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就是在鐵花村長出來的」：鐵花消失前，他們的台東音樂記憶

11月15日星期三，時節入秋，台東鐵花村音樂聚落公休兩日後開工，工作人員得先清理滿屋落葉，作為上班第一要事。日常工作，一如繼往，農耕作息般，看似會天長地久的，終究也只是看似。彼時，鐵花關村消息已對外兩週，社群上沸沸揚揚的，已隨基金會聲明塵埃落定，鐵花工作人員只是遵循著，像把借過來的還回去，像把落葉裝袋，清出一片空地。

然而今日的空地，是為了晚上的演出——下午4點，節目組工作人員已就定位，將面朝屋簷的舞台、座椅、音控台架設完畢，預備迎接演出者與觀眾。那屋簷舞台，是鐵花村本體「藍房子」的延伸，簷下懸掛的除了燈具，還有在地藝術家，用排水涵洞廢鐵製作的「鐵花鐘」。

每當鐵花村有演出，村長「發哥」豐政發總會敲響鐵花鐘喊「鐵花村上課囉！」作為開場儀式。那鐘歷13年日曬雨淋，表面早已鏽蝕，鐺鐺輕敲，響聲仍沉得很，直能敲進所有曾在此演出、聽歌、生活的記憶深處。

替我示範敲鐘的是鄭捷任，21世紀前後，台灣原住民音樂的重要製作推手，在「獨立音樂」還被稱為「地下音樂」的年代，他於「角頭音樂」掀起的原音浪潮中，陸續製作紀曉君、陳建年、巴奈的專輯，風光拿下多座金曲獎。直至2010年後，他如今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鐵花村由始至終唯一的音樂總監。

鐵花村唯一的音樂總監：鄭捷任

他對原住民社群的參與，不僅止音樂製作，還深及社會議題、部落生活。

厚實的手，平穩的聲調，眼神總瞇著笑，「冷面笑匠」是鄭捷任給朋友的最大印象，「比原住民還要原住民」則是大家公認的貼切美譽——因為他對原住民社群的參與，不僅止音樂製作，還深及社會議題、部落生活。

鄭捷任出於宜蘭羅東，會與原住民社群產生連結，起於90年代，受當兵同袍許進德的啟發，加入關注原住民族議題的「原音社」。他能彈吉他、鍵盤，甚至打擊樂器，藝文興趣極廣，還具有流行音樂編曲、錄音知識，自然趨向以音樂參與公共議題。1995年，他為原音社第一代成員、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先驅」許進德錄製創作曲〈永遠是原住民〉，後來收錄在1999年的原民歌謠合輯《Am到天亮》中，成為原民運動的重要歌曲。

台北生活期間，鄭捷任也經常混跡公館的原住民餐廳「漂流木」，和各方關心原民議題的人士交流，因此認識不少花東音樂人。他說：「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以前都會原住民可能會待在各自的生活圈，可是在那邊（漂流木）會突然有不同階級的，不是同一個同溫層的，比如說警察、公務員、博士、媒體記者，都會聚到那邊。」

排灣族音樂人阿爆曾稱，鄭捷任將錄音工業技術帶入當代原住民音樂裡。此言不假，但他仍自謙只是懂得幫大家省錢：「我自己的（成長）背景，就是知道要怎麼省錢，比如說外面錄音師要多少錢多少錢，我說不用，我可能就幫他省了。要什麼樂器？就不用啊，反正只是要什麼聲音而已，沒有那麼硬。」

除了原民音樂，鄭捷任也經常為劇團作配樂、四處巡演，也因此結識，曾在差事劇團演戲的鐵花村村長豐政發。只是性格漂浪40年，總遇到了想定下來的時候。

2008年，鄭捷任隨差事劇團飛往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巡演結束，自覺43歲的身體不堪負荷，發願回台找一處下錨，不必再做巡演這麼辛苦的事，恰巧台灣好基金會邀請他，來台東擔任鐵花村的音樂總監，遂加入籌備小組。「其實 2000 年左右，我就開始覺得，台東很需要這樣一個常態的展演空間 ，所以想那麼久了以後，總算有人跳出來做了；他們找上我，我就義不容辭。」

風災之後，鐵花建村

「一開始是歌迷賺到，後來是歌手賺到。他們賺到的不是一場表演，而是一場旅行。」

在鄭捷任的義不容辭背後，是台灣社會資源的分配巨變，牽動著政府、企業主、藝文名流及在地音樂人。

2009年，有「台灣飯店業教父」之稱的嚴長壽，成立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遊說時任交通部長毛治國推動台東「慢活」觀光。爾後交通部觀光局啟動「國際光點計畫」，補助民間業者每年1500萬元，投入地方觀光建設。

「台灣好基金會」作為「東部光點」的執行單位，廣徵社會各方經營意見，其中，台東音樂人巴奈、胡德夫皆倡議，期許台東能擁有一個如同台北女巫店、河岸留言、The Wall 般的 livehouse 舞台，固定舉辦演出、容納多元創作、培育台東年輕音樂人的據點。

2009年後，同時是台灣 livehouse 場館又一波爆發期，Legacy 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開幕，公館 The Wall 陸續於高雄駁二、宜蘭賣捌所展店。台灣好基金會也在2010年，由時任執行長徐璐著手統籌、改造台東台鐵舊火車站的貨倉宿舍，成鐵花村代表空間「藍房子」。

鐵花村不僅只是一個舞台，也拓展了台東城市文化的想像，它的誕生挾帶著多方期待。前一年（2009），台東甫經歷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八八風災」重創，知本溪畔的金帥溫泉飯店倒塌、太麻里溪橋沖毀，銜接賑災的關注與資源，讓鐵花村別具開闢新生的象徵意義。

鄭捷任回憶：「我記得09年八八風災時，我還在都蘭，剛好有一個『東海岸音樂節』。然後，颱風來了嘛，結果節目還是要做，我們就在都蘭糖廠咖啡館裡，一邊表演，一邊聽說，天啊，已經有什麼房子被沖垮了；一邊表演，又一邊掉眼淚。」

在鐵花村之前，台東音樂人的演出舞台多在「民歌餐廳」，最著名的一間是「蝙蝠洞」，以及位於富岡漁港的「藍色愛情海」；雖然能夠演出，但音樂其實是餐飲的附屬。較具創作意識、藝術氣息或左翼性格的音樂人，多半會聚集在「都蘭糖廠咖啡館」，以及都蘭山上的「月光小棧」。

來自都蘭的阿美族音樂人舒米恩說，在鐵花村之前，台東人沒有買票看音樂演出的習慣，所以當鄭捷任找他去表演時，他第一個反應是：「誰在台東會買票看表演？不要害我！」鐵花村賣票，對於台東的音樂市場帶來很大的刺激，孕育當地演出生態，甚至吸引外地人來台東表演。他說：「一開始是歌迷賺到，後來是歌手賺到。他們賺到的不是一場表演，而是一場旅行。」

鐵花村前三年，擁有「國際光點計畫」補助、肩負觀光宣傳任務，在台灣好基金會的運作下，很快就吸引到媒體關注、名人參訪，一時聲譽鵲起；直至2013年，張惠妹化身「阿密特」回台東辦第一場演出，吸引逾千人擠進僅能容納200人的鐵花村，陸續又有張震嶽、伍佰、陳昇等主流歌手演出，冠蓋雲集。

儘管如此，對鄭捷任這樣實際參與的音樂人來說，鐵花村的存在，本是為了培育台東在地音樂人，和觀光政策的指標任務，難免有些拉扯。

他回憶，鐵花村起初會有觀光團來集體消費，但這類客群通常不會待太久、好好看完一場表演、認識表演者，「只要是團客來，我覺得那種消費的心情，會讓我覺得很沮喪，後來這幾年一些人旅遊的方式不一樣了，不見得那麼大團。會有目標、先做好功課，也真的對於表演、台東文化有好奇，也覺得滿好的。」

不只是想「演給外地人看」，鐵花村期望台東的年輕人能在專業的燈光、音響協助下，登上人生第一個舞台，同時帶入外地的多元音樂表演，成為在地音樂人的養分。而在演出之外，他們也做焚風音樂比賽、開發古謠課、手鼓課、具規模的「綻放在台灣東岸的鐵花」等課程，「由下而上」栽培東海岸創作能量。

與自然為伍，鐵花的舞台進化史

「搬到外面來表演以後，我就覺得，哇，在台東還是真的比較適合在戶外。」

鐵花村於2010年7月起，正式對外營運，第一份節目表上聚集了原民音樂群星，除了參與建村籌備的巴奈、胡德夫，還有陳建年、南王姐妹會、達卡鬧、陳永龍⋯⋯等。兩年後獲得金曲新人獎的阿美族歌手以莉高露（當時還叫做「小美」），合作的「愛吃飯樂團」成員則包括：丈夫陳冠宇（曾任交工樂團貝斯手），以及今年獲得金曲製作人獎的柯智豪。

鄭捷任回憶，這份手繪混電腦排版的節目文宣，出自鐵花村的第一位員工鄭桂英之手，資歷同他，一畫就是13年，「鐵化村的視覺意象，都她手繪的，後來我們這些東西都歪歪斜斜的，也是很手工感。」

那份「手工感」，也反映在鐵花村從不墨守成規的舞台配置方式裡。

鄭捷任分析，台東音樂活動的空間特色之一，是與環境呼應、就地取材，比起硬體設備品質，更重視和自然環境結合的體驗，好比「池上秋收藝術祭」、「月光海音樂會」，前者立於田埂稻浪間，讓舞者與歌手緊鄰大地而演；後者舞台背對太平洋，讓觀眾從日落聽到月升，看著月光照落海面上。這些都是台北都會區所沒有的。

鐵花村也不外於此，建村之前，興於都蘭的漂流木裝置藝術風潮正盛，過渡到鐵花村的「藍房子」，亦有部分漂流木創作及在地藝術家的手筆，好比門、窗、吧台、桌子上的琉璃、造型奇特的鐵花燈，均出自魯凱族藝術工作者安聖惠之手。而建築師雷昭子，也保留鐵花村周遭的樹木，規劃出半開放的園區空間，以及馳名的「大樹舞台」。

讓鐵花村在台灣 livehouse 中，更顯獨樹一幟的是能像變形金剛般，不限於傳統對稱空間感的舞台形式。從最早在「藍房子」裡演出，到後來隨著器材變多，室內轉作倉庫、排練用後，鄭捷任逐漸開發出半戶外的屋簷舞台、大樹舞台。「搬到外面來表演以後，我就覺得，哇，在台東還是真的比較適合在戶外。大家也真的比較喜歡這種，有陽光空氣的感覺。」

來自台東南王部落的卑南族吉他手 Savulu，高中畢業後曾在鐵花村擔任工讀生，搖飲料、掃廁所、聽「捷任叔」的指揮搬音響器材，見證了早期鐵花的舞台發展。

他細數，除了屋簷舞台、大樹舞台，每個禮拜日下午還有在草地上演出的「草地歌手」，乃至在樟樹林下演出的「樟廊歌手」等。加上每年一次的「鐵花村臥虎藏龍」（由鐵花村全體員工出演），各類企劃模糊台上／台下、員工／表演者的界線，讓鐵花村生命盎然，「（鐵花村）可能每半年會邀請一次我的團上台，我就從員工突然變成表演者。」

我們的歌就是在鐵花村長出來的

「畢竟玩團玩了那麼久，我們的歌就是在鐵花村長出來的。」

90後的 Savulu 有自己的樂團 Savulu & Laway，如今也是蔡健雅、李榮浩、家家、雷擎、LINION 的演唱會一線樂手。鐵花創村時，他才高中一年級，對這裡的最初印象是，爸爸媽媽與部落親友們一展歌藝，很親切的所在。

「鐵花剛成立的時候，內部員工除了台灣好基金會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人。捷任是我的表姐（紀曉君）的專輯製作人，我們都會叫他舅舅或叔叔，後來的村幹事、會計，也都是我的嬸嬸或親戚。」對 Savulu 來說，鐵花村是新成立的，也是他的家人茶餘飯後，像村落一樣會找朋友聊天的地方。

他說，鐵花成立之前，台東音樂能量雖然強，但都很分散，「就很部落，不太會彼此交流，因為有鐵花，剛好又在市中心，對我們那一代高中生來說很酷，樂團也像雨後春筍，每個學校至少五團以上。」

一方面，鐵花村會找樂器行，推薦在地樂團去表演、切磋，凝聚台東的音樂創作氣氛，另一方面，他們也會邀請各類型的音樂表演，少年 Savulu 和他的同學，因此能在青春期接觸「外面」的音樂。「那時候節目單一發出來，就會先看有沒有看過的，有沒有國外的，甚至今晚沒補習，有空就去看看。」Savulu 興奮道。

Savulu & Laway 也是因為鐵花村才組團。2013年的大一寒假，他和高中同學 Laway 一起報名，每週三開放任何人演出的「唱作聚家」，為此還寫了兩首歌，唱完就地成團。在此之前，他們分居不同縣市讀大學，若沒有鐵花村，恐怕是不會回台東相聚、試演。

2020年，鐵花村錄製十週年合輯《會唱歌的藍房子》時，Savulu 收到鄭捷任的邀請後，即刻答應，「畢竟玩團玩了那麼久，我們的歌就是在鐵花村長出來的。」

小 Savulu 一歲的斯馬里奧，是來自建和部落的卑南族混客家。由於家住台東市區，他從小看著鐵花村從一片荒涼，變成爸爸如今擺攤賣優格的熱鬧觀光市集。

斯馬里奧也是 Savulu 口中的「那一代高中生」。

從小學古典鋼琴，國、高中自學吉他組團，斯馬里奧幾乎每個禮拜都報名「唱作聚家」，變成鐵花村的歌手。但在當時，他的家人並不鼓勵他當音樂人。「小時候一直聽長輩暗示不要做這個（音樂），賺不了什麼錢。到能做決定的時候，譬如高中，就會被直接說真的要做這個嗎？去學什麼比較好。」

大學念物理治療，考了兩次證照都沒過，斯馬里奧在2020年決定回台東休息，以鐵花村為基地，輾轉接到教鋼琴與樂手工作，繞路竟當起全職音樂人。他形容鄭捷任是「會給我錢的叔叔」，給了他最初的職業音樂人夢。他說：「我為什麼會覺得做音樂可以賺錢，就是因為他，有一次演完他就給我錢，幾百塊吧？從口袋掏出來爛爛的幾百塊當表演費，我就噢！這可以賺到錢！」

「會後會」的友情，自然發生的表演

「他們不見得會一直走音樂這條路，可是對鐵花村來說，他們持續在這邊表演、參與，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鐵花村多年的節目企劃 Lawa 也有類似的故事。她是新竹五峰鄉泰雅族，讀台東大學本來想當幼教老師，沒想到在鐵花村打工後，一路從吧台、節目企劃做到辦公室主任，生活重心早已定在台東。「長輩一開始也不覺得這是正式工作，後來他們慢慢了解這是現在年輕人的趨向。我爸以前也有音樂夢，他應該是來看我表演之後，才感受到我現在的工作，完成了他沒完成的夢想。」

她的嵐馨樂團唱了鐵花村前三年的跨年場，也因為這裡，一度獲得去沖繩和加拿大的演出機會。然而對她來說，鐵花村最大魅力，其實是「會後會」的友情氣氛——演出結束大家繼續待在村內，拿一把吉他輪流唱歌、聊天。不若她在台北 livehouse 的演出經驗，演完場地就要關門了，大家原地鳥獸散了。

擔任鐵花村節目企劃多年，Lawa 清晰記得從「唱作聚家」開始唱的年輕音樂人，他們的名字、後來的發展與表演風格。在鐵花村所有的節目內容中，最觸動她的仍是部落傳統祭典、歌謠，在大樹舞台上唱響，「其他縣市會有聯合豐年祭，但是政府主辦才發生，但在台東不論是部落或舞台上的呈現，有鐵花村慢慢讓這些發生。」

鐵花村曾與台東生活美學館合作「部落歌謠青春唱」，帶著年輕人走進部落跟耆老學歌謠，陸續培育出「阿美族複音青春歌隊」、「卑南青春歌隊」。Lawa 說，外人見到的是台前音樂成果，但她看見了整個幕後過程，「捷任哥是會進部落跟他們一起上山，把這些族群性的內容慢慢帶到表演的舞台，看著他推動這些事情，我覺得很偉大。」

在台東都蘭經營「愛人錄音室」的製作人王繼三認為，鐵花村是個溫和、包容、參與者自發性很高的展演空間，音樂人的穿搭和表演模式不受拘束，也很「自然」，攪動了從政府官員到一般觀眾，透過聯合豐年祭或電視上所呈現，原住民演出的刻板形象。他說：「在部落的年輕人會有『一生要去鐵花一次』的期待，甚至會組織團康活動在鐵花村演，增加彼此的凝聚力。」

而在鄭捷任的眼中，鐵花村的自由是，「你可以決定你在台上的樣子，有的人穿拖鞋打赤腳也 OK，有的人一定要很正式，好像來這邊是很重要的儀式。對觀眾也是，有的人以為講完話、唱完歌，一定要有人拍手、掌聲加尖叫，但我會跟他們說，你不要看觀眾看起來很冷靜，其實是會帶著熱血沸騰回去的，不必一上來就要先討好觀眾。」

鐵花村十週年紀念合輯《會唱歌的藍房子》，透過現場錄音紀錄「鐵花十年之友」的創作，包括前述的 Savulu & Laway、斯馬里奧、舒米恩，以及許多未必見聞於主流市場的在地音樂人。「他們不見得會一直走音樂這條路，可是對鐵花村來說，他們持續在這邊表演、參與，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鐵花村沒辦法承諾你以音樂維生，但能維持你對音樂的熱情。鄭捷任介紹道：「合輯裡有一首〈My Friend〉，是歌手廖恆，寫給我們這邊最早的一位音控師蔡安智。她是一個女生，後來過世了。而最後一首叫〈快樂願望〉，那是家家以前寫的，可是我們這邊的年輕人非常喜歡，所以每一年有重要的日子，大家在大合唱的時候都會拿出來唱。它的感覺很像我們這邊的年輕人、工作人員在相處的感覺，歌詞直白、笨笨的，但唱起來很開心。喜歡唱歌、快樂地唱、一直唱一直唱⋯⋯」

鐵花為何消失？

「知道鐵花村不會永遠開，但沒想到那麼快。」

鐵花村的歌聲將在 2023年12月31日休止。停業的主因眾說紛紜，但對於深度參與其中的音樂人，似乎都已有心理準備。

「知道鐵花村不會永遠開，但沒想到那麼快。」Lawa 解釋：「因為很辛苦啊，這樣的經營方式一直在虧錢，不可能有人那麼無私拿錢給你。基金會的初衷是有意義的事就推，有些活動有意義就不一定會收場租。但很多時候我在接洽，也會覺得說為什麼要這麼『推』？」

她不看網路上的討論，覺得於事無補；身邊的朋友會想要她去說服或挽留，她則回：「你們失去的只是一個地方玩跟唱歌，我們失去的是一份工作跟曾在這裡付出的，你們到底怎麼有立場這樣想？」她了當地說，基金會也想過要搬家，但最終還是做了這個決議，「我們也沒辦法說什麼。」

虧損的另ㄧ原因來自票房不佳。鐵花村長年以低票價企圖吸引在地聽眾，原意是配合台東消費生態，希望年輕人都有機會來看。因此，即便是阿妹開唱也僅賣500元，有些節目甚至只需要120元一杯飲料、低消入場。

然而低票價在當今藝文娛樂活動變多的台灣與花東已不適用。Savulu 感嘆：「本來就有預感了，這幾年自己演出或放假回台東，覺得跟台東人的消費習慣有關係。票會變貴，但卡司如果沒有很刺激購買慾，那他們就會待在外面（市集）有得吃、聽免費的就好。」

鐵花村演出時，僅會以彈力布圍場，基本上站在欄外還是能聽得到漏音。而「漏音」同時是雙向的。

隨著鐵花村進駐，周邊區域日漸繁榮，在台東縣政府的規劃下，距鐵花村200公尺內又陸續出現「波浪屋」、「微光集」等，銷售原民文創商品的市集。除了節慶活動，在市集開唱的街頭藝人，也往往會干擾到鐵花村內的售票演出。

鐵花村嘗試向縣府反應過，或直接與街頭藝人協調，但都沒辦法徹底解決這題。Lawa 無奈表示：「跟他們協調，他們會調整，但每天都要這樣子很無力。」

鐵花村預計是台灣2023年最後一間消失的中小型 livehouse，今年結束營業的還包括位處台北的海邊的卡夫卡、公館河岸留言（小河岸）、小地方展演空間。有一派聲音認為，這跟全台灣的音樂活動變多有關，尤其各地政府越來越常舉辦免費大型音樂節、音樂會，改變人們的消費模式，單在台東就有「月光海音樂會」、「Pasiwali 音樂節」。然而 Lawa 並不認為這是鐵花村走上熄燈的主因。

對斯馬里奧而言，鐵花村的陡勢也來自於內部因素。「小時候很期待看鐵花村的海報，看有誰很酷，沒聽過的、沒看過的，都會想去聽。可是這五年比較沒那麼期待看海報了，很常出現差不多的名字，去看表演也會想說這些人有認真練嗎？」他說，鐵花村有很好的設備跟資源，但自我定位比較像「新手村」，包容各種樂手與技術人員，希望大家「開心平安長大」，但也因此讓一些人，在面對這個舞台時不夠認真。

「我自己的感情面會覺得可惜，因為它是我13年記憶的載體，是我頭腦的備份，那個消失會讓人覺得可惜。」斯馬里奧還說，另個可惜在於，鐵花村是台東或南部最有潛力的場館，過去鐵花村很敢衝出各種不一樣的企劃，現在後繼無力，或許需要年輕人來經營。

我們都是鐵花的延伸

我們自己很開心有大樹、有綠地，可是這也是跟自然借來的，自然它是活的，就一定會有所改變。」

鐵花村多元開放的創作精神、有機的環境舞台結構，以及教授傳統、技藝的青年培訓，曾經灌溉不只一代的台東音樂人。

可如同鄭捷任在2008年隨劇團巡演累了，現在的他再度感到疲憊。「（蓋舞台）好玩歸好玩，可是要設定那些場域其實是很辛苦的，本來設定哪裡辦，突然下雨怎麼辦？」鄭捷任也說，在鐵花的一天，幾乎都是從勞動開始，「每天至少都有兩個鐘頭在搬東西、清理、搭舞台、搬音響、裝套鼓、樂架啊那些；用來圍場的彈力布，也是要花一個鐘頭去搭設。」

鄭捷任坦承，現在的員工光是處理舞台工作、還有行政專案的事務，就被消耗掉思考創新企劃行銷的時間，自己也不擅長這塊，因此票價也只能消極地用以往的經驗制定。「長期以來，鐵花村比較缺的，是針對場館經營跟行銷，這部分比較可惜。如果以後有人要在台東繼續做這一塊，這部分的工作勢必要先想好。」

深耕的音樂培訓課程，也不只有他們一家投入了。台東許多學校社團都有自己的歌謠傳唱班；台東大學音樂系以往偏重古典音樂，如今也會組社團啟動流行音樂課程，甚至由老師自發性找唱片公司、藝人來授課。「鐵花村的確階段性，在這部分的任務也達到了。」

鐵花消失，一定不捨，對他來說，這裡充滿了回憶，就連現在的太太瑞秋，也是在鐵花村演出的歌手——去年，瑞秋在鐵花村演出時突然換上一身婚紗，唱〈Fix You〉向他求婚；今年喜獲麟兒，兩人來鐵花開店，還得抽空帶兒子打流感疫苗。

問他鐵花結束後要去哪？他答：「我應該就先帶小孩，會住台東，因為家人、太太在台東。有人找我幫忙就再看狀況。忙了這十幾年，我覺得好累喔，可是心情是踏實的，因為在這邊每一滴汗都知道它流到哪裡去。」

假設孩子長大後問你，鐵花村是什麼？「鐵花村，就是你爸爸很辛苦地在工作的地方！我跟你他媽也是在這邊認識的！」

大自然能給也能收。倒帶過去13年，鐵花村所挺過的最大危機，是2016年的尼伯特颱風。當時風災掀翻吧檯倉庫、水淹硬體音響，就連基礎水電設備都受損，直接停業兩週。不過最主要的影響還是交通，畢竟設備搶修不難，但聯外道路是否順暢、演出人員能否到場，充滿變數。

鄭捷任說，近年花東地震頻繁，鐵花附近也出現地面隆起或天坑現象，「大自然的因素在東岸影響滿大，這十幾年過去，很多東西你說要強求它維持不變，是很難的。我們自己很開心有大樹、有綠地，可是這也是跟自然借來的，自然它是活的，就一定會有所改變。」

鐵花入秋，落葉滿地，腐朽的並非消失，而是化作大地的養分。「鐵花消失，我沒有心情上的浮動，我覺得大家做這件事十幾年，這是一個休息的機會。」Savulu 說，以後回台東可能沒地方去了，但鐵花最大的意義是，是栽培在地的孩子、發展他們自己的音樂。而現在，很多人因為有鐵花，在各地都長得很好，「我不會覺得損失什麼，因為我們都已經是它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