沙漠，并对其水源下毒，造成大量赫雷罗人死于饥饿、脱水和疾病。随后，德军又把沙漠中的幸存者送往多座集中营，给他们绘了纹身、编制了代号。这些技术在30年后又被纳粹德国在欧洲集中营中使用，因此有观点认为，这两场屠杀之间具有连续性。不仅如此，纳粹优生学的奠基者尤金·费舍尔（Eugen Fischer）正是在德属西南非洲通过对赫雷罗和纳玛（Nama）战俘进行人体实验，发展出了关于“种族纯洁”的学说，受其影响，德国在1912年在其殖民地禁止异族通婚，后来这套学说又成为纳粹种族理论的基础。为了实验目的和证明种族优越性，费舍尔搜集了大量赫雷罗和纳玛人的骨骼、头颅和皮肤带回德国研究。德国到2011年才开始归还这些遗骸。

到190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约6.5万赫雷罗人和2万纳玛人被害，分别占两者战前人口的80%和50%。此外还有达马拉（Damara）和萨恩（San）民族的遇难者，死难者总计近10万。1985年，联合国预防和惩治种族灭绝罪特别报告员的一份报告首次将这场屠杀正式称作“种族灭绝”。但直到2004年这一表述才首次被德国官员使用。这一年，德国发展部长在赫雷罗战争爆发百周年之际，表示这场暴行“在今天会被称作种族灭绝”。但联邦议会同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仍称这段历史为“镇压起义”。2006年，纳米比亚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政府与德国就这段历史的清算展开磋商。但谈判直到2015年才开始。谈了六年之后，双方终于在2021年5月形成了一份联合宣言文本，其中称1904-1908年发生的事“在今天来看，会被称作种族灭绝”。此外，双方约定德国在未来的30年中向纳米比亚提供11亿欧元的赠款，其中10.5亿用于受屠杀影响社群的重建和发展项目，其余5千万元用于和解、纪念、研究和教育。

但这个文本在纳米比亚国内立即遭到强烈反对。赫雷罗和纳玛两个民族的传统权力机构不满谈判始终在两国政府间进行，而未能让自己代表受害民族与德国直接谈判。宣言中“在今天来看，会被称作种族灭绝”的措辞和用“开发援助”替代赔款的做法，被认为是帮德国撇清法律责任，确保其未来免于被根据《种族灭绝公约》起诉。10亿欧元出头的援助金额，也被认为与当年的暴行不匹配。

在联合声明文本公布后，赫雷罗和纳玛各自的传统民族权力机构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联合声明，称“德国与纳米比亚的双边协议只不过是德国的种族主义思维和纳米比亚的新殖民主义的奴颜婢膝的产物。”

德国的解释是，这场种族灭绝发生在《种族灭绝公约》诞生前，因此它无法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对它的弥补也就不能采取“赔款”的形式。其谈判特使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若直接赔偿受害者后代，会让德国和其他前殖民宗主国面临无尽的索赔。但赫雷罗和纳玛人则指出，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也没有《种族灭绝公约》，但是德国与由23个犹太人团体组成的“犹太人索赔会议”磋商，并向受害者及其后人直接支付了赔款。这也不仅仅是关于钱。一位纳玛传统领导人协会的顾问告诉媒体，“这是关于承认。德国只有在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边的时候才会承认我们。它将成为一面镜子让德国照见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这种种厚此薄彼被纳米比亚人看作德国政府的“双标”和“伪善”。

联合宣言文本出来后，纳米比亚国会就是否要签署它进行了为期十周的辩论。反对党联合一致反对签署，就连执政党中包括副总统和首相在内的领导人物也表达了保留态度。在巨大的压力下，政府在2021年11月宣布将进行后续磋商。但是次年2月，德国新政府否决了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可能。

2023年1月，赫雷罗传统权力机构、纳玛传统领袖协会和纳米比亚第二大的反对党“无地人民运动”（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领导人联合起诉政府，主张联合宣言的磋商过程违反了纳米比亚宪法和国会在2006年的决议，要求将其废除。

他们的立场得到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支持。同年2月，其7名人权特别报告员在给德国政府的信中，在批评谈判过程和宣言内容之外，他们还指出，不同于德国对纳粹大屠杀举世闻名的隆重纪念，赫雷罗-纳玛种族灭绝在德国几乎没有纪念。他们还写道：“长久以来，殖民历史未能在德国的公共话语中扮演一个显著的角色。鲜少有公共资源和纪念建筑被投向德国的殖民往昔。”

德国也是刚刚才开始正视自己在另一块前殖民地——坦桑尼亚——的黑暗历史。2023年11月，德国首次为1905-1907年在镇压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时杀害25-30万名当地原住民向坦桑尼亚致歉，但未涉及赔偿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这场暴行可以在法律意义上被认定为种族灭绝。两国正在准备就赔偿和归还被德国盗走的遇难者遗骸举行谈判。

在二战和大屠杀占据德国纪念文化绝对中心的同时，德国却也忘记了纳粹对乌克兰的殖民。控制乌克兰的黑土地、将其变成帝国的粮仓和“生存空间”，是希特勒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动机。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认为，由于未能反思长久以来对乌克兰的殖民主义态度，德国对独立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甚至是否存在乌克兰民族都持犹疑态度。这也导致其对苏德战争的愧疚几乎被完全投向俄罗斯并被后者利用——尽管乌克兰在那场战争中的牺牲更大。结果是，即便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依然对俄罗斯持绥靖态度，未能坚定支持乌克兰。这种状况直到2022年才开始改变，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后。

德国和纳米比亚的和解方案至今搁置。根哥布总统炮轰德国在国际法院支持以色列，既可以被看作纳米比亚和南非这两个命运相连的前殖民地、前种族隔离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团结，但它也是纳米比亚国内这场政治风波的高潮。

在根哥布声明次日半岛电视台的一场连线中，虽然赫雷罗传统权力机构最高首领穆特金德·卡吉瓦（Mutjinde Katjiua）批评曾与德国达成联合宣言的根哥布是机会主义，但出生在纳米比亚、曾参与纳米比亚独立运动的德裔学者亨宁·梅尔伯（Henning Melber）则表示，根哥布终于说出了纳米比亚人在两国长达八年的拉锯后对德国的“傲慢、伪善和道德双标”的极度失望。他说：“德国一直告诉他们，你们不能把你们的事和纳粹大屠杀相比。这指的是“纳粹大屠杀的独一性”（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仿佛对纳玛、赫雷罗、达马拉（Damara）和萨恩（San）人来说，当年对他们的灭绝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这是德国一直没能理解的。”

看见“黑暗的心”

无论是机会主义，还是真正的思想转变，根哥布的行动呼应了本轮巴以冲突以来不断浮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和巴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使“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开始对前者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感到幻灭。而同时它更以一种十分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两种立场背后历史记忆和历史观的冲突——一边是“全球南方”对被殖民苦难的记忆和渐强的去殖民呼声，另一边是前殖民国家将欧洲二战记忆特殊化，用它建立和维护一个西方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同时却未能清理自己的殖民主义遗产，并纵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复殖民主义。而以色列从不讳言自己是西方在中东的同盟。正如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去年12月初通过媒体向西方喊话：“这不是一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这真的是一场旨在拯救西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战争。”他称这场战争是旨在阻止由伊朗、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组成的“伊斯兰圣战网络”征服整个中东。“如果不是我们，欧洲就会是下一个，紧接着就是美国”。

虽然德国的声明和纳米比亚对其的抨击最直观地展现出西方的二战记忆和前殖民地的殖民记忆分别导向十分不同的国际秩序观，但是德国的殖民史无论是长度、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逊于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但西方前殖民国家至今尚未对其殖民史在“全球南方”造成的悲剧作出正式的清算。德国与纳米比亚之间的磋商，本有机会为此树立一个范本。

西方殖民主义之始远早于二战的开始，其大体结束远晚于二战的结束。但同盟国胜利的万丈荣光和对二战与大屠杀的纪念、哀悼和反省，既遮蔽了西方战胜国在其殖民征服和掠夺中的残暴和不正义，也遮蔽了战后殖民统治的草率收场继续在“全球南方”造成人道灾难和持久冲突——印巴分治、巴勒斯坦浩劫（Nakba）和持续至今的巴以冲突、缅甸持续至今的内战和对罗兴亚人的清洗、苏丹内战、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乃至在其余波影响下爆发的刚果内战，无不有其深刻殖民根源。在这双重遮蔽之外，战后的去殖民过程又被冷战的阴霾笼罩，让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清算进一步被搁置。结果是，殖民记忆未能成为今日国际秩序的一块历史观基石，却常被后殖民国家的统治者利用，打起“反帝”、“反西方”、“反殖民”的旗号煽动民族主义，建立和维持专制统治，欺凌弱小民族。

但前殖民地国家近年来纷纷开始对殖民历史展开单方面的清算。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起点和终点，非洲和美洲与加勒比国家纷纷开始要求前殖民宗主国支付“奴隶制赔款”。2023年8月一份由国际法院（ICJ）大法官帕特里克·罗宾逊（Patrick Robinson）领衔的报告，计算出赔款总规模达107.8万亿美元。而英国前殖民地加勒比国家，正相继废除英国君主作为其国家元首的地位，将国体改为共和国。

当“全球南方”在加沙炮火声中频繁以一个庞大的异见团体形象见诸西方报端的时候，有人问：“什么是全球南方？”认为它只是一个在没有更好字眼可用的情况下的误导性的“箩筐”。但“南方”难道不正暗指“北方”的存在，表明它代表的是关系中的位置，而非自身的属性（比如“发展中国家”）？被来自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北方”强权殖民的共同历史经验，让“全球南方”不只是一个“箩筐”，而是一种在国际秩序中的集体处境。这种处境有时真切，有时飘渺。有时它激发出共同的正义立场——在联合国大会争取加沙停火，在气候大会上要求富国向穷国和气候脆弱国家提供资金，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当下呼吁再造作为殖民遗产的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公正和可持续的全球发展。而有时却不尽然——正如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使用反向的双重标准，在谴责以色列的同时，却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殖民战争含糊其辞。它还容易被犬儒劫持，用以打造自己的反西方联盟。

在19世纪的末尾，用英语写作的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基于自己在刚果的经历创作了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部揭露当时欧洲对非洲殖民之残酷和恐怖，批判欧洲心智的贪婪、伪善和缺乏反思能力的经典。蒂莫西·斯奈德在2022年的一场公开讲座（见35:00）中提醒观众：康拉德虽然是波兰人，但他来自今天的乌克兰。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对乌克兰的殖民主义的理解，帮助康拉德看清欧洲对非洲的争夺。1月11日在海牙，一位代表南非出庭的爱尔兰律师的表现，则让人关注这个欧洲边缘的国家被英国殖民的历史，与它选择和巴勒斯坦团结的根源。

这终究不是关于“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不是关于谁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而是关于从历史中学习，看见眼前的霸权和压迫，看见自身所处时代的“黑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