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炒米粉，一碗尋常的台灣小吃，如何在造勢現場飄香30年？

【編者按】如果有一種食物，可以代表台灣這座民主小島的選舉文化——香噴噴的炒米粉，肯定當之無愧。

每逢大選，無論選戰層級，下至議員村里長，上至總統立委，北中南都會出現俗稱「米粉場」的小型政見會。全盛時期，選前各地湧現廟口辦桌、社區流水席，是不少台灣中生代選民共同的童年記憶；如今，傳統的造勢炒米粉，卻隨著世代更迭、網路普及，成為新舊政治的分水嶺。

這一碗尋常的台灣小吃，如何飄香30年，乘載90年代後台灣民主化的政治流變？

冬日，初晨五時的新竹市香山區，小鎮天色未明，農家仍沉沉地睡著，田邊一幢透天厝卻已飄出裊裊炊煙。

廚房的古早灶台升起了三口旺烈的爐火，掌勺的浸水里里長楊松棋一刻也不得閒，手上三只厚重的中式炒鍋各司其職，一鍋滷肉，一鍋燒水，用來汆燙陳疊成堆的乾米粉，還有一鍋熱油，等著煸香肉絲、蝦米、乾香菇等炒料，準備炒米粉。

外頭的志工們也連起一條整齊的生產線，有人在門口接引藍色小貨車上的一箱箱米粉、食材，更多人忙著手起刀落，把高麗菜、紅蘿蔔切片刨絲，直送熱氣奔騰的廚灶。不一會兒，一盆盆火熱噴香的米粉便出爐了，依序封裝、成袋，即送往新竹各地的廟會及里民中心。

楊松棋算一算，今日有不分陣營、多場的政見會與造勢，不到五坪大的廚房要準備上千人份的餐食。但無論場子是藍或綠，支持者們倒是吃著同一款菜色組合：炒米粉、爌肉，以及菜頭湯。

而大夥們都知道——此刻，手中的那一碗炒米粉，意義可遠不止於一道尋常的台灣小吃，而是象徵選戰開打的烽火號角。

台灣每逢選舉，各地會出現俗稱「米粉場」的小型問政說明會，人數從50至200人不等，是多數候選人最小規模的競選主場，也是投票之外，一般民眾可參與的最基層政治活動。

為了慰勞出席的鄉親，候選人往往會供應便餐給支持者，其中又以「炒米粉」為大宗。今年四度競選連任的苗栗縣國民黨籍立委陳超明對端傳媒解釋，選前三個月在選區巡迴炒米粉，已是地方行之有年的參選儀式：「你不炒，鄉親還會以為你今年是不是沒要選了？」

選舉之餘也要填飽肚子

「人家來，總要給對方東西吃吧？」

一碗炒米粉，是什麼時候演變成具有政治意涵的選舉食物？對此，多數資深政治工作者都有共識：「約莫30年以前。」這時間點正好對應1990年代，台灣迎來全面性的民主化浪潮。

1991年，台灣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首次全面改選國民大會，終結「萬年國代」；1994年，第一屆省長、直轄市長開放公民直選，同年也實施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選舉；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民選總統。

90年代是台灣選舉熱潮的開端，且當年大選尚未整合為每兩年一次（九合一地方選舉與總統大選），各級民意代表任期參差不齊（縣市首長任期四年、立委任期三年），導致台灣幾乎每年都在投票。政壇頓時風起雲湧，不可勝數的候選人伴隨大量的拜票需求。

在無網路、手機的時代，「陸戰」（指地面上的競選活動）是選舉的主戰場，一夕之間，各地政治廣告看板林立，選舉旗幟插滿分隔島，「連駕駛都看不到對向車道。」一位中生代黨工回憶。

1994年，首屆省長選舉，更是改寫過去選戰模式的轉捩點。

資深政治評論員、也是前親民黨發言人吳崑玉說，關鍵原因是宋楚瑜參選省長時，第一天即宣示：「絕不買票。」

「以前人民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不花錢、不買票，還選得贏的。」他解釋，但省長選舉的規模太大，買票不再是可行方案，候選人勢必尋找新的方法來打選戰。宋楚瑜的策略即是親自下鄉，在全台巡迴造勢。

「人家來，總要給對方東西吃吧？」吳崑玉說，造勢是體力活。候選人與大批黨工、支持者從早到晚在各地宣講、拜票，一整天行程下來，飢腸轆轆的支持者與黨工也需要吃食，於是，競選總部開始供應簡易餐食，為了省錢、也怕被質疑賄選，連便當也捨不得買，「後來就找個歐巴桑在現場煮個飯、弄一鍋滷肉，又香又有特色，比外面賣的還好吃」，在他眼中，這算是選舉造勢共餐文化的濫觴。

吳崑玉也回憶，有時巡迴鄉里，好客的樁腳（編按：選舉中為候選人拉票的基層人員，多為對地方政治熟悉且具一定影響力的人士）也會預備地方名產招待候選人，比如說，新竹的炒米粉。這是他印象中，台灣選舉活動開始出現炒米粉的身影。

炒米粉，地方的參選儀式

「透過一起共食，我們在此時此刻、吃下了這些食物，對方才會承認你的政治身份。」

事實上，追溯選舉炒米粉的起源，不少政治工作者與學者也認為，與竹苗地區客家庄的飲食文化大有關係。最有利的證據，即是炒米粉的配菜搭檔：一塊爌肉與一碗湯。

「這三個組合，就是在地人講的『客家三寶』，與客家庄傳統信仰活動吃的是完全一樣的東西。」在苗栗投入農村創生、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博士生邱星崴指出。

民進黨籍苗栗縣議員、也是客家人的陳光軒也說，炒米粉、爌肉與酸菜湯是客家庄重要飲食代表，傳統客家祭典，如遶境、酬神、收冬戲（編按：在秋天收成後，農民為報答神明庇佑，除準備牲禮外，也會獻演酬神）等，都會在廟會前辦桌擺出上述食物。而信仰先於政治，「選舉炒米粉」其實就是把過去既存的民間習俗，挪移至新的政治場域，即政見會或造勢場。

「辦桌」為台灣人熟悉的聚會型態，飲食也是號召人群的重要媒介，再加上炒米粉便利、價廉，耐放、易打包、又好吃的特性，讓「米粉場」形式的小型政見會，逐漸外溢至全台各地。「客家三寶」也從有形的食物，轉為隱形的政治連結，呼應苗栗縣立委陳明超所說的，「炒米粉，在地方成為一種參選儀式。」

甚至連在部落也不例外。

邱星崴就分享2012年總統立委大選，一位苗栗縣原住民立委候選人的經驗——選前若不在部落炒米粉，即便是認識的族人也會當面虧他：「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該部落還演化出一套縝密的米粉場程序：一是炒米粉必須發包，即便家人手藝好，也要委請朋友或當地餐廳來備餐，「如果自己炒，還會被別人抱怨：錢都不給人家賺啊。」二是菜色不能變，必定是米粉、爌肉，還有湯品（多為酸菜肉片湯）。

「透過一起共食，我們在此時此刻、吃下了這些食物，對方才會承認你的政治身份。不然就像那位族人說的：我不認識你啊。」邱星崴說。

「吃飯」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

「一場選舉大大小小，有90％的過程都是在餐廳裡面解決的。」

其實，飲食與政治的關係向來密不可分。吳崑玉說，華人社會中，吃，是最能召喚群眾的工具，「一場選舉大大小小，有90％的過程都是在餐廳裡面解決的。」

他舉證歷歷，從90年代，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就發起所謂的「募款餐會」，一萬元吃一頓飯；此次大選，郭台銘在金門發表「金門和平倡議」，也是在餐廳席開近80桌、動員近千名民眾吃飯兼造勢。食物確實是政治動員的有效手段。

然而，90年代初期出現的米粉場，卻並非如此。吳崑玉強調，米粉場最初目的就是與選民互動、宣講政治理念，而非以政治利益交換為前提。餐點只是小小的人情義理，讓地方黨工或支持者能簡單果腹，可能是一袋炒米粉，或一顆暖呼呼的肉包子、一碗紅白小湯圓——食物並不是造勢動員的主軸。

正因如此，米粉場在當時，被視為「新政治」的象徵。

國民黨新竹市競選總部主委李縉穎也認同，90年代之前，選舉基本上就是買票、綁樁，「政治人物高高在上，誰會願意走到廟埕前跟選民對話？」以米粉場為形式的問政說明會遍地開花，意味更多政治工作者願意與選民面對面，大幅改變台灣選舉的風氣。

站在選舉實務的觀點，米粉場也可發揮至少三種功能。首先，米粉場是候選人自發性的「主場」。傳統上，地方候選人為拓展人脈，會出席各種民間活動、跑紅白帖等，但唯有米粉場是能完整表述自己的政見與競選理念之場域。

其次，是有效率地與選民互動。米粉場大多於廟口空地、社區活動中心進行，人數約50至200人，成本基本上只有場租與餐點費用。且活動至多就一個半小時，可提供地方要角上台刷臉，展現後援會的實力；候選人與支持者會後一起呼口號、親自握手，對尚在累積政治實力的新人來說，是快速提高曝光與知名度的方式。

再者，是造勢催票。巡迴地方炒米粉，一方面可聚集支持者，形塑自己的同溫層，鎮壓敵營士氣；另一方面可維持選戰熱度，投票時才可能召喚更多選票，讓支持者拉動更多不去投票，或搖擺中的中間選民。

上有炒米粉，下有蹭飯食客

「選民都在比較哪邊大份？哪場的米粉好吃？」

但現實是，隨著政治競爭白熱化，米粉場的「菜色」仍不可避免地開始喧賓奪主，再次成為籠絡人心的工具。

2000年是台灣選舉炒米粉最癲狂的一年，「那時出現了扁馬（指陳水扁、馬英九）兩大戰神，台灣人對選舉的熱情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吳崑玉描繪當年奇景，陳水扁的造勢晚會，比任何明星的大型演唱會更熱門，「連動員都不用，消息放出去就是幾萬人報到。」

整個社會對政治的激情，也反映在鑊氣四溢的米粉場。2000年前後，台灣的競選策略走向傳統造勢動員、掃街形式為主，選前三個月幾乎各地都在炒米粉，大街小巷、醬香繚繞，連時任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連戰也從台北一路辦流水席至高雄，「候選人下資源炒米粉，跟現在下電視或網路廣告是一樣的概念。」吳崑玉說。

全盛時期，中南部甚至有的競選總部，乾脆就找一片空地，搭個鐵皮屋，選前一週請一組總舖師，每天從一早炒米粉至晚上，歡迎選民照三餐來蹭飯。一位老家在雲林縣的中生代選民回憶，「在學校中午打開蒸飯箱，同學裡10個有五個便當都是炒米粉。」

「炒米粉後來變成選戰一筆很大很大的開銷，為了讓選民隨時都有飯吃。」李縉穎說，當候選人覺得，選民一直來總會吃出感情的時候，米粉場終究還是成為候選人火力展示的工具。

但吳崑玉說，這問題不出在「炒米粉」，而是候選人加肉、加湯、加海陸，把米粉場辦成了台式自助餐的緣故。

探究背後原因，一來，有些候選人自知家大業大，選民也把選舉當作財富重分配的機會，只請鄉親吃炒米粉，恐怕面子掛不住；二來，早期沒有民調，不重視選舉科學，選情全看人氣，才會有諺語說「西瓜倚大爿」（Si-kue uá tuā pîng，台語，意指人看哪一邊得勢，就靠向那邊），因為從投票心理學來說，大部分的人會希望投一個會贏的人，「誰喜歡輸的感覺？」李縉穎反問。

但這也使得部分候選人開始迷信造勢。

吳崑玉憶及，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就曾出現一個經典案例，一位無黨籍候選人大撒幣，從楠梓一路往南開流水席，時任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吳敦義的幕僚看準這點，每天向各大公司通報餐會地點，大批員工攜家帶眷去白吃一頓；這名候選人還覺得氣勢蒸蒸日上，開心不得不得了，花了好幾千萬，最後只拿到一萬多票。

這類選舉歪風也養出一批專吃「選舉飯」的食客，漸漸地，群眾出席米粉場，早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候選人若在舞台上政見講太久，還會被民眾噓聲趕下台。曾經新政治的象徵，又走回舊政治的老路。

「選民都在比較哪邊大份？哪場的米粉好吃？候選人發的面紙包裝印有政見，但很歹勢，鄉親吃完飯、嘴巴擦一擦就丟了。」民進黨苗栗縣議員陳光軒說。

炒米粉的賄選陰影

最高檢察署放寬標準，明定造勢場的炒米粉、碗粿等台灣小吃，基本上都不會被認定賄選。

然而，這樣的選舉造勢吃食風景，隨著反賄選意識逐年抬頭，米粉場的盛宴終究由盛轉衰，寂寥落寞。

2001年，陳定南在擔任法務部長期間，率先訂出新台幣30元賄選金額的標準，流水席式的米粉場逐漸銷聲匿跡，政見會的菜色也總算歸於常態。2011年，最高檢察署也放寬標準，明定造勢場的炒米粉、碗粿等台灣小吃，基本上都不會被認定賄選。

即便，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一份炒米粉套餐，市場行情已漲到100元，但各政黨仍有默契，不會把米粉場視為利誘手段。

然而，在戰況激烈的選區，仍不時可見候選人又偷偷端出異常澎湃的菜色款待里民。例如2021年，當時台中第二選區正在進行立委補選，在選戰過程中，國民黨候選人顏寬恒的樁腳舉辦的米粉場，被網民拍到菜色豐盛包括滷豬腳、炒大蝦、鮭魚尾、燒酒雞等，導致檢方介入調查，喧鬧一時。

事件後，中二選區的政見會有的不再提供餐點，有的則把菜單改成「民主炒麵」，旁邊放一張法務部公文，澄清絕無賄選之嫌，只因「炒米粉被污名化」，令人啼笑皆非。

但這樣在炒米粉中加料、加菜、升級的舉動，吳崑玉則認為，代表候選人內心很深的恐懼，「不相信正常選法足以號召眾人。」

當曾經的新政治也成了舊政治

「傳統炒米粉還是有用，但已經不具有決定性的威力了。」

然而，近年來，米粉場造勢文化在地方式微，原因除了耗費成本、成效不明與賄選疑慮之外，更深遠的因素是：世代更迭。

首先，青年族群對政治相對冷感，炒米粉的動員成效有限；加上網路普及，大型造勢活動多有直播管道，「人家在沙發上點菸翹腳，穿著內褲看電視、YouTube，何必辛苦去跑現場看造勢？」吳崑玉感嘆。

再者，2014年台灣在太陽花學運後，主張「新政治」的年輕政治工作者輩出。這些團隊不再循傳統競選模式，打出「不炒米粉」的訴求，有無米粉場，也漸漸形成新舊政治的分水嶺——過去橫空出世的炒米粉象徵著「新政治」，如今也已成為垂垂老矣、將被掃入歷史的舊政治灰燼。

但李縉穎分析，這些新政治候選人不辦米粉場，與其說是不喜歡此類型的競選手法，更大關鍵是「空戰」（指網路虛擬空間上的競選形式）的重要性提升。當代選戰，比起與選民搏感情，個人形象、關注的議題反而更受重視，「傳統炒米粉還是有用，但已經不具有決定性的威力了。」

這也牽涉到選戰的層級。舉例來說，區域立委席次大多只有一席，米粉場就不能忽視，因為每一張票都影響勝負；議員則採多席次，候選人只要鎖定目標受眾，只要全國知名度高，靠空戰、政黨支持，不花錢炒米粉可能也選得上。

候選人的競選區域也要考量，例如在新竹一帶，眷村、客家庄與都會區的選法就完全不同，「像是竹北的住宅大樓，一般生人進不去，變成一種獨立的政治生態，米粉場就很難動員得出人。」李縉穎說。

而此，炒不炒米粉，或可說已取決於選區的都市化程度。最明顯的例證，即是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她今年改參選新竹縣第二選區立委，即便標榜新政治，但在人口相對年長的峨眉鄉、北埔鄉依然「入境隨俗」地炒米粉。

這某部分解答了竹苗客庄地區，國民黨長年佔上風的原因。邱星崴說，米粉場是否成功，要靠組織動員，黨部一聲令下，地方樁腳開始動員、催出選票，炒米粉也是固樁的一環。他曾參與民進黨選務會議，有主委心冷地提議廢止地方炒米粉，認為沒有實際效益，此話卻遭到多數人反對——不炒米粉就更沒人氣，此後還是照表操課。

「年輕世代可能不 care （來現場）有沒有拿到東西，可是對中高年齡選民，他們被里長或親戚動員過去，散場的謝禮就很重要，拿到很開心，沒拿到會生氣。」國民黨新竹市黨部總幹事林政諺觀察。

「講一個故事，小時候我會被阿嬤帶去紅帖活動，在里民活動中心吃辦桌，看各家候選人上台致詞。我阿嬤就看候選人會不會發給小朋友一包衛生紙，決定她要不要投給這個人。」長輩的推論很簡單，若候選人願意照顧沒有投票權的孩子，那選上後就更可能照顧每一個人，「這論點當然有點太簡單，卻又有一點他們的邏輯。」林政諺說。

米粉場的 after party

「現在誰還敢坐在那邊 after party？」

「台灣造勢最狂的時代已經過了。」吳崑玉說，對他們這些「政治老屁股」而言，現在的選戰似乎失去過往的熱情，所有的政治造勢「包括飲食，都已經索然無味了。」

疫情更加速了米粉場的沒落。人們群聚共餐的頻率減少，許多地方的問政說明會也順勢把現做的大鍋炒米粉，改為一袋袋涼掉了的外帶餐盒或便當。

「米粉場原本的設定是有一個 after party，鄉親聽完政見、呼完口號，會在廟口前坐下來一起吃飯話家常。現在結束就是鳥獸散，民眾排隊拿米粉的時候，黨工就開始收板凳了，誰還敢坐在那邊 after party？」林政諺不諱言。

但新政治不辦炒米粉，依然要與不同世代的選民互動。那他們改做什麼？李縉穎說，現在常見的是把場域做置換、把食物做置換，「就是把米粉場搬去文青咖啡館，辦沙龍，發咖啡茶點，」政見會改變了調性與形象，但與選民面對面對話的本質依舊不變。

陳光軒是苗栗縣第一位不辦米粉場也勝選的議員候選人，他的選區在苗栗縣頭份市，近年移入不少竹科新貴，為了吸引青年或新世代父母的支持，他在地方發起親子劇場、音樂會、電影小聚等新型態政見會。

在他眼中，新政治的改革，即是在炒米粉之外——候選人還能拿出怎麼來吸引選民？而答案，肯定不是更澎湃、更豪華的食物，而是回歸選票上的人物與理念。

說到底，在衣食無缺的時代，一頓飯早就不足以收買選民的心。而那一碗熱騰騰的選舉炒米粉，也終將與逝去的政治激情，與鄉親共食的 after party，一同冷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