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炒米粉，一碗寻常的台湾小吃，如何在造势现场飘香30年？

【编者按】如果有一种食物，可以代表台湾这座民主小岛的选举文化——香喷喷的炒米粉，肯定当之无愧。

每逢大选，无论选战层级，下至议员村里长，上至总统立委，北中南都会出现俗称“米粉场”的小型政见会。全盛时期，选前各地涌现庙口办桌、社区流水席，是不少台湾中生代选民共同的童年记忆；如今，传统的造势炒米粉，却随著世代更迭、网路普及，成为新旧政治的分水岭。

这一碗寻常的台湾小吃，如何飘香30年，乘载90年代后台湾民主化的政治流变？

冬日，初晨五时的新竹市香山区，小镇天色未明，农家仍沉沉地睡著，田边一幢透天厝却已飘出袅袅炊烟。

厨房的古早灶台升起了三口旺烈的炉火，掌勺的浸水里里长杨松棋一刻也不得闲，手上三只厚重的中式炒锅各司其职，一锅卤肉，一锅烧水，用来汆烫陈叠成堆的干米粉，还有一锅热油，等著煸香肉丝、虾米、干香菇等炒料，准备炒米粉。

外头的志工们也连起一条整齐的生产线，有人在门口接引蓝色小货车上的一箱箱米粉、食材，更多人忙著手起刀落，把高丽菜、红萝卜切片刨丝，直送热气奔腾的厨灶。不一会儿，一盆盆火热喷香的米粉便出炉了，依序封装、成袋，即送往新竹各地的庙会及里民中心。

杨松棋算一算，今日有不分阵营、多场的政见会与造势，不到五坪大的厨房要准备上千人份的餐食。但无论场子是蓝或绿，支持者们倒是吃著同一款菜色组合：炒米粉、爌肉，以及菜头汤。

而大伙们都知道——此刻，手中的那一碗炒米粉，意义可远不止于一道寻常的台湾小吃，而是象征选战开打的烽火号角。

台湾每逢选举，各地会出现俗称“米粉场”的小型问政说明会，人数从50至200人不等，是多数候选人最小规模的竞选主场，也是投票之外，一般民众可参与的最基层政治活动。

为了慰劳出席的乡亲，候选人往往会供应便餐给支持者，其中又以“炒米粉”为大宗。今年四度竞选连任的苗栗县国民党籍立委陈超明对端传媒解释，选前三个月在选区巡回炒米粉，已是地方行之有年的参选仪式：“你不炒，乡亲还会以为你今年是不是没要选了？”

选举之余也要填饱肚子

“人家来，总要给对方东西吃吧？”

一碗炒米粉，是什么时候演变成具有政治意涵的选举食物？对此，多数资深政治工作者都有共识：“约莫30年以前。”这时间点正好对应1990年代，台湾迎来全面性的民主化浪潮。

1991年，台湾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首次全面改选国民大会，终结“万年国代”；1994年，第一届省长、直辖市长开放公民直选，同年也实施县市议员、乡镇市长选举；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民选总统。

90年代是台湾选举热潮的开端，且当年大选尚未整合为每两年一次（九合一地方选举与总统大选），各级民意代表任期参差不齐（县市首长任期四年、立委任期三年），导致台湾几乎每年都在投票。政坛顿时风起云涌，不可胜数的候选人伴随大量的拜票需求。

在无网路、手机的时代，“陆战”（指地面上的竞选活动）是选举的主战场，一夕之间，各地政治广告看板林立，选举旗帜插满分隔岛，“连驾驶都看不到对向车道。”一位中生代党工回忆。

1994年，首届省长选举，更是改写过去选战模式的转捩点。

资深政治评论员、也是前亲民党发言人吴昆玉说，关键原因是宋楚瑜参选省长时，第一天即宣示：“绝不买票。”

“以前人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不花钱、不买票，还选得赢的。”他解释，但省长选举的规模太大，买票不再是可行方案，候选人势必寻找新的方法来打选战。宋楚瑜的策略即是亲自下乡，在全台巡回造势。

“人家来，总要给对方东西吃吧？”吴昆玉说，造势是体力活。候选人与大批党工、支持者从早到晚在各地宣讲、拜票，一整天行程下来，饥肠辘辘的支持者与党工也需要吃食，于是，竞选总部开始供应简易餐食，为了省钱、也怕被质疑贿选，连便当也舍不得买，“后来就找个欧巴桑在现场煮个饭、弄一锅卤肉，又香又有特色，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在他眼中，这算是选举造势共餐文化的滥觞。

吴昆玉也回忆，有时巡回乡里，好客的桩脚（编按：选举中为候选人拉票的基层人员，多为对地方政治熟悉且具一定影响力的人士）也会预备地方名产招待候选人，比如说，新竹的炒米粉。这是他印象中，台湾选举活动开始出现炒米粉的身影。

炒米粉，地方的参选仪式

“透过一起共食，我们在此时此刻、吃下了这些食物，对方才会承认你的政治身份。”

事实上，追溯选举炒米粉的起源，不少政治工作者与学者也认为，与竹苗地区客家庄的饮食文化大有关系。最有利的证据，即是炒米粉的配菜搭档：一块爌肉与一碗汤。

“这三个组合，就是在地人讲的‘客家三宝’，与客家庄传统信仰活动吃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在苗栗投入农村创生、交通大学客家学院博士生邱星崴指出。

民进党籍苗栗县议员、也是客家人的陈光轩也说，炒米粉、爌肉与酸菜汤是客家庄重要饮食代表，传统客家祭典，如遶境、酬神、收冬戏（编按：在秋天收成后，农民为报答神明庇佑，除准备牲礼外，也会献演酬神）等，都会在庙会前办桌摆出上述食物。而信仰先于政治，“选举炒米粉”其实就是把过去既存的民间习俗，挪移至新的政治场域，即政见会或造势场。

“办桌”为台湾人熟悉的聚会型态，饮食也是号召人群的重要媒介，再加上炒米粉便利、价廉，耐放、易打包、又好吃的特性，让“米粉场”形式的小型政见会，逐渐外溢至全台各地。“客家三宝”也从有形的食物，转为隐形的政治连结，呼应苗栗县立委陈明超所说的，“炒米粉，在地方成为一种参选仪式。”

甚至连在部落也不例外。

邱星崴就分享2012年总统立委大选，一位苗栗县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经验——选前若不在部落炒米粉，即便是认识的族人也会当面亏他：“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该部落还演化出一套缜密的米粉场程序：一是炒米粉必须发包，即便家人手艺好，也要委请朋友或当地餐厅来备餐，“如果自己炒，还会被别人抱怨：钱都不给人家赚啊。”二是菜色不能变，必定是米粉、爌肉，还有汤品（多为酸菜肉片汤）。

“透过一起共食，我们在此时此刻、吃下了这些食物，对方才会承认你的政治身份。不然就像那位族人说的：我不认识你啊。”邱星崴说。

“吃饭”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

“一场选举大大小小，有90％的过程都是在餐厅里面解决的。”

其实，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吴昆玉说，华人社会中，吃，是最能召唤群众的工具，“一场选举大大小小，有90％的过程都是在餐厅里面解决的。”

他举证历历，从90年代，许信良担任民进党主席时，就发起所谓的“募款餐会”，一万元吃一顿饭；此次大选，郭台铭在金门发表“金门和平倡议”，也是在餐厅席开近80桌、动员近千名民众吃饭兼造势。食物确实是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

然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米粉场，却并非如此。吴昆玉强调，米粉场最初目的就是与选民互动、宣讲政治理念，而非以政治利益交换为前提。餐点只是小小的人情义理，让地方党工或支持者能简单果腹，可能是一袋炒米粉，或一颗暖呼呼的肉包子、一碗红白小汤圆——食物并不是造势动员的主轴。

正因如此，米粉场在当时，被视为“新政治”的象征。

国民党新竹市竞选总部主委李缙颖也认同，90年代之前，选举基本上就是买票、绑桩，“政治人物高高在上，谁会愿意走到庙埕前跟选民对话？”以米粉场为形式的问政说明会遍地开花，意味更多政治工作者愿意与选民面对面，大幅改变台湾选举的风气。

站在选举实务的观点，米粉场也可发挥至少三种功能。首先，米粉场是候选人自发性的“主场”。传统上，地方候选人为拓展人脉，会出席各种民间活动、跑红白帖等，但唯有米粉场是能完整表述自己的政见与竞选理念之场域。

其次，是有效率地与选民互动。米粉场大多于庙口空地、社区活动中心进行，人数约50至200人，成本基本上只有场租与餐点费用。且活动至多就一个半小时，可提供地方要角上台刷脸，展现后援会的实力；候选人与支持者会后一起呼口号、亲自握手，对尚在累积政治实力的新人来说，是快速提高曝光与知名度的方式。

再者，是造势催票。巡回地方炒米粉，一方面可聚集支持者，形塑自己的同温层，镇压敌营士气；另一方面可维持选战热度，投票时才可能召唤更多选票，让支持者拉动更多不去投票，或摇摆中的中间选民。

上有炒米粉，下有蹭饭食客

“选民都在比较哪边大份？哪场的米粉好吃？”

但现实是，随著政治竞争白热化，米粉场的“菜色”仍不可避免地开始喧宾夺主，再次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2000年是台湾选举炒米粉最癫狂的一年，“那时出现了扁马（指陈水扁、马英九）两大战神，台湾人对选举的热情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吴昆玉描绘当年奇景，陈水扁的造势晚会，比任何明星的大型演唱会更热门，“连动员都不用，消息放出去就是几万人报到。”

整个社会对政治的激情，也反映在镬气四溢的米粉场。2000年前后，台湾的竞选策略走向传统造势动员、扫街形式为主，选前三个月几乎各地都在炒米粉，大街小巷、酱香缭绕，连时任国民党籍总统候选人连战也从台北一路办流水席至高雄，“候选人下资源炒米粉，跟现在下电视或网路广告是一样的概念。”吴昆玉说。

全盛时期，中南部甚至有的竞选总部，干脆就找一片空地，搭个铁皮屋，选前一周请一组总舖师，每天从一早炒米粉至晚上，欢迎选民照三餐来蹭饭。一位老家在云林县的中生代选民回忆，“在学校中午打开蒸饭箱，同学里10个有五个便当都是炒米粉。”

“炒米粉后来变成选战一笔很大很大的开销，为了让选民随时都有饭吃。”李缙颖说，当候选人觉得，选民一直来总会吃出感情的时候，米粉场终究还是成为候选人火力展示的工具。

但吴昆玉说，这问题不出在“炒米粉”，而是候选人加肉、加汤、加海陆，把米粉场办成了台式自助餐的缘故。

探究背后原因，一来，有些候选人自知家大业大，选民也把选举当作财富重分配的机会，只请乡亲吃炒米粉，恐怕面子挂不住；二来，早期没有民调，不重视选举科学，选情全看人气，才会有谚语说“西瓜倚大爿”（Si-kue uá tuā pîng，台语，意指人看哪一边得势，就靠向那边），因为从投票心理学来说，大部分的人会希望投一个会赢的人，“谁喜欢输的感觉？”李缙颖反问。

但这也使得部分候选人开始迷信造势。

吴昆玉忆及，1998年高雄市长选举就曾出现一个经典案例，一位无党籍候选人大撒币，从楠梓一路往南开流水席，时任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吴敦义的幕僚看准这点，每天向各大公司通报餐会地点，大批员工携家带眷去白吃一顿；这名候选人还觉得气势蒸蒸日上，开心不得不得了，花了好几千万，最后只拿到一万多票。

这类选举歪风也养出一批专吃“选举饭”的食客，渐渐地，群众出席米粉场，早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候选人若在舞台上政见讲太久，还会被民众嘘声赶下台。曾经新政治的象征，又走回旧政治的老路。

“选民都在比较哪边大份？哪场的米粉好吃？候选人发的面纸包装印有政见，但很歹势，乡亲吃完饭、嘴巴擦一擦就丢了。”民进党苗栗县议员陈光轩说。

炒米粉的贿选阴影

最高检察署放宽标准，明定造势场的炒米粉、碗粿等台湾小吃，基本上都不会被认定贿选。

然而，这样的选举造势吃食风景，随著反贿选意识逐年抬头，米粉场的盛宴终究由盛转衰，寂寥落寞。

2001年，陈定南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率先订出新台币30元贿选金额的标准，流水席式的米粉场逐渐销声匿迹，政见会的菜色也总算归于常态。2011年，最高检察署也放宽标准，明定造势场的炒米粉、碗粿等台湾小吃，基本上都不会被认定贿选。

即便，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一份炒米粉套餐，市场行情已涨到100元，但各政党仍有默契，不会把米粉场视为利诱手段。

然而，在战况激烈的选区，仍不时可见候选人又偷偷端出异常澎湃的菜色款待里民。例如2021年，当时台中第二选区正在进行立委补选，在选战过程中，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的桩脚举办的米粉场，被网民拍到菜色丰盛包括卤猪脚、炒大虾、鲑鱼尾、烧酒鸡等，导致检方介入调查，喧闹一时。

事件后，中二选区的政见会有的不再提供餐点，有的则把菜单改成“民主炒面”，旁边放一张法务部公文，澄清绝无贿选之嫌，只因“炒米粉被污名化”，令人啼笑皆非。

但这样在炒米粉中加料、加菜、升级的举动，吴昆玉则认为，代表候选人内心很深的恐惧，“不相信正常选法足以号召众人。”

当曾经的新政治也成了旧政治

“传统炒米粉还是有用，但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威力了。”

然而，近年来，米粉场造势文化在地方式微，原因除了耗费成本、成效不明与贿选疑虑之外，更深远的因素是：世代更迭。

首先，青年族群对政治相对冷感，炒米粉的动员成效有限；加上网路普及，大型造势活动多有直播管道，“人家在沙发上点烟翘脚，穿著内裤看电视、YouTube，何必辛苦去跑现场看造势？”吴昆玉感叹。

再者，2014年台湾在太阳花学运后，主张“新政治”的年轻政治工作者辈出。这些团队不再循传统竞选模式，打出“不炒米粉”的诉求，有无米粉场，也渐渐形成新旧政治的分水岭——过去横空出世的炒米粉象征著“新政治”，如今也已成为垂垂老矣、将被扫入历史的旧政治灰烬。

但李缙颖分析，这些新政治候选人不办米粉场，与其说是不喜欢此类型的竞选手法，更大关键是“空战”（指网路虚拟空间上的竞选形式）的重要性提升。当代选战，比起与选民搏感情，个人形象、关注的议题反而更受重视，“传统炒米粉还是有用，但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威力了。”

这也牵涉到选战的层级。举例来说，区域立委席次大多只有一席，米粉场就不能忽视，因为每一张票都影响胜负；议员则采多席次，候选人只要锁定目标受众，只要全国知名度高，靠空战、政党支持，不花钱炒米粉可能也选得上。

候选人的竞选区域也要考量，例如在新竹一带，眷村、客家庄与都会区的选法就完全不同，“像是竹北的住宅大楼，一般生人进不去，变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生态，米粉场就很难动员得出人。”李缙颖说。

而此，炒不炒米粉，或可说已取决于选区的都市化程度。最明显的例证，即是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她今年改参选新竹县第二选区立委，即便标榜新政治，但在人口相对年长的峨眉乡、北埔乡依然“入境随俗”地炒米粉。

这某部分解答了竹苗客庄地区，国民党长年占上风的原因。邱星崴说，米粉场是否成功，要靠组织动员，党部一声令下，地方桩脚开始动员、催出选票，炒米粉也是固桩的一环。他曾参与民进党选务会议，有主委心冷地提议废止地方炒米粉，认为没有实际效益，此话却遭到多数人反对——不炒米粉就更没人气，此后还是照表操课。

“年轻世代可能不 care （来现场）有没有拿到东西，可是对中高年龄选民，他们被里长或亲戚动员过去，散场的谢礼就很重要，拿到很开心，没拿到会生气。”国民党新竹市党部总干事林政谚观察。

“讲一个故事，小时候我会被阿嬷带去红帖活动，在里民活动中心吃办桌，看各家候选人上台致词。我阿嬷就看候选人会不会发给小朋友一包卫生纸，决定她要不要投给这个人。”长辈的推论很简单，若候选人愿意照顾没有投票权的孩子，那选上后就更可能照顾每一个人，“这论点当然有点太简单，却又有一点他们的逻辑。”林政谚说。

米粉场的 after party

“现在谁还敢坐在那边 after party？”

“台湾造势最狂的时代已经过了。”吴昆玉说，对他们这些“政治老屁股”而言，现在的选战似乎失去过往的热情，所有的政治造势“包括饮食，都已经索然无味了。”

疫情更加速了米粉场的没落。人们群聚共餐的频率减少，许多地方的问政说明会也顺势把现做的大锅炒米粉，改为一袋袋凉掉了的外带餐盒或便当。

“米粉场原本的设定是有一个 after party，乡亲听完政见、呼完口号，会在庙口前坐下来一起吃饭话家常。现在结束就是鸟兽散，民众排队拿米粉的时候，党工就开始收板凳了，谁还敢坐在那边 after party？”林政谚不讳言。

但新政治不办炒米粉，依然要与不同世代的选民互动。那他们改做什么？李缙颖说，现在常见的是把场域做置换、把食物做置换，“就是把米粉场搬去文青咖啡馆，办沙龙，发咖啡茶点，”政见会改变了调性与形象，但与选民面对面对话的本质依旧不变。

陈光轩是苗栗县第一位不办米粉场也胜选的议员候选人，他的选区在苗栗县头份市，近年移入不少竹科新贵，为了吸引青年或新世代父母的支持，他在地方发起亲子剧场、音乐会、电影小聚等新型态政见会。

在他眼中，新政治的改革，即是在炒米粉之外——候选人还能拿出怎么来吸引选民？而答案，肯定不是更澎湃、更豪华的食物，而是回归选票上的人物与理念。

说到底，在衣食无缺的时代，一顿饭早就不足以收买选民的心。而那一碗热腾腾的选举炒米粉，也终将与逝去的政治激情，与乡亲共食的 after party，一同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