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就是在铁花村长出来的”：铁花消失前，他们的台东音乐记忆

11月15日星期三，时节入秋，台东铁花村音乐聚落公休两日后开工，工作人员得先清理满屋落叶，作为上班第一要事。日常工作，一如继往，农耕作息般，看似会天长地久的，终究也只是看似。彼时，铁花关村消息已对外两周，社群上沸沸扬扬的，已随基金会声明尘埃落定，铁花工作人员只是遵循著，像把借过来的还回去，像把落叶装袋，清出一片空地。

然而今日的空地，是为了晚上的演出——下午4点，节目组工作人员已就定位，将面朝屋簷的舞台、座椅、音控台架设完毕，预备迎接演出者与观众。那屋簷舞台，是铁花村本体“蓝房子”的延伸，簷下悬挂的除了灯具，还有在地艺术家，用排水涵洞废铁制作的“铁花钟”。

每当铁花村有演出，村长“发哥”丰政发总会敲响铁花钟喊“铁花村上课啰！”作为开场仪式。那钟历13年日晒雨淋，表面早已锈蚀，铛铛轻敲，响声仍沉得很，直能敲进所有曾在此演出、听歌、生活的记忆深处。

替我示范敲钟的是郑捷任，21世纪前后，台湾原住民音乐的重要制作推手，在“独立音乐”还被称为“地下音乐”的年代，他于“角头音乐”掀起的原音浪潮中，陆续制作纪晓君、陈建年、巴奈的专辑，风光拿下多座金曲奖。直至2010年后，他如今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铁花村由始至终唯一的音乐总监。

铁花村唯一的音乐总监：郑捷任

他对原住民社群的参与，不仅止音乐制作，还深及社会议题、部落生活。

厚实的手，平稳的声调，眼神总瞇著笑，“冷面笑匠”是郑捷任给朋友的最大印象，“比原住民还要原住民”则是大家公认的贴切美誉——因为他对原住民社群的参与，不仅止音乐制作，还深及社会议题、部落生活。

郑捷任出于宜兰罗东，会与原住民社群产生连结，起于90年代，受当兵同袍许进德的启发，加入关注原住民族议题的“原音社”。他能弹吉他、键盘，甚至打击乐器，艺文兴趣极广，还具有流行音乐编曲、录音知识，自然趋向以音乐参与公共议题。1995年，他为原音社第一代成员、台湾“原住民族运动先驱”许进德录制创作曲〈永远是原住民〉，后来收录在1999年的原民歌谣合辑《Am到天亮》中，成为原民运动的重要歌曲。

台北生活期间，郑捷任也经常混迹公馆的原住民餐厅“漂流木”，和各方关心原民议题的人士交流，因此认识不少花东音乐人。他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以前都会原住民可能会待在各自的生活圈，可是在那边（漂流木）会突然有不同阶级的，不是同一个同温层的，比如说警察、公务员、博士、媒体记者，都会聚到那边。”

排湾族音乐人阿爆曾称，郑捷任将录音工业技术带入当代原住民音乐里。此言不假，但他仍自谦只是懂得帮大家省钱：“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就是知道要怎么省钱，比如说外面录音师要多少钱多少钱，我说不用，我可能就帮他省了。要什么乐器？就不用啊，反正只是要什么声音而已，没有那么硬。”

除了原民音乐，郑捷任也经常为剧团作配乐、四处巡演，也因此结识，曾在差事剧团演戏的铁花村村长丰政发。只是性格漂浪40年，总遇到了想定下来的时候。

2008年，郑捷任随差事剧团飞往法国亚维侬艺术节，巡演结束，自觉43岁的身体不堪负荷，发愿回台找一处下锚，不必再做巡演这么辛苦的事，恰巧台湾好基金会邀请他，来台东担任铁花村的音乐总监，遂加入筹备小组。“其实 2000 年左右，我就开始觉得，台东很需要这样一个常态的展演空间 ，所以想那么久了以后，总算有人跳出来做了；他们找上我，我就义不容辞。”

风灾之后，铁花建村

“一开始是歌迷赚到，后来是歌手赚到。他们赚到的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场旅行。”

在郑捷任的义不容辞背后，是台湾社会资源的分配巨变，牵动著政府、企业主、艺文名流及在地音乐人。

2009年，有“台湾饭店业教父”之称的严长寿，成立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游说时任交通部长毛治国推动台东“慢活”观光。尔后交通部观光局启动“国际光点计划”，补助民间业者每年1500万元，投入地方观光建设。

“台湾好基金会”作为“东部光点”的执行单位，广征社会各方经营意见，其中，台东音乐人巴奈、胡德夫皆倡议，期许台东能拥有一个如同台北女巫店、河岸留言、The Wall 般的 livehouse 舞台，固定举办演出、容纳多元创作、培育台东年轻音乐人的据点。

2009年后，同时是台湾 livehouse 场馆又一波爆发期，Legacy 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开幕，公馆 The Wall 陆续于高雄驳二、宜兰卖捌所展店。台湾好基金会也在2010年，由时任执行长徐璐著手统筹、改造台东台铁旧火车站的货仓宿舍，成铁花村代表空间“蓝房子”。

铁花村不仅只是一个舞台，也拓展了台东城市文化的想像，它的诞生挟带著多方期待。前一年（2009），台东甫经历莫拉克台风引起的“八八风灾”重创，知本溪畔的金帅温泉饭店倒塌、太麻里溪桥冲毁，衔接赈灾的关注与资源，让铁花村别具开辟新生的象征意义。

郑捷任回忆：“我记得09年八八风灾时，我还在都兰，刚好有一个‘东海岸音乐节’。然后，台风来了嘛，结果节目还是要做，我们就在都兰糖厂咖啡馆里，一边表演，一边听说，天啊，已经有什么房子被冲垮了；一边表演，又一边掉眼泪。”

在铁花村之前，台东音乐人的演出舞台多在“民歌餐厅”，最著名的一间是“蝙蝠洞”，以及位于富冈渔港的“蓝色爱情海”；虽然能够演出，但音乐其实是餐饮的附属。较具创作意识、艺术气息或左翼性格的音乐人，多半会聚集在“都兰糖厂咖啡馆”，以及都兰山上的“月光小栈”。

来自都兰的阿美族音乐人舒米恩说，在铁花村之前，台东人没有买票看音乐演出的习惯，所以当郑捷任找他去表演时，他第一个反应是：“谁在台东会买票看表演？不要害我！”铁花村卖票，对于台东的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刺激，孕育当地演出生态，甚至吸引外地人来台东表演。他说：“一开始是歌迷赚到，后来是歌手赚到。他们赚到的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场旅行。”

铁花村前三年，拥有“国际光点计划”补助、肩负观光宣传任务，在台湾好基金会的运作下，很快就吸引到媒体关注、名人参访，一时声誉鹊起；直至2013年，张惠妹化身“阿密特”回台东办第一场演出，吸引逾千人挤进仅能容纳200人的铁花村，陆续又有张震岳、伍佰、陈升等主流歌手演出，冠盖云集。

尽管如此，对郑捷任这样实际参与的音乐人来说，铁花村的存在，本是为了培育台东在地音乐人，和观光政策的指标任务，难免有些拉扯。

他回忆，铁花村起初会有观光团来集体消费，但这类客群通常不会待太久、好好看完一场表演、认识表演者，“只要是团客来，我觉得那种消费的心情，会让我觉得很沮丧，后来这几年一些人旅游的方式不一样了，不见得那么大团。会有目标、先做好功课，也真的对于表演、台东文化有好奇，也觉得满好的。”

不只是想“演给外地人看”，铁花村期望台东的年轻人能在专业的灯光、音响协助下，登上人生第一个舞台，同时带入外地的多元音乐表演，成为在地音乐人的养分。而在演出之外，他们也做焚风音乐比赛、开发古谣课、手鼓课、具规模的“绽放在台湾东岸的铁花”等课程，“由下而上”栽培东海岸创作能量。

与自然为伍，铁花的舞台进化史

“搬到外面来表演以后，我就觉得，哇，在台东还是真的比较适合在户外。”

铁花村于2010年7月起，正式对外营运，第一份节目表上聚集了原民音乐群星，除了参与建村筹备的巴奈、胡德夫，还有陈建年、南王姐妹会、达卡闹、陈永龙⋯⋯等。两年后获得金曲新人奖的阿美族歌手以莉高露（当时还叫做“小美”），合作的“爱吃饭乐团”成员则包括：丈夫陈冠宇（曾任交工乐团贝斯手），以及今年获得金曲制作人奖的柯智豪。

郑捷任回忆，这份手绘混电脑排版的节目文宣，出自铁花村的第一位员工郑桂英之手，资历同他，一画就是13年，“铁化村的视觉意象，都她手绘的，后来我们这些东西都歪歪斜斜的，也是很手工感。”

那份“手工感”，也反映在铁花村从不墨守成规的舞台配置方式里。

郑捷任分析，台东音乐活动的空间特色之一，是与环境呼应、就地取材，比起硬体设备品质，更重视和自然环境结合的体验，好比“池上秋收艺术祭”、“月光海音乐会”，前者立于田埂稻浪间，让舞者与歌手紧邻大地而演；后者舞台背对太平洋，让观众从日落听到月升，看著月光照落海面上。这些都是台北都会区所没有的。

铁花村也不外于此，建村之前，兴于都兰的漂流木装置艺术风潮正盛，过渡到铁花村的“蓝房子”，亦有部分漂流木创作及在地艺术家的手笔，好比门、窗、吧台、桌子上的琉璃、造型奇特的铁花灯，均出自鲁凯族艺术工作者安圣惠之手。而建筑师雷昭子，也保留铁花村周遭的树木，规划出半开放的园区空间，以及驰名的“大树舞台”。

让铁花村在台湾 livehouse 中，更显独树一帜的是能像变形金刚般，不限于传统对称空间感的舞台形式。从最早在“蓝房子”里演出，到后来随著器材变多，室内转作仓库、排练用后，郑捷任逐渐开发出半户外的屋簷舞台、大树舞台。“搬到外面来表演以后，我就觉得，哇，在台东还是真的比较适合在户外。大家也真的比较喜欢这种，有阳光空气的感觉。”

来自台东南王部落的卑南族吉他手 Savulu，高中毕业后曾在铁花村担任工读生，摇饮料、扫厕所、听“捷任叔”的指挥搬音响器材，见证了早期铁花的舞台发展。

他细数，除了屋簷舞台、大树舞台，每个礼拜日下午还有在草地上演出的“草地歌手”，乃至在樟树林下演出的“樟廊歌手”等。加上每年一次的“铁花村卧虎藏龙”（由铁花村全体员工出演），各类企划模糊台上／台下、员工／表演者的界线，让铁花村生命盎然，“（铁花村）可能每半年会邀请一次我的团上台，我就从员工突然变成表演者。”

我们的歌就是在铁花村长出来的

“毕竟玩团玩了那么久，我们的歌就是在铁花村长出来的。”

90后的 Savulu 有自己的乐团 Savulu & Laway，如今也是蔡健雅、李荣浩、家家、雷擎、LINION 的演唱会一线乐手。铁花创村时，他才高中一年级，对这里的最初印象是，爸爸妈妈与部落亲友们一展歌艺，很亲切的所在。

“铁花刚成立的时候，内部员工除了台湾好基金会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人。捷任是我的表姐（纪晓君）的专辑制作人，我们都会叫他舅舅或叔叔，后来的村干事、会计，也都是我的婶婶或亲戚。”对 Savulu 来说，铁花村是新成立的，也是他的家人茶余饭后，像村落一样会找朋友聊天的地方。

他说，铁花成立之前，台东音乐能量虽然强，但都很分散，“就很部落，不太会彼此交流，因为有铁花，刚好又在市中心，对我们那一代高中生来说很酷，乐团也像雨后春笋，每个学校至少五团以上。”

一方面，铁花村会找乐器行，推荐在地乐团去表演、切磋，凝聚台东的音乐创作气氛，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邀请各类型的音乐表演，少年 Savulu 和他的同学，因此能在青春期接触“外面”的音乐。“那时候节目单一发出来，就会先看有没有看过的，有没有国外的，甚至今晚没补习，有空就去看看。”Savulu 兴奋道。

Savulu & Laway 也是因为铁花村才组团。2013年的大一寒假，他和高中同学 Laway 一起报名，每周三开放任何人演出的“唱作聚家”，为此还写了两首歌，唱完就地成团。在此之前，他们分居不同县市读大学，若没有铁花村，恐怕是不会回台东相聚、试演。

2020年，铁花村录制十周年合辑《会唱歌的蓝房子》时，Savulu 收到郑捷任的邀请后，即刻答应，“毕竟玩团玩了那么久，我们的歌就是在铁花村长出来的。”

小 Savulu 一岁的斯马里奥，是来自建和部落的卑南族混客家。由于家住台东市区，他从小看著铁花村从一片荒凉，变成爸爸如今摆摊卖优格的热闹观光市集。

斯马里奥也是 Savulu 口中的“那一代高中生”。

从小学古典钢琴，国、高中自学吉他组团，斯马里奥几乎每个礼拜都报名“唱作聚家”，变成铁花村的歌手。但在当时，他的家人并不鼓励他当音乐人。“小时候一直听长辈暗示不要做这个（音乐），赚不了什么钱。到能做决定的时候，譬如高中，就会被直接说真的要做这个吗？去学什么比较好。”

大学念物理治疗，考了两次证照都没过，斯马里奥在2020年决定回台东休息，以铁花村为基地，辗转接到教钢琴与乐手工作，绕路竟当起全职音乐人。他形容郑捷任是“会给我钱的叔叔”，给了他最初的职业音乐人梦。他说：“我为什么会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就是因为他，有一次演完他就给我钱，几百块吧？从口袋掏出来烂烂的几百块当表演费，我就噢！这可以赚到钱！”

“会后会”的友情，自然发生的表演

“他们不见得会一直走音乐这条路，可是对铁花村来说，他们持续在这边表演、参与，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铁花村多年的节目企划 Lawa 也有类似的故事。她是新竹五峰乡泰雅族，读台东大学本来想当幼教老师，没想到在铁花村打工后，一路从吧台、节目企划做到办公室主任，生活重心早已定在台东。“长辈一开始也不觉得这是正式工作，后来他们慢慢了解这是现在年轻人的趋向。我爸以前也有音乐梦，他应该是来看我表演之后，才感受到我现在的工作，完成了他没完成的梦想。”

她的岚馨乐团唱了铁花村前三年的跨年场，也因为这里，一度获得去冲绳和加拿大的演出机会。然而对她来说，铁花村最大魅力，其实是“会后会”的友情气氛——演出结束大家继续待在村内，拿一把吉他轮流唱歌、聊天。不若她在台北 livehouse 的演出经验，演完场地就要关门了，大家原地鸟兽散了。

担任铁花村节目企划多年，Lawa 清晰记得从“唱作聚家”开始唱的年轻音乐人，他们的名字、后来的发展与表演风格。在铁花村所有的节目内容中，最触动她的仍是部落传统祭典、歌谣，在大树舞台上唱响，“其他县市会有联合丰年祭，但是政府主办才发生，但在台东不论是部落或舞台上的呈现，有铁花村慢慢让这些发生。”

铁花村曾与台东生活美学馆合作“部落歌谣青春唱”，带著年轻人走进部落跟耆老学歌谣，陆续培育出“阿美族复音青春歌队”、“卑南青春歌队”。Lawa 说，外人见到的是台前音乐成果，但她看见了整个幕后过程，“捷任哥是会进部落跟他们一起上山，把这些族群性的内容慢慢带到表演的舞台，看著他推动这些事情，我觉得很伟大。”

在台东都兰经营“爱人录音室”的制作人王继三认为，铁花村是个温和、包容、参与者自发性很高的展演空间，音乐人的穿搭和表演模式不受拘束，也很“自然”，搅动了从政府官员到一般观众，透过联合丰年祭或电视上所呈现，原住民演出的刻板形象。他说：“在部落的年轻人会有‘一生要去铁花一次’的期待，甚至会组织团康活动在铁花村演，增加彼此的凝聚力。”

而在郑捷任的眼中，铁花村的自由是，“你可以决定你在台上的样子，有的人穿拖鞋打赤脚也 OK，有的人一定要很正式，好像来这边是很重要的仪式。对观众也是，有的人以为讲完话、唱完歌，一定要有人拍手、掌声加尖叫，但我会跟他们说，你不要看观众看起来很冷静，其实是会带著热血沸腾回去的，不必一上来就要先讨好观众。”

铁花村十周年纪念合辑《会唱歌的蓝房子》，透过现场录音纪录“铁花十年之友”的创作，包括前述的 Savulu & Laway、斯马里奥、舒米恩，以及许多未必见闻于主流市场的在地音乐人。“他们不见得会一直走音乐这条路，可是对铁花村来说，他们持续在这边表演、参与，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铁花村没办法承诺你以音乐维生，但能维持你对音乐的热情。郑捷任介绍道：“合辑里有一首〈My Friend〉，是歌手廖恒，写给我们这边最早的一位音控师蔡安智。她是一个女生，后来过世了。而最后一首叫〈快乐愿望〉，那是家家以前写的，可是我们这边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所以每一年有重要的日子，大家在大合唱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唱。它的感觉很像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工作人员在相处的感觉，歌词直白、笨笨的，但唱起来很开心。喜欢唱歌、快乐地唱、一直唱一直唱⋯⋯”

铁花为何消失？

“知道铁花村不会永远开，但没想到那么快。”

铁花村的歌声将在 2023年12月31日休止。停业的主因众说纷纭，但对于深度参与其中的音乐人，似乎都已有心理准备。

“知道铁花村不会永远开，但没想到那么快。”Lawa 解释：“因为很辛苦啊，这样的经营方式一直在亏钱，不可能有人那么无私拿钱给你。基金会的初衷是有意义的事就推，有些活动有意义就不一定会收场租。但很多时候我在接洽，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推’？”

她不看网路上的讨论，觉得于事无补；身边的朋友会想要她去说服或挽留，她则回：“你们失去的只是一个地方玩跟唱歌，我们失去的是一份工作跟曾在这里付出的，你们到底怎么有立场这样想？”她了当地说，基金会也想过要搬家，但最终还是做了这个决议，“我们也没办法说什么。”

亏损的另ㄧ原因来自票房不佳。铁花村长年以低票价企图吸引在地听众，原意是配合台东消费生态，希望年轻人都有机会来看。因此，即便是阿妹开唱也仅卖500元，有些节目甚至只需要120元一杯饮料、低消入场。

然而低票价在当今艺文娱乐活动变多的台湾与花东已不适用。Savulu 感叹：“本来就有预感了，这几年自己演出或放假回台东，觉得跟台东人的消费习惯有关系。票会变贵，但卡司如果没有很刺激购买欲，那他们就会待在外面（市集）有得吃、听免费的就好。”

铁花村演出时，仅会以弹力布围场，基本上站在栏外还是能听得到漏音。而“漏音”同时是双向的。

随著铁花村进驻，周边区域日渐繁荣，在台东县政府的规划下，距铁花村200公尺内又陆续出现“波浪屋”、“微光集”等，销售原民文创商品的市集。除了节庆活动，在市集开唱的街头艺人，也往往会干扰到铁花村内的售票演出。

铁花村尝试向县府反应过，或直接与街头艺人协调，但都没办法彻底解决这题。Lawa 无奈表示：“跟他们协调，他们会调整，但每天都要这样子很无力。”

铁花村预计是台湾2023年最后一间消失的中小型 livehouse，今年结束营业的还包括位处台北的海边的卡夫卡、公馆河岸留言（小河岸）、小地方展演空间。有一派声音认为，这跟全台湾的音乐活动变多有关，尤其各地政府越来越常举办免费大型音乐节、音乐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单在台东就有“月光海音乐会”、“Pasiwali 音乐节”。然而 Lawa 并不认为这是铁花村走上熄灯的主因。

对斯马里奥而言，铁花村的陡势也来自于内部因素。“小时候很期待看铁花村的海报，看有谁很酷，没听过的、没看过的，都会想去听。可是这五年比较没那么期待看海报了，很常出现差不多的名字，去看表演也会想说这些人有认真练吗？”他说，铁花村有很好的设备跟资源，但自我定位比较像“新手村”，包容各种乐手与技术人员，希望大家“开心平安长大”，但也因此让一些人，在面对这个舞台时不够认真。

“我自己的感情面会觉得可惜，因为它是我13年记忆的载体，是我头脑的备份，那个消失会让人觉得可惜。”斯马里奥还说，另个可惜在于，铁花村是台东或南部最有潜力的场馆，过去铁花村很敢冲出各种不一样的企划，现在后继无力，或许需要年轻人来经营。

我们都是铁花的延伸

我们自己很开心有大树、有绿地，可是这也是跟自然借来的，自然它是活的，就一定会有所改变。”

铁花村多元开放的创作精神、有机的环境舞台结构，以及教授传统、技艺的青年培训，曾经灌溉不只一代的台东音乐人。

可如同郑捷任在2008年随剧团巡演累了，现在的他再度感到疲惫。“（盖舞台）好玩归好玩，可是要设定那些场域其实是很辛苦的，本来设定哪里办，突然下雨怎么办？”郑捷任也说，在铁花的一天，几乎都是从劳动开始，“每天至少都有两个钟头在搬东西、清理、搭舞台、搬音响、装套鼓、乐架啊那些；用来围场的弹力布，也是要花一个钟头去搭设。”

郑捷任坦承，现在的员工光是处理舞台工作、还有行政专案的事务，就被消耗掉思考创新企划行销的时间，自己也不擅长这块，因此票价也只能消极地用以往的经验制定。“长期以来，铁花村比较缺的，是针对场馆经营跟行销，这部分比较可惜。如果以后有人要在台东继续做这一块，这部分的工作势必要先想好。”

深耕的音乐培训课程，也不只有他们一家投入了。台东许多学校社团都有自己的歌谣传唱班；台东大学音乐系以往偏重古典音乐，如今也会组社团启动流行音乐课程，甚至由老师自发性找唱片公司、艺人来授课。“铁花村的确阶段性，在这部分的任务也达到了。”

铁花消失，一定不舍，对他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就连现在的太太瑞秋，也是在铁花村演出的歌手——去年，瑞秋在铁花村演出时突然换上一身婚纱，唱〈Fix You〉向他求婚；今年喜获麟儿，两人来铁花开店，还得抽空带儿子打流感疫苗。

问他铁花结束后要去哪？他答：“我应该就先带小孩，会住台东，因为家人、太太在台东。有人找我帮忙就再看状况。忙了这十几年，我觉得好累喔，可是心情是踏实的，因为在这边每一滴汗都知道它流到哪里去。”

假设孩子长大后问你，铁花村是什么？“铁花村，就是你爸爸很辛苦地在工作的地方！我跟你他妈也是在这边认识的！”

大自然能给也能收。倒带过去13年，铁花村所挺过的最大危机，是2016年的尼伯特台风。当时风灾掀翻吧台仓库、水淹硬体音响，就连基础水电设备都受损，直接停业两周。不过最主要的影响还是交通，毕竟设备抢修不难，但联外道路是否顺畅、演出人员能否到场，充满变数。

郑捷任说，近年花东地震频繁，铁花附近也出现地面隆起或天坑现象，“大自然的因素在东岸影响满大，这十几年过去，很多东西你说要强求它维持不变，是很难的。我们自己很开心有大树、有绿地，可是这也是跟自然借来的，自然它是活的，就一定会有所改变。”

铁花入秋，落叶满地，腐朽的并非消失，而是化作大地的养分。“铁花消失，我没有心情上的浮动，我觉得大家做这件事十几年，这是一个休息的机会。”Savulu 说，以后回台东可能没地方去了，但铁花最大的意义是，是栽培在地的孩子、发展他们自己的音乐。而现在，很多人因为有铁花，在各地都长得很好，“我不会觉得损失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它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