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标签在德国：失灵的民主和自我中心式的历史愧疚

被禁止的亲巴勒斯坦游行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上，大约下午两点的光景，聚集了整整一上午的厚重云朵开始变得稀薄，阳光透过缝隙照了下来，洒在广场中心海神喷泉上，也洒在站在青铜雕塑上，手拿着巴勒斯坦国旗的人们身上。平时周末这里人并不多，2023年11月4日这天，却挤满了前来参加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的人群。与主街相邻的一侧是开道领路的卡车，游行组织者拿着喇叭，蓄势待发。越过飘扬在空中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旗帜，远处是柏林一处地标性建筑——红色市政厅。在这座文艺复兴式的红砖楼前，飘荡着四种旗帜：德国国旗、柏林市旗、蓝黄色的乌克兰国旗，以及蓝白色的以色列国旗。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的第一时间就曾做出表态，并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在不同的场合提及：以色列有权利进行自卫，德国将站在以色列这边。德国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负有特殊责任，而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

德国众多机构门前都升起了以色列国旗，在柏林街头的电子广告牌上，甚至银行门口自动取款机的屏幕上，也闪着“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标语。

而11月4日的游行，是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在德国首都柏林获得批准的第二次大规模亲巴勒斯坦游行。在最初的十多天里，几乎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申请都被柏林地方政府驳回，而未经批准的游行则被警察压制。

这些游行大部分都发生在柏林东南部的新克尔恩区（Neukölln）。 那里有数量庞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裔居民，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区。在哈马斯震惊全世界的暴行后，新克尔恩区有数十人庆祝以色列被攻击：一个名为萨米杜恩（Samidoun）的组织（后被德国政府禁止活动）在新克尔恩区的主街道上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并向人们分发着果仁蜜饼（Baklava）——一款来自中东的甜食。

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巴以局势急转，以色列开始炮轰加沙，加沙的平民死伤人数很快超过了以色列，而新克尔恩区也仿佛成为了巴以在德国的前线，夜幕降临时，街道上处处是蓝光闪烁的警车，警察驱散聚集的人群，并逮捕违抗者，陆续有数百人被逮捕。一位以色列犹太妇女，独自站在新克尔恩区的赫尔曼广场上，举着标语谴责母国所发动的战争，亦被警察拘留。更多警察暴力拘捕和搜查抗议者、向路人喷射辣椒水和踩灭巴勒斯坦人悼念死难者蜡烛的一幕幕，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柏林和其他城市政府针对亲巴勒斯坦游行的禁令一石激起千层浪，令舆论哗然。

超过一百位在德国居住的犹太裔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联名发表名为“想法不同者的自由”的公开信，谴责德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和集会权的压制，违反了德国的《基本法》。

公开信里写到：“作为犹太人，我们拒绝以此作为种族主义暴力的借口，并全力声援我们的阿拉伯、穆斯林，特别是巴勒斯坦邻居。我们拒绝生活在偏见的恐惧之中。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德国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盛行，与之相辅的是一种约束式和家长式的爱犹主义。我们尤其反对将反犹太主义与任何对以色列国的批评混为一谈。”

高度统一的政府和议会，分裂的民众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11月12日表态，不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停火，不能给哈马斯以喘息之机。在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在加沙实现人道停火决议的表决中，一向在中东地区扮演调停者角色、惯常是反战先锋的德国此次投出了弃权票。

德国政府三个执政党，自由民主党（FDP）、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社会民主党（SPD）的多位政客都态度清晰地站台以色列。来自绿党的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在10月12日访问以色列， 并在讲话里说，“今时今日，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德国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党魁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10月8日在勃兰登堡门前参与了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并发帖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称为“怯懦的，伊斯兰的袭击”。一向反移民以及有反犹倾向的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其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也在X（推特）上置顶发帖：“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令我们深感震惊，因此有必要也有理由做出果断反应。而德国也必须摧毁激进的伊斯兰网络，而不是助长其发展”。 可能唯一略有不同意见的，只剩下呼吁以哈应当立即停火了左翼党。

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罗斯（Michael Roth）在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对以色列的支持上，联邦议会的各个政党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

但根据德国舆论研究机构 infratest dimap 所做的民意调查，有41%的受访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过分的，并认为必须尽可能保护平民；也有35%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反击是合理的，即使这样的反击会影响到巴勒斯坦平民；仅有8%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力度还不够。

在巴以问题上，德国民选出的联邦议会似乎无法很好地代表德国民众的意见分布。

《谈谈以色列》一书的作者，以色列德国犹太历史学家梅龙·门德尔（Meron Mendel）在书中写到，德国政府的绝对立场和选民有所不同，往往是因为德国政府在表态和制定政策是，是打着非常现实的算盘的，而不全然是出于道义的考量。

这里就必须得再次提到德国的“国家理性”。这个说法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时，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时第一次使用的，之后就被多位德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引用，而成为德国官方的一种叙事。

“正视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现代德国最成功的叙事之一，它给德国的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新的道德指南。在这个框架下，对于犯下大屠杀罪行的德国而言，只有彻底地与纳粹德国划清界限，新成立的联邦德国才能够立足于世界政坛；只有彻底的忏悔，并全力保护犹太人，仍然揹负着来自先辈罪孽的德国人才能面对自己。而通过学校和社会多年的教育，对于以色列的特殊责任以及情感编入了德国人的基因，成为了德国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德国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德国的国家价值观，并左右着德国对内和对外的政策。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11月1日发布了一段近十分钟的视频，在发布仅一天后就有650万的观看量，并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这段以德国民众为对象的主旨演讲，颇具一国领导人的气息，因此也有网友称赞哈贝克有“总理相”。

而在德国二台王牌对话节目《Markus Lanz》上与哈贝克针锋相对的美籍犹太裔女作家，同时也是网飞广受好评的剧集《离经叛道 》（Unorthodox）的原型德博拉·费尔德曼（Deborah Feldman）指出，哈贝克的此番演讲为的是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形象，试图占据德国总理朔尔茨和外长贝尔伯克空出的言论空间。

哈贝克在演讲中讲述到，与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关系源于德国的历史责任，是历史上那一代的德国人想要摧毁犹太人在德国和欧洲的生活。

但在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眼中，德国出于对犹太民族的承诺，将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混为一谈，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是有问题的。“想法不同者的自由”公开信签署者之一的以色列裔犹太教授艾拉德·拉比多德 (Elad Lapidot)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在德国现有的舆论环境之下，任何对于以色列国的批评，都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敌意，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继而被禁止，这限制了德国居民的表达权、意见权和政治批评权。

无法表达的批评

今年23岁的里姆·萨维尔（Reem Sahwil）出生在黎巴嫩，是巴勒斯坦难民，在她14岁时，曾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有过一次会面。她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达了希望能够留在德国的愿望，默克尔则回答说，因为申请避难的人数太多，其中有些人将不得不被遣返，默克尔的这一回复让萨维尔泪流满面。这一幕被媒体记录了下来，成为了默克尔的名场面之一，而萨维尔也被称为是“默克尔的难民女孩”。

萨维尔终于在今年2月获得了德国国籍，而在9个月之后，因为一张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萨维尔被指责反犹。也有德国政客敦促，应当取消萨维尔的德国国籍。

萨维尔“冒大不韪”的社交媒体帖子，使用了“从河流到海洋”这样的语句。而这句在亲巴勒斯坦游行中常常可以听到的口号，“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是自由的”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德国是被允许的，然而此次战争爆发后，这句口号在德国被禁止。德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句口号通常是被哈马斯的支持者所使用，而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如果都是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便不复存在了。

而反对禁止这句口号人认为，这句话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以色列犹太裔学者米歇尔·沙米尔（Michael Sappir）认为，尤其是在左派抗议的背景之下，他们明确的纲领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应该不分国籍和宗教，自由平等地生活。或者说这是在呼唤“一国解决方案”，即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国。“但这不等于伤害以色列犹太人”，沙米尔说。

德国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巴以冲突唯一的出路，即使是支持以色列立即停战的左翼党，也坚定支持两国方案，而关于巴以未来一国解决方案的设想也被认为有反犹倾向。和许多同类型的、边界模糊的话题一样，在国际舆论场尤其是在学术讨论中，即使是在政府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在德国却没有相应的公共话语空间：比如反犹太复国主义，比如将哈马斯比作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否恰当等等。而由巴勒斯坦人领导的，旨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并对以色列施加政治压力的 BDS 运动——三个字母分别代表抵制（boycott）、撤资（de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s），更是自发起以来就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抵制浪潮，而德国议会在2019年中旬的决议，让 BDS 运动在德国没有了运作的空间。

2019年5月17日，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认定 BDS 运动在认证模式和方法论层面是反犹的。但由于德国议会研究部门发布的法律评估报告认定，因为这一决议限制了对以色列提出批评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议会通过的 BDS 决议并不能够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换言之，BDS 决议，“即 BDS 运动是反犹的”这一定论并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立法成为切实的政策，否则将违宪。

但即使德国议会的 BDS 决议没有成为法律条文，依然对德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德国各级反犹太主义专员提供了政治层面的依据。

2018年初，出于对特朗普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决定的抗议，有人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焚烧以色列国旗，这一事件促成了德国在对抗反犹主义的体制布局上进行重大改变。执政党在讨论后决定，在联邦内政部构架内设置打击反犹太主义联邦政府专员，并增设13个相关职位协助专员工作，每年可支配一百万欧元的预算。

犹太人群体如今在德国规模并不大，大约不到25万人。但对于一个将打击反犹太主义视为偿还大屠杀道德债务的国家来说，这个小社群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除去在中央层面的联邦政府专员外，在各个联邦州，以及不同的宗教团体和社区——包括学校和教堂，设置打击反犹主义的专员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德国全国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泛的体系。仅在德国西部与荷兰接壤的一个联邦州，州政府在检察官办公室共任命了22名反犹太主义专员。

在认定 BDS 反犹的议会决议通过不久后，就在德国的文化艺术界引发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巴基斯坦裔英国小说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由于表态支持 BDS，而被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收回本应发给她的奖项。由于柏林犹太博物馆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批评反 BDS 决议的文章，国际知名犹太教学者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äfer）被迫辞去了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在2020年，全球1500多名学者、艺术家和记者联合签署了反对德国议会2019年决议的公开信，表达了担忧，因为“在压制性的氛围中，文化工作者经常被要求反对 BDS，以此作为在德国工作的先决条件”。信中还批评德国规模逐渐扩大的反犹太主义机构也对阿拉伯、穆斯林、黑人和左派的声音“重点照顾”，而德国机构“过度热衷于监控中东和全球南部文化工作者的政治观点”的做法，是“变相的种族定性”，并呼吁德国立刻停止“通过毫无根据的反犹指控对个人所进行的恶意中伤”。

而自10月7日以来，柏林的政客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提及以色列在巴以冲突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其总统内塔尼亚胡的错误：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民粹主义、削弱以色列民主的措施以及过去几个月在情报搜集和安全保卫方面异常重大的失误。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说，他不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原因，是出于以色列是朋友，而当朋友遭遇不幸时，他认为合适的反应是给朋友一个拥抱，去倾听并分担朋友的悲伤，而不是对朋友说，你必须这样或那样做，他认为这不是德国应该扮演的角色。

被问及在德国政坛是否还有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空间时，罗斯说，德国和欧洲不应当对以色列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深层原因，是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巴勒斯坦，性少数和宗教少数族群是被压迫和边缘化的，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尊重弱势群体权益的民主国家。

但这种把全球国家分为敌我两个阵营，即自由民主国家对抗独裁者和恐怖分子的叙事方式，在德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眼中是问题重重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框架影响下，对巴勒斯坦的同情被等同于对哈马斯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反犹，而在反犹的意义被无限放大的德国，人人自危，畏惧触碰反犹的红线而进行自我审查；而因为支持巴勒斯坦或批评以色列而被“取消”的事件自10月7号以来更是层出不穷。

猎巫行动：被“取消”的作家、艺术家、记者

每年10月中旬在德国举办的法拉克福书展是全球出版界的盛事，有数以千计的出版社和公司出席。获得德国自由文学奖的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里（Adania Shibli）本应在今年的书展上领奖，而在哈马斯发动造成以色列史上平民死伤最惨重的袭击后，希布里的颁奖典礼被取消。希布里获奖的作品《细枝末节》（Minor Detail）根据1949年以色列军人强暴和谋杀巴勒斯坦人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主办方的这一决定招致1000多人签署公开信抗议, 其中不乏知名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些阿拉伯出版业团体也宣布退出书展。受邀在书展开幕式上讲话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说这个决定是“可耻的”，对加沙数百万人的集体惩罚和对希布里的“取消”违背了书展主办方自称包容与多样性的价值观。

齐泽克也向德国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每当有人提到需要分析形势的复杂背景，他通常会被指控为‘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恐怖主义辩护’。而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禁止分析、了解形势复杂性的禁令有多么奇怪？这项禁令又属于一个怎样的社会？”

11月13日，德国埃森的 Folkwang 博物馆表示停止与驻美国的海地策展人阿纳伊斯·杜普兰（Anaïs Duplan）的合作，原因是杜普兰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中，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描述为“种族灭绝”，此时距离杜普兰正在筹备中的展览开幕仅有几天的时间。

甚至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也未能幸免被“取消”。乌迪·拉兹（Udi Raz ）是一位在德国居住的以色列人，在柏林的犹太博物馆担任导游工作。10月底，拉兹被告知，由于她的“不当言论”，她不能够继续担任导游的工作，具体的原因是拉兹在讲解的过程中，引用了大赦国际在2021报告中对约旦河西岸地区情况的描述，使用了“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而在拉兹与主管稍早进行的对话中，主管对她的专业知识表示了相当的肯定。

“这就是一场‘猎巫行动’”，以色列犹太裔学者米歇尔·沙米尔（Michael Sappir）对端传媒说。对于与德国政府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来说，这场行动在2018年就开始逐渐形成气候，并在过去的几年间不断重演。

五年一度的卡塞尔文献展是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也是德国艺术界的盛事。2022年的第十五届展会，由于印尼艺术团体 Taring Padi 的作品《人民的正义》被以色列和德国政府认定为“反犹”而使整个展会蒙上巨大的阴影，也引发了艺术界关于艺术自由尺度的讨论。反犹指控的阴云却没有因为展会的落幕而消散，而是蔓延了到目前正在筹备中的第十六届展会。2023年11月10日，文献展遴选委员会委员之一印度诗人兰吉特·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é），被德国媒体指控在2019年时签署了一份支持 BDS 的文件，霍斯科特在11月13日辞职。同为遴选委员会委员的以色列艺术家布拉查·埃丁格（Bracha Ettinger），在提出文献展由于加沙战争应当推迟的请求被拒绝后，也宣布辞职。最终在11月16日，剩下四名来自中国、法国、奥地利和哥伦比亚的委员也集体辞去遴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在辞职信中写道：

“自第十五届文献展以来，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面临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将复杂现实过度简单化的情绪和思想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限制，让我们无法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具有信号意义的展览主题，也因此无法继续负责任地开展遴选工作和确定第十六届文献展的策展理念。

我们认为，在当下的德国没有进行公开思想交流的空间，也没有发展文献展艺术家和策展人所需要的复杂而具有多个层面的艺术方法的空间。”

而这场猎巫行动不仅仅是在艺术界和文化界，记者尤其是阿拉伯裔的记者也受到了波及。

欧洲最大的数字媒体集团，创立于德国的阿克塞尔·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 SE），旗下拥有以耸人听闻的标题而出名的大众通俗报刊《图片报》和《世界报》等政治光谱上较为保守的媒体。10月9日，斯普林格集团在官网上发布了题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表态文章，并在10月7日晚间在位于柏林的总部大楼前升起了以色列国旗。10月19日，有媒体报道，斯普林格集团旗下的新闻聚合类 App Upday 的员工接到上级指令，在报道中要更多展现以色列的声音，并弱化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信息。根据内部员工的爆料， “如果在报道中没有先提到以色列，我们就不能推送任何涉及巴勒斯坦死亡人数或伤亡人数的信息”。

数日后，来自黎巴嫩的卡西姆·拉德（Kasem Raad），一位在斯普林格集团工作的20岁学徒，通过内部渠道对公司的亲以色列政策提出质疑后被开除。拉德解释说，公司开除他的原因还有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内容是辟谣关于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中斩首婴儿的一则假新闻。

而在德国，阿拉伯裔记者被取消和开除的事例早在这次以哈冲突之前就时有发生。

2021年11月底，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称德国公法媒体德国之声阿拉伯语部门的员工有反犹的言论。

德国之声迅速做出反应开始调查，并在两天后就成立了由外部人士组成的调查小组。两个月后，调查小组做出结论，认为德国之声没有系统性的反犹主义倾向，但涉事的德国之声阿拉伯语部雇员被开除，前后共有包括法拉·马拉卡（Farah Maraqa ）和玛拉姆·萨利姆（Maram Salem）在内的七名员工被开除，证据主要是社交媒体的发帖或者是在加入德国之声之前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文章包含反犹主义的内容。

而在此后的两年中，七名员工中有四名对德国之声提起诉讼并胜诉，法院判决德国之声开除这些员工的证据不足，令德国之声重新聘用这些员工并补发工资。但马拉卡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直到目前为止，德国之声依然没有支付马拉卡应得的工资。

“人们都说，德国的工会很强大，只要你有需要，他们会协助你的，或者当你为一家大公司工作的时候，职工委员会也会为你保驾护航，但我们试图联系过这些组织，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现”，马拉卡说，“这个系统本身是很健全的，只要不涉及到这个话题，只要你不被指控为是反犹。”

“一遇到这个问题，德国的各个系统就像失灵了。”

在马拉卡看来，另一位胜诉的记者萨利姆被德国之声指控的原因，更是充满了讽刺。萨利姆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者的证据是，她曾写下：“当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西方的言论自由就成了一种幻象”。

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曾撰文呼吁，德国之声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解雇阿拉伯雇员的决定，只会强化德国媒体反阿拉伯的倾向，这让人非常忧心。

阿拉伯媒体 The New Arab 在今年发表针对此事的调查报道，质疑德国之声请来的外部调查小组成员的资质。尤其是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Mansour)，一位出生在以色列的德国心理学家和作家，也是德国谈话类节目的座上宾。曼苏尔被认为有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美国乔治城大学一项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研究项目，在2020年发布了一份关于曼苏尔的详细情况纪录，包括他在媒体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发表仇视伊斯兰教言论的事例，报告认为，曼苏尔的一直以来的言论影响了德国的反穆斯林情绪。

伊斯兰恐惧症与德国的移民困境

德国政治观察者所担心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德国社会本身就存在的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绪会更加高涨。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和反对反犹主义则为这种情绪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

根据德国联邦内政部2023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德国84%反犹犯罪行为的动机是右翼政治动机，而来自外国国民或是由宗教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相关犯罪仅占约4%。

但德国内部强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声音，试图把“反犹主义”描述为一种随着来自中东的难民在德国数量激增之后“进口”来的问题，或是将“反犹主义”归因于德国境内数量众多的穆斯林人口。

德国联邦政府犹太事务专员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德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内重点建立了打击反犹主义的系统和机构时，他强调了2015年至2016年的难民危机以及有大量来自中东的移民到达德国，“这是有特定的诱因的”，他说。

10月20日，哈以战争的影响在德国发酵并扩散了一周有余，社会各个面向情绪复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记者和朔尔茨首先讨论了在柏林发生的亲巴勒斯坦游行，提及在德国很多仇恨以色列的居民有阿拉伯背景，并质问德国政府是否忽视了这个问题，以及德国政府是否没有特别关注是哪些人被容许来到德国。朔尔茨则表示，来到德国的难民数量已经太多了，德国政府将加紧遣返非法难民和非法移民。

保守党联盟党（CDU/CSU）党魁，将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称为是“伊斯兰的袭击”的默茨，则批评德国入籍审批过程太快，呼吁应当在入籍程序中加入对以色列生存权的认可，任何不认可这一协议的人“在德国都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AfD）更是直接被指责利用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反穆斯林的情绪。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选择党宣传核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反犹的，而选择党的拥趸者也是德国国内反犹的主要势力，声援以色列只是一种伪装。曾任选择党副主席的格奥尔格·帕兹德斯基（Georg Pazderski）说，德国应该向以色列学习，保护好自己的边境，并持续不断地进行驱逐。

门德尔在《谈谈以色列》一书分析选择党的章节中写到：“这绝对是历史的讽刺，在大屠杀发生了75年之后，以色列的右派和德国的右派走到了一起，反对穆斯林和其他难民”。

柏林哈迪贾清真寺的伊玛目沙吉尔·哈立德（Scharjil Khalid）对端传媒说，在德国大约生活有550万穆斯林人口，而现在穆斯林社群对于德国政府极度失望。

哈立德说，作为一个出生和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即使在过去对政府的政策有过质疑和批评，但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觉得政府完全失信于民。

“在西方民主国家，少数民族的待遇是民主制度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果德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对德国媒体和政治家的态度感到不满，并感觉受到了区别对待，那可以想象群体更小的族裔是怎样的感受？这对于德国民主的运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在德国的穆斯林群体感到，在这场辩论当中，德国主流社会希望从他们口中听到的，首先是对哈马斯的谴责。

费尔德曼与哈贝克的辩论在德国二台播出后，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她对于德国政府的质疑也引发了穆斯林群体的共鸣，但她本人却觉得自己被“取消”了。

她在《卫报》发表的自述中写道：“同样是那些要求德国所有穆斯林必须要先谴责哈马斯的袭击，才能有权发表任何其他言论的人，只要受害者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就可以对平民死亡视而不见。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不仅使其无法共情加沙平民的死亡，也让而他们像以色列政府一样，无视持有不同政见的犹太人。”

对于长年观察德国政治生态的以色列学者而言，德国对于反犹主义的敏感以及对于历史的愧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立场，而这种立场并没有把犹太人放在中心主体的位置，聚光灯下是德国人作为施暴者的自我救赎和对于自我认知的加持。

如艾米丽·迪斯-贝克尔（Emily Dische-Becker），一位在2022年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反犹风波后被“取消”的左翼犹太策展人所说，“归根结底，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德国身份政治的问题”。迪斯-贝克尔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分析说，所发生的一切恰恰也说明德国并没有对本国的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后殖民主义的讨论在德国依旧势单力薄，白人至上主义依然存在于德国社会认同的内核之中。

当下的德国，深陷老龄化的泥潭，急需大量移民来为日益衰老的社会补充新鲜血液，而德国政府也希望德国成为优质的移民社会，对于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更有吸引力，这关乎到德国未来的发展与生存。而目前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已经占据了德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趋势只会继续增加。

有移民背景、尤其是有阿拉伯和穆斯林背景的居民与德国白人关于二战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身上并不揹负着来自父辈和祖父辈的愧疚。德国和犹太史学者约瑟夫·克罗宁（Joseph Cronin）认为，德国为“摆脱”纳粹过往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殖民时期的历史罪行却反思不足，德国历史上的欧洲殖民主义、白人的优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对其他劣等民族的征服，这些都应当是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德国的“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需要更加多元才能反应当下德国的社会组成。

而自10月7日以来，席卷德国舆论场的激烈讨论，德国整个政治光谱在移民议题上的加速右转以及急需移民这一困境之间的矛盾，也逼迫着德国必须做出选择：德国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主流社会、也就是以德国白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让具有截然不同生命体验的外来移民在德国也获得政治上的认同感和主体性？

而这场以保护犹太人的生存权展开的激战当中，对拉比多德教授来说，最讽刺的莫过于，德国政府将犹太人等同于以色列国的简化是无法保护犹太人的：因为当以色列政府的行为引起一些群体的愤怒时，这种德国政府制造出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认同感，让人们把对以色列的愤怒、仇恨、抗议和沮丧转化为对犹太人的敌意，再进一步转化为近来在德国又有所抬头的反犹主义犯罪行为。

“Never again”（永不重演）是德国在反思大屠杀时做出的承诺，是德国不容置疑的底层价值观。而德国城市里如今走上街头抗议的千万人的诉求，是希望这样的价值观能无条件的适用于每一个人。费尔德曼在与副总理哈贝克的辩论中，几乎是恳求哈贝克的理解：“（我们）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学到唯一合理的教训，只能是无条件地捍卫所有人的人权，而当我们有条件地运用我们的价值观时，这些价值观就失去了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