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记者艾米拉·哈斯：面对以巴局势，行动主义者的底线是不要绝望

六十七岁的艾米拉·哈斯（Amira Hass）是少数在巴勒斯坦长时间生活、报导、写作、参与社会运动的犹太裔以色列记者。在2003年以前，她甚至是唯一一个。

哈斯的父母，是两位从集中营中生还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分别来自波西尼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她出生在耶路撒冷，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在哈斯11岁时，以色列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她是在以色列建国的进程中长大，一直在追问自己身世中，犹太人被禁锢、驱逐、屠杀的秘密，也一直在追问自己身边，同样被禁锢、驱逐、杀戮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不应该对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她会简短地说。她是第一位警告奥斯陆和平进程并非为了和平的以色列记者；曾经因为批评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社区，而被以色列地方法院判罚款；也因为批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受到生命威胁，不得不离开加沙；又因为曾未经允许进入加沙，多次被以色列警方逮捕。

她长期为以色列第三大报纸、左翼媒体《国土报》（Haaretz）工作，是重要的记者和评论作者。1997年在离开加沙后，在西岸城市拉马拉（Ramallah）居住至今，持续披露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管理与定居点的扩张。今年曾报导以色列军方在西岸的杰宁难民营射杀一位61岁妇女的事件。

她在加沙、拉马拉的经验写作出版为书——《在加沙饮海水：一片被围困土地上的日与夜》（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Days and Nights in a Land under Siege），《来自拉马拉的报导：一个以色列记者在被占领的土地》（Reporting from Ramallah: An Israeli Journalist in an Occupied Land），在英文世界讲述巴勒斯坦民众的境遇。2009年，获得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

一个为巴勒斯坦呼吁的以色列作家，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女权主义者，人权行动者，这几个标签加在她身上，可以想见，这是要在历史夹缝中与各方作战的人生。

想像的困难永远比不上真实处境。哈斯在2023年10月13日来到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演讲，原本这是一个讨论“行动主义在以巴局势中还有没有用”的讲题，谁也没想到，10月7日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而后以色列的全面复仇，掀开了这个地区又一轮——可能是近半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血雨腥风，也把中东地区的更大规模战争风险拉至最高。

演讲开场前，邀请方焦虑于哈斯一贯“亲巴勒斯坦”的左翼立场，一直在讨论是否需要为讲座额外聘请保安。在世界各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支持者，都因为上个周末的哈马斯攻击以及后续以色列的报复，进入全面分裂和口头冲突。

哈斯的匆匆到来，倒是为躁动不安的讲座现场，注入一丝平静。

她一开口就说：有没有人看见我的手机？我的手机落在会场某个地方。

听众笑起来。气氛和缓下来。

哈斯又补充，面色紧张：手机现在对我很重要，我全部加沙的朋友、联系都在上面。

现场气氛瞬间凝结。一切都是从朋友的生死开始讲起。

我在这一刻不会问他们

分享一开始，哈斯就提到自己在加沙与基布兹的朋友：

“我在以色列的亲友们都还好。我没有亲戚生活在基布兹农场。但我认识一些反占领运动的行动者、以色列行动者，或者他们的亲人住在那里，有人已经被哈马斯杀害，或被扣为人质。我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极其不安的证词影片。”

“但在被轰炸着的加沙，我亲爱的朋友们一点都不安全。”

“我之前采访过的另一位女性，今天早上给我发了一段录音，录音里她第一次哭起来。她告诉我，他们正在打包，因为军队要求在一天之内撤离超过一百万人。”

“2009年我在加沙住过的两个朋友的家，都在星期天的以色列轰炸中被炸毁了。有一家人事先得到了警告，快速逃了出来；另一家人我还没有联络上，我们失去了联络。”

“有一些加沙的朋友可能逃到南部。但为什么要到南部，那里一样在被轰炸。一位在拉法的朋友今天告诉我，他们那里也有70人被炸死。怎么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离开加沙。一个朋友家在加沙市的南部，她说我的母亲不能走，母亲的姐夫也不能走，老人在70年代受过青年党（Shabaab）的酷刑，多年来他的病情一直在恶化。他们没办法逃离。”

哈斯说自己在平安的地方，总是不知怎样跟在加沙的朋友联络，在WhatsApp上开口不知道该问什么。她在躲避轰炸的朋友却说：问吧，问吧，快问，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两边的痛苦都涌向她，愤怒也想透过她向对方传达。

她说，有以色列读者写信给她，说记得她采访过的一个加沙年轻女生，曾经从四五次从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生还，也从癌症中幸存。这个读者请哈斯去问问这个加沙女生，怎么看星期六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

哈斯说：“我回答他，在她的家园正在被密集轰炸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问她这样的问题。
就像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问哈马斯袭击的幸存者某些问题一样。例如，我不会问他们，住在加沙附近的绿意盎然的社区的人，你们如何看待以色列拒绝为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水？你当兵时做过什么？或者，你有没有想过曾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个世代的家庭，直到1948年把一切中断？又或者：就在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几公里之外，你怎么能够去参加一个party？我也没有问他们，我在这一刻不会问他们。”

我拒绝比较人类的痛苦和损伤

哈斯提到，在尝试联系巴勒斯坦朋友的同时，她读了越来越多关于周六哈马斯袭击的报告，读了以色列幸存者的证言。

“我对哈马斯的杀戮狂欢感到震惊。”她仿佛是在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者说：“那些恐怖的证言并不是什么宣传。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以色列的宣传。哈马斯如果曾经在冲破加沙监狱的高墙、围栏和锁付出过努力，今天都被其所犯的暴行彻底冲垮了。”

她又说，“但我同时被眼前的噩梦困扰：超过200万人在近乎一周的时间内遭受比重砲还重的以色列轰炸。”这句话是给以色列的支持者的：“这些轰炸目标不是哈马斯的人。不要自欺欺人。这些都是平民、儿童、妇女和老人。犹太人的军队正在屠杀。从空中、海上，断电、断水、隔断物资供给，或者大规模强制撤离。”

她提到自己90年代曾在加沙遇到的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参与巴勒斯坦的武装行动，试射飞弹。“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发射那些飞弹，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飞弹其实都落在巴勒斯坦领土，对巴勒斯坦造成的伤害比对以色列还要大。”“他们告诉我一句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说，这是恐惧——我们希望以色列的母亲和孩子们感到恐惧，就像我们的母亲和孩子所感到的那样。”

哈斯缓慢而有力地说：“我们是二分法思维的俘虏，习惯了非此即彼。我们也是TikTok或Facebook文化的的俘虏，习惯了不聆听、只攻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完全吸收了资本主义竞争社会的价值观，或者说，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习惯了事物按照等级排序。”她说：“但我尽我所能地，使自己摆脱这三种限制性的思考框架。”

“我拒绝比较人类的痛苦和损伤。用某种等级来测量他们，就好像在商店挑选洋葱那样。被烧死的婴儿就是被烧死的婴儿，不管是美制的以色列炸弹引起的爆炸、还是哈马斯的人把燃烧桶扔进有婴儿的家里。被消灭的家庭就是被消灭的家庭。没有谁可以狡辩。”

残酷的层次与…时间

哈斯说，她觉得更不能逃避的，是去面对“残酷怎样一点点发生”，甚至，“残酷的层次”。在她的经验中，残酷是一层一层，三十年、四十年逐渐累积上去的，显性的残酷人们看得见，隐性的外人看不见，但仍然在层层叠加。

比如“周六哈玛斯式的近距离杀戮的残酷”和“周六之后、在过去也常常出现的以色列式的远程手术式攻击的残酷”，这两者有许多不同。哈斯说，看到今天以色列得到西方领导人的全面支持，“我想说，以色列式的残酷超出了西方的雷达。”

她说曾有读者提醒她，说在网上看到一篇可能是假新闻的文章，流传很广，署名是Arima Hass，提醒她可能是有人要陷害她。哈斯说，她看了文章，告诉读者，很不幸，这篇文章是真的。

“那是写2002年以色列军队入侵拉马拉的故事。当时我去了以军占领过的一座大楼，是文化部。当我们走进文化部——我该怎么礼貌地说呢？——它变成了一个公共厕所。对，士兵的公共厕所。而且很明显是故意的。那情景实在难以描述，对现场的每个人都是震撼。尽管有人说这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这不是孤例。后来，我在战争后的加沙，也看到很多一样的情景：以军的士兵把巴勒斯坦人家里的客厅和厨房，当作他们的⋯⋯排泄区。自由排泄区。”哈斯在细节中沉默了许久，说：“这也是残酷的一种层次，它与文化和尊严有关，是西方人、白人看不到的，或者他们不认为是残酷——当然不是我们周六所遭受到的那种残酷。”

“周六哈玛斯的残酷袭击，是巴勒斯坦人和像我这样、与巴勒斯坦人共度了很长时间的人，绝对不能轻视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拒绝忽视历史、时间与背景。”

哈斯说，一位不愿意被引述名字的以色列基布兹地区19岁的生还者，在录影讯息中说了一段话：“我早上醒来，知道距离我在基布兹的家四公里半的地方，在加沙，这一切竟然还没有结束。我该怎么面对？我很幸运，我的噩梦在12小时后结束了，我被带去了安全的地方，在死海。但是他们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巴勒斯坦的平民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些说要报复的人，可耻。经历过绑架和所有的一切，我现在听到‘报复’这个词时，都会觉得失去所有力气。”哈斯说，这名19岁的以色列生还者，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

“当她说，他们还在那里，我只经历了12小时，而他们仍然在地狱中。当她这样说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在90年代时我常去加沙采访，回来告诉他关于冲突的消息，那时我们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压迫、死亡和今天相比，似乎很轻微了。但当时，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痛苦地对我说：好吧，这不是大屠杀。但对我们来说，大屠杀是五年、六年、七年，然后就结束了。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年复一年，从1948年开始，它就不会结束。”

“我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是1993年，现在是2023年。”

在演讲前几天，哈斯在《国土报》的评论专栏里，开头就写：“在几天之内，以色列人经历了巴勒斯坦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的事情。他们仍然在经历：军事入侵、死亡、残忍、被杀害的孩子、道路上堆积的尸体、围困、对亲人的担忧、被囚禁、成为报复的目标、参与战斗的士兵和未参与的平民被无区别射杀、处于次等社会地位、建筑物被摧毁、节日或庆典被破坏、面对全副武装士兵时的脆弱、无助和羞辱。”

这一趟以色列的特快列车

“这本来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几周之前，当我与Sarah讨论时，我的演讲题目是——行动主义是不是徒劳的？。现在看起来答案好像是⋯⋯是的？我不知道。”

哈斯念了她原本10月7日之前所写的演讲稿的开头：

“就像一班特快列车。决定向目的地进发，不受教练、杂草、小石子或恶劣天气的干扰。以色列就是这样，一路推进对巴勒斯坦其余地区的神圣十字军战争，并为对巴勒斯坦人的另一次大规模驱逐做好了准备。除了土地、石头、为犹太人写的神圣预言，除了这些之外，没有什么是神圣的。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生命、历史和现在，都不算什么。

我不想要被既有的定义绑住，也不想要进入那些学术分析的捷径。我更想做的，是描述这几十年的过程，人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找到自己的定义、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以色列及其公民驱逐了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国土，然后把剩下的巴勒斯坦人塞进拥挤的地区、夹缝。是在奥斯陆，以色列第一次确认了巴勒斯坦人多年来所说的话——以色列的主要目标，就是从巴勒斯坦获得越来越多土地，然后逐渐摆脱巴勒斯坦人。在和平进程的伪装下，以色列造成了今天巴勒斯坦人所面对的地理政治现实。”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总是有犹太裔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个国家神话有问题。我们可以简化地称他们为行动者（activist）。从今天的品味来看，他们有些人太过于温和，有些人太过激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只二元对立，而且要求一种严苛的纯粹，也喜欢随意下结论。但是我必须把这些行动者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因为我相信，正是矛盾、困惑、不纯粹、差异性，才能一起拓宽对世界的理解。我相信如此，我希望是这样。

在我心里，这些社会和政治行动者所共有的信念是，人类通过行动去改变世界，把世界变的更好，这不仅是我们的需要，而且是可能的。不仅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上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如此。他们相信，这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

我想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认识的许多行动者，包括女权主义者、米兹拉希犹太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者、争取公共房屋的行动者、俄罗斯的异议人士⋯⋯他们相信，积极的、集体的、直接的行动可以改变事情的发展轨迹。这样的信念建立在人类是理性的物种这一基本假设上，因为理性，所以会明白不公正恰恰可能伤及所有人。”

这段原本准备的讲稿开头，在哈斯念到“人类是理性的物种”时，全场都轻轻地笑出声来。哈斯自己也笑了。她承认如今的情势，她感到“越来越绝望”。

行动主义者的三次失望

绝望是逐层加深的。她说第一次有这样绝望的感觉，是2022年5月4日，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驱逐马萨费尔亚塔（Masafer Yatta）地区的上千名村民并摧毁他们的12个村庄时。那是一个抗争了23年的村庄，“法律的、媒体的、公共集会的手段都用过了，欧盟甚至发了声明说强迫驱逐违反了国际法⋯⋯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法院只是驳回了一切，说巴勒斯坦人之前没有在那里，称那里是军事区，巴勒斯坦人是入侵者，国家有权驱逐他们。”

对哈斯来说，被驱逐的是巴勒斯坦人，也是一种韧性抗争的希望。她解释，马萨费尔亚塔多年来一直是很多行动者、社团组织的聚会地点，“在那里，当地人、外国人、左翼犹太人和行动者们发展出了神奇的网络，那是一个在黑暗中让人们看到希望的地方。”

很多时候不惜违抗禁令的抗争，只是为了要给村庄接上一条水管。“但现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人们不得不离开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驾车回家——他们到不了家。他们被捕了，他们的汽车被没收了。朋友不能去探访。他们没有水。他们没有电。他们被骚扰和恐吓。⋯⋯有证据显示当地人自19世纪以来一直住在那里，但没用。没有什么能打动法官。我想这是我们许多人都感到绝望的地方。”

左翼行动主义一直是哈斯的信念，而让她绝望感加深的，是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三年的抗议，2021年却换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右翼联合政府：“Bennett的新政府把自由派、较为温和的右翼、更为强硬的右翼联合在一起，只有内塔尼亚胡不在里面。这个所谓的变革政府，当然，也像以前一样鼓励定居点扩张（settlement expansion）。”

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立刻推动“司法改革”，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哈斯形容：“发起和支持司法改革的人，毫不掩饰地在各种声明和文件里，表达极度的自由主义立场、对公立学校和劳工权利的蔑视、对女性的厌恶、对同性恋的仇视、对老人和穷人的蔑视。”哈斯提到，这次司法改革实际上与以色列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相冲突，也跟以色列这个主体是世俗的、自由的、军国主义的社会利益相冲突，所以社会抗议声浪迭起。军人就是抗议人群中的主力之一。“许多优秀的现役军人曾公开表示，这个残破的高等法院会使他们随时暴露在国际法庭被判战争罪的风险之中。”

哈斯原本期待的，是看到这些针对司法改革的抗议者，能够与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行动者网络，有更多对话和连结。

“但10月7日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毫不犹豫地摧毁加沙；他们的议会代表，虽然仍然是反对派，但如何加入政府行动，并一起领导目前对巴勒斯坦人的杀戮性战争。”

“更加深我们绝望的是，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大多数暴露在以色列定居者（settlers）恐怖行径之下的巴勒斯坦社区，几乎是孤立无援的，除了少数以色列行动者和法塔赫（Fatah）组织成员会帮他们。他们也并不被巴勒斯坦公众在意。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完全不在场。当巴勒斯坦人受到攻击时——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警察不被允许去保护他们——哪怕便装的保护也没有。哈马斯武装组织同样也不在意他们，这并不是他们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整个历史都是一条犯罪链

很多听众问哈斯未来会怎么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问：地缘政治会怎么变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会扩大吗，国际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哈斯无奈地说，正处在绝望中的她给不出答案，也特别不擅长给出答案、谈论远见、猜测或者想像未来。

她想了一下说，我能做的只是划出底线，给行动者一些底线——不需要讨论的，人人都应该守住的底线。什么样的底线？

“首先是不要绝望（Don’t Despair.）”——她仿佛是在对自己说：“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感觉良好，而是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尊严。在这个地区之外的犹太人，有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多的权利，他们必须参与纠正、尽可能地对抗，这巨大的不公正。”

“我们也不能取消历史，不能取消过去。（We can not undo history and undo the past.）我们所面对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从欧洲殖民历史来的。直到1930、40年代，在欧洲反犹浪潮里，大多数犹太人都还没有选择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应对方案。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的不仅仅关联着新的殖民，它确实也是对欧洲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反制。它是一体两面的。”

“如果没有大屠杀，如果没有纳粹德国，大多数犹太人会觉得离散居住，正是犹太人的自然居住状态。我们是在发展某种人民，但并不需要一支军队或一个国家。而这种情况在大屠杀之后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在大屠杀之前当然就已经存在，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怀疑这么多犹太人根本不会加入。这段历史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我也对巴勒斯坦人说的，他们不总是喜欢听。他们觉得我说这话，听起来像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但我们必须分析真实的历史，不是去推演两种模型。

犹太人到底是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哈斯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曾经有一名巴勒斯坦学生，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找我讨论自己的博士论文。我们聊天后，我感到他情绪不好，我问他原因。他说⋯⋯我希望你承认你也是一名（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定居者。我看着他，感到很痛苦。从那以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告诉我，我是定居者。我觉得喉咙里都塞满眼泪。”

“我告诉他，好的，我承认我是一名定居者，但你也要承认，如果1949年西班牙没有驱逐犹太人，我根本不会在那里。我母亲家族来自西班牙，后来他们被驱逐，他们到萨拉热窝生活，然后纳粹占领。当她终于从集中营活着出来，返回老家时，她想在西班牙的市政厅重新登记为居民，市政厅的人却告诉她，你已经移民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经历。我是说，很多从集中营活下来、返回故乡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会被之前的社会所欢迎，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遭到了暴力攻击。”

“所以⋯⋯我该如何看待历史呢？我是否该说，整个链条都是一个犯罪链，我们应该惩罚罪犯？还是说所有在以色列出生的人⋯⋯今天所有以色列的土地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没有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基布兹和我在耶路撒冷的公寓一样，都是定居点，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但现在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有人现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你们可以选择回到德国——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但大多数人不能，也不会。那么建造一座摩天大楼，然后住进700万犹太人吗？⋯⋯我不知道。”

“关键是，我们应该为现在和未来而努力。如果我们想取消过去，那就要伴随着大量的流血和死亡，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的，这值得吗？”

“是的，简短的答案是，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不应该对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有些人虽然受到了痛苦，但他们也给别人带来了痛苦。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曾遭受酷刑，但他们后来对自己的人民也施以酷刑。我们在这方面不是独一无二的。我确实同意，大屠杀的历史已经成为以色列人手中的主要武器，以便在1948年后，继续压制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的运动。以色列已经操弄大屠杀议题数十年了。这也是我告诉欧洲外交官的：他们亵渎了我的家族，我的家族记忆和生命，他们的困境和死亡被拿来支持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没有最终解决方案，但至少我们可以减速

哈斯极尽坦诚的分享，让人看到了痛苦的投影。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里，很多听众都静静地流泪。而哈斯最后还是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

“我拒绝用‘解决方案’这个词。”哈斯停顿一下。大家都知道“解决方案”这个词在纳粹时期被用来掩盖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正是哈斯父母曾被对待的方式。她停一下后，接着说：“因为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对于数学公式或化学，这是个有用的词，但在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最终的。这正是行动主义（activism）的特点之一。我们总是想着，怎样去影响下一个阶段，确保它比今天好，至少停止恶化。”

“我们不能取消历史，不能取消过去。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尝试——也确实努力了，并在有些时候成功过——去限制这列火车的速度，去争取时间，不要让它快速冲向深渊。我们希望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情势会变化，巴勒斯坦的生活、政治会变化。无论如何，我们想要减速，来避免情势发生某种无法逆转的恶化、残酷化，那样就回不了头了。”

“现在看来，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梦想。”